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史中，“春衣”常与“冬衣”相对而言。以往学术界仅在有关唐代募兵的研究中略有提及，极为模糊。[1]1993年黄正建利用S.964和P.3274两件文书对唐天宝年间兵士的“春衣”“冬衣”发放进行了专题讨论[2]。以后孙继民先生又对这两件文书的性质，定名，兵士“春衣”“冬衣”的组成、制作原料、颜色、新旧折抵及衣装管理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3]，由此兵士衣装发放的情况逐步清晰。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对唐前期边军的衣赐有详细论述，对后期神策军受赐“春衣”的情况也有交代，还介绍了官奴婢（官户）受赐“春衣”的资料[4]。事实上，唐五代“春衣”发放的对象相当广泛，从募兵制下的健儿（兵士）、节度使的亲军、中央神策军，直至诸道节度使、大将、文武百官及当时的贱民阶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春衣”作为官员俸料的重要内容，在唐五代宋初其发放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在敦煌文书中，“春衣”作为雇价的一部分频繁出现于民间的雇工契中，可见“春衣”已成为敦煌民众的日常衣着。本章在梳理与归纳“春衣”史料的基础上，力求复原唐五代“春衣”发放的原貌，进而阐明“春衣”发放的演变过程及其在唐五代历史中扮演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