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通过羽34《群牧见行籍》的梳理，可以看出归义军官府对驼、马、牛、羊的管理非常重视，说明官营畜牧业在归义军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归义军对群牧（马、牛、驴、驼、羊）的管理，并不仅限于通过“算会”之制而对“见在”“见行”牲畜的数量统计，甚至群牧牲畜的死亡及皮肉处理，归义军官府都有具体的规定。这在有关马、牛、驼、羊的牒状及判凭中有明确反映。S.2474《庚辰年（980）驼官张憨儿群骒驼破籍并判凭》[49]载：

3　弘定，未蒙判凭，伏请　处分。

4

庚辰年八月日驼官张憨儿。

2　判凭，伏请

处分。

3

乙未年十二月日知马官阴章儿。

有关羊只死亡后羊皮的处理，P.2985v《己卯年（979）牧羊人王阿朵状及判凭》[56]载：

1　牧羊人王阿朵

3　死壹口，皮付白押衙，未蒙判凭，伏请处分。

4

己卯年四月十五日牧羊人　王阿朵。

5　为凭，十五日（印）

我们看到，王阿朵上状及使主的判凭都在四月十五日，体现出曹氏归义军（曹延禄）在财务钩稽与审核中较高的办公效率。三天后，王阿朵再次上状，“伏以今月十八日纳自死古母羊壹口，皮付白祐庆，伏请处分”[57]。显然，前次状文提到的“白押衙”，就是本状中掌管羊皮的白祐庆。比照S.6998C《押衙知羊司田某状及判凭》[58]的某些细节，可知白祐庆以押衙之职兼知羊司事务，是曹氏归义军管理牧羊业的官员。

以上有关骆驼、马匹、羊只的牒状及判文，不约而同地传输出这样的信息：曹氏归义军时期，“群上”“槽上”牲畜如有死亡，那么饲养者或领养者应将皮肉剥离带回，交付“内库”或有关官员（如张弘定），作为核实、检验牲畜死亡的凭据。这种“皮付内库”的规定并非归义军首创，溯其源流其实由来已久，至少在阿斯塔那九区6号墓所出《唐总章二年（669）至咸亨元年（670）西州长行坊死马价及皮价帐》[59]中有类似的痕迹：

7　□匹留敦二月廿四日在槽死，肉卖于质子文，得钱贰文，送司仓。皮纳□□。

8　□□□敦三月一日从伊州使回碛内死，肉弃不收，剥皮将来，纳库讫。

可见，在西州长行坊中，那些用于迎送使节来往的长行马，因常年奔波劳累，故中途损耗死亡的事常有发生。一旦乘马死亡，有关人员须将皮肉剥离出来，并将马肉就近出售，所得之钱交于司仓，而马皮则带回纳入库中。这里“司仓”，一名司仓参军事，为仓曹官员，唐代京兆、太原、河南三府、都护府及天下诸州均有设置，“掌公廨、度量、庖厨、仓库、租赋、田园、市肆之事”[60]，长行马既然为驿传交通、运输提供畜力，自然属于官方重要物资，因而驿传马匹死后，其皮肉理应回收充公。只是由于远途返回，马肉易于腐烂变质，故弃之不收，而仅将毛皮带回入库。甚至有时驿马死后，“皮肉弃不收，剥印将来，检明毁讫”[61]，可能由于皮肉毁坏严重，无法完整剥离，只能将钤有长行坊标识的烙印切割下来，交回有司以备核查。《唐神龙元年（705）天山县录申上西州兵曹为长行马在路致死事》[62]第11—18行云：

有关长行马伤病、死亡的处理，王冀青曾有专文讨论。他指出，长行马的死亡大都是出使返回时劳累所致，死后若有乘骑，则由使人写出公验以证明。若无乘使，则由负责领送的马子就近向当地所属的军政机构报告，陈述马匹死亡的时间、地点及原因，要求当局派人核实后写成公验[63]。本件状文中，令狐弘宝作为马夫（马子），详细汇报了“前件马”死亡的原因及处理方式。经健儿主帅检核后，证实马子所言不虚，长行马确是“急黄致死”。这匹马死后，其肉原本就近出售，但因“碛内无人可卖”，加之远途中马肉“不能胜致”[64]，无法运送，不得已抛弃野外，唯有将马皮剥离带回，交付州库，作为有司覆核和检验的凭据。《唐六典·诸牧监》载：“凡马、牛皮、脯及筋、角之属，皆纳于有司。”[65]按照唐代牧监制度的规定，马皮、牛角等牲畜附属产品皆为官方重要物资，依例都要收缴国家，因而长行坊“剥皮将来，纳库讫”的做法，正好契合了唐代牧监制下畜牧管理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来说，10世纪后期，归义军有关驼、马、牛、羊的牒状及判凭，具有佐证牲畜死亡的“公验”作用。其中“皮付内库”的规定，正是归义军因袭唐代畜牧管理举措的生动反映。

[1] 此件文书，《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0223号题为“群牧册（乙未年十月，有官印）”。参见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318页，中华书局，1983。

[2] [日]池田温：《李盛铎旧藏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见《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29～56页，文津出版社，2000。

[3] 乜小红：《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2000》，59～64页，中华书局，2006。

[4] [日]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编集：《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233～235页，はまや印刷株式会社，2009。

[5] “伍”，池田温补作“拾伍”，据下文“白羊大小共计肆拾柒口”推算，当以“伍”为是。

[6] “二”，池田温补作“贰”。

[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2卷，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90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9] 归义军时期，畜群每年核算，并无明确记载，但可从吐蕃时期“点算”羊群的牒文中得到说明。如S.542背所记，沙州诸寺（如莲台寺、普光寺、灵修寺）在丑年十二月进行羊只的“点算”活动，从牒文“限寅年纳”“限寅年算日纳”“限寅年算羊时陪”的强调来看，当时每年都要定期进行羊只数量的清点和核算。

[10]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76页。

[1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75页。

[12]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1087页，中华书局，1996。

[13] S.6998A的年代，荣新江推断“在十世纪后半叶”。池田温指出：“考虑到乙未籍减半畜数之大势，S.6998A籍大概在丙辰、乙未两籍之中间。”根据荣新江的提示，S.6998A中“驼官马善昌”见于P.2737《癸巳年（993）状》，杨住成、王阿朵见于P.2484《戊辰年（968）籍》，后者又见于P.2761《己卯年（979）状》。可以补充的是，“驼官李粉堆”又见于羽34《乙未年（995）籍》，而与S.6998A粘连的S.6998B为《乙未年（995）十二月至丙申年（996）二月知马官阴章儿请判凭状》。综合这些信息，可以将S.6998A的年代定于戊辰年（968）至乙未年（995）间。参见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60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日]池田温：《李盛铎旧藏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51页。

[14] [日]池田温：《李盛铎旧藏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50页。

[1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90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2卷，38页；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61页。

[1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601页。

[18] 此表据P.2484《戊辰年（968）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S.6998A《归义军群牧马驼牛羊见行籍算会》和羽34《乙未年（995）归义军算会群牧见行籍》制作，并参考[日]池田温《李盛铎旧藏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一文。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90～59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2卷，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日]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编集：《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233～235页。潘重规等：《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29～56页。

[20] 《唐六典》卷一七《诸牧监》，486页，中华书局，1992。

[21]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105页，文物出版社，1983。

[22]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192～19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23]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59页，文物出版社，1987。

[24]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91页。

[25]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416页。

[26]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33页，文物出版社，1990。

[27]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35页。

[28]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48～50页。

[29]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8页，文物出版社，1986。

[30]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389页。

[31] 张广达、荣新江：《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2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2] [法]谢和耐：《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见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敦煌学精粹》，137～14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33]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30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4]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309页。

[35]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312页。

[36]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456页，中华书局，1961。

[37]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241页，文物出版社，1991。

[38]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289～290页。

[39] 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82～8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40]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314页。

[41]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66页。

[42]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70页。

[44] 此表据P.2484、S.6998A和羽34三件《群牧见行籍》制作，并参考[日]池田温《李盛铎旧藏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一文。其中白公羊中，“大白羯”指三岁以上白色公羊，“二白羯”指口齿二岁的白色公羊，“一白羯”指当年新生的白色公羊羔。其他如白母羊、黑公羊、黑母羊的年岁划分，与此相同。

[4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368页。

[46] S.542v《丑年（809或821）十二月大乘寺寺卿点算见在及欠羊牒》云：“丑年十二月于报恩寺众堂点算见在及欠羊总九十五口。一十七口欠，合寅年点羊所纳，见在羊总八十七口。”这表明沙州寺院在“点算”牧羊时对“见在羊”和“欠羊”都要一并统计。显然，对“欠羊”的清点与调查是寺院“算会”羊群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74页。

[47] 高启安：《羖羊及敦煌羊只饲牧方式论考》，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39～47页。关于“叱般”，常见于吐蕃时期寺院算羊牒中。如S.542v《大乘寺算羊牒》“羖叱般叁口”，《灵修寺算羊牒》“羖母叱般贰口”，《普光寺算羊牒》“羖叱般一口”，《金光明寺算羊牒》“白羯叱般壹口”“羖羯叱般叁口”“羖母叱般贰口”等。

[48] 此表据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75～576页）制作。

[49]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601页。

[50]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601页。

[51] [日]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编集：《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238～239页。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2卷，39页。

[53] [日]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编集：《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239页。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2卷，38页；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61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55] [日]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编集：《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236～237页。

[56]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600页。

[5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600页。

[59]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370页。

[60] 《唐六典》卷三〇《上州中州下州官吏》，748页。

[61]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373页。

[63] 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载《敦煌学辑刊》，1985（2），35～54页。

[64] “不能胜致”，似指不能运送到达。《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征行身死不送还乡》：“即卒官，家无手力不能胜致者，仰部送还乡，违而不送者亦杖一百。”疏议曰：“官人在任，以理身死，家道既贫，先无手力，不能自相运致以还故乡者，卒官之所部送还乡。”按照“疏议”的理解，“不能胜致”即指“不能自相运致”。《通典》卷八《食货八》：“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可知“运致”即运输、运送。由此来看，“不能胜致”盖指不能运输送达。参见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1829页，中华书局，1996；（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180页，中华书局，1988。

[65] 《唐六典》卷一七《诸牧监》，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