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曜经》全称《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是乾元二年（759）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奉诏翻译、广德二年（764）其弟子杨景风校注的一部密宗佛经。[16]此经分上、下两卷，共有分定宿直、日宿直所生、三九秘宿、七曜直日、秘密杂占、黑白月份、日名善恶、七曜直日历八品，大体叙述二十七宿与十二宫及七曜的对应关系、黑白月份的吉凶以及相关的择日、择时和秘密杂占等内容[17]。经文中两次提到了“七曜直日”，如上卷第四品云：

夫七曜，日月五星也。其精上曜于天，其神下直于人，所以司善恶而主理吉凶也。其行一日一易，七日一周，周而复始。直神善恶言具说之耳。[18]

其意是说，七曜之精气升腾上天，放射光芒，其神灵则降临人间，依次值日，伺察人间的善恶吉凶。每曜各值一日，七日为一周期，各曜所主事“有宜者有不宜者”。这种吉凶宜忌，按照杨景风的说法，当时的胡人、波斯及五天竺人比较熟悉，表明以七曜值日为核心的七曜占，在中古的西域、中亚乃至天竺地区甚为流行。

七曜值日的善恶吉凶，此经上卷第四品、下卷第八品均有描述，以太阴值日为例，经文曰：

大阴直日，其日宜造功德必得成就，作喜乐朋僚，教女人裁衣服，造家具安坐席，穿渠造堤塘，修井灶，买卖财物，仓库内财，洗头割甲，着新衣并大吉。其日不嫁娶入宅结交私情出行，不问近远行大凶，奴婢逃走难得，禁者出迟，杀生行恶入贼者必凶。此日生者多智美貌，乐福田好布施孝顺。若五月五日遇此曜者，其年多疫疾，秋多霜冷加寒。其日若日月蚀并地动，其转无休息，至日月在时未来世已来年月日亦然常转无尽。[19]

太阴值日的性格，经文从时日宜忌、生人吉凶、五月五日占和日月亏蚀占四方面做了说明，其他六曜的情况亦是如此。故从结构来说，《宿曜经》所见的“七曜占”实由择日、生人、五月五日、日月亏蚀四项要素组成。其中前两项是个体吉凶宜忌的描述，后两项则是国运善恶及年岁丰歉光景的预言。七曜值日的这种占卜方式，在敦煌七曜历术文献中也有反映。P.2693《七曜历日一卷》“莫空”条：

阴直，宜辅官位，见官申诉论理，就三宝求福启忏，乞聪明造功德穿渠井**，五谷宜入仓，不被虫暴，宜为兴易东方北方，出行得利，宜嫁娶并吉。此日不宜新入宅，结友私语，出财放债，后必不获。修宅舍出行、服药、刺血、沐浴、剪甲、串衣、裁衣为论惑虚矫之事必败，与人结为事。房室生子短命，禁者不出，逃亡不还，失物不得，病者难差，为恶事不顺，一造举动事，并不宜，先起手凶。此日生男女九十日厄，宜功德助之，过厄大吉。所生男女多短命，为姓孝顺稳密沉重，昼则柔软，夜则猛健，两膊下及脚合有黑点记所出者凶，大人吉。若逢阵敌，宜着绿衣，乘骑聪马，着青璎拂。若五月五日遇此直者，其多疾病，秋多霜冷加寒苦，此直日遇日月被蚀及地动，其年多疾死，复多苦，又触事渐贫，损财物，用日及时。[20]

这里“阴直”即太阴值日，也就是月曜日。此曜吉凶宜忌的事项杂占，虽然内容相较《宿曜经》要丰富一些，但论其结构与主旨，依然按照时日宜忌（宜与不宜）、此日生男女、“五月五日遇此直”和“此直日遇日月被蚀及地动”四方面来阐释，大体与《宿曜经》的描述相同。七曜直日的吉凶宜忌，《宿曜经》有详细描述。同样以七曜为序，排列如下：

表11-1 《宿曜经》所见七曜时日宜忌表

七曜的时日宜忌，在敦煌发现的《具注历》中也有描述。如S.P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推七曜直用日法立成”条：“日蜜，第一太阳直日，宜见官、出行、求财、走失必得，吉事重吉，凶事重凶；月暮（莫），第二太阴直日，宜□礼、内财、治病、服药、修井灶门户吉，不得见官；火云汉，第三火直日，宜买六畜、治病、合火、下□□书契，合市吉，忌针灸凶；水嘀日，第四水直日，宜入学造功德，一切工巧皆成，凡六畜走失自来□（吉）。”[21]又S.2404《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具注历日并序》“推七曜直用日吉凶法”云：“第一蜜，太阳直日，宜见官、出行，捉走失，吉。事重吉，凶事重凶；第二莫，太阳（阴）直日，宜纳财、治病、修井灶门户，吉。忌见官，凶；第三云汉，火直日，宜买六畜、治病、合火（伙）造书契、市买，吉；忌针灸，凶；第四嘀，水直日，宜入学、造功德，一切工巧皆成，人、畜走失自来，吉；第五温没斯，木直日，宜见官、礼事、买庄宅、下文状、洗头，吉；第六那颉，金直日，宜受法，忌见官，市口马、着新衣、修门户，吉；第七鸡缓，土直日，宜典庄田、市买牛马，利加万倍，及修仓库，吉。今年莫日受岁。”[22]此外，在S.1473+S.11427v《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具注历日并序》和P.3403《北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并序》所附“推七曜直日吉凶法”中也有相同的描述。在这四件《具注历》中，S.P6是由敦煌的某位翟姓州学博士根据中原历改造而成[23]，其余三件的编撰者翟奉达、翟文进、安彦存，官署“押衙守随军参谋”或“押衙知节度参谋”，俱为沙州归义军的历日学者，他们编纂历日时不约而同地渗透了“七曜直日”的择吉观念。同时，敦煌所出历日中还有七曜“受岁”的些许记载，如P.2729v《唐太和三年己酉岁（829）历日》十二月一日丙午，注有“温漠（没）[斯]”；P.2765《唐太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正月一日壬子，标注“嘀”[24]；P.3054 piece1《唐乾符三年丙申岁（876）具注历日》“今年太阴日受岁”[25]，P.3555v《后梁贞明八年壬午岁（922）具注历日》“今年嘀日受岁”，S.681v《后晋天福十年乙巳岁（945）具注历日》“今年鸡缓日受岁”，S.95《后周显德三年丙辰岁（956）具注历日》“今年温没斯日受岁”，P.2623《后周显德六年己未岁（959）具注历日》“今年那颉日受岁”等[26]，其实是“七曜直日”乃至“蜜”日标注的另一种方式，这充分说明七曜规范下的时日宜忌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十分流行。

就时日宜忌而言，《具注历》渗透较多的是“宜”，而“不宜”或“忌”描述较少[27]。P.3081《七曜日吉凶推法》中收有“七曜历日忌不堪用等”一篇，可补“忌”之不足，其文曰：

蜜日，不得吊死、问病、出行、往亡、殡葬、斗竞、咒誓、速见耻辱，凶；莫日，不得裁衣、冠带、剃头、剪甲、买奴婢、六畜及欢乐，凶；云汉日，不得聚会作乐、结交朋友、合火下及同财、迎妻纳妇，凶；嘀日，不得出行、未曾行处不合去、冠带、沐浴、着新衣，凶；欎（嗢）没斯日，不得恶言啾唧、奸非盗贼、吊死、问病、闘讼，凶；那颉日，不得合和汤药、往亡、殡葬、哭泣、兴易，凶；鸡换日，不得出财、一出不回作欢乐、聚会、赏歌舞、音声，凶。[28]

从篇目来看，这些“忌不堪用”的诸多活动，都是“七曜历日”中不宜兴作的事项，否则便会招来凶祸。或可注意的是，这些忌讳的事项，虽然列入“七曜历日”中，但其吉凶宜忌却与《具注历》的描述略有差异。比如，蜜日“不得吊死、问病”，这与S.95、S.1473、S.2404、P.2623、P.3403《具注历》“蜜日不吊死问病”的说明相同；蜜日不得“殡葬”，这在宋人王洙编纂的《地理新书》中有所描述：“若值太阳星直名蜜日，亦不宜举凶事。”[29]即言丧葬诸事均不宜在蜜日进行。蜜日“不得斗竞、咒誓”，又与《宿曜经》“太阳直日”的不宜事项亦相契合。相比之下，蜜日“出行”的吉凶宜忌变化较大。P.3081《七曜日吉凶占法》表述为“不得出行、往亡”，但是按照《具注历》的规定，蜜日，太阳直，适宜于见官、出行、求财和捉走失。其他如嫁娶、修造、市买、内财、移徙、修造、入学、解厌、治病、服药、符解等事项，也适宜于在特定的“蜜”日实施（S.1473+S.11427v）。再看P.2693《七曜历日一卷》中“蜜”日的宜忌：

宜谒君及受名位国百官等□□□官，谒人求事，养取他人男女，出东西远近游行，清斋修供，布施求恩，乞□□□诸并得随意。修园圃沟灌戒时修造宅舍，治宫阁，新入宅，安置仓库，纳□□财贮赎买卖纳财，净场五谷，种田收刈，初入学，仕贵人，医方合炼汤药服□登礼席，动音乐，迎妻纳妇，串新□，调六畜，沐浴割甲，出行早回，逃走失物不觅自得，宜卖奴婢。[30]

王重民曾说：“盖七曜推灾之术，普遍人间，修历者为社会方便计，凡日曜日注以朱书蜜字，扩其目的，不过为检寻此种星占书而已。”[31]换言之，随着七曜推灾之术的普及，“蜜”日所具有的择吉避凶的社会文化意义显露出来，表现在历日中便是“蜜”日的适宜之事相当广泛，凡拜谒、见官、远行、修造、安宅、买卖、纳财、收获、入学、医方、服药、嫁娶等，均适合在“蜜”日行事。《云笈七笺》卷77《南岳真人郑披云传授五行七味丸方》载：“欲修合、服药之时，须用丙寅、丙午日或蜜日所合和”[32]，这说明道教也甚为重视蜜日服药之事。清代钦定的择日书《协纪辨方书》中，对蜜日的起源及吉凶宜忌有不同的描述：

密日者乃房虚星昴四宿，七政属日，西语曰密，彼地以为主喜事，而中国遂以其日忌安启攒凶事，亦无谓矣。且西域二十八宿分属七政，其日各有宜忌，与中国风俗逈然不同。专取密日，更属无谓。[33]

由此可见，在日曜日的标注上，“密”“蜜”二字其实是相通的。推其原始，西域胡人发明的“蜜日”多主喜庆吉祥之事，但传至中土后含义有所衍化，乃至承载了“忌安启攒凶事”“不宜举凶事”的意义。“密日者乃房虚星昴四宿”，是说标注日曜（太阳）的“密日”，固定地被安排在房、虚、星、昴四宿中，由此七曜就与二十八宿联系起来。一般来说，七曜的排列顺序为太阳—日曜—蜜、太阴—月曜—莫、荧惑—火曜—云汉、辰星—水曜—嘀、岁星—木曜—温没斯、太白—金曜—那颉、镇星—土曜—鸡缓，二十八宿则从“角”宿开始，“角”为东方七宿之首，在五行中与“木”对应，于是角宿与木曜相值，依次类推，房宿与日曜相值。同样道理，北方七宿中之虚宿、西方七宿中之昴宿、南方七宿中之星宿，都与日曜相值。这样一来，七曜值日中，蜜日（日曜）就固定为房、虚、昴、星四宿了[34]。在历日实践中，黑城出土的《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已明确地将蜜日固定为虚、昴、星、房四宿。敦煌具注历日中，S.2404《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具注历日》分别在正月一日（莫日）、正月三日出现了“虚”“室”两宿，尽管这次星宿注历出现了一点错误（即正确的标注应为“危”“壁”）[35]，但经过校正后蜜日刚好与“虚”宿对应。由此笔者猜想，具注历日中的“蜜”字标注，有可能是二十八宿注历的一种方式。

表11-2 黑城出土历日所见蜜日星宿表[36]

值得注意的是，蜜日宜“清斋修供，布施求恩”，非常适合设斋修持的法会活动。《宿曜经》卷下第八品谓：“其（七曜）所用各各于事有宜者不宜者，请细详用之。忽不记得，但当问胡及波斯并五天竺人总知，尼乾子末摩尼常以蜜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日。”[37]这说明七曜的时日宜忌，当时的中亚和西域胡人更为熟悉，摩尼教徒由于通常在蜜日“持斋”祈福，故将蜜日视为大吉祥日。北宋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臣僚奏言：“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今来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并是私建无名额佛堂。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扇愚民，男女夜聚晓散。”[38]这些明教（摩尼教）徒众选择在“历中密日”秘密聚会，布法传道，就是借用了摩尼教密（蜜）日“持斋”礼拜的吉祥意义。摩尼教经典《下部讃》（S.2659）云“此偈凡莫日用为结愿”，“此偈凡至莫日，与诸听者忏悔愿文”[39]，表明“莫日”为摩尼教结愿忏悔之日。这些细节似乎印证了七曜历是由摩尼教传至中国的结论[40]。

李约瑟先生指出，“蜜”是摩尼教对星期日的称呼，这在清末中国福建沿海地区和日本国收藏的历书中是通用的[41]。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认为“蜜”字是粟特语（Sodgian）mir的音译，意味着日（太阳）或其值日星期日。此日因有种种宗教上的修持，故摩尼教徒视为“特别重要之圣日”，为免忘失，所以在历书中才会出现“蜜”字标记[42]。由此可见，蜜日为摩尼教“持斋”的吉祥日可无疑义，但从《宿曜经》的描述来看，这种吉祥日对于佛教亦同样适用。如《宿曜经》卷上第四品云：“日精日，太阳直日，宜策命、拜官、观兵、习战、持真言、行医药、放群牧、远行、造福、设斋、祈神、合药、内仓库、入学、论官并吉。不宜诤竞、作誓、行奸，对阵不得先起。”[43]又卷下第八品曰：“太阳直日，其日宜册命、拜官受职、见大人、教旗鬪战申威，及金银作、持呪、行医、游猎、放群牧，王公百官等东西南北远行，及造福、礼拜、设斋、供养诸天神、所求皆遂，合药、服食、割甲、洗头、造宅、种树、内仓库、捉获逃走，入学、经官理当并吉。其日不宜诤竞、作誓、行奸必败、不宜先战、不宜买奴婢。”[44]在太阳值日的诸多吉庆事项中，“持真言”[45]“造福”“设斋”“祈神”“持咒”“礼拜”“供养诸天神”等，应与密教设斋供养和持呪摄伏的宗教活动有关。如《宿曜经》卷下第八品云：太阳直日，月与轸合，名甘露日是大吉祥，宜册立受灌顶法，造作寺宇及受戒、习学经法、出家修道，一切并吉；太阳直日，月与尾合，名金刚峰日，宜作一切降伏法，诵日天子呪及作护摩，并诸猛利等事；太阳直日，月与胃合，名罗刹日，不宜举百事，必有殃患[46]。又卷上第五品（秘密杂占）也有描述：即凡轸星太阳直为甘露吉祥日，“宜学道求法，受密印及习真言”；凡尾宿太阳直为金刚峰日，“宜降伏魔怨持日天子真言”；凡胃宿太阳直为罗刹日，“不宜举动百事，唯射猎及诸损害之事也”[47]。由此看来，太阳直日（蜜日）又可分为吉祥日、金刚峰日和罗刹日三种情况，其中罗刹日诸事不宜；吉祥日适宜于出家修道、受灌顶、受密印、习真言，是密教修持密法最为吉庆的日子。金刚峰日适宜于手持真言，降魔外道，收禁病鬼。一行撰《七曜星辰别行法》云：“夫欲知人间疾患，皆由二十八宿管行病之所为，此法一一通于神通，名为西国七曜别行法。七曜即管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即管诸行病鬼王，先须记得七曜日，即咒愿曰：今日是密日等二十八宿当角星等直日，火急为厶乙收禁其鬼，皆须限当日令差。”[48]应是密日（蜜日）“持咒”收鬼治病的反映。

总之，《宿曜经》所见“蜜日”的诸种仪式，展示了密教境遇中“太阳直”散发的吉祥日的意义。“蜜日”不仅适宜于出家修道和研习真言，也适宜于醍醐灌顶和祗受密印，还适宜于设斋供养和礼佛祈福，更适宜于执持神呪和降伏外道。作为日曜日，蜜日不单是摩尼教的星期日和持斋、礼拜吉日，还是密教修持密法仪轨的吉祥日子[49]，“蜜”字因而似有“密”字包含的秘密、修密和密法的意义。

表11-3 七曜名称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