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人日课习字卷》和敦煌所出《杂字一本》的专题考察，使我们对唐代州县的官学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一般认为，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唐朝通过州县学生升补中央学校和科举取士的方法，理顺了地方教育与中央教育的关系，使地方教育制度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5]。这当然是十分准确的。但要看到，唐代的州县官学在践行《学令》《祠令》《假宁令》等规定的教育活动中，还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如《日课》中所见，西州官学在执行《唐令》的“假”时还往往通过“放”的形式向后延伸一两天。又如西州学生的“当值”听差和“迎县明府”，表明这些学生与当地的州县官府互有往来，乃至参与地方官府主持的有关活动。相较而言，《杂字一本》反映的沙州官学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教育内容，此时的沙州已完全由节度使张承奉掌控，因而在童蒙识字教育的文本上渗透了敦煌历史、地理、文化、军政、民族、外交、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杂字一本》因此也深深地打上了“沙州归义军”烙印。这是将归义军的特色资源融入童蒙识字教育的教材中，从而激发学童对于敦煌乡土文化的特别热情。无疑，这些内容的勾勒和描述，必将改变学者对于唐代州县官学的普遍印象，进一步丰富唐代官学教育的内容。

[1] 参见宋大川：《教育》，见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193～2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 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1），39～47页；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载《汉学研究》，1986，4（2），231～270页；周谷平：《敦煌出土文书与唐代教育的研究》，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3），59～62转22页；姚崇新：《唐代西州的官学——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一》，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1），62～68页；《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载《西域研究》，2005（1），1～10页；苏哲仪：《试论唐代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载《岭东通识教育研究学刊》，2012，4（3），155～187页；《试论唐代敦煌教育机构及其文化意义》，载《岭东通识教育研究学刊》，2012，4（4），81～119页。

[3] 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333页，中华书局，1983。

[4]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496页。

[5] [日]矶部彰编：《台東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中，東アジア善本叢刊，第二集，280页，2005。

[6] 写卷题跋中，还钤有“王树枏印”（白文）、“臣树枏印”（白文）、“树枏印”（白文）、“晋卿”（朱文）等印，参见《台東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下，70～71页；李熙斋《禹域墨书遗珍——记日本书道博物馆藏中国古代写本、写经》，载《中国书法》，2010（8），49～52页。

[7] [日]中村不折著，李德范译：《禹域出土书法墨宝源流考》，142页，中华书局，2003。

[8] [日]矶部彰编：《台東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中，280～283页。该卷图片原无序号，本书为便于讨论，按照《禹域墨书集成》的刊布顺序，用阿拉伯数字以做标识：即原书第280页的3张图片分别用图9-1、图9-2、图9-3表示，第281页的3张图片依次标为图9-4、图9-5、图9-6，第282页的2张图片标为图9-7、图9-8，第283页的3张图片标为图9-9、图9-10、图9-11。所有图片均附于本节最后。

[9] 参见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12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

[11] 个别习字的行末还有“之”“而”等字，当为填补空白之用，因无意义，故不计入字数中。

[12] 有关吐鲁番出土的《千字文》残片，唐长孺《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一文有精细梳理，文中指出，“《千字文》之多见，可证唐代自贞观以至天宝或更后时期，《千字文》为西州学童普遍习诵及习字之范本”（参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唐长孺：《山居存稿三编》，300～311页，中华书局，2011）。需要补充的是，2004年巴达木出土文献中，有古写本《千字文》一件（115号墓）。参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66～67页，中华书局，2008。

[13]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483页，文物出版社，1987。

[14] [日]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129页，法藏馆，1990。

[15] [日]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174页。

[16] 图版参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356页；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载《文物》，2007（2），62～65页。

[17] 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汉文文学的传播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6），182～194页。

[18] [日]仁井田陞著，栗劲等译：《唐令拾遗》，185页，长春出版社，1989。

[19] 《隋书》卷九《礼仪志四》，181、182页，中华书局，1973。

[20] 《唐会要》卷八二《休假》，1518页，中华书局，1955。

[21] 《唐会要》卷二九《追赏》，540页。

[22]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600页，中华书局，2006；[日]仁井田陞著，栗劲等译：《唐令拾遗》，661页；[日]仁井田陞著，池田温补编：《唐令拾遗补（附唐日两令对照一览）》，1415页，东京大学出版社，1997。其中“八月五日”，《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作“八月十五日”，池田温已指出“十五”之误，参见[日]池田温《天长节管见》，见《日本古代の的政治と文化》，330页，吉川弘文馆，1987。

[23]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406、49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24] 敦煌所出S.P.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和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中，秋分分别为八月七日和八月十日（《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212、622页），P.3247v和S.95中秋分为八月九日，P.4627+P.4645+P.5548《唐乾宁二年乙卯岁（895）具注历日》中，秋分为八月廿三日（《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296页）。

[25] 按唐令，八月五日千秋节，放假三天（节前一日，节后一日），具体为八月四日、五日、六日。但因学生尚在患病，无法享受休假三日的恩赐，因而为作补偿，特将假日延至八日。

[26]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汉语大词典》，第5卷，604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27]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392页。

[28] 王永兴：《敦煌差科簿考释》，载《历史研究》，1957（12），77页；[日]西村元佑：《通过唐代敦煌差科簿看唐代均田制时代的徭役制度》，见[日]周藤吉之等著，姜镇庆、那向芹译：《敦煌学译文集》，106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张元嵩的“学生”身份，李正宇据P.2832《天宝年代敦煌县学状》所见“县学”“给学生”“张元嵩”等信息，指出张元嵩是县学生（《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1））；西村元佑推断张元嵩“也许是太学生，认为他是州县学生，也无不可”（《敦煌学译文集》，1062页）；高明士认为，P.2832《敦煌县学状》中的张元嵩是县学生，P.3559《差科簿》中的张元嵩是中央的四门学生，也就是张元嵩以县学生身份升入中央的四门学（《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326页，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

[29] [日]西村元佑：《通过唐代敦煌差科簿看唐代均田制时代的徭役制度》，见《敦煌学译文集》，1062页。

[30] 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8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39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31] 《唐会要》卷八二《当直》，1516页，中华书局，1955。

[32] 《旧唐书》卷一三六《窦参传》，3745页，中华书局，1975。

[33]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156～157页，文物出版社，1990。

[34] 67TAM376：03（a）《唐西州高昌县诸乡里正上直暨不到人名籍》，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572～573页，文物出版社，1985。

[35] [日]仁井田陞著，栗劲等译：《唐令拾遗》，90、105页。

[36] [日]仁井田陞著，栗劲等译：《唐令拾遗》，177～178页。

[37] [日]仁井田陞著，栗劲等译：《唐令拾遗》，106页。

[3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1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39] 高明士：《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320页。

[40] 高明士：《中国教育制度史论》，51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65、320页。

[41] 赵贞：《归义军史事考论》，11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2]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29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43]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七卷，4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4] （唐）中敕撰：《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363页，民族出版社，2000。

[45]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七卷，53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6]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三《人部七·鉴诫》，418～4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47] 屈直敏：《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研究》，401～408页，民族出版社，2007。

[48] [日]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编集：《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275～277页，はまや印刷株式会社，2009。

[49] 羽41R背面文书，现编号为羽41V，即《敦煌遗书散录》第230号《戊寅年历日》，《敦煌秘笈》定名为《戊寅年具注历日》，邓文宽、岩本笃志指出羽41V包含两件历日，因而《敦煌秘笈》的定名并不能将另一件历日（《宋乾德三年乙丑岁（965）具注历日》）涵盖进去。参见邓文宽：《跋日本“杏雨书屋”藏三件敦煌历日》，见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53～1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0] 《唐代史研究》（日本），第14号，24～41页，2011。

[51] [日]岩本笃志：《敦煌秘笈“杂字一本”考——“杂字”からみた歸義軍期の社会》，27～30页。

[52] 程喜霖指出，唐代烽铺有两层意义，一是泛指军方中烽与铺两个军事单位，亦可单指烽或单指烽铺之铺；二是仅限指烽铺之铺，换言之，将与烽相连建置的铺称为烽铺。王启涛认为，烽铺即烽火亭台，“烽”即“烽火”，“铺”即驿站，常常用来传递公文和信件。参见程喜霖：《唐代烽铺建制新证——新出烽铺文书研究之二》，载《西域研究》，2006（3），22～29页；王启涛：《吐鲁番出土词语考释》，150页，巴蜀书社，2005。

[53] 《通典》卷一五二《兵五·守拒法附》，3901～3902页，中华书局，1988。

[54] 《通典》卷一五二《兵五·守拒法附》，3901页。

[5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15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56]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194页，文物出版社，1987。

[57]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202页。

[58] [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351页，中华书局，2007。

[59]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504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60]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493页。

[61] 陈国灿在《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中说：“军镇管理本辖区内烽铺、捉道、踏白、城上的更宿、房门的变化与安全，检查它们是否按照沙州归义军军衙的各项规定履行职责。”踏白，陈文指出“踏”为侦察之意，“白”乃是对敌情侦察作的报告。踏白即专事报告踏察所得敌情者。唐朝常以游奕充任此务。归义军时期，专列踏白一职，则是对镇戍防务作的进一步具体分工。参见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575～57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62] 冯培红：《归义军镇制考》，见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138页，三秦出版社，2009。

[63]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见氏著《山居存稿》，439页，中华书局，1989。

[64] 冯培红：《归义军镇制考》，138页。

[6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4～5页。

[66] 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二）》，载《敦煌研究》，1989（1），57～58页；《敦煌历史地理导论》，270～274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31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6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5页。

[68] 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二）》，载《敦煌研究》，1989（1），54～55页；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264～269页；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316页。

[69]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4页。

[70] 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一）》，载《敦煌研究》，1988（4），92页。

[71]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四卷，1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2] 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见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55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73] 向达：《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镜》，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32～43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7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7册，9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7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11页。

[76]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308～310页。

[77] “屈”字的“邀请”义项，蒋礼鸿考辨甚详。参见《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补定本，266～2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379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79]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419页。

[80]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06页。

[81] 《汉语大词典》所收“知客”词条有三意：一是佛寺中专管接待宾客的僧人。又称典客、典宾。唐怀海《敕修百丈清规·两序章》：“知客，执典宾客。”二是旧时办理婚丧喜庆等事专管接待宾客的人。又称知宾。三是旧时宫中女官名。参见《汉语大词典》第7册，1581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

[8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613页。

[83] 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186页，民族出版社，2004。

[84] 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676页，中华书局，1987。

[85] 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741页。

[86] 《唐会要》卷六一《御史台中·馆驿》，1061页，中华书局，1955。

[87] 丘古耶夫斯基认为厅子是“给执行检查职能的官员当听差的职务名称”。刘进宝指出，所谓“厅子”就是在“厅”中服役者，即官厅的差役。参见[俄]丘古耶夫斯基著，王克孝译、王国勇校：《敦煌汉文文书》，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2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第14卷，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89]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126～1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90] 南波，杨铭认为即P.t.1089号卷子中的Lho bal，它们均指稍晚一些的“南山”或“南山部族”，而南山则为汉晋间小月氏的余裔。陆离认为“南波”与“南山”应是9—10世纪活动于瓜、沙、肃州南部祁连山中含有原月氏血统的民族，“南波”与“南山”也有可能被称为Lho bal，但并不能完全代表P.t.1089号文书中的Lho bal。参见杨铭：《敦煌文书中的Lho 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载《敦煌研究》，1993（3），10～15页；陆离：《关于敦煌文书中的“Lho bal”（蛮貉）与“南波”、“南山”》，载《敦煌学辑刊》，2010（3），28～39页。

[91] 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217～218页。

[93] 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105、136页。

[94] 李正宇：《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载《敦煌研究》，2000（3），73～79页。

[95] P.4640v《归义军布纸破用历》：庚申年（900）二月七日，“支与悉么遮粗纸叁拾张”。

[96]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5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9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0卷，18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98]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278页。

[99] 《刘禹锡集》卷八《记上》，99页，中华书局，1990。

[100]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91页，文物出版社，1985。

[101]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611、613页。

[103]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620页。

[104] P.3126《还冤记》写本上端残叶题记：“中和二年（882）四月八日下手镌碑，五月十二日毕手。索中丞已下三女夫，作设于西牙碑毕之会。尚书其日大悦，兼赏设僧统已下四人，皆沾鞍马缣细，故记于纸。”荣新江指出，唐朝公府称作公牙，此处之“西牙”当是归义军节度使的使衙所在地。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4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05] 张春燕、吴越：《西衙考》，载《敦煌学辑刊》，1997（2），121～122页。关于“西宅”，P.4640v、P.3942、P.3501v、S.4705、S.6237、S.6045、S.6452等均有记载，卢向前认为P.4640v中的“西宅”是归义军节度副使李弘愿居住之处，又为其官府所在地。参见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P4640背面文书》，见《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12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106] 《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1309～1310页，中华书局，1975。

[107] 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P4640背面文书》，152页。

[10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97页。

[109]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卷，17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10] 陆庆夫：《从焉耆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载《敦煌研究》，1997（2），169～178页。

[111]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五卷，4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1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378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113]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回鹘》，916页，中华书局，1974。

[114] 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袭考》，载《敦煌研究》，1990（3），40～45转23页；并参荣新江撰“狄银”词条，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35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115] [法]伯希和、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八编，冯承钧译，80页，中华书局，1958。

[116] 在归义军破用历中，很少提到甘州回鹘的官员姓名，较多的是支与“甘州使”的账目，但偶尔亦会出现官名。如P.2744《食物账》中，“达干宰相及公主交关人面三斗”。其中“达干宰相”，又见于S.8444《唐为甘州回鹘贡品回赐物品簿》（有“内文思使之印”）：“大宰相附进”“达干宰相附进”“天睦可汗女附进”。以此参照，S.1366《油面破历》所见“狄寅”当为甘州回鹘官名，而非人名。

[117]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七《节度使称太尉》，4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8]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61、78、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19] 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武职军将研究》，见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115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120]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正月胡注“押牙”条，7250页，中华书局，1956。

[121] 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见《唐史研究丛稿》，236页，新亚研究所，1969。

[122] 高启安认为衙前子弟是归义军衙内地位较高的军官和文职人员。参见《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185页。

[123]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450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124] 如P.3559《敦煌县从化乡差科簿》中，“安守礼载卌五，上柱国，子弟”；“安边庭载卌二，四品孙，子弟”；“康伏德载卅三，上柱国子，子弟”。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232～233页。

[125] 《唐大历三年（768）曹忠敏牒为请免差充子弟事》，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158页，文物出版社，1990。

[126] 王永兴指出：“唐朝时候，有些徭役由某些官吏子弟或勋官子弟来担任‘子弟’就成为一种色役的专用名词。”日本学者西村元佑将“子弟”与“充傔”（傔人）归入“武官的随从及其他”中，认为“傔人和子弟都可以认为是与军事警察有关的色役，两者都由出身于良家而又有身份的人来就役”。参见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见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29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日]西村元佑：《通过唐代敦煌差科簿看唐代均田制时代的徭役制度》，见[日]周藤吉之等著，姜镇庆、那向芹译：《敦煌学译文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研究》，110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12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610、613页。

[128]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五卷，4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9]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278页。

[130]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518页。

[13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514页。

[132] 冯培红认为P.3146《衙前子弟州司及翻头等留残祗衙人数》是反映归义军番役制度（上番使衙）的文书，其中的“衙前子弟”当为宿卫士兵，翻头是为管理衙前子弟而设置的一个临时性的官职，只行使三天的职权，由押衙等亲将兼任，负责管理节度使府衙上番值役之事。参见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个案研究》，203～205页，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4。

[133] 《周礼注疏》卷五《天官冢宰·凌人》，见《十三经注疏》，影印本，671页。

[134] 《毛诗正义》卷八《豳分·七月》，见《十三经注疏》，影印本，392页。

[135] 见《十三经注疏》，影印本，671页。

[136] 《汉书》卷二《惠帝纪》，90页，中华书局，1962。

[137]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60～6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138]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0《浊漳水》，259页，中华书局，2007。

[139] 《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2750页，中华书局，1974。

[140]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七》，149页，中华书局，1974。

[141] 《宋书》卷一五《礼志二》，411～412页，中华书局，1974。

[142] 《唐六典》卷一〇《司农寺·上林署》，526页，中华书局，1992。

[143] 唐代的宫廷藏冰，杨梅《唐宋宫廷藏冰制度的沿袭与变革——以〈天圣令·杂令〉宋12条为中心》一文有深入研究。参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4卷，481～4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44] 《全唐文》卷三〇五，3103页，中华书局，1983。

[145]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513页，文物出版社，1985。又阿斯塔那78号墓出土《唐令狐婆元等十一家买柴供冰井抄》中有“冰井上”字样。参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106页，文物出版社，1983。

[146] 《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2885页。

[147] 《汉语大词典》，第4册，1098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

[148]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2086页，中华书局，1975。

[149]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230、59页。

[150]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602页。

[151] 荣新江编著：《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61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152] 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编集：《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236～237页。

[15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2卷，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154] 归义军时期的“头”往往是指某行业的基层负责人。如布头、枝头、蒸饼头、胡饼头等分别是征收官布、柴草、造作蒸饼和胡饼的基层负责人。

[155]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200～202页。此件文书，黄永武《敦煌宝藏》定名为《俗务要名林》，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定名为《习书残卷》，《法藏》定名为《类书习字》。

[156] 赵贞：《归义军史事考论》，前言，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57] 李并成：《西桐地望考——附论明安定卫城》，载《西北民族研究》，1998（1），45～50页。

[158]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124、128、133页。

[159]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52、28页。

[160] 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254页，中华书局，2000。

[161]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88～94页，文物出版社，1986。

[162]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26～28页，文物出版社，1990。

[163]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48～49页。

[164]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8页。

[165] 《全唐诗》卷五一一，5844页，中华书局，1960。

[166] 《全唐诗》卷四四六，5006页。

[167] 向达：《柘枝舞小考》，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9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68] 《全唐诗》卷三五四，3972页。

[169]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四年八月条，8009页。

[170]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145～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1] 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236页。

[172]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真迹释录》，第一卷，449页，科学出版社，2001。

[17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6卷，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174]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398页。

[17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284页。

[176]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343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177]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中宗景龙二年（708）三月”条，6621页。

[17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495页。

[179] 陈国灿认为捉道“属外探、游奕之类。……到了唐代，用于边防则称为游奕。……此种巡游于亭障之间捉生问事的游奕，称之为捉道，或称把道，即巡察道路，伺探敌情行踪者。”参见《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575页。

[180] 《通典》卷一五二《兵五·守拒法附》，3901页。

[181] 《唐六典》卷五《尚书刑部》，163页。

[182] 《汉语大词典》，第12册，784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183] 《武经总要前集》卷六《警备法》，248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88，影印本。

[184] 程喜霖认为马铺的职能不仅是侦察、警戒、捉生问事，而且还起行烽的作用。这类马铺乃盖铺随军走，这又与烽铺固定在烽旁，与职主传递烽牒有所区别。马铺设置和职能比烽铺广泛，包含了烽铺，从这个角度而言，烽铺可称为马铺，但有的马铺如行军作战中的马铺却不能称烽铺，故二者又不能等同，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参见《唐代烽铺建制新证——新出烽铺文书研究之二》，载《西域研究》，2006（3），28页。

[185]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181页，中华书局，1997。

[186]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8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407～408页，

[188] 赵贞：《归义军史事考论》，115页。

[189]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311页。

[190] 五代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郑傪为江淮留后。……忽一日早辰，其妻少弟至妆阁，问其姊起居。姊方治妆未毕，家人备夫人晨馔于侧，姊顾谓其弟曰：‘我未及餐，尔可且点心。’止于水饭数匙。”（《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17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州桥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64页，中华书局，1982）清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中说：“按水饭即粥也。今南人多于早辰喫粥，此风古矣。”（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二一《水饭》，中华书局，1995，439页）

[191] “圌”，S.3227v《杂集时要用字》农器部作“圌囤”，即竹篾或草编织的用于存放谷物的圆囤。

[192] [日]岩本笃志：《敦煌秘笈“杂字一本”考——“杂字”からみた歸義軍期の社会》，27～28页。

[193]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942～945页，中华书局，1973。

[194]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13995页，中华书局，1977。

[195]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277～278页。

[196]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368～378页。

[19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5卷，2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19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0卷，186～18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199]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102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200]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12～22页。

[201] [日]岩本笃志：《敦煌秘笈“杂字一本”考——“杂字”からみた歸義軍期の社会》，27～28页；其中“宴设”“乐舞”“杂胡”“都将”，岩本氏归为“官厅”“音乐”“非汉民族”“军事”。

[202] S.5671首题“诸杂字□□”，其下抄有食器、衣服、饮食、梳妆器物等杂字7行，中间亦无篇目或标题。

[203] 据郑阿财、朱凤玉统计，敦煌识字类蒙书有《千字文》《新合六字千字文》《开蒙要训》《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碎金》《白家碎金》和《上大夫》，共8种，凡106件抄本。其中杂字书有2种6件，即《俗务要名林》和《杂集时用要字》各3件。参见《敦煌蒙书研究》，445页。

[204] P.3211《千字文》尾题“乾宁三年岁丙辰二月十九日壁（学）士郎氾贤信记之也”；S.705《开蒙要训》尾题“大中五年（851）辛未三月廿三日学生宋文献诵、安文德写”。P.4900《上大夫》为学童习字，共10行，前9行抄“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9字，第19行存“咸通十年”四字，可知为归义军时期写本。

[205] 宋大川：《教育·唐代教育制度》，见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2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