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曜即日、月、五星。其见于史籍，最早应为东汉刘洪“夫甲寅元天正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始，起于牛初”之语[1]。刘洪笃信好学，善历算，以校尉应太史，撰《七曜术》《律历记》，考验天官日月，多与玄象相合。七曜见于佛经，最早应为三国吴竺律炎、支谦译出的《摩登伽经》。经文曰：“今当为汝复说七曜。日、月、荧惑、岁星、镇星、太白、辰星，是名为七，罗睺、彗星，通则为九。如是等名，占星等事，汝宜应当深谛观察。”[2]南北朝以来，伴随佛经的广泛传译与流布，七曜历术的撰述层出不穷，其中尤以南朝陈氏为盛。降至李唐，七曜渐次见于诸多佛经（如《梵天火罗九曜》《北斗七星护摩法》《宿曜经》《七曜禳灾诀》等）和史籍文献中，并成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重要语词。自20世纪初法国学者伯希和、沙畹发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3]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七曜倾注了极大的探究热情。王重民《敦煌本历日研究》[4]、叶德禄《七曜历输入中国考》[5]、李俨《中国算学史》[6]、薮内清《隋唐历法史の研究》[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8]、藤枝晃《敦煌历日谱》[9]、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10]等论著，在七曜相关问题的探讨上均取得很大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材料的不断拓展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一批从事中西交通及中外关系史、科技史和宗教研究的学者也加入到七曜的探讨中，在七曜东渐入华的历程[11]、七曜历[12]、历日中的“蜜”字标注[13]、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14]以及七曜与九曜、十一曜关系[15]等问题的考辨中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七曜这一课题的研究。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七曜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结合汉译佛经，对七曜初传中国及其东渐入华的历程进行文献梳理；二是以《宿曜经》下卷第八品的描述为例，对七曜的汉语名称与来自波斯、西域康居的外来译名如蜜、莫、嘀、云汉、嗢没斯、鸡缓、那颉进行比对；三是七曜历在中古社会中地位特殊，影响较大，并始终对官方历法和具注历日有所渗透。事实上，七曜关涉的不仅是中原与西域之间天文历算之学的交流，而且还关系到中古时期的星曜推命和礼俗信仰，特别是与七曜日息息相关的吉凶宜忌和禄命推占，尤为时人所关注。本章即以《宿曜经》的“七曜直日”为据，结合敦煌石室所出的七曜历术文献，尝试对这种渗透着浓厚佛教文化色彩的七曜日占法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