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云:“圣朝选将持符节,内使宣时百辟听。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68]是说朝廷命官(郑权)到任广州后,受到了岭南民众的热烈欢迎,节度使随即遣使送上管内诸州的《图经》。此种急于归属中央及纳入“王化”的情境,与大中五年(851)张义潮遣使携河西十一州《图经》、户籍来献正相符合,即借此谋求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与认可,以期获得来自中央的政令或财赋支持。相较而言,缘边州府关涉的边疆、民族问题更为复杂,中央王朝既要贯彻抚宁四夷的羁縻政策,自然离不开《图经》提供的资料。由此可见《图经》在调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图经》、户籍的定期造送,其实也是检验地方官政绩与能力的一种方式,因而州县长官在“谨遵奉行”中央政令的同时,还希冀在考课中获得好的评价。S.6111v《为申考典索大禄纳图钱及经等事状》载:
8 禄状称,州司纳钱,其日判申州讫
状文中“窦昊”,见于P.2555《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邓小楠已考出窦昊所撰《答南蕃书》作于宝应元年(762)[70]。又S.6111号卷子正面为《书仪镜》,可与S.10595缀合,后者背面残存“广德”二字[71],由此可知S.6111v成于广德年间(763—764)。状文中索大禄以司户参军下佐史的身份充为“考典”,应是侍从入京考使(朝集使)的随行吏员。大谷文书3786《西州官人差使录》记载,开元十二年(724)八月,西州营田副使守信充为考使入京,同行的一位高昌县人也因为掌管营田事务而“充考典入计”[72],其性质与索大禄相同。据状文描述,索大禄随使入京携带的考课资料有“州图及经”,说明《图经》已是考使入京上计需要交纳的一种文簿。由此,州县《图经》的定期编造与上报,使得中央也建立了相应的地志档案,定期纳《图经》成为中央了解并控制地方的手段之一[73]。
另一方面,中央通过地方州县定期报送上来的《图经》,尽可能对天下诸道州府的民风政情与山川形势有所了解,正所谓“袵席之上欹枕而郡邑可观,游幸之时倚马而山川尽在”[74],进而为中央决策提供地理依据。如州县的设置、改革与调整,《图经》都能提供相关信息予以参照。宪宗元和年间,朝廷根据《兖州图经》的记载,准许了兖海节度使曹华的提议,将交通不便、面积偏小、人口稀少的莱芜县并入就近的乾封县[75]。长庆二年(822)十二月,桂管观察使殷侑奏:“桂州建陵县,今按《图经》有修仁乡,请改修仁县;永丰县,与信州永丰县同,按《图经》,县下有丰水,请改为丰水县;富州开江县,与开州开江县同,按《图经》,江系马援所开,请改为马江县;唐州平原县,与德州平原县同,按《图经》,县下有思和水,请改为思和县。”[76]殷侑的建议得到了穆宗的认可,桂管观察使所辖建陵、永丰、开江、平原四县,分别按照《图经》的描述而进行了相应的改名。由此可见,《图经》对于地方行政的管理亦有指导作用。
[1]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880页,中华书局,1985。
[2]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102页。
[3]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880~881页。
[4] [日]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见《榎博士还暦纪念东洋史论丛》,42~101页,山川出版社,1975;傅振伦:《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1);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李并成:《唐代图经考》,见《瓜沙史地研究》,174~182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李正宇:《敦煌遗书P.2691写本的定性与正名》,见《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117~131页,文津出版社,1996;仓修良、陈仰光:《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见《文史》,第2辑,2001,收入《仓修良探方志》,105~13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朱悦梅、李并成:《〈沙州都督府图经〉纂修年代及相关问题考》,载《敦煌研究》,2003(5);辛德勇:《唐代的地理学》,见李晓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439~46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李锦绣:《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地理学》,见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484~5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48页,巴蜀书社,1984。
[6]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5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2376页,中华书局,1989。
[8] 《隋书》卷三三《经籍二》,986~987页,中华书局,1973。
[9]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中译本,45~46页,科学出版社,1975。
[10] 《隋书》卷三三《经籍二》,986~987页。
[1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45~46页。
[12] 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卷六,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4996页,中华书局,1989。
[13]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1198页,中华书局,1975。
[14]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28~29页。
[15]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162页,中华书局,1992。
[16] 《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职方员外郎》,1032页,中华书局,1955。
[17]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1198页。
[18] 《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门》,2057页,中华书局,1960。
[19] 《五代会要》卷一五《职方》,195~196页,中华书局,1998。
[20]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3856页,中华书局,1977。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0卷,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366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22] 刘禹锡:《夔州刺史厅壁记》,见《全唐文》卷六〇六,6119页,中华书局,1983。
[23] 唐代州府的数量,《唐六典》统计为315,这是开元年间的数字。《通典·州郡门》所记“天宝初”郡府为328,《唐会要》记载的天宝州数为331。参见《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72页;《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4483页,中华书局,1988;《唐会要》卷七〇《州县分望道》,1232页。
[24] (唐)韩愈撰,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二《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11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5] 《影旧钞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古逸丛书之十九,光绪十年甲申遵义黎氏校刊,21页。
[26] 李并成:《唐〈始平县图经〉残卷(S.6014)研究》,载《敦煌研究》,2005(5)。
[27] (唐)薛稷:《朱隐士图赞》,见《全唐文》卷二七五,2799页。
[28] 《太平广记》卷一九一《骁勇一·朱遵》,1428页,中华书局,1981。
[29] (唐)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50页,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
[30] 《通典》卷一七六《州郡六》,4638页。
[31]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3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32] 李锦绣认为,县《图经》只是州《图经》的一卷。参见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510页。
[33] 《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十三·巴陵郡》,4876页。
[34]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110页,中华书局,1996。
[35] 孙逖:《为宰相贺武威郡石化为面表》,见《文苑英华》卷五六四,2892页,中华书局,1966。
[36] 《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陇西道》,1268页。
[37]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68页。
[38] 《影旧钞本日本国见在书目》,21页。
[39] 王应麟:《玉海》卷一四《地理·祥符州县图经》,27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0] 王应麟:《玉海》卷一五《地理·唐郡国志》,290页。
[41] 元稹:《进西北边图经状》,见《全唐文》卷六五一,6607页。
[42] 《册府元龟》卷五六〇《国史部·地理》,6426页。
[43]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44] 《唐会要》卷七〇《陇右道》,1238页。
[45]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157~15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46] 孙逖:《为宰相贺武威郡石化为面表》,见《文苑英华》卷五六四,2892页,中华书局,1966。
[47] 李并成:《唐〈始平县图经〉残卷(S.6014)研究》,载《敦煌研究》,2005(5)。
[48] 《唐会要》卷二七《行幸》,519页。
[49] 《全唐文》卷九八七《重修顺祐王庙记》,1033页。
[50] 《太平广记》卷二九一《神一·土羊神》,2316页。
[51] 《太平广记》卷一〇一《释证三·惠原》,682页。
[52]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6页。
[53]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125页。
[54] 仓修良:《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见《仓修良探方志》,128页。
[55]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7、17页。
[56]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20页。
[57]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135~136页。
[58] 周绍良:《读〈沙州图经〉卷子》,载《敦煌研究》,1987(2)。
[59] 王团战:《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载《考古与文物》,2004(1)。
[60] 李宗俊:《〈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载《敦煌学辑刊》,2004(1)。
[61]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0页。
[62] 王重民编:《敦煌古籍叙录》,116页,商务印书馆,1958。
[63]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448页,1985。
[64]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93页。
[65] 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上虞罗氏排印本,1909,收入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第六册,76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66] 王重民编:《敦煌古籍叙录》,116页。
[67] 《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职方员外郎》,1032页。
[68] 张籍撰,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539页,中华书局,2011。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0卷,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366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520页。
[70] 邓小楠:《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校释》,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596~614页,中华书局,1982。
[71] 荣新江指出,S.10595首部可与S.6111缀合,两件原为一个抄本。背面为广德某年牒,残存三字。参见《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168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72] [日]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法藏馆,155页,1990;[日]池田温:《开元十三年西州都督府牒秦州残卷简介》,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3] 李锦绣:《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地理学》,见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520~521页。
[74] 元稹:《进西北边图经状》,见《全唐文》卷六五一,6607页。
[75] 《唐会要》卷七〇《州县改置上·河南道》,1254页。
[76] 《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岭南道》,1279~1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