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3 《群牧见行籍》所见牧羊“算会”表[44]

众所周知，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畜牧经济非常活跃。以牧羊业为例，寺院每年也要依据《见行籍》定期“算会”羊群。S.3984、S.4116分别是报恩寺在丁酉年（937）和庚子年（940）对牧羊人康富盈进行算会的凭据，从中可以看出寺院“算会”羊群的大致内容。比如，算会的时间及依据，大致与归义军官府相同，但参与算会的人员“徒众”则是报恩寺的全体僧众，体现出寺院财务监督的公开与透明。至于算会的内容，从大白羯羊、大白母羊、大羖羯羊、大羖母羊、二齿白羯羊、二齿白母羊、二齿羖羯羊、二齿羖母羊、白羊儿羔子、白羊女羔子、羖羊儿羔子的区分来看，报恩寺的羊只统计与分类，基本上与P.2484、S.6998A、羽34《见行籍》所见的归义军羊群算会制度相同。所不同者，报恩寺的羊群分类中，还析分出“白羊儿落悉无”“白女儿落悉无”“羖儿只无”“羖女只无”的名目。高启安指出，“落悉无”是吐蕃语四岁羊的称谓，“只无”亦为吐蕃语，系为“叱般”之同音异写，意为三岁羊[47]。这样看来，10世纪前期，沙州寺院“算会”羊群的活动显然承袭了吐蕃“点算”羊只的方式，因而与归义军官府相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

表6-4 报恩寺丁酉、庚子年“算会”康富盈羊群表[48]

另一方面，从报恩寺的两次“算会”来看，康富盈的羊群在四年内由89口增至107口。在增长的18口羊中，白羊仅有4口，而羖羊则增加了14口。若从口齿年岁来看，当年新出生的羊羔子增加了12口（白羊儿、女羔子7口，羖儿羔子5口），占总增长数的2/3，这与10世纪后期归义军官营牧羊业中羊群逐年缩减，新生羊增长率渐趋下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似表明10世纪前期沙州寺院的牧羊业虽然发展缓慢，但总体还是呈现出羊群不断扩大和增殖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