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雨书屋所藏羽41R号文书，首部残缺，钤有“敦煌石室秘笈”印一颗，尾部小字题名“杂字一本”，且有“李盛铎印”“李滂”印两颗。全卷由三纸粘贴而成，长95.7cm，宽29.8cm，现存文字35行[48]。其背面（羽41V）存《具注历日》及草稿两件，邓文宽已考证为《宋乾德三年乙丑岁（965）具注历日》和《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历日草稿》[49]。最近，日本学者岩本笃志发表了《敦煌秘笈“杂字一本”考——“杂字”からみた歸義軍期の社会》一文，对羽41R和背面文书（羽41V）作了专题研究，并对“杂字”所反映的归义军社会作了初步探讨[50]。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对羽41R《杂字一本》所见的若干语词给予重点关注，并据此对归义军时期的童蒙教育进行讨论。
一、释文
羽41R《杂字一本》，岩本笃志已有释文，但个别字词及断句或可商榷。为便于对照，姑依岩本的格式，用“/”以示断句，释文如下：
表9-4 羽41R《杂字一本》释文对照表
二、词语辑释
诚如岩本所述，羽41R性质上虽为“杂字”，但其反映的归义军社会历史信息甚为丰富。这些有关归义军官衙、军政、外交、差役、饮食、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内容，都是通过《杂字》中的关键字词而凸显出来。以下，参照岩本氏的研究，试对这些关键字词略作梳理。
1.烽補（铺）/02
烽铺是唐代的一种军事防御设施。从字面上理解，烽铺集合了“烽”和“铺”两种军事单位[52]。《旧唐书》卷93《王晙传》载，开元三年（715），散处河曲的突厥降户，“私置烽铺，潜为抗拒，公私行旅，颇实危惧”。《通典·守拒法附》：“游奕，于军中选骁果、谙山川泉井者充，常与烽铺、土河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53]游奕即游奕使，负责巡警、侦察之务，常以烽铺、土河及亭障为掩护，侦刺敌情。土河的形制，《通典·守拒法附》载：“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断道，凿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54]可知土河多设于地势险峻的要冲之地，深挖陷坑，上敷细沙，以测敌军人马足迹。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云：“一所土河。右周回州境，东至碛口亭，去州五百一十里一百步，西至白山烽，去州卅里，南至沙山七里，北去神威烽，去州卅七里。汉武帝元鼎六年立，以为匈奴禁限。西凉王李暠建初十一年，又修立以防奸寇。至隋开皇十六年废。”[55]可见，汉隋之际的敦煌置有“土河”，“周回州境”，似围绕州城而设，面积广大，且东西南北有亭障、烽燧和鸣沙山为依助，其军事防御范围较大。
2.新城、玉门、常乐、邕归、紫亭、寿昌/03—04
归义军时期，周边民族政权众多，“四面六蕃围”，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为防御周边民族（如吐蕃、回鹘）的侵扰，归义军在管内沙、瓜、肃等州的缘边要地设置了诸多军镇，作为拱卫归义军政权的外部屏障。据P.4640《己未至辛酉年（899—901）归义军布纸破用历》记载，张承奉时期，归义军已设立紫亭、邕（雍）归、新城、寿昌、玉门、悬泉、常乐七镇。其中沙州境内设紫亭、寿昌二镇，瓜州境内置邕归、新城、悬泉、常乐四镇，而玉门镇置于肃州，此后不久即升格为玉门军[62]。S.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是同光二年（924）曹议金通贡后唐时管内三军百姓上呈的表文[63]，其中第3行提到“二州六镇”。是时归义军辖境仅限于瓜、沙二州，“六镇”即二州境内的紫亭、邕归、新城、寿昌、悬泉和常乐。曹元忠时期，归义军又在瓜州境内新设新乡、会稽二镇，形成“二州八镇”的军镇体系[64]。
3.北阜、东河、千渠、栗子、宜秋、无穷、掉消、鹘渠/05—06
北阜或作北富、北府，即北府渠，为沙州城绿洲六大干渠（宜秋渠、都乡渠、神农渠、阳开渠、东河渠、北府渠）之一，是贯穿于绿洲北部的重要水系。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云：“北府渠，长卌五里。右源在州东三里甘泉上中河斗门。……昔敦煌置南府、北府，因府以为渠名。”[65]因流经北府（效谷府）地名，故名北府渠。此渠所属支渠、子渠10余条，如西出者有宜谷渠，东出者有无穷渠、掉消渠等。灌溉平康、洪池、效谷、玉关四乡之境[66]。
东河即三丈渠，为沙州城东部的主干渠。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三丈渠，长五里。右源在州东三里，甘泉水上，于河斗门南，向东修堰，穿渠一十三里，其渠阔三丈，因以为号。”[67]此渠有子渠20余条，如千渠、栗子（或作利子）渠、鹘渠（或作胡渠）等，俱属东河水系。灌溉区域跨敦煌、莫高、悬泉（赤心）、慈惠、效谷、玉关六乡[68]。
宜秋即宜秋渠，为唐宋时代敦煌县境最西部之干渠。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宜秋渠，长廿里。右源在州西南廿五里，引甘泉水，南岸修堰十里，高一丈，下阔一丈五尺，其渠下地宜晚禾，因号为宜秋渠。”[69]此渠约流至距州城西7里处，分为东西两支，即宜秋东支渠和宜秋西支渠。因渠水流经区域宜种晚禾，故名宜秋。灌溉龙勒、洪润、平康三乡之境[70]。
4.黑沙堡、康哺堡/06、08—09
按堡，即城堡、堡垒，指军事上防守用的坚固建筑物。S.788《沙州志残卷》“寿昌县”条：“寺一：永安；镇二：龙勒；堡五：西寿昌、西关；戍三：大水、西子亭、紫金；烽卅四；栅二；镇三；城县西廿五里，武德八年置。”[71]陈国灿指出，这里“堡五西寿昌”五字当移入“镇三”二字的位置上，而“镇三”则是抄写者妄加的[72]。如此调整后，适与敦煌所出《后晋天福十年（945）寿昌县地镜》相对应：“寺一，永安；镇二，龙勒、西关；戍三，大水、紫金、西子亭；烽卅四；栅二；堡五。……西寿昌城：县西北五里，汉武八年创置。”[73]据此，沙州寿昌县境置有5座城堡（堡垒）。考虑到羽41R《杂字》此前多是沙州地貌的描述，那么黑沙堡、康哺堡应当就是寿昌县“堡五”中的两座城堡。
5.黄草泊/07
S.5448《敦煌录》载：“贰师泉，去沙[州]城东三程，汉时李广利行军渴乏，祝山神，以剑劄山，因之水下，流向西数十里黄草泊。……其二（贰）师庙在路傍，久废。但有积石驼马，行人祈福之所。次东入瓜州界。”[74]可知黄草泊东距贰师泉数十里，大致位于沙州东通瓜州的道路上。
6.雍归谷、空谷/08
雍归谷，顾名思义，当为雍归镇附近之山谷。归义军既在此处设置军镇，应与山谷地势险要有关。空谷，盖指空谷山或空谷驿。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云：“空谷驿：右在州东一百卅里，在空谷山南置。西去无穷驿卅里，东去黄谷驿卌里。”[75]唐初，空谷驿依托空谷山而置，但好景不长，高宗永淳二年（683），空谷驿及东西两侧的黄谷驿、无穷驿并移至山北悬泉谷口西北侧，改名悬泉驿，空谷、黄谷、无穷三驿遂废[76]。
7.屈唤、邀请、知客、驿官、厅子/10—11
屈唤即邀请[77]、召唤之意，引申为盛情招待。P.2049v《后唐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云：“粟两硕壹斗，卧酒，窟上造设贴顿及众僧回来屈判官兼看料设人等用。”[78]P.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称：“油壹抄，弟（第）二日屈判官用。”[79]P.2032v《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载：“麺陆斗，看营顿人及弟（第）二日屈判官用。”[80]显然，这三件《入破历》中的“屈判官”都是招待判官之意。
知客，或作“知宾”，即宴饮活动中专管接待宾客之人[81]。P.2641《丁未年（947）都头知宴设司宋国清状》云：“当直都头并知客细供两分，贰胡饼，灌肠面叁升。”[82]作为归义军衙内专管宴饮活动的机构，宴设司设有相应的知客人员，负责在宴会中安排座次、座位和酒食，活跃气氛，一般由能说会道、与主客各方都熟悉者担任[83]。
驿官，即专知馆驿或驿站事务的官员。《唐语林》卷7《补遗》载，刘邺节度淮南时，因其子刘希与许棠为同年进士，故留许棠为“淮南馆驿官”[84]。同书卷8《补遗》云：“江南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85]正是驿官处理驿内事务的反映。对于驿官的选任与考核，唐王朝亦有专门规定。如贞元二年（786）十二月勅节文：“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知六路驿官，每一周年无败阙，与减一选，仍任累计。次路驿官，二周年无败阙，与减一选，三周年减两选。”[86]可见，唐代驿官的考选年限，很大程度上与馆驿的等级地位有关。
厅子，即在官厅中当值、听差的服役人员[87]。S.11600残存“厅子”二字[88]。S.542v+BD9606v《吐蕃戌年（818）沙州诸寺丁壮车牛役部（簿）》中，大云寺寺户李加兴、成善友“差舂稻两驮”，“南波厅子四日”[89]，即在吐蕃管理“南波”的大厅中服役四日[90]。又灵修寺寺户宜奴，其差役为“厅了（子）”，同样在大厅中当值驱使。Дx.2149《欠柴人名目》中有游再彖、董不儿、赵进怀、赵留住、安海顺、梁再子、石富通等厅子7人，他们因为承担了归义军官厅中的听差、洒扫等劳役，故而免除了其应交纳的税柴[91]。
9.踏儛、唱謌、吹笛、打鼓、筚篥、筝板/15—16
10.大厅、西衙、楼上/16
厅即厅堂，政府办公之所。刘禹锡《郑州刺史东厅壁记》云：“古诸侯之居公私皆曰寝，其他室曰便坐。今凡视事之所皆曰厅，其他室以辨方为称。”[99]吐鲁番出土《唐西州都督府诸司厅、仓、库等配役名籍》中有“都督厅”“长史厅”“司马厅”[100]，可证“厅”乃官府视事办公之处。归义军时期，沙州设有“衙厅”。P.3644《类书习字》中抄有“衙内甲丈库、军资库、宴设库、烟火、仓司、军粮大仓、九眼仓、衙厅、中馆”等机构[101]，其中“衙厅”当指归义军衙内大厅。P.2744《食物账》“准旧大厅明堂油半升”。P.2641《丁未年（947）都头知宴设司宋国忠状》：“大厅设画匠并塑匠用细供肆拾叁分，壹胡并（饼），上次伍分。”同卷《宋国清状》：“廿三日大厅设于阗使用细供贰拾捌分，内叁分贰胡并（饼）。”[102]S.3728《乙卯年（955）押衙知柴场司安祐成状并判凭》：“廿三日设东窟工匠付设司柴壹束，大厅设使客付设司柽刺拾束。”[103]这说明在归义军政权中，大厅还是官方接待使节来往的场所。
西衙，或作“西牙”，当是归义军节度使的使衙所在地[104]。P.3569《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牒》：“西衙设回鹘使用酒叁瓮”。P.2744《食物账》：“西衙看四道使客，细供五十八分”。可知归义军多在西衙招待外来使节。西衙或作“西宅”，盖前者指使府衙庭，后者为家院内宅，但同属归义军节度使驻地无疑[105]。
楼上，即归义军节度衙门。按唐制，节度使初授“入境，州县筑节楼”，“罢秩则交厅”，“锁节楼、节堂”[106]。卢向前据此指出，节度使的办公地点由于设在节楼，故节度使衙门也就称为“楼上”了[107]。S.3565《曹元忠设斋功德疏》称：“弟子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曹元忠于衙龙楼上，请大德九人，……设斋功德疏。”[108]可证“楼上”为归义军节度衙门的代名词。
11.龙家/22
龙家，或称龙部落，是晚唐五代活跃在西域、河西地区的一支部族。S.367《沙州伊州地志》：“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健斗战，皆禀皇化。”[109]这说明龙家部族原出焉耆龙氏，后因焉耆国灭亡，部族分散，渐次向东移入伊州、沙州、肃州、甘州等地。据S.389《肃州防戍都状》记载，中和四年（884），龙家部族一度控制了甘州城。但此时回鹘已经崛起，并形成了对甘州的合围，龙家部族迫不得已撤出甘州进入肃州[110]。此后，肃州遂成为龙家部族盘踞的主要阵地。
12.都督、狄寅、司徒、司空、尚书、仆射、指撝、都衙、衙前子弟/23—25
都督，顾名思义，是都统、督察军事力量的长官。自汉末三国设立以来，历代遂相沿袭，无有停绝。唐代也不例外，初设于缘边要地，镇抚蕃胡，后多为节度使所取代。吐蕃占领敦煌后，亦设都督，是沙州节儿的重要僚佐，涉及民政、军事、监察、宗教等事务，通常由敦煌汉族世家大族担任，但也有胡族担任都督的情况。P.3410《沙州僧索崇恩析产遗书》是归义军初期的一份遗嘱，其尾部签名有“侄僧惠郎、表弟大将阎英达、侄都督索琪、侄兵马使索澈”。这说明归义军建立后，保留了蕃占时期的都督一职。
狄寅，S.1366《归义军衙内油面破历》：“窟上迎甘州使细供十五分，又迎狄寅及使命细供十分”[111]。这里“狄寅”，或作“狄银”。P.3633《辛未年（911）七月沙州耆寿百姓等一万人状上回鹘天可汗状》第22行：“□月廿六日，狄银领兵又到管内。”第25行：“□□狄银令天子出拜，即与言和。”[112]作为甘州回鹘的将领，“狄银”领兵攻打沙州，迫使金山国（张承奉）屈服议和。《新五代史·回鹘传》载：“是岁（同光二年）仁美卒，其弟狄银立，遣都督安千想等来。”[113]这里“狄银”，论者或以为人名（仁美可汗兄弟的姓名，924年为甘州回鹘可汗，926年卒）[114]，伯希和推测似为官名，即突厥文特勤（T?gin）的异译[115]。又此件《杂字》中，“狄寅”与“都督”“司徒”等官名并称，这似表明“狄寅”所指官名“特勤”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116]。
司徒、司空为唐代“三公”中的二公，另一公为太尉。尚书为六部长官，仆射为尚书省长官，有左、右之分，并为宰相。洪迈《容斋随笔》载：“唐节度使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愬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后乃转尚书及仆射、司徒、司空，能至此者盖少。”[117]归义军时期，沙州节度使亦检校尚书、仆射、司徒等职，更有甚者，“往往在朝命下达之前就自封为某种较高的官衔”。比如，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主政沙州期间（851—867），曾使用过尚书、仆射、司空、司徒、太保等称号[118]。
指撝或作指挥，即指挥使，为晚唐五代藩镇幕府的武职军将，归义军亦有设置。其职权不仅统军征战，管领军务，而且兼掌管内各军州的差科赋役，插手民政事务[119]。
都衙，即都押衙，亦为藩镇幕府的武职军将。胡三省解释说：“唐节度使置都押牙，牙前重职也。”[120]都押牙（衙）在使府衙内的“重职”角色与地位，严耕望有精辟论述：“唐方镇使府均将之重职，曰都知兵马使，曰虞候，曰都押衙，可称三都，实为一府军政之所寄，故位尊职重，常得越次，继仛府主。”[121]
衙前子弟，即在归义军使府衙内充侍服役的官员子弟[122]。P.3324v《唐天复四年（904）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身等状》：“应管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身等状：右伏缘伏事在衙已来，便即自办驼马驱驰，不谏三更半夜，唤召之，继声鼓亦须先到，恐罪有败阙身役本无处身说□驼商量，更亦无一人贴，遂针草自便，典家买（卖）舍□置鞍马，前使后使见有文凭，复令衙前军将子弟、随身等判下文字，若有户内别居兄弟者则不喜（许）沾捭。”[123]按唐制，方镇幕府由文职僚佐和武职军将组成，状文既然提到“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衙前军将子弟”，依例应有衙前文职僚佐（如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等）子弟。据状文所述，这些衙前军将（押衙、兵马使）子弟和随身官一样在府衙当值服役，自备驼马，听候调遣，甚至“三更半夜”也不幸免。联系《天宝十载（751）敦煌县差科簿》所见“子弟”[124]以及大历三年（768）百姓曹忠敏“身是残疾，复年老，今被乡司不委，差充子弟”[125]的情况，可知“子弟”为官吏或勋官子弟承担的一种色役[126]。归义军时期，衙前子弟在使府衙内当值服役，且由官方提供饮食，显然仍有差科、色役的性质。
P.2641《丁未年（947）都头知宴设司宋国清状》：“早夜看衙前子弟并牧子家面伍硕柒斗叁升”，“夜衙前子弟面贰斗”，“衙前子弟夜料胡饼贰拾伍枚”[127]。从“早夜”“夜料”来看，衙前子弟在衙内值役驱使，不分昼夜，这与P.3324v“不谏三更半夜”正相印证。S.1366《归义军油面破历》：“使出东园住，沿佐衙前子弟等早料面一斗，午料胡併（饼）五十枚，用面三斗五升”[128]。S.2474《归义军油面破用历》：“使出城南园及城东园住，沿佐衙前子弟等逐日早夜面二斗。”[129]似表明衙内子弟还参与招待、迎送使节来往等事务。
衙前子弟当值听差的情况，P.3146《辛巳年（981）八月三日衙前子弟州司及翻头等留残祗衙人数》[130]略有记载：
1 辛巳年八月三日，衙前子弟州司及翻头等留残祗衙人数。
2 第一翻：押衙周幸深、张幸通、押衙安愿成、张弘恩、王流安
3
张子昇、安全子、杜清山、游昌子、索定德、何
4
员昌。
5 第二翻：押衙阴保昇、何再定、画保德、刘员会、董愿昌、
6
令狐瘦儿、索保庆、氾万成、张闰子、梁原盈、
7
张住子。
8 第三翻：令狐德住、氾员通、康富定、孔保定、尹彦郎、
9
刘富宁、唐瘦儿、张富昌、令狐丑挞、史再富、
10
吕祐住。
11
右件留残祗衙人，每翻各三日三夜。
12
祗衙须得兢兢，勿得怠慢。如或有
13
官巡检来时□着直□□□当翻
（后缺）
本件中的“祗衙”，又见于P.2985v《亲使员寮翻替历》：“右件亲使员寮，每翻各一日一夜，事须存心，祗衙时向，不得抛离衙府。”[131]据此，“祗衙”即祗候衙府，意为在府衙恭候差遣，当值应役，衙前子弟即承担着这样的角色。从文书的记载来看，衙前子弟（共33人）以“翻”为单位，分翻值役，他们分为3翻，每翻11人，内设翻头1人，其中第一、二翻翻头由押衙来兼领，其余10人在翻头的带领下于衙府执勤当值，时限为“三日三夜”[132]。这些在衙前分翻驱使的“子弟”人员，在值役期间要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如稍有怠慢，且为巡检官员察觉，依例要承担相应的处罚。
13.藏冰、敫（椒）房/26
藏冰是古代防暑降温的基本方法。《周礼》卷5《天官冢宰下》：“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注曰：“凌，冰室也。……三其凌者，凌谓冰室之中三倍纳冰，备消释度故也。”[133]据此，凌人总掌藏冰出冰之事，每年周历十二月“冰坚腹厚”之时，派人入山凿冰。考虑到气温回升后冰块的融化，冰室要按照实际用冰数量的三倍来储藏。《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134]正是寒冷时节（周历二月、三月）民众采冰、凿冰和藏冰图景的描述。
藏冰的用途，《周礼》描述说：“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宾客共冰。大丧共夷槃冰。夏颁冰掌事。”[135]说明在祭祀和宴饮中保存食物（祭品）以及大丧停尸中都要用冰，而当夏日暑气方盛时节，周王还给群臣颁赐冰块，以示关怀。藏冰之处，或曰凌阴，或曰凌室，或曰冰室，或曰冰井。《汉书·惠帝纪》载：“（四年）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灾。”唐颜师古注：“凌室，藏冰之室也。”[136]《三辅黄图·未央宫》：“凌室，在未央宮，藏冰之所也。豳诗《七月》篇曰‘纳于凌阴’。周官凌人，职掌藏冰。”[137]显然与《周礼》藏冰之制一脉相承。三国时，曹操曾在邺城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其中冰井台，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138]。后赵石勒时，曾因“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迁冰室于重阴凝寒之所”[139]。北魏太和四年（480）八月乙卯，孝文帝“诏诸州置冰室”[140]。刘宋大明六年（462）五月，孝武帝“诏立凌室藏冰”，“凌室在乐游苑内”，置凌室长一人，保举吏二人，由此形成了取冰（凌室长带领山虞、舆隶在深山穷谷涸阴冱寒之处取冰）、纳冰（纳于凌阴）、祭司寒、启冰室、用鉴盛冰、以鉴供冰等一系列环节在内的冰政礼仪制度[141]。
《唐六典·上林署》：“凡季冬藏冰。每岁藏一千段，方三尺，厚一尺五寸，所管州于山谷凿而取之。先立春三日纳之冰井。”[142]这是开元中藏冰之制的规定。是时，上林署储藏的一千段冰，是由天下产冰之州岁贡而来，主要供应宫廷的冰块消费[143]。这些冰块虽然来自不同的州县，但它们统一尺寸，坚硬厚实，规格较高。《全唐文》所收崔希逸《对藏冰不固判》云：“所司藏冰不固，诉云采冰户不依尺样。”[144]说明各地的“采冰户”必须按照官定的冰块尺寸、样式去凿冰。吐鲁番阿斯塔那19号墓出土《唐永徽二年牒为征索送冰井艻银钱事》中有“文欢去年十二月知冰井艻”“今藏冰时至”“送向冰井”诸字[145]，表明唐西州置有冰井，自然也有藏冰。至于归义军驻足的沙州是否有冰井和藏冰，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敫房，岩本笃志释作“敷房”，疑误。按敫房，或当作椒房，即椒房殿。《汉书·车千秋传》：“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颜师古注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而芳也。”[146]椒房既为皇后所居，故亦泛指后妃居住的宫室，乃至成为后妃的代称[147]。《旧唐书·食货上》载：“又杨国忠藉椒房之势，承恩幸，带四十余使。”[148]所言“椒房”即为深受玄宗宠幸的杨贵妃。
14.槽上/28
15.设头/29
S.6981《纳赠历》：“设头胡併（饼）万朶一千，又四十，不关记数。又得胡奴胡併（饼）一伯（佰）四十；阿鸾胡併（饼）七十，又四十，又九十，又四十；唐押牙胡併（饼）壹伯（佰）四十。”[153]从胡併（饼）的纳赠账目来看，设头当为宴设司中从事饮食事宜的基层负责人[154]。
16.朔方入奏/29—30
归义军时期，沙州遣使中原，一般循灵州道而行。即绕道经过朔方节度使的治所灵州，由此迂回入朝奏事。P.4640v《归义军布纸破用历》“入奏朔方两伴使共支路上赛神画纸壹帖”“支与朔方麻大夫细纸壹帖”，就是“朔方入奏”的反映。P.3644《学童习字杂抄》中抄有“入京般次、朔方使、邠州”，“凤翔使、灵州”，“达担、回鹘使、汉使入城，般次天使馆驿，供备食料，肥羊甚好，看待使命”，“朔方军先登定难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赐紫金鱼袋”等文字[155]，这说明沙州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使节往来非常频繁，经由邠州、灵州而达河西（沙州）的道路已成为敦煌民众（乃至学童）的一般常识，以致在当时的习字抄件中才会出现“般次”“朔方使”“灵州”“天使”等字样[156]。
17.西同、曲泽/30
西同，一作西桐，又称西桐海，距敦煌约二三日路程，位于沙州西南沟通青藏高原的“把疾道”上，晚唐时曾为敦煌的畜牧业基地[157]。S.542《戌年（818）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部（簿）》中，龙兴寺“朱进兴差入西同山廿日取羊。”莲台寺“骨论，持韦，西桐请儭羊一出。”灵修寺“白天养，差西桐请羊廿。”[158]说明吐蕃时期西桐是沙州诸多寺院牧羊的场所。归义军初期，吐谷浑、回鹘部族多次侵入西桐进行抄掠，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张淮深亲率大军，“凿凶门而出”，一举歼灭之。
曲泽，寿昌县泽泊。敦煌所出《寿昌县地镜》云：“曲泽，县西北一百九十里，其泽迂曲，故以为名。”P.5034《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曲泽，东西十三里，南北十五里。右在县西北一百九十里，□□□□（其泽迂曲）因号曲泽。”[159]
18.兴胡、细腰/30
兴胡，或作兴生胡，乃兴治生产，经商求利的商胡。泛指西北少数民族以市易取利的商人，尤以昭武九姓胡最著名[160]。阿斯塔那29号墓所出《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中“兴生胡纥槎”[161]，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实买婢市券》中“兴胡米禄山”[162]，同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石染典买马契》中“兴胡罗世那”“兴胡安达汉”[163]等，都是兴贩求利的商胡。又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沙州西北110里有兴胡泊，“其水咸苦，唯泉堪食，胡商从玉门关道往返居止，因以为号”[164]，正是玉门关道上兴胡往返、经商求利的写照。
细腰，纤细的腰身。S.79《类书》“细腰”条：“楚灵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唐张祜《李家柘枝》：“红铅拂脸细腰人，金绣罗衫软著身。长恐舞时残拍尽，却思云雨更无因。”[165]白居易《柘枝妓》：“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166]按柘枝，即柘枝舞，唐代流行的胡舞之一，源出昭武九姓之石国。此舞衣装颇为讲究：着红紫五色罗衫，窄袖，锦靴，腰带银蔓垂花，头冠绣花卷檐虚帽。窄袖罗衫，即是胡服，卷檐虚帽，所谓胡帽[167]。舞者一般为身形轻盈、婀娜多姿的“细腰人”。刘梦得《观舞柘枝》：“胡服何葳蕤，僊僊登绮墀。……垂带覆纤腰，安钿当妩眉。翘袖中繁鼓，倾眸遡华榱。”[168]透露出彩带飘曳、金玲清响、眉目传情的场景。这些腰身纤细而又动作明快的舞伎亦多来自于九姓胡。
19.都知、校楝、将头/33—34
都知即都知兵马使。会昌四年（844），昭义节度使刘稹为都知兵马使郭谊谋杀，唐敕使抚慰曰：“郭都知告身来日当至。”胡三省注曰：“郭谊为昭义都知兵马使，故称之。”[169]P.4640v《归义军布纸破用历》中有“都知张海清”“都知史孝忠”“都知氾文德”三人，他们的官衔“都知”应为都知兵马使的省称。P.3727第五件《国清父母予军使吕都知阴都知状》云：“孟春犹寒，伏惟军使吕都知、阴都知尊体起居万福。”P.3727第三件状文：“都知兵马使吕留进、都知兵马使阴义进等状上太保衙。”[170]可知吕都知、阴都知即为状上太保衙的都知兵马使吕留进、都知兵马使阴义进。
校楝，一作校练、教练，即教练使，其职旨在“训练兵军，亦得统军出征，置使系统亦有都使及左右厢等名目”[171]。S.289v《宋李存惠殡铭抄》“内亲从都头知左右厢马步军都校练使检校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阴住延”[172]。S.4274《阴某起居状》“管内两厢马步军都校揀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阴。”[173]S.4398《曹元忠献磠砂状》“步军教练使兼御史中丞梁再通”[174]。由此可见，归义军时期教练使亦有“都使”之置，且有左厢、右厢和马军、步军之分，大致负责教习兵法、武艺及训练士卒等事务。
将头，吐蕃时期的百户长，将头负责催交粮食、杂物等，并以“将”为单位造手实、户籍，交纳赋税。P.3774《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齐周身充将头，当户突税差科并无。官得手力一人，家中种田驱使，计功年别卅驮。”[175]可见，担任将头者，可免除“突税差科”，且有“手力一人”，供家中驱使。归义军时期，在兵制系统中亦设有将头，为基层统军长官，管兵一百人。S.5448《浑子盈邈真赞》叙其官衔为“归义军度押衙兼右二将头”，又曰“念兹公干，赐节度押衙，兼百人将务”[176]，正是将头统兵百人的反映。
20.游弈、马補（铺）、捉道、走马使/34—35
游弈，一作游奕，即游奕使，主巡警、侦察之务。《通鉴》胡三省注曰：“游奕使，领游兵以巡弈者也。……杜佑曰游弈，于军中选骁勇谙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177]说的就是巡察、侦缉之责。归义军政权建立后，仿效唐制，亦设游奕使，负责侦察或刺探周边少数民族的动静。P.2814《都头知悬泉镇遏使安进通状》：“右今月廿日，当镇捉道人走报称，于八虞把道处，有贼骑马踪，共贰拾骑以来，过向北山，何头林木内，潜藏不出。进通当时差游弈使罗钵纳等二人亲往踪出处探获，的实在甚处跧藏，至定消息，星夜便令申报上州，兼当日差上走报常乐、瓜州。”[178]据状文所述，当镇捉道人报告，说有20余骑贼兵藏匿山林，潜伏不出，安进通遂差遣游弈使罗钵纳等二人亲自踏查察看，消息落实后即星夜回马禀报。由此看来，捉道人（或把道人）和游弈使都有巡察、刺探敌情的职责[179]。相较而言，游弈使侦察获知的情报信息更为精确和细密。
《通典·守拒法附》载：“马铺，每铺相去三十里，于要路山谷间，牧马两匹，与游奕计会。有事警急，烟尘入境，即奔驰报探。”[180]可知马铺亦设于山谷要隘处，每30里设一铺，配马2匹，在行军驻防中起着探察和报警的作用。《唐六典·尚书刑部》载：“凡三十里一驿。……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181]唐制，每30里设一驿站，而马铺的设置，“每铺相去三十里”。盖由于此，马铺一度被理解为驿站，亦指驿站以马传递文书[182]。《武经总要前集·警备法》云：“凡军营遇夜，又于贼来要路，以探骑为暗铺，各持新炬藏火，递相应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望，如觉有贼，走报马铺，举火，前铺应了，即驰赴大军，大军亦置望烽人举火相应。”[183]看来，在行军侦察中，马铺与暗铺（探骑或探子）互相配合，传递预警信息。通常来说，暗铺（探子）隐没于山谷、草丛和树木中监视着前方的一举一动，如发觉贼兵出没，便飞驰报告附近的马铺，马铺随即举火报警，并快马加鞭，具报敌情，最终完成侦察、报警的一系列工作[184]。
走马使亦有刺探敌情信息并及时奏报的职责。P.2692《张议潮变文》载：“至（大中）十一年八月五日，伊州刺史王和清差走马使至，云有背叛回鹘五百余帐，首领翟都督等将回鹘百姓已到伊州侧。”[185]即将刺探到的背叛回鹘信息向伊州刺史禀报。Дx.1384《押衙李文继书状》：“昨者人往，般次到日来往口问迢道，安落平善，好在喜悦。……走马使般次王保山手上，空府丹书，道上怕恐贼徒，使名疾出，安排不到，聊无丹信，到望收纳。”[186]本件中“走马使”王保山是般次成员，从“道上怕恐贼徒”来看，他主要刺探周边民族的军情信息和最新动向，以及沿途贼寇出没的情况。特别是贼寇的出没，直接影响到使节的人身和财物安全，故此类情报的获取更为重要。P.3016《天兴九年（958）九月西朝走马使富住状》提到“沿路虽逢奸危贼寇，上下一行，并无折欠”。又讲道“奏奉本道太师令公差充走马，奏回礼使索子全等贰人于伍月伍日入沙州，不逢贼寇，亦无折欠。”[187]正是西朝走马使富住准确、及时刺探敌情信息的反映。
三、相关问题
羽41R的性质是“杂字”。“杂”者盖取杂糅、集合、会聚之意，“杂字”即将各种日常用字、难字等按照某种次序杂糅、集合、编排起来。《隋书·经籍志》收录周成《杂字解诂》4卷、郭显卿《杂字指》1卷、邹里《要用杂字》3卷、李少通《杂字要》3卷、萧子政《古今篆隶杂字体》1卷、佚名《杂字音》1卷[193]。《新唐书·艺文志》收有《杂字》1卷、僧正度《杂字书》8卷。这些流行于汉唐时代的《杂字》著作，或收时用要字，或释字义，或训音注，或解字体，侧重点各不相同。不过，由于《经籍志》（《艺文志》）所收《杂字》大多散佚，故其编排体例难以详知。惟《宋史·夏国传》载李元昊推行文教，“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194]其中《四言杂字》，似用“四言体”来编排，即四言一句，对偶押韵，如此编排当然是出于学童诵读或记忆的需要。这与中古流行的童蒙读物《千字文》《开蒙要训》等基本相同。
《杂字》的编排体例，或可从敦煌写卷S.610、S.617、S.3227v、S.6208等杂字书中得到启示。S.610首题“杂集时用要字壹阡叁伯（佰）言”，表明收录了当时常用而又比较重要的1300个杂字，但因残缺过甚，实际仅存3篇，即“二仪部第一”“衣服部第二”“音乐部第三”[195]；S.617《俗务要名林》是世俗间各种常用重要事物名称的汇录，收有器物、田农、养蚕及机杼、彩帛绢布、果子、菜蔬、饮食、杂畜等28部[196]，亦是分类编排；S.3227残存石器、靴器、农器、车、冠帻、鞍辔、门窗、舍屋、屏障、花钗、彩色11部[197]，所收杂字依照义理分类辑录；S.6208残有□缬、音乐、饮食、薑笋、果子、席、布、七事、酒9部，其后抄《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引正俗释下卷》[198]。这些杂字书，审其内容，均按义类分部，立有类名，集合当时现实生活中重要而常用的字词编汇而成，性质均为民间用来童蒙识字教育的通俗字书[199]。
值得注意的是，羽41R首行“次（？）于韵而如行”6字，表明《杂字一本》似依照某种规则的押韵来编排的。可以参照的是敦煌本《千字文》，如S.3835、S.4504、S.4747、S.5454、P.2059、P.3108、P.3614、P.3626等号首题“千字文敕员外散骑常侍周兴嗣次韵”[200]，以下正文四字一句，对偶押韵，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等，可证周兴嗣正是按照“次韵”的方式来选取文字并进行编排的。由此看来，羽41R首行文字当为《杂字一本》的序言，其下正文除前两行略残外（每行约残7字），大体尚算完整。正文所收杂字，如岩本氏所述，大致可归为地名、宴设、饮食、乐舞、官衙、食器、农具、家畜、衣物、官职、劳役、接待、杂胡、僧侣、都将等类[201]。不过，由于各类均无篇目或类名，因此相较而言，羽41R《杂字一本》的编排方式大体与S.5671《诸杂字》较为接近[202]。
那么，编纂《杂字一本》的目的何在？岩本氏将其与张承奉时期的官学（州学或县学）教育联系起来，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可以补充的是，根据郑阿财、朱凤玉对敦煌蒙书的分类，羽41R《杂字一本》显然可以归入“杂字类蒙书”中，其性质当与《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等杂字书相同[203]。如此，羽41R《杂字一本》应是沙州归义军官学中为推行童蒙识字教育而编写的教材。
我们知道，归义军时期的童蒙识字教育，通常多以蒙书如《千字文》《开蒙要训》《上大夫》等为指定教材[204]。同时，民间广泛行用的《雇工契》（S.1478）和《社司转帖》也成为学童习字的模板或样文，显示了童蒙教育较强的实用性特点。相比之下，羽41R通过诸多杂字的编纂，将归义军社会的整体面貌直观地传输给官学中接受教育的学生或学郎，以便使他们对归义军政权的地理（河渠、山谷）、政治（西衙、楼上）、经济（税检、差科、劳役）、军政（军镇、烽铺、都将）、职官（都督、都衙、指挥）、外交（驿官、进奉、朔方入奏）、民族、宗教、社会生活（饮食、乐舞、衣服）等，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从这个意义来说，羽41R《杂字一本》是名副其实的“时用要字”。这些反映沙州社会实际和归义军整体面貌的重要字词，一旦融入童蒙识字教材中，事实上已经具有“通识”教育和“国情”教育的色彩，较为委婉地凸显了经世致用的特点。这对于弘扬敦煌乡土文化，凝结瓜、沙官民的地方保护意识，激发民众给予归义军的浓厚热情，乃至巩固归义军政权，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