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英藏S.1393《晋书·传》和国图藏BD14685《搜神记》两件写本，仅是敦煌所出四部典籍中的“冰山一角”，但它们的文献价值及揭示的写本时代学术文化的流传却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比如，从文献学而言，这些写本对于标点本、辑录本传世典籍都有辑佚和校勘价值，甚至如敦煌本《搜神记》对于复原东晋干宝《搜神记》的原貌提供了依据。其次，就流传而言，现知敦煌所出《搜神记》有7个写卷，由此不难推想《搜神记》在中古社会的传抄与流布的情况。相比之下，《晋书》虽然只有3个写本（P.3481、P.3813、S.1393），但若将“十八家晋书”中的《晋纪》（P.5550）和《晋阳秋》（P.2586和吐鲁番本）包括进来，可知中古时期《晋书》的传抄、研读与学习亦相当盛行。开元年间，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中提到了“举人条例”，明确将《晋书》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南史》《北史》“七史”一道纳入“史科”[58]，这对士人研习《晋书》起了推动作用。不唯如此，贞观二十二年（648）《晋书》修成后，“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59]。开元二十六年（738），“渤海国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并许之”[60]。说明《晋书》在体现国家认同、统率华夷外邦和抚绥周边四邻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疑，《晋书》蕴含的治国理念反过来也助推了《晋书》的广泛流传。

[1] 王重民编：《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

[2] 王重民编：《敦煌古籍叙录》，83～84页，中华书局，1979。

[3] Lionel Giles，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1957，p.241.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3卷，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5] 《晋书》卷五〇《庾峻传》，1392页。

[6] 《晋书》卷五四《陆机传》，1467页。

[7] 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372～374页。

[8] 《隋书·经籍志》所收19家《晋书》中，纪传体有8家，即王隐《晋书》86卷，虞预《晋书》26卷，朱凤《晋书》10卷，何法盛《晋中兴书》78卷，谢灵运《晋书》36卷，臧荣绪《晋书》110卷，萧子云《晋书》102卷，萧子显《晋史草》30卷。编年体有11家，即陆机《晋记》4卷，干宝《晋纪》23卷，曹嘉之《晋记》10卷，习凿齿《汉晋阳秋》47卷，邓粲《晋纪》11卷，孙盛《晋阳秋》32卷，刘谦之《晋记》23卷，王韶之《晋记》10卷，徐广《晋纪》45卷，檀道鸾《续晋阳秋》20卷，郭季产《续晋记》5卷。清人浦起龙解释说：“据志，盖十九家。岂缘习氏书独主汉斥魏，以为异议，遂废不用欤？”参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955～958页，中华书局，1973；（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3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 《史通通释》卷一二《古今正史》，350页。

[10]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六卷，67～6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1] 《晋书》卷四七《傅咸传》，1323页。

[12] 《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29～30页，中华书局，1985。

[13] 《日知录集释》卷二三《二名不偏讳》，13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4] 《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77页。

[15] 陈垣：《史讳举例》，108页，上海书店，1997。

[16] “吴”，据中村不折藏《搜神记》补。

[17] “乃”，当作“及”，据中村不折藏《搜神记》改。

[18] “何”，当作“河”，据S.389v《孝子传》改。

[19] “广汉”，据P.2621《事森·孝友》改。

[20]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31册，36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22页。又该件纸签上写有“前志异三则，后孝子传二则”。

[21] 《晋书》卷八二《干宝传》，2150页，中华书局，1974。

[22] （晋）干宝撰，汪绍联校注：《搜神记·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79。

[23] 范宁指出，八卷本《搜神记》不是干宝所撰，“实唐宋以后人所撰集，且多处系窜改他书成文”。江蓝生认为，八卷本在语言上有很多反映唐五代以后特点的现象，肯定不是晋干宝所作，有可能出自晚唐五代或北宋人之手；在内容上，它跟敦煌本《搜神记》共同之处甚多，应是出自同一系统。李剑国进一步指出，八卷本肯定是宋以后人杂采包括《搜神记》在内的诸书编纂而成。参见范宁：《关于〈搜神记〉》，载《文学评论》，1964（1）；江蓝生：《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载《中国语文》，1987（4）；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前言》，56～57页，中华书局，2007。

[24] 据中村不折介绍，此卷“长一丈七尺三寸，十一纸，隶书，敦煌出土。……内容与全传本《搜神记》不同，传本的《搜神记》为晋之干宝撰，句道兴撰乃是别体。书法多异体，似六朝人所写，韵致平平。董康曰：是五代人根据六朝人的底本而写。余亦持此说，所记事迹皆属六朝以前。”参见[日]中村不折著，李德范译：《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146～147页，中华书局，2003；[日]磯部彰编：《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書集成》卷中，東アジア善本叢刊，第二集，322～343页，2005。

[25]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1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6]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4册，226～2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7]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10册，12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35页。

[28] 罗振玉：《敦煌零拾》，上虞罗氏印行，1924；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第八册，57～90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865～9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213～1255页，文津出版社，1994年；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5～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黄征：《敦煌写本句道兴〈搜神记〉一卷校注（一）》，见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657～6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9] 《搜神记》卷二〇《隋侯珠》，238页，中华书局，1979；《新辑搜神记》卷二九《随侯珠》：“随侯行，见大蛇被伤，救而治之。其后蛇衔珠以报之。其珠径盈存，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堂，故历世称‘随侯珠’焉，一名‘明月珠’。”李剑国辑校，453页，中华书局，2007。

[30]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889页；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23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0卷，42～4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31] （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一《纸第七》，517页，中华书局，1962。

[32] 《搜神记》卷二〇《义犬冢》，240～241页。

[33] 《搜神记》卷二〇《义犬冢》，241页。

[34] [日]磯部彰编：《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書集成》卷中，334页；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878页；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226～127页。

[35] 清人茅泮林辑出的《古孝子传》中，收录了散佚的汉唐《孝子传》10种，计有刘向《孝子传》、萧广济《孝子传》、王歆《孝子传》、王绍之《孝子传》、周景式《孝子传》、师觉授《孝子传》、虞盤佑《孝子传》、郑辑《孝子传》、阙名《孝子传》和《孝子传补遗》。参见（清）茅泮林辑：《古孝子传》，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

[36] 王三庆指出，《事森》所附篇目，大体不出《类林》范畴，“事类近乎《类林》原有，行文体例亦与《类林》一致，当可断言乃受《类林》一书影响而有意与《类林》增胜之改编本。……当日《类林》一书曾经被作为童蒙教材，也许曾经被好事者改变为《事森》一书，使员义得以默诵或抄录，才会留下《事林》或《事森》之名。然而如果是员义之戏题自创，则二卷直可视作其抄诵《类林》之余，而把事少者名为《事林》，事类较杂，文字多者，题为《事森》，已经可以视作书名了”。参见《敦煌类书》，71页，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37] 《太平御览》卷四一一《人事部五十二·孝感》，1898～1899页，中华书局，1966。

[38] 《初学记》卷二七《金第一》，646页；《太平御览》卷八一一《珍宝部十·金下》，3605页；（清）茅泮林辑：《古孝子传》，丛书集成初编，19页，中华书局，1985。

[39] 《搜神记》卷一一《郭巨》，136页；《新辑搜神记》卷八《郭巨》，137～138页。

[40]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77页。

[41]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265、390页。

[4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183～18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43] [日]西村元佑：《通过唐代敦煌差科簿看唐代均田制时代的徭役制度》，见[日]周藤吉之等著，姜镇庆、那向芹译：《敦煌学译文集》，114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44] 《旧五代史》卷七八《晋书四·高祖纪四》，1031页，中华书局，1976。

[45] 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258页。

[46]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卷，253页。

[47] 可以参照的是，P.2621所收薛苞事迹，其材料来源，明确注为“汉时书”。

[48] 《太平御览》卷四一一《人事部十二·孝感》，1895页。

[49] （清）茅泮林辑：《古孝子传》，丛书集成初编，35页。

[50] 《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2783页。

[51] P.2621所见姜诗事迹略有残缺，王三庆据传世典籍作了校补。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3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王三庆：《敦煌类书》，223、680页；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258页。

[52] 《初学记》卷一七《孝第四》，422页；《太平御览》卷四一四《人事部五五·孝下》，1909页。

[53] 《太平御览》卷三九六《人事部三七·偶像》，1832页。

[54]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3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266页。

[55] 《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传》，5574页。

[56] （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124页，中华书局，2002。

[57] 《太平御览》卷三七五《人事部十六·肉》，1728页。

[58] 《通典》卷一七《选举五》，423页，中华书局，1988。

[59] 《宋本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部·采撰第二》，1571页，中华书局，1988。

[60] 《宋本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国史部·采撰第二》，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