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唐代各州普遍撰修《图经》，但完整流传下来的并没有一部。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曾辑出唐代《图经》数十部，其中收录了散见于传世古籍中的《图经》条目数百条[43]，对了解《图经》的内容与形制多有裨益。比较而言，敦煌遗书中《沙州都督府图经》保存了相对较多的地志条目和信息，为探讨唐代《图经》的内容、形制及编撰体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前已提及，成于贞观年间的《沙州图经》（S.2593）共有5卷，其中第2—4卷为敦煌县的地志，第5卷为寿昌县的内容。敦煌遗书中P.2695残卷尾题“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卷中所存11条祥瑞和1首歌谣，均见于P.2005号文书，该卷中有“敦煌县社稷坛各一”“右当县并无前件色”等文字，说明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其实就是敦煌县地志的描述，因而在体例上与S.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所述“第二、第三、第四敦煌县”相符合。由此看来，永徽二年（651）沙州的行政地位由“州”上升为“都督府”后[44]，《图经》的名称虽然有所调整，但其编撰主旨与体例始终未发生变化。因此可以说，贞观年间的《沙州图经》成为此后编撰《沙州都督府图经》的基本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敦煌遗书P.5034号残卷亦为《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组成部分，该卷所存篇目格式、体例与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大致相同，又卷中所记多为寿昌县的山泽、渠水、关城、神庙等内容，结合S.2593《沙州图经》“第五寿昌县”的体例，可将P.5034号文书定为《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五》[45]。

表8-1 《沙州都督府图经》篇目对照表

单就第三卷而言，《沙州都督府图经》的内容甚为广泛。粗略言之，计有水源、河渠、大泽、水堰、故堤、咸卤、盐池、兴胡泊、宫殿、厅堂、馆驿、学校、社稷坛、杂神、神庙、异怪、墓冢、土河、古城、墨池、祥瑞、歌谣等。这些条目既有对先贤历史人物的怀念（如阚冢、先王庙、张芝墨池等），也有对敦煌边塞古城和丝路咽喉地位的肯定（如“一所兴胡泊”“一十九所驿”“四所古城”“一所土河”等），也有对敦煌地貌和绿洲重镇的描述（如“七所渠”“三所泽”“二所堰”“三所盐池水”等），还有对敦煌州县地位及与中央隶属关系的确认（如州学、县学、医学、“二所社稷坛”、廿祥瑞、歌谣等），较为完整地体现了敦煌作为边塞古城、丝路枢纽和绿洲重镇的地域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沙州都督府图经》中的“异怪”、神庙及祥瑞等条，常见于其他州县《图经》中。如祥瑞，《武威郡图经》云：“贞观九年凤凰集于此，故名嘉瑞乡。”[46]敦煌遗书S.6014《唐始平县图经》也存有五条祥瑞，如连槐树，“右武德元年生槐里乡”。芝草，“右总章元年生汤台乡”，“右武德囗年生龙泉乡”[47]。由此可见，祥瑞见于《图经》并非沙州特例。至于祠庙及神异、灵验故事，州县《图经》亦常有描述。开元五年（717），玄宗巡幸东都，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建议按照《图经》著录的祠庙形制来安排沿途州县的祭祀[48]，由此看来，神祀祠庙见于《图经》已极为普遍。如孙处元《润州图经》载，润州州城西北墉上神祠，“本汉荆王之庙也”，自两汉至隋，“数经寇贼镇官汹惧，屡祷求福助焉”[49]。又《陇州图经》载，陇州汧源县有土羊神庙，相传秦始皇“开御道”时，有两位“土羊之神”于路边相迎，始皇“遂令立庙，至今祭享不绝”[50]。再看《朗州图经》的因缘故事：沙门惠原“少以弓弩为业”，至武陵山行猎时射杀一孕鹿，鹿之将死，告诉惠原“既是缘对，应为汝死”，“生生代代，勿复结冤”。惠原感悟前缘，“遂落发于鹿死之处，而置迦蓝，名耆阇窟山寺”[51]。其他如《莫州图经》所记“女仙”郝姑故事，《歙州图经》收录“异僧”法度事迹，均属此类。这说明在《图经》的编纂中，古老相传的旧闻佚事和神异灵验故事也提供了一些可资利用的材料。

表8-2 《太平广记》所见《图经》中之神异故事

作为现存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官修《图经》，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除了沙州地志的描述外，还保存了唐代官修《图经》的一般格式与内容：

监牧　羁縻州　江河淮济　海沟

陂　宫　郡县城　关铲津济

岳渎　铁　碑碣　名人

忠臣孝子　节妇烈女　营垒　陵墓

台榭卸亭　鑛窟　帝王游幸　名臣将所至屯田

右当县并无前件色。[52]

既然这些条目“当县”（敦煌县）都无具体内容，那么《图经》为何还要列出详目呢？唯一的解释：“必是朝廷颁有州郡图经编写纲目，各州须依纲目逐条编列，不得遗漏；若无可记，亦须注明。”[53]理论上说，监牧、羁縻州、江河淮济等20条目，应是唐朝颁行的有关州县《图经》编纂的基本通例，自然也是官修《图经》书写的必备内容。但在实践中，地方州县的风土和人文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各具特色，乃至“前件色”中的相关内容并不具备，因而编纂时只能保存纲目，而具体内容只好空缺。这样的编排方式，表面看来是出于《图经》整齐划一的考虑，但实则表明官修《图经》正是按照特定的格式和体例编纂而成的。

引经据典是中国古代史学撰述和文献注疏的常用方式。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纂修也不例外。比如，在历史、地理、人物、故事、古迹、祥瑞等内容的编排中，广泛征引《西凉录》《十六国春秋》《后凉录》《汉书·西域传》《汉书·匈奴传》《魏书》《瑞应图》等著作[54]。其中引用最多的《西凉录》，共17处，涉及悬泉水、孟授渠、阳开渠、阴安渠、一所殿、先王庙、孟庙、嘉纳堂、靖恭堂、谦德堂、赤气龙迹、白雀、大立石、瑞葛、嘉禾、白狼、凤凰等条，大致是敦煌先贤人物和历史故事的描述。如孟授渠条：“右据《西凉录》，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于州西南十八里于甘泉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姓蒙赖，因以为号。”又凤凰条：“右按《西凉录》，凉王李暠建初元年正月凤凰集于效谷。”[55]既然前代的人物、故事通过专门的条目被编入《图经》中，那么记录这些“先前旧事”的史志书目自然成为《图经》编纂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除了史志文献的征引外，《图经》编纂的另一材料来源是从地方官员和民间百姓中搜求、征集而来。比如，“廿祥瑞”中所见的白龙、木连理、甘露、瑞石、白雀、黄龙、五色鸟、日扬光、蒲昌海五色及白狼等条，就来自百姓董行端、董行靖、严洪爽、王会昌、阴嗣鉴、阴守忠，豆卢军支度使崔撝、石城镇将康地舍拨、州司，“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的奏报。又“歌谣”一条，系为歌颂武后称帝，建立大周功绩的献媚之词。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云：“右载初元年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件歌谣，具状上讫。”[56]按风俗使，或观风俗使，即中央派遣巡察地方，了解各地政情民风的官员。此首赞颂武后基业的应时之词，是风俗使在巡察地方中从民间百姓中采访搜求而来。但要看到，此首歌谣“内容专颂朝廷，谀词满篇，体裁形式乃至文句多袭《诗经》，间采《尚书》《易经》，去‘百姓’之时语俚言及苦乐旨趣远甚，实为当地官员假借百姓之名伪造者”[57]。周绍良也说：“这些歌谣显然是一些谄诈的作品，并非民间之歌谣，从它的造句用词上已断定是地方长官之作，所谓‘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不过借口‘百姓’为歌谣之由而已。”[58]总之，这首由地方官员创作而托名于百姓传唱的“歌谣”，最终成为《图经》编纂的重要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还提到了4位沙州刺史：即李无亏（691）、陈玄珪（695）、李祖隆（673）和杜楚臣（714）。据《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铭》记载，载初元年（690）李无亏“授沙州刺史，兼豆庐军使”，长寿二年（693）“进爵长城县开国公”，延载元年（694）终于官舍[59]。据此，李无亏担任沙州刺史是在690—694年。在这五年中，李无亏对沙州进行了较好的治理，特别是在奏请改移馆驿、奉敕设置馆驿，修造渠堰以及表奏祥瑞等方面成绩突出。《图经》所见的“长城堰、清泉驿、东泉驿、五色鸟、日扬光、庆云、蒲昌海五色、白狼”等条中，所谓“刺史李无亏”云云，正是李氏经营沙州的生动反映。又“甘草驿”条明确提到“前刺史李无亏”奏请设置馆驿之事，可知此时李无亏已去职。从“刺史”到“前刺史”的变化，正说明《图经》的初次编纂是李无亏担任沙州刺史期间，因而在祥瑞条中对“刺史李无亏”的事迹进行了极尽能事之渲染。由于《图经》所见的李无亏事迹，最早的时间是天授二年（691）腊月，结合“长城堰”条李无亏“长城县开国子”的封爵，故可推知《图经》的初次编纂是在长寿元年（692）[60]。

表8-3 《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见刺史李无亏事迹

李无亏之后，陈玄珪继为沙州刺史，时间是证圣元年（695）。陈氏在任时，似也组织人员做过《图经》的编修和补充工作，故有“前刺史李无亏”的说法。此次《图经》的补修时间，“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条提供了信息：

至证圣元年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矟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又奉今年二月廿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61]

此处“今年”，应为《图经》的二次纂修时间。王重民谓：“此称今年，当蒙证圣而言，可知是书当作于证圣二年”[62]。严耕望认为，“今年”当即证圣元年之次年，即万岁通天元年（696）[63]。李正宇指出，“今年”的准确表述为万岁登封元年，至三月十六日，方改元万岁通天元年，“由此得知本《图经》之原本亦当撰于万岁登封元年二月之后，乃属万岁通天元年矣”[64]。不论此《图经》是“原本”还是二次补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陈玄珪担任刺史的第二年（696），沙州官方进行过一次《图经》的编修工作。

综上所述，现存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是在贞观年间《沙州图经》的基础上，中间至少经过了692年、696年和716年以后的三次编修和补充，最终编纂而成。其编排方式，大致是在沙州所存《图经》“旧本”的基础上，根据“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67]的情况，不断进行地志的调整或增补，以便更好地反映州县风土方物的变化。比如，“一十九所驿”条中的“同前奉敕移”“奉敕置”“奉敕移废”，就是基于沙州馆驿设置、迁移、停废的现状而编入《图经》的。此外，敦煌遗书S.6111v《为申考典索大禄纳图钱及经等事状》还有广德年间（763—764）沙州司户参军佐史索大禄修造《图经》及征纳图钱的记载，这说明安史乱后沙州《图经》的编撰仍在继续，乃至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志残卷中（S.788），还有悬泉、东盐池、西盐池、北盐池、土河、兴胡泊、阚冢等条，从中不难看出《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