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曜占的第三部分是五月五日占。《宿曜经》卷下七曜直日历品第八云：

太阳直日，……若五月五日得此曜者，其岁万物丰熟。其日若日月蚀及地动者，其处万物不生；太阴直日，……若五月五日得此曜者，其年多疫疾，秋多霜冷加寒。其日若日月蚀及地动，其转无休息，至日月在时未来世已来年月日亦然，常转无尽（年疾死后多虚耗）；荧惑直日，……若五月五日遇此曜者。其年多斗诤后兵贼饶疫病畜生死损。此日若有日月蚀及地动。其年多兵马伤者多死。辰星直日，……若五月五日遇此曜者。其年江水泛溢百物不成加寒。若此日日月蚀并地动，岁多饥俭；岁星直日，……若五月五日遇此曜者。其岁万物丰四时调顺。如此日日月蚀及地动，王公已下灾厄；太白直日，……五月五日遇此曜者，人畜例惊失，必狂贼扰乱，候取良从东击胜。此日日月蚀及地动者，其岁足风复有雷电损多少田苗；镇星直日，……若五月五日遇此曜者，有土功威重事。此日日月蚀及地动者，世界不安威重人厄。[65]

七曜遇五月五日的吉凶，P.2693《七曜历日一卷》也有记载。如“云汉日”条：“若五月五日遇此，其年多有斗战，急须多兵马，亦有病疫畜死损。若此日月被蚀地动，其年多动兵马死伤，当有流血其甚。”其意大致与《宿曜经》相同。又P.3081《七曜日吉凶推占》“七曜日占五月五日直”条：

蜜，五月五日得此直，一年之内万事丰熟，四时衣节；莫，五月五日得此直，一年之内五谷不熟，秋多霜冷；云汉日，五月五日得此直日，一年之内足疾病多行兵起，四方不宁；嘀，五月五日得此直日，一年之内流水遍野，江河泛溢，秋多霜；欎没斯日，五月五日得此直日，一年之内五谷丰熟，四方安，百性（姓）乐；那颉日五月五日得此直，一年之内国乱兵起，四方不宁；鸡换日，五月五日得此直日，一年之内五谷薄熟，日涝不调，四时失节。[66]

显而易见，五月五日占是年岁光景状况的占卜，其占辞涉及天道行度、年岁收成、四时更替、江河流水、起兵谋叛和百姓安居等，无论对于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稳定社会的井然秩序都至关重要。五月五日占中，蜜日（日曜）、温没斯日（木曜）均是五谷丰熟，百姓安乐的吉兆，其他五曜或五谷不熟，或流水遍野，或四方不宁，俱为不吉的凶祸。而从《宿曜经》和P.2693的描述来看，五月五日占与“日月蚀及地动占”相提并称，我们知道，中古的阴阳术数文化中，日蚀、月蚀、彗星等异常天象的出现，绝大数情况下预示着灾祸的发生。而水涝、旱灾、地震等则是由阴阳失调而间接引发的自然灾害，从这个意义上说，五月五日既与预示灾祸的日蚀、月蚀、地动（地震）等灾异并举，说明五月五日可能也是带来灾祸的凶日[67]，以致才有“五月五日占”的条目。

表11-5 七曜直五月五日占

五月五日占的来源，黄正建推测“可能是印度的习俗”，“若果然，则可知在七曜类占法中，有些是照搬了域外的东西，因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它将会逐渐衰落的”[68]。李辉认为，《宿曜经》在汉译及注解中进行了一些汉化处理，特别是高僧不空自幼来华后大半辈子在中土度过，对唐人视五月五日为“凶日”的传统感同身受，因而在译经中添加了“五月五日占”的内容[69]。

尽管在中土文化语境中很难看到“五月五日占”的记载，但五月五日被视为不吉的“凶日”却有较为浓厚的文化渊源[70]。中国古代，农历五月被视为“恶月”，故多有禁忌。《初学记》卷4《岁时部下》引汉董勋《问礼俗》：“五月俗称恶月，俗多六斋放生。”[71]南朝梁宗懍《荊楚岁时记》也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72]元好问《遗山集》：“古今俗以五月为恶月，端午为恶日，赴官者顿不敢发，生子者弃不敢举。”[73]顾炎武《日知录》引《南史·王镇恶传》谓：“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曰：‘昔孟尝君以恶月生而相齐。’是以五月为恶月。”[74]由此可见，五月被视为不祥的“恶月”，此种观念在中古社会深入人心，颇为流行。至于五月的禁忌，《北齐书》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终于其位。”[75]唐朝的诏敕、格条也多次提到“五月为忌月”，“不宜上任”，“不得行刑，禁屠杀”[76]。清人袁景澜总结说：“是月俗称毒月，百事多禁忌，不迁居，不婚嫁。”[77]

应劭《风俗通义》描述汉代民间风俗说：“今俗间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为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礼伤孝，莫肯收举。”[78]五月既为“恶月”，生子自然不利父母。特别是五月五日，又名“重五”，可谓“恶中之恶”，故此日生子被古人赋予了很多不吉祥的意义。史载，孟尝君田文生于五月五日，当时流行“不举五月子”的观念，认为“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79]，所幸有母亲的竭力庇护，田文才没有被其父田婴所弃。西汉成帝名臣王凤，也于五月五日出生，“其父欲不举”，理由是“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80]。好在有叔父的保护，否则难逃遗弃的厄运。东汉重臣胡广，五月五日出生，“父母恶之”，“乃置瓮投于江”[81]。显然，五月五日“生子不举”，这是汉代社会的一种陋俗，其根源在于“五月子妨害父母”的普遍观念。王充《论衡》批评这种恶俗说：“四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偶）死，则信而谓之真矣。……夫正月岁始，五月盛阳，子以此月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传相仿效，莫谓不然。有空讳之言，无实凶之效，世俗惑之，误非之甚也。”[82]但是，王充的批判并没有改变世人约定俗成的观念。相反，这种陋俗陈规在中古社会长期流衍传布，甚至皇帝也深为芥蒂。如北宋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因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83]，由此可见其惰性之强。

五月被古人视为恶月，应与仲夏五月的时令有关。《礼记·月令》云：“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郑玄注：“争者阳方盛，阴欲起也。分，犹半也。”[84]其意是说，农历五月盛夏即将来临，阴阳两种元气胶着相持，此消彼长，万物生灵处于生死各半或生死转化的状态，面临着重新分化与组合。当此时节，“煖气始盛，虫蠹并兴”[85]，特别是南方天气湿热，“阴气萌作”，恶气滋生，毒气弥漫，毒虫（如蛇蝎、蚊蝇等）肆虐，瘴疠瘟疫极易流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86]。在防暑降温条件落后、医药科技水平低下的时代，驱邪、防疫、消毒、止恶自然成为人们自我保护和禳灾祈福的重要方式。如《夏小正》曰：“此月蓄药以蠲除毒气也。”[87]进一步言之，五月五日因是恶月中的恶日，毒气疫病更易来袭，故防治流行时疾、瘟疫更为重要。《风俗通》云：“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88]《后汉书·礼仪志》载：“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89]《玉烛宝典》曰：“五月五日采艾悬于户上，以禳毒气。”[90]诸如“五彩丝”、门户饰、采艾等民俗活动，尽管后世被赋予了端午节吉庆娱乐和祈福纳祥的意义[91]，但推其原始，应是人们面对“恶月”乃至“凶日”的境遇下，为预防毒虫和疫病来袭而采取的积极措施。

总之，由于受医疗水平的限制以及对气候环境的认识不足，古人对仲夏五月的物候变化心生恐惧，特别是毒虫的出现和疫病的流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由此萌发了五月为“恶月”的模糊认识，乃至形成了“不入官”“不行刑”“不迁居”“不婚嫁”等诸多禁忌。而五月五日作为“恶中之恶”，自然是“灾中之灾”的重要凶日。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时令物候和自然环境变化而引发出来的忌日——五月五日，与日蚀、月蚀和地动等灾异，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它们都是由阴阳失调而诱发的潜在灾祸，因而具有重要的占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