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代相比，唐代“春衣”“冬衣”的赏赐和发放比较广泛，其中最主要的是募兵制下健儿（兵士）的“春衣”“冬衣”发放。安史乱后，边防军的衣资供应往往是造成唐代中央王朝与藩镇关系紧张乃至对峙的敏感因素。

唐初承隋制，设制军府。府兵征自民间，“户有三丁点一丁”。遇有战事奉命出征，自备军用武器和粮饷。贞观十八年（644）太宗东伐高丽，“发天下甲士，招募十万，并趋平壤”[8]，开始临时招募出征士兵。以后随着战事的频繁和边境线的渐趋延长，募兵愈加广泛。士兵的军资装备一般由当地政府供给，“不足则自备”，若自备有困难，“贫富必以均焉”，通过亲邻互相资助来解决[9]。同时，唐王朝对戍边士卒实行衣物赏赐制度，而且赏赐不限于汉族兵士，伊、西州诸种胡兵及部落酋长均在被赏赐之列，赐物可能均于凉州领取[10]。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颁布诏书：“自今已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11]第一次用诏令的形式将早已存在的募兵事实固定下来，从而形成稳定的军事募兵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凡丁壮一旦签为健儿，即免除一切赋役。随军家属可在戍边军州分得田地屋宅定居，而且依制可以定期得到国家的赏赐。“每年加常例给赐”。那么这种“加常例给赐”是指什么呢？

《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载，大历十二年（777）中书门下状奏：“诸州团练守捉使请一切并停。……兵士量险隘召募，谓之健儿，给春冬衣并家口粮。”《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二年亦载：“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其中“官健”，胡三省注曰：“兵农既分，县官费衣粮以养军，谓之官健，犹言官所养健儿也。”[12]募兵制下兵士（健儿）由官府“费衣粮”以供养，也就是说，兵士的衣装口粮均由国家定期提供。且就衣装而言，“春冬衣”并称，表明兵士的全年衣物分春、冬两次发放。对此敦煌文书亦有所载，《张淮深碑》“甲士春冬，例沾衣赐”，即言兵士每年春冬两季依例得到衣资赏赐。P.2942《唐永泰年代（765—766）河西巡抚使判集》第31行“豆卢军健儿卌七人，春赐请加”，第39行“豆卢军兵健共卅九人，无赐”。“春赐”即春衣和粮料的赏赐，但真正得到赏赐的仅有8人；第43行“甘州兵健冬装，肃州及瓜州并诉无物支给”[13]，可知驻防甘州兵健的“冬装”（冬衣）问题，国家已不能按时发放，因而需要地方州府自行解决。显然，此时的“健儿”已是专为国家戍边以换取衣粮，资以为生的职业兵了。这就是前所谓“加常例给赐”的含义。

《旧唐书》卷170《裴度传》宝历二年（826）载：“幽州朱可融执留赐春衣使杨文端，奏称衣段疏薄。又奏今岁三军春衣不足，拟于度支请给一季春衣，约三十万端匹。”这段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唐代兵士“春衣”发放的若干情况。

（1）“春衣使”为专司颁赐“春衣”的官员。上引文中“春衣使杨文端”即为敬宗所遣颁赐幽州兵春季衣装的官员，被节度使朱可融扣留。在当时，由于李唐王朝衰落和藩镇势力膨胀，执留敕使往往成为藩镇要挟中央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政治策略。如太和七年（833）卢龙节度使杨志诚“怒不得仆射，三军亦有怨言”，因而将朝廷所遣春衣使魏百义、兼他使焦奉鸾、尹士恭一并执留[14]。需要注意的是杨文端的任官，《旧唐书》作“春衣使”，《通鉴》称“中使”，两者所指实为一事。联系史籍“春衣中使”和“春衣使内官”的记载[15]，可知唐代专司颁赐将士春装的官员多由皇帝亲信的宦官来担任。考虑到“春衣”“冬衣”并称的史实，有唐一代应有“冬衣使”的设置[16]。权德舆《谢赐冬衣表》载：“九月二十日，中使孟国瑶至，……赐臣冬衣两副、大将军冬衣共四副者。”[17]以例推之，“中使孟国瑶”当为给赐将士冬季衣装的官员，显然亦由皇帝指派的宦官充任。

（3）度支掌管“春衣”“冬衣”的储备和发放。《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度支郎中》载：“凡天下边军，皆有度支之使，以记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而会计之，以长行旨为准。”度支为户部四司之一，“掌判天下租赋多少之数，每岁计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其中自然包括了对“军资粮仗”进行总体的调度与分配。开元、天宝年间，唐以萧炅、李元佑、杨钊、杨国忠等要员判度支，度支地位日渐上升，有从户部分离的趋势。“至德以后，戎事费多，（乾元）二年（759）十二月，吕諲为兵部侍郎平章事，充勾当度支使。”[20]此后度支使权限增大，职事变繁。在唐后期三司分理财政的格局中，度支因“掌国计”而始终处于核心地位[21]。

度支储备的钱物（绢布）斛斗中，有很大一部分充作军费，而且“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说明军士“春冬衣赐”的绢布在度支储备中占有绝对比重。据前引《旧唐书·裴度传》，朱可融一次奏请度支给赐“春衣”三十万端匹，数量相当巨大。陆贽在《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中论道：“经费之大，其流有三。军食一也，军衣二也，内外官月俸及诸色资课，三也。”[22]军衣耗资庞大，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唐王朝仍在艰难地施行着兵士“春冬衣赐”的发放。元和十四年（819），宪宗下诏：“缘边诸军，自今已后所给衣赐及军粮价直，宜委度支稍加优恤。”[23]事实上，在“春冬衣赐”问题上唐王朝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度支储备匮乏，确实没有足够的匹端来颁赐兵士；另一方面，鉴于军士衣赐“久不及时”则极易引发兵变和动乱，因而“春冬衣赐”既不能罢废又不能削减，唐王朝不得不多方设法以维持“春冬衣赐”的正常进行。

办法之一是以盐利充衣赐。建中元年（780）杨炎在上德宗奏疏中曾说，至德（756）以后，天下兵起，百役并作，人户凋耗，国库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24]按“转运”，即盐铁转运使。中唐后与度支、户部并称三司，在维系国计民生、军国用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历年间刘晏任盐铁转运使，他改革盐法，命令“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25]一般情况下，将士衣赐例由度支供给。刘晏以盐利“备将士春服”，恐是度支储备欠缺所致。由此可见，盐利收入已经成为度支储备匮乏时将士衣赐的补充来源。

办法之二是户部别贮钱。宝历二年（826），敬宗颁布诏令：“如闻度支近年请诸色支用，常有欠阙。今又诸军诸使衣赐支遣，是时须有万（方）圆，使其济办。宜量赐绢及紬一万匹，以户部物充。”[26]因度支欠阙而由户部“赐绢及紬一万匹”，作为诸军诸使的岁时衣赐。值得注意的是，别贮钱作为户部贮藏的后备基金，也常常用于边军衣赐。《册符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门》载：“自此户部别库税岁贮钱物仅三百万贯，京师俸料所费不过五十万贯，其京兆和籴物价及度支给诸军冬衣或阙，悉以是钱充之。”户部别贮钱及时弥补了度支的欠阙，对于维持唐代政治秩序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兴元元年（784），德宗下诏：“其朔方将士等今年春冬衣并赏钱，宜令所司别收贮，待道路通流，当时支遣。”[27]表明边军衣赐除由度支供给端匹（绢布）外，也以“赏钱”的形式来支付。这些“赏钱”估计就来源于户部别贮钱的岁时收入。

办法之三是由大内库支出部分绢帛，以解燃眉之急。长庆四年（824）穆宗诏令：“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28]若以每人三匹计，大内库调拨的二百万匹绫可解决67万兵士的“春衣”支给问题。

终唐一代，为维持国家政治、军事形势的稳定，唐王朝一直艰难地实行着“春冬衣赐”。在这之中，度支因“掌国计”，供军为其主要支出，因而对于边军衣赐最有贡献。户部、盐铁二司不同程度地弥补了度支供军的欠阙，保证了军士“春衣”“冬衣”的发放。在“春冬衣赐”问题上，体现了唐后期三司分理财政、共维国计的政治格局。

“春衣”发放的时间大致是在春季。《旧唐书》卷165《柳公权传》载，文宗时“边上春衣，久不及时，今年二月春衣讫”，朝廷因而视为喜事。这说明二月是“春衣”给赐的规范时间。但是实际情况远较复杂，由于后期国库空虚，度支储备匮乏，“春冬衣赐”又不及“京师经费及关内外征讨士马月须米盐、钱粮、草料”供应为急[29]，因而往往将其向后拖延。宝历二年（826）敬宗遣中使颁赐幽州兵“春衣”，节度使朱可融执留敕使，时当春日三月，“春衣”给赐已逾期一月。兴元元年（784）四月，李晟所统京畿“军士未授春衣，盛夏犹衣裘褐”[30]，逾期两月之后，“春衣”支给仍未兑现。事实上，唐自安史乱后，随着战事活动的频繁、边防的吃紧及官兵数量的扩大，唐王朝的军用物资储备和粮饷转输已经十分艰难；加之由于藩镇坐大，据地自保，常常阻挠军资转输通道，“其供军院布帛衣赐，往往不得至院。在途为诸军强夺，而悬军深斗者，率无支给”[31]，致使“春衣”发放久不及时。综合史籍所见二月、三月、四月给赐衣物的史实，我们认为，“春衣”的发放只能大致而言是在春季。

“冬衣”的给赐时间，据《旧唐书》卷112《李锜传》记载，元和二年（807）镇海节度使李锜因不满留后王澹，“遂讽将士以给冬衣日杀澹而食之”。此事《通鉴》系于九月，说明“冬衣”的颁授应在九月。同书卷231德宗兴元元年十月诏：“朔方及诸军在怀光所者，冬衣及赏钱皆当别贮，俟道路稍通，即时给之。”说明“冬衣”也可在十月发放。

关于“春衣”“冬衣”的组成，黄正建、孙继民、李锦绣诸文已有交代。即“春衣”大致包括蜀衫、汗衫、裈、袴奴、半臂（长袖）、幞头、鞋袜等；“冬衣”包括袄子、绵袴、幞头、鞋袜等[32]。又国图藏的一组发放士兵衣装的系列文书（BD09280、BD9334、BD9953、BD9962、BD10077、BD11433、BD11997、BD11998、BD12166、BD12384）中，亦有“冬衣”的记载。如BD11998《冬衣簿》云：“阎洪庆，襖子一，複袴一，襥头、鞋、靺各一；崔怀君，襖子一，複袴一，襥头、鞋、靺各一。”[33]可见“冬衣”形制大致与S.964相同，唯一的变化是“複袴”，S.964作“绵袴”。此件人名右上角有朱笔勘验符号，说明发放的“冬衣”经过了有关部门的检查[34]。值得注意的是，S.964《唐天宝九载十载（750—751）兵士衣服支给簿》中，天宝九载的春衣“半臂”，天宝十载却换成了“长袖”，似说明“半臂”与“长袖”有共通之处。又五代冯鉴《续事始》引《实录》曰：“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襟，即今之长袖也。高祖减其半，谓之半臂。”据此推断，“长袖”与“半臂”可能本为一物，仅衣袖之长短略有不同而已，理应归入“春衣”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