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兵“春冬衣赐”制度密不可分的是，唐代对沿边统军将领、随军出征官员及藩镇幕府中统军掌兵的使府要员，亦有岁时固定的“春衣”“冬衣”赏赐制度。以后，随着“春衣”发放范围的逐步扩大，李唐王朝还在清明、寒食及端午佳节对身居要职的朝中大臣赐予春衣、银器、牙尺等物，作为抚慰和褒奖。最迟在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春衣”已计入左右金吾大将军、十六卫等武职官员的俸禄当中，成为官员俸料杂给的重要内容。五代宋初中原王朝沿袭旧制并有发展，“春衣”遂与钱、粮、米、盐等物一道，构成了固定的俸料和禄秩支给制度。

一、官员的“春衣”赏赐

据文献记载，唐王朝往往对朝中重臣、地方州府长官、藩镇僚属等官员进行岁时“春衣”“冬衣”赏赐。现以《全唐文》所见官员谢皇帝赐衣（物）表为据，制成表5-2，并略加讨论。

表5-2 《全唐文》所见官员谢赐春衣、冬衣及器物表

以上各《谢赐春（冬）衣表》（简称《谢表》）虽为公文书写格式所拘，言辞、形式、内容大同小异，但仍包含诸多信息。简单归纳，受赐官员大体可分四种情况：

1.随军在外

卷210陈子昂《谢赐冬衣表》中有“远年戎旅之勤”，“三军叶庆、万井相欢”等句，说明其当时随军在外，或征讨叛逆，或防守边疆，过着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据《旧唐书》卷190《陈子昂传》记载，陈子昂曾随武攸宜北讨契丹，官拜掌书记职，“军中文翰皆委之”。推测子昂接受朝廷冬衣赏赐即在此时。

卷424于邵《谢恩赐春衣表》称：“右今月某日，中使某至。伏奉敕书手诏，慰问臣及三军等，并赐臣及大将春衣者。”表明于邵是位居三军、大将之上的地方官员。查唐书本传，于邵历任道州刺史、巴州刺史、岭南节度支度副使、杭州刺史、衢州刺史等。此表作于何时何地尚不明确。

2.任职藩镇

表文中独孤及“尝谬台司，遂叼藩守”，皇甫冉“功微草芥，寄重藩条”，吕颂“任叼藩镇，才本庸虚”“谬荷国恩，猥居方镇”，杜相公“谬承委寄，获守藩条”，符载“久在藩条，无裨政术”，令狐楚“隈蒙寄任，谬领方隅”等句，表明这些官员受赐衣物时均供职于藩镇使府，而且多为藩镇使府核心人物，举足轻重。比如，“杜相公”（杜佑）接受朝廷衣赐时任淮南节度使[38]；独孤及则自司封郎中遭贬，转徙常州刺史；吕颂自左司郎中贬至西南黔中，充任黔府观察使[39]。

3.式遏之任

卷484权德舆《谢表》称：“臣违奉阙庭，保厘河洛，异戎师式遏之任。”卷692刘禹锡《谢表》云：“臣累伏旄钺，西戎未殄，无式遏之劳。”这里“式遏”何指？《隋书》卷53《达奚长孺传》载：“长孺受任北鄙，式遏贼寇，所部之内，少将百倍。”《周书·梁昕传》亦云：“寻又移镇阎韩，式遏边垒，甚着诚信。”显然，“式遏”是指防守边境要塞，抵御贼寇进犯。可知权德舆和刘禹锡接受朝廷赐衣时正肩负着保卫河洛安全，防御异族侵扰中原的职责。

4.滥居台宪（御使中丞）

据《旧唐书》卷158《武元衡传》载，贞元二十年（804）元衡迁御使中丞，后罢官改充他职；宪宗即位后，为感激元衡“赞引之功”，“复拜御使中丞，持平无私，刚条悉举，人甚称重”。卷531武元衡《谢表》称：“臣以薄才，滥居台宪。旷官尸禄，骤涉岁年。陛下未责前过，尚容旧职。”这里“滥居”为谦辞，“台宪”“旧职”即指御使中丞。又卷602刘禹锡《为武中丞谢赐春衣表》和《为武中丞谢赐冬衣表》，其“武中丞”亦为武元衡，其时正任御使中丞。

官员受赐“春衣”“冬衣”的具体时间，《谢表》也有反映。令狐楚《谢赐春衣表》云：“二月某日，中使某至。伏奉敕书手诏，并赐臣春衣一副、牙尺一条。”显然“春衣”的赏赐是在二月。在《谢表》中可以看到，在清明、寒食、端午等佳节也会赏赐官员“春衣”，作为褒奖和抚慰。至于“冬衣”，刘禹锡《谢赐冬衣表》称“九月授衣，载驱天使”，权德舆《谢赐冬衣表》称“九月二十日，中使孟国瑶至……赐臣冬衣两副、大将军冬衣共四副者”，看来九月是颁赐“冬衣”的规定时间。

综上所述，唐代受赐“春衣”“冬衣”的官员，主要是那些领军在外、镇守边界、征讨叛逆、防御异族入侵及抚绥地方的藩镇首领或州府长官。这些人具有统军领兵的军事色彩，因而朝廷对于他们的“春冬衣赐”往往与“大将衣”密不可分，显然是募兵制下兵士“春冬衣赐”的扩展。另外，唐代官员的“春冬衣赐”也有新特点。一是官员的衣赐往往与对地方州府辖境内“将士、僧道、耆寿、百姓”的赏赐抚慰结合在一起；二是朝廷在赐衣同时，往往还赐予金缕牙尺、银碗、百索、新火等物，因而“赐衣”更多的是体现荣誉与地位；三是赐衣时间，除与兵士“春冬衣赐”相同的二月、九月之外，还时常在清明、寒食及端午佳节对官员颁赐，而且受赐者多为自中央枢要机构遭贬后转徙藩镇州府，进而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重臣。对于他们的春冬衣赐，既是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也是朝廷抚慰这些方面重臣的政治策略。

二、“春衣”与官员俸料钱

前已述及，东汉延熹五年（162），桓帝对羽林军及百官公卿赏赐“冬衣”，作为官员俸禄的额外补充形式。西晋时期，诸王公、开府及在京诸司高官的食料中也有“春绢、秋绢、绵”的支给。显然，“春衣”“冬衣”作为官吏俸料钱的重要内容，由来已久。德宗贞元年间，“春衣”作为南衙十六卫和北门禁军俸料的一项内容，开始见于史册。《唐会要》卷91《内外官俸料钱上》载：

贞元二年敕，左右金吾及十六卫将军，自天宝艰难以后，虽卫兵废缺，而品秩本高，宜增禄秩，以示优崇。并宜加给料钱及随身干力粮课等。……

一十六员诸卫上将军、左右卫，本料各六十千，加粮赐等。每月各粮米六斗、盐七合五勺、资十千五文、私马五匹、草三百束、料九石七斗五升、随身十五人、粮米九石、盐一斗一升三合五勺、春衣布一十五端、绢三十匹、冬衣袍紬一十五匹、绢三十匹、绵三十屯。……

六员统军，本料各六十五千，续加。春冬衣一付、每月粮米六斗、盐七合五勺、私马五匹、草料随金吾，同金吾随身。余准诸卫上将军。……

射生神策大将军，本料三十六千文，续加。私马五匹，草料准上，随身十四人。七人给衣不给料，七人给粮。米四石三斗、盐一斗五升。春衣布十四端，绢二十八匹，鞋十四两。冬衣袍紬十四匹，绢二十八匹，绵二十八屯。

这里“十六卫”指分隶宿卫京城的南衙军，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属宰相掌管[40]。“六军”指守卫宫禁北门的禁军，即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原则上由皇帝直接统辖，但实际上由皇帝亲信的宦官统领。此前大历十二年（777），代宗已开始注意增加京官正员及诸道观察使、都团练使、副使以下官员的俸料。贞元四年（788）李泌为相，“又增百官及畿内官月俸，复置手力资课岁给钱。”[41]因此，贞元二年（786）朝廷对左右金吾卫及十六卫和北门禁军俸料钱的提升，正适应了京官俸料逐渐提高的趋势。南衙十六卫及北门六军的俸料钱包括粮米、盐、随身、手力、资钱、私马（草料）、春衣、冬衣等项。其中“私马则有刍豆，手力则有资钱，随身则有粮米盐，冬春服则有布绢絁紬绵”[42]。这种俸料配给方式，更多地体现了战时的军事色彩。“自天宝艰难以来”，随着西北边军的削弱和朔方军的叛乱，南衙十六卫和北门禁军（特别是神策军）成为李唐王朝赖以拱卫京畿、削平叛乱、镇抚藩镇的根本依托力量。因此对防守京城和拱卫皇宫的左右金吾及神策军颁赐“春衣”“冬衣”，并将其进行延伸推广，计入十六卫和禁军的俸料当中。这与唐后期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兵制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推测，“春衣”“冬衣”作为俸料内容，恐怕只限于防御、护卫京城和皇宫的南衙十六卫和北门禁军，很可能只是武职军将的特殊待遇。它在唐代的实施是极为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僻居河西一隅的归义军政权中，也有“春衣”的支给。据P.4640v《归义军布纸破用历》记载，己未年（899）四月六日，“支与员外春衣细布一匹，粗布一匹。”五月十二日，“支与楼上僧智弁春衣粗布一匹。”六月廿日，“支与押衙严君会春衣粗布一匹。”[43]其中“僧智弁”的春衣支给，又见于S.5810《门僧法律智弁状》[44]，其文曰：

1　门僧法律智弁

2

伏以常年春衣布一匹，今未蒙支给，伏乞

3

阿郎仁恩照察，特赐支给，伏请处分。

4

六月

日。

5

“待打断天使了，　廿四日”。

上引《破用历》中，员外“春衣”领得细布一匹，粗布一匹，恐为特例。因为正常情况下“春衣”仅给布一匹，且有粗细之分。可以肯定，归义军政权对使府衙内的押衙、员外及门僧等人员给赐“春衣”的现象，在张承奉执政初期就已经存在了。

后唐同光三年（925），“租庸院奏新定四京诸道副使判官以下俸料”，其中诸道节度副使、观察判官、掌书记、推官及观察支使等官俸料中就有“春衣”“冬衣”的绢绵供给。现以《五代会要》卷27《诸色料钱上》为据制成表5-3。

表5-3 后唐同光三年（925）诸道副使判官以下俸料表

如上表所示，后唐完全继承了唐贞元二年（786）的制度，“春衣”“冬衣”作为俸料内容，以“春绢”“冬绢”“绵”的形式保留下来，并且进一步推行于四京及诸道藩镇。可以肯定，五代后唐时期，京城文武百官春冬给赐绢绵已经很普遍了[45]。天成元年（926）十月，后唐“初赐文武百官春冬衣”。北宋时期，上自宰相、枢密使，下至节度使、观察使、翰林学士、京城诸司、文武散官、勋官等，他们的禄秩俸料中无一例外地拥有春（冬）绢、绫、绵、罗等的给赐[46]。“春衣”“冬衣”作为官员俸料钱的重要内容，到北宋真正确立成为稳定的禄秩配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