S.P12《上都历日》中栏为“周公八天出行图”，此图由内外两层圆圈组合而成，尽管其右半圆弧略残（图13-4），但可据S.P6补充完整。内层的圆圈为八天及对应的日期，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天门，一日、九日、十七、廿五；天贼，二日、十日、十八、廿六；天财，三日、十一、十九、廿七；天阳，四日、十二、廿、廿八；天宫，五日、十三、廿一、廿九；天阴，六日、十四、廿二、卅日；天富，七日、十五、廿三；天盗，八日、十六、廿四。外层则为八门，顺行为西北方天门、北方水门、东北方鬼门、东方木门、东南方风门、南方火门、西南方石门、西方金门（图13-5）。

图13-4 （S.P12）

图13-5 （S.P6）

内圆“八天”及对应日期，也见于S.612《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收有“周公八天出行图”，其文曰：

天门：一日、九日、十七、廿五，所求大吉。

天贼，二日、十日、十八、廿六，伤害，凶。

天财，三日、十一、十九、廿七，百事吉。

天阳，四日、十二、廿、廿八，出行平。

天宫，五日、十三、廿一、廿九，开通吉。

天阴，六日、十四、廿二、卅日，主水灾，凶。

天富，七日、十五、廿三，来财吉。

天盗，八日、十六、廿四，主劫害，凶。[19]

以上“周公八天”及对应日期，与S.P6、S.P12完全相同，由此可证内圆“八天”的主要意义在于“出行”吉日的选择。古代社会中，不论遣使通好的使者，或是兴贩牟利的商旅，乃至东来西去的求法高僧，他们的“出行”绝不是平顺的康庄大道，相反旅途多有凶险和未知情况，甚至被视为“畏途”。因此，人们出于旅途平安的企求，往往从日期、方位、禁忌、礼俗、仪式、信仰等层面[20]，对“出行”赋予特别的象征意义。自然，趋吉避凶的“周公八天”是其中之一。就占法而言，实是将每月30日依次分配于“八天”中，且始终以八日为周期，循环分布，由此产生出每相隔为“八”的日期具有相同的占卜意象。同时，就择日吉凶而言，每月中凡天门、天财、天宫、天富对应的所有奇数日期均为吉兆，而偶数中的吉日，仅限于天阳对应的四日、十二日、二十日和二十八日，其他偶数日期俱为凶兆。

事实上，S.612、S.P6、S.P12等历日中的“周公八天”，也见于敦煌占卜文书中。根据陈庆英、陈于柱的揭示，敦煌藏文本S.6878v亦绘有圆形的八天出行图，虽然没有“周公”题名，但“八天”对应的日期则与《历日》大致相同[21]。所不同者，“八天”的解说文字略有差异：

天门之日，宜远行，吉利；天贼之日，出门遇耗损，大凶；天财之日，出门逢友，诸事顺遂，大吉；天阳之日，出门逢亲戚及宴会，吉利；天宫之日，出门逢友，获厚利，大吉；天阴之日，出门遇耗损，失财，大凶；天富之日，出门逢友，诸事顺遂，大吉；天盗之日，出门遇匪盗，大凶。[22]

若以《历日》为参照，不难看出，“出行”一词已全然为“出门”所替代，甚至吉凶的征兆也与“出门”有关。如果出门遇到亲友，即为大吉利。反之，出门遇到“耗损”，则为大凶。同类性质的占法在敦煌汉文写本中也有描述，如国图藏BD10335《占周公八日出行吉凶法》残片，存文字12行，前3行有“[天]门日行，万事大吉昌”“[天]贼日行，道逢劫贼，凶”“[天]财日行，所求皆得”诸字，后9行残沥过甚，每行或存一字，或有二字[23]。S.5614《占周公八天出行择日吉凶法》[24]载：

此件略有残缺，但所述“八天”日期及占卜意义基本清楚，大体与《历日》保持一致。所不同者主要有二：一是有关出行吉凶的占辞，相较《历日》显然要丰富一些；二是在排列顺序上，《历日》所见“八天”是奇偶相间，吉凶交杂，这样的次序既结合了古代每月记日的传统习惯，同时又兼顾了圆形构图的基本模式。相比之下，S.5614的排列贯彻了“吉日在前，凶日在后”“奇数在前，偶数在后”的原则，首先描述吉兆的奇数四天（天门、天财、天宫、天富）；其次为偶数的天阳，也是吉兆；最后则为凶兆的偶数三天（天贼、天阴、天盗）。这种趋吉避凶的出行择日在中国古代甚为流行，以致后世所出明刻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中也有“周公出行吉日”的记载：

天门：初一、初九、十七、二十五。

天财：初三、十一、十九、二十七。

天阳：初四、十二、二十、二十八。

天仓：初五、十三、二十二（一）、二十九。

天富：初七、十五、二十三。并宜求财。[25]

显然，不论从篇题还是各天对应的日期[26]，都可看出上述五天脱胎于“周公八天”的痕迹。因为考虑到民众和“居家必用”的择吉需要，所以编者特意选取了“周公八天出行图”中的吉日，即对应于奇数日期的四天和偶数日期的天阳，组成“并宜求财”的出行吉日。至于天贼、天阴、天盗，它们对应的都是偶数日期，且由于出行皆为凶兆，故不予收录，全然删除。所以总的来看，在出行吉日的选取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呈现出与《历日》及占卜文书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