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中男”承担差役考

唐代的人口统计中，丁男和中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丁男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国家赋役的征收与摊派。中男虽不缴纳租调，也不承担正役，但也要服若干杂徭或色役。中男承担的杂徭，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池田温[2]，中国学者朱雷[3]、张泽咸[4]、杨际平[5]、程喜霖[6]等，在相关论著中多有涉及，但总体比较零散，不成系统。相较而言，李春润、朱淑瑶《略谈唐代中男的徭役负担》[7]、吴树国《试论唐前期中男服杂徭的法定役期》[8]重点探讨了中男服役（杂徭）的情况。然可惜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充分利用敦煌吐鲁番资料。本章在汲取前贤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拟对唐前期“中男”承担的杂徭与差科进行全面梳理，进而观察律令体制下“中男”的身份特征。

1.夫役

唐制，“凡丁岁役二旬”，丁男法定的正役期限是20日。《唐律》462条“丁夫杂匠亡”疏议曰：“丁谓正役，夫谓杂徭。”说明唐代的徭役有正役和杂徭之分。正役是以丁为单位，征发丁男从事国家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杂徭是以户为单位，征发户内的丁男或中男“充夫”或充使[9]。又《唐律》172条“应复除不给”疏议曰：“其小徭役，谓充夫及杂使”，可知杂徭又称夫役或“小徭役”[10]。《白孔六帖》卷78《征役第七》“充夫式”条：“户部式：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役]，七十日并免租，百日已上课役俱免；中男充夫，满四十日已上免户内地租，无他税折户内一丁，无丁听傍折近亲户内丁。”[11]既然丁男“充夫”服杂徭40日，可折免20日正役，说明正役1日相当于杂徭2日。中男服杂徭40日可折免户内一丁之租，由此可知中男法定充夫的役期为10日[12]。阿斯塔那230号墓所出《唐西州下高昌县牒为差夫役事》[13]载：

[前缺]

1　曹状申者，依检案内□□□旧例，两

2　匹一夫牵，下高昌县，差无役中男兼

3　丁者壹拾叁人发遣，仍递前者蒲昌，

牒文的核心是征调高昌县没有差役的丁男和中男13人去服役，从文中“两匹一夫牵”“夫壹人准旧例”和“具夫姓名”来看，这些被差派的丁、中男子扮演了“充夫”的角色，他们承担的显然是一种杂徭（夫役）而非正役。尽管律令规定丁男服正役，中男担任杂徭，但在实际生活中，当丁男人口普遍不足时，官方往往征调中男充任正役。如中宗时，韦庶人临朝当国，朝政混乱，出现了“已役中男，重征丁课”[14]的现象。天宝三载（744），玄宗诏敕：“比者成童之岁，即挂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轸予怀。”[15]说明当时尚未达到中男年龄的小男已服杂徭，而尚未成丁的中男已服正役了[16]。较为典型的是，《天宝十载（751）敦煌差科簿》登载了尚未达到法定年龄的5名17岁男子，其中任景阳、王元璋注为“小男”，这是符合天宝时代的丁中规定的。但矛盾的是，任景阳却以小男身份担任了渠头。至于其余3人，公孙悉郎、氾近生、康海元同为17岁，却注为“中男”，特别是公孙悉郎，还以中男身份担任村正一职，“可知是因有加入差科的必要，故虽是一七岁，也作为中男处理”[17]。

2.征行/番上

有迹象表明，唐前期中男有时还被拣点入军，防戍守边。武德九年（626）十一月，太宗诏敕“以中男十八以上，简取入军”，给事中魏徵固执以为不可：“若次男以上尽简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在魏徵的据理力争下，太宗收回了成命，“所令取中男宜停”[18]。但随着唐王朝边疆防御和军事战斗的吃紧，中男不时被简点征行，以此来弥补兵源的不足。杜甫《兵车行》诗云：“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19]此诗作于天宝年间，是时唐与吐蕃、南诏战事持续胶着，死伤严重，为补充兵力遂征发诸道民夫，甚至十五岁的小男亦不能幸免，那么中男依例也在征发之内。乾元二年（759），杜甫自东都回华州，途经新安时赋诗《新安吏》一首，其中也有描述简点中男的诗句：“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20]这就是说，像新安这样的小县，丁男严重不足，所以州府官员颁下军帖，全然不顾中男身材短小，不堪守卫王城的实际情况，仍然依次拣选中男随军出征[21]。

吐鲁番出土文书显示，中男甚至还以“替人”的身份替代府兵卫士番上。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唐开元二年（714）二月三十日西州都督府下蒲昌府牒为差替人番上事》[22]：

2　处置，咨，庆示。

3

二（日）

4　依判，玉示，二日。

9　已差替讫______

3.村正

唐制，“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其次为坊正，若当里无人，听于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26]村正是田野乡村的基层管理者，其性质与城居街坊的管理者——坊正相同，同样承担着“督察奸非”的职责。村正的充任通常是在白丁中选择，但当白丁不足时，律令规定以十八岁以上中男或残疾来充任。敦煌差科簿中，登载了敦煌县诸乡里正9名，村正13名。具体来说，里正的充任，有上柱国子3人，柱国子1人，品子1人，白丁4人，正好体现了“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的特征。至于村正的充任，其中有2名白丁（其中1人残疾），10名年龄为18—22岁的中男（18岁2人，19岁2人，20岁4人，22岁2人），另有一名17岁的小男，被官方注为“中男”后也担任了村正。从户等来看，这些充任村正的中男，多来自于地位较低的下中和下下户。

表4-1 敦煌差科簿所见中男充任村正表

4.曲长

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麟德二年（665）至咸亨四年（673）的文书中，《唐阚洛□等点身丁中名籍》[27]第8—14行有中男名籍的记载，其中一名中男范昌□，姓名前注有“曲”字。参照第7行“曲长范黑□”的情况，可知范昌□被点选为曲长。再看《唐田丰洛等点身丁中名籍》[28]的记载：

3　张进达廿六　张未建廿一　张隆贞十八曲长　张才住十七

4　冯庆住廿　张尾达十七侍　荆武剛十七侍　王住海十九曲长

5　范隆海十九侍　赵建贞廿执衣　赵豆豆十八　孙辰住十六

6　范昌辈十八曲长　赵图贞十七　张武用十七侍　李牛廿六侍

唐长孺指出：“唐代丁年虽时有变更，要无少于二十一者”，“成丁之年自武德以讫天宝三载，除中宗时有变革，均以二十一为度”[29]。因此，以上名籍中，除李牛、张进达是白丁外，其他人员均为中男。“曲长”，当为街曲或曲巷之长[30]。这种基层行政的管理者由张隆贞、王住海、范昌辈3名中男来担任。推其性质，应与敦煌差科簿所见中男充任村正的情况相同。

5.侍丁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户令云：“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三人，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皆先轻色。无近亲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内中男者，并听。”[31]可见，中男可充任侍丁来照顾年迈老者和笃疾之人。阿斯塔那325号墓所出《龙朔三年（663）西州高昌县下宁戎乡符为次男侯子隆充侍及上烽事》中，“侯子隆见是中男，随番上烽”。但因当下“见阙”侍人，故又接受高昌县符命，改为充侍，照顾老人[32]。吐鲁番所出《唐阚洛□等点身丁中名籍》[33]载：

8

中男

9　曲　范昌　憧憧　翟永藉　王住海　蓴驴胡　左洪贞

10　索□安住十九　康守海十六侍　左德君十六侍

以上中男名籍中，康守海、左德君、张才住同为16岁，且均有“侍”字标注，说明康守海等3人被点选为侍丁。同墓所出《唐田丰洛等点身丁中名籍》中，17岁的张尾达、荆武刚、张武用和19岁的范隆海，均有点勘标识，并注有“侍”字[34]，同样是中男充任侍丁的描述。相比之下，《天宝十载（751）敦煌县差科簿》提供的案例更为丰富，在涉及悬泉、慈惠、从化、敦煌、寿昌、龙勒6乡的差科簿残卷中，登载了18—22岁的15名中男充任侍丁的信息，这说明天宝年间，中男充任侍丁的现象比较普遍[35]。苏頲《遣王志愔等各巡察本管内制》云：“缘山陵所科夫匠等，有父母年老家无中男以上者，容其侍养，不须差遣。”[36]说明在征发民夫、工匠营建陵寝的过程中，官方也要考虑老人的侍养问题。对于那些父母年迈，家中又没有中男的“夫匠”，官方免其差役，允许他们留在家中照顾老人。无疑，这些“不须差遣”侍奉老年亲属的民夫和工匠，显然充当了“亲侍丁”的角色。

表4-2 敦煌差科簿所见中男充任侍丁表

6.执衣

《新唐书·食货志》载：“二品以下又有白直、执衣：二品白直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二品执衣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三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皆中男为之。”[37]作为官员俸禄的一种补充形式，白直、执衣都由中男来充任。《旧唐书·职官二》载：“凡州县官及在外监官，皆有执衣。”[38]《通典》卷35《禄秩》载：“诸州县官，流内九品以上及在外监官五品以上，皆给执衣。……初以民丁中男充，为之役使者不得踰境，后皆舍其身而收其课，课入所配之官，遂为恒制。”[39]根据注文“随身驱使，典执笔砚”的解释，执衣是配给主司官员的侍从人员，随时奉命，听候驱使，并随身携带笔墨纸砚，以供官员书写之用[40]。执衣的充任，初唐以来一直由白丁充当，不分丁、中，且只许供身役，“不合收庸”。但自光宅元年（684）武后主政后，执衣仅限于征及中男，可以纳课代役，交纳执衣钱[41]。前引《唐田丰洛等点身丁中名籍》中，赵建贞年龄20岁，注为“执衣”[42]，正是中男承担“执衣”差科的反映。敦煌所出天宝十载（751）差科簿中，登载了18—21岁的10名中男，他们分别被差充为太守、司马、参军、县令和主簿的执衣。根据敦博76号《地志残卷》的记载，沙州敦煌郡为下州，敦煌县为上县[43]，参照《唐六典》的规定，可知敦煌郡郡守（太守）为正四品下，司马从六品上，参军为从八品，县令从六品上，主簿正九品下，品级上完全符合于“流内九品以上及在外监官五品以上”的规定。

表4-3 敦煌差科簿所见中男差充执衣表

7.门夫

《通典》卷35《禄秩》载：“诸州县不配防人处，城及仓库门各二人须守护者，取年十八以上中男及残疾，据见在数，均为番第，勿得偏并。每番一旬。……若番上不到，应须征课者，每番闲月不得过一百七十，忙月不得过二百文。满五旬者，残疾免课调，中男免杂徭。其州城郭之下户数不登者，通取于他县，总谓之门夫。”[44]由此可见，凡18岁以上中男和残疾，均可以“防人”的角色充任门夫，守护城门和仓库门的安全。他们分番应役，每番10天，服满50天后，残疾可免租调，中男则免除杂徭。当然，中男差充门夫也可纳资代役，大致每番交纳170—200文。另一方面，地方官在分配中男差役及纳资代课时，往往是“任土作制，无有常数”，乃至出现了“每县中男多者，累岁方始一差。中男少者，一周遂役数遍”的现象。鉴于同一州郡内诸县中男服役的这种巨大反差，玄宗于天宝十四载（755）颁布诏敕：“自今已后，诸郡所差门夫，宜于当郡诸县通率，准式纳课分配，令得均平。”[45]要求各县在中男差充门夫之役的分配上做到允执厥中，公平持正。

8.烽子

P.2574《麟德安西判集残卷》载：“比闻烽夫差遣，是残疾中男，远望必阙机宜。闻者即可心寒，所部何能不惧。”这里“烽夫”，盖指诸烽负责候望之人，征夫充之，为徭役之一种，故称烽夫[46]。烽夫既差遣中男和残疾充任，说明其性质与《赋役令》“取中男配烽子”相同。《日本养老赋役令》“杂徭”条集解：“唐令烽条云，取中男配烽子者，无杂徭故也。”[47]按照胡三省的解释，烽子“盖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举烽者也”[48]，即指军防系统中守卫烽火台的士兵。中男一旦被差配为烽子，其身内杂徭即可免除。前引吐鲁番所出《龙朔三年（663）宁戎乡次男侯子隆充侍及上烽事》中，“侯子隆见是中男，随番上烽”[49]，正是中男差充烽子的案例。

9.郡史

天宝十载敦煌差科簿中，登载了注为“郡史”的8名男子。其中上柱国1人，上柱国子4人，轻车都尉1人，品子1人，中男1人（详见表4-4）。作为外职胥吏之一，郡史是在敦煌郡内的“职事官下从事工作的所谓刀笔吏”[50]。从出身来看，这名18岁的中男刘大宾可能来自勋官家庭，他的两位兄长刘大忠、刘大庆的身份分别为上柱国（视正二品）和骑都尉（视从五品），勋官品级都在五品以上。考虑到其他7人都是来自五品以上的勋官及其子弟，不难推知，中男虽可充为郡史，但出身必是来自于五品以上的勋官家庭。

表4-4 敦煌差科簿所见丁中差充郡史表

10.渠头、斗门

渠头，或为渠长。《新唐书·百官三》载：“凡渔捕有禁，溉田自远始，先稻后陆，渠长、斗门长节其多少而均焉。”[51]P.2507《开元水部式》：“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52]可知渠长负责河渠灌溉及行水事宜。敦煌所出《天宝十载差科簿》中，登载了8名被差充为渠头的中男，他们分别是18岁的邓庭光，19岁的李玉山、阴思楚、王玉儿、赵祐进，20岁的张英桀、公孙龙儿，22岁的王敬元。另有1名17岁的小男任景阳，因有加入差科的需要，故被官方视为中男同样被差配为渠头。

此外，P.3559（3）《慈惠乡差科簿》载有1名20岁的中男曹光庭差充为“斗门”。P.2507《开元水部式》：“泾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水灌溉之处，皆安斗门”，“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例行安置”，“蓝田新开渠，每斗门置长一人，有水槽处置二人，恒令巡行。……百姓须溉田处，令造斗门节用，勿令废运。”[53]这说明斗门是官方安置的用于调节河渠水流的一种设施。曹光庭被差配为“斗门”，说明他充任的正是斗门长一职，负责河渠堤堰及引水溉田等事务。

表4-5 敦煌差科簿所见中男差充渠头、斗门表

11.堰夫

P.2507《开元水部式》载：“龙首、泾堰、五门、六门、昇原等堰，令随近县官专知检校，仍堰别各于州县差中男廿人、匠十二人分番看守，开闭节水。”[54]可知中男可被差充为堰夫，负责看守堤堰的蓄水与排水事宜。

12.渡子

渡子，即在渡口摆渡的船夫。唐制，凡关津河渡，“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如白马津船，龙门、会宁、合河等关船，“渡子皆以当处镇防人充”；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渡子并须近江白丁便水者充”。至于渭水冯渡船，泾水合泾渡、韩渡、刘椌坂渡、眭城坂渡、覆篱渡船，济州津、平阴津、风陵津、兴德津船，洛水渡口船，“渡子皆取侧近残疾、中男解水者充”[55]。

13.守桥丁

P.2507《开元水部式》载：“都水监三津各配守桥丁卅人，于白丁、中男内取灼然便水者充，分为四番，仍不在点检及杂徭之限。……京兆府灞桥、河南府永济桥，差应上勋官并兵部散官，季别一人，折番检校。仍取当县残疾及中男分番守当。”[56]这说明熟悉水性的中男和残疾还被差充为守桥丁，分番服役，看守桥梁，其他杂徭、差科悉皆免除。

以上我们依据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对唐前期“中男”承担的杂徭和差科做了初步梳理，可以看出中男配充的差役相当广泛，名目繁多。我们知道，唐前期丁中年龄常有变动，若以21岁成丁为例，则16至20岁为中男，“但中男却又因不同年岁而待遇不同”[57]。吐鲁番所出《唐某乡户口帐》中，中男就有“年十六已上”和“年十八已上”的区分[58]。按照《唐律》的规定，凡家中16岁以上的中男，都有防范与纠告同伍、比伍贼盗等事的义务[59]，因而在法律上已完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在差役方面，除了《王梵志诗》描述的“十六作夫役”外[60]，吐鲁番所出《唐阚洛□等点身丁中名籍》《唐田丰洛等点身丁中名籍》存有3名16岁中男、3名17岁中男充任“侍丁”的信息，这可视为16—18岁的中男所能承担的一种差役。此外，太常寺司仪署及岳渎斋郎，“取年十六以上中男充，二十放还”，太史局天文生和卜筮生也从年十六以上“性识聪敏”的中男选择[61]。至于18—20岁的中男，他们与丁男一样可受田100亩，但无须交纳租调。又如“子孙继绝应析户者”，亦要求年龄在18岁以上，“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62]。又如太史局历生，“取中男年十八以上、解算数者为之”[63]。按照唐代律令和出土文献的记载，诸如村正、曲长、门夫等差役，均由18岁以上的中男来充任。其他如烽子、番上及特殊时期的随军出征，通常也多从18岁以上的中男人口中选择。

作为唐代徭役的组成部分，中男承担的差役同样享受“终服”之制。唐制，“卫士、掌闲、幕士等遭丧，合期年上者，宜听终制三年。”天宝元年（742）玄宗赦文强调：“其侍丁孝假，免差科。”可见，这种弘扬儒家孝道观念的“终服”制度适用于所有“以供王役”的诸色差科中。以天宝十载差科簿为例，此簿注有“终服”55人。其中白丁22人，中男9人，品子10人，上柱国和骑都尉各4人，翊卫2人，上柱国子、上轻车都尉、飞骑尉和云骑尉各1人。这些不同出身的丁中男口，因有“遭忧在服”和服丧守孝的必要，故而免除徭役。自然中男也不例外。

除了9名“终服”外，敦煌差科簿还登载了77名中男，其中32名没有差科注记，因而实际注有差役者仅45人，包括侍丁15人，村正和执衣各10人，渠头8人，斗门和郡史各1人。从出身来看，应服差役的45人中，有31人来自白丁家庭。特别是承担“执衣”的10名中男，都来自于下等户的白丁家庭。相反，出身于五品以上勋官（上柱国、上轻车都尉、骑都尉）以及翊卫、队副家庭的中男，则没有充任执衣的情况，他们所担任的一般是侍丁、村正、渠头、郡史之类，都不属色役差科之列。这表明五品以上勋官及翊卫、队副中男之子，实际上不负担色役差科[64]。由此可见，中男差科的充任无疑要受到身份特征及家庭背景的影响。

[1] [日]宫崎市定：《唐代赋役制度新考》，载《东洋史研究》，1953，14（4），收入《宫崎市定全集·8》，352～382页，岩波书店，1993；中译文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第四卷，378～404页，中华书局，1992。

[2] [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56～162页，中华书局，2007。

[3] 朱雷：《唐代“手实”制度杂识》，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3（3），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97～11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4]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

[5] 杨际平：《关于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的几个问题》，见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129～16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杨际平：《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载《历史研究》，1994（3）。

[6] 程喜霖：《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杂徭》，载《吐鲁番学研究》，2008（1）。

[7] 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4期。

[8] 载《晋阳学刊》2008年6期。

[9]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1981～1982页，中华书局，1996。

[10] 杨际平：《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载《历史研究》，1994（3），76页。

[11]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传续撰：《白孔六帖》，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2册，29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2] 杨际平：《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载《历史研究》，1994（3）。

[13]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186页，文物出版社，1987。

[14]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杨玚传》，4819页，中华书局，1975。

[15] 《唐大诏令集》卷七四《亲祭九宫壇大赦天下敕》，417页，商务印书馆，1958。

[16]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320页，中华书局，1986。

[17] [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61页，中华书局，2007。

[18] 《唐会要》卷八五《杂录》，1556页，中华书局，1955。

[19] （清）仇占鳌：《杜诗详注》卷二《兵车行》，113～114页，中华书局，1979。

[20] （清）仇占鳌：《杜诗详注》卷七《新安吏》，523～526页。

[21] 《日知录》卷三二《丁中》曰：“杜子美《新安吏》诗：‘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是十八以上皆发之也。”参见（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释：《日知录集释》，18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2] 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29、31页，文物出版社，1997。

[23] 陈国灿指出，开元二年（714）六月及以前，蒲昌府长官（折冲都尉）是王温玉，七月以后为贺方。参见《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11页。

[24] 《开元二年三月二十日赤亭镇典任琯牒为检白仁轨闰二月番上事》，见《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52页。

[25] 《唐开元二年五月十九日蒲昌府索才牒为来月当上番、改补、请替申州处分事》，见《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66页。

[26] 《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63～64页，中华书局，1988。

[27]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486页，文物出版社，1985；图录本[叁]，250页。

[28]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488页；图录本[叁]，249页。

[29]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14页，科学出版社，1957。

[30] 曲长之“曲”，当是街曲、曲巷之意。《唐会要》卷八六《街巷》：“大历二年五月勅，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又大历五年八月勅：“其坊市内有桥，不问大小，各仰本街曲当界共修，仍令京兆府各差本界官及当坊市所由勾当。”从诏敕中提到的“侵街”现象，以及“坊市所由”的管理职能来看，“街曲”当是坊市内临街的小巷，因曲径幽深，地势偏僻，故又称“曲巷”。南朝梁萧统《相逢狭路间》诗：“京华有曲巷，巷曲不通舆。”李白《宴陶家亭子》诗：“曲巷幽人宅，高门大士家。”即指此意。

[31] 《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155页。

[32]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195～196页。

[33]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486页。

[34]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488页。

[35] 李锦绣注意到中男多充任侍丁的现象，认为这是因为政府控制的劳动力增多，“开天时代丁的正役已被庸代替，充侍之丁增多，庸则会减少”，因而中男充侍丁更合适，“中男不服正役，无须纳庸，却有杂摇，可以役使，所以中男则为开天时期的主要充侍者”。参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361页，中国政法大学，1998。

[36]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四《政事·按察下》，531页。

[37] 《新唐书》卷五五《食货五》，1398页，中华书局，1975。

[38]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1826页。

[39] 《通典》卷三五《职官十七·禄秩》，965页，中华书局，1988。

[40] 顾炎武《日知录》卷24《门子》：“《唐志》：二品以下有白直、执衣，皆中男为之。”似将“白直”“执衣”与守门之人的“门子”等同，有欠准确。参见（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释：《日知录集释》，13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1] 陈国灿：《唐代的“执衣”与执衣钱》，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2辑，2005；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3）；见《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史事论集》，409～4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2]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488页。

[43] 沙州敦煌郡和敦煌县的地位，敦博76号地志标为“下州上县”，《旧唐书》卷四〇《地理三》所载沙州的等级为“下州”，《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四》所见州县等级为“下都督府下县”，《元和郡县图志》描述为“中府上县”。

[44] 《通典》卷三五《职官十七·禄秩》，967页。

[45] 《唐会要》卷八五《逃户》，1564页。

[46]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465、474页，中华书局，1989。

[47] [日]仁井田陞著，栗劲等译：《唐令拾遗》，304页，长春出版社，1989。

[48]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十月”条，7740页，中华书局，1956。

[49]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195页。

[50] [日]西村元佑：《通过唐代敦煌差科簿看唐代均田制时代的徭役制度》，见[日]周藤吉之等著，姜镇庆、那向芹译：《敦煌学译文集》，1063～106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51] 《新唐书》卷四八《百官三》，1276页。

[52]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327页。

[53]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326、328页。

[54]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328页。

[55] 《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水部郎中》，226页，中华书局，1992。

[56]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332～333页。

[57] 朱雷：《唐代“手实”制度杂识》，见《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10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58]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354～355、450页。

[59] 罗彤华：《唐代的伍保制》，17页。

[60]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6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61]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749页，中华书局，2006。

[62] 《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155页。

[63]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749页。

[64] 杨际平：《关于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的几个问题》，见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129～16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