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光说道理没有见解，那还是没有用的。在我看来，诸如摘下耳朵之类的非凡故事，不会到处偶发的，除非不同地区的人们享有一定的经验基础。即使是一场梦，总会有一些能令人做梦的种子。更何况是误会或者是夸张，正如所有历史都借助于学问变得更加精确、洗练一样，我们早晚会找到某种隐藏在其背后的原始的事实。我们有幸已经发现了若干线索。前面提到，秋田县的耳取桥上被摘下耳朵的，正是祭礼上奉献于神祇的有灵性的鹿头。说不定，生祭习俗被废除之后，其中印象较深刻的部分内容，隐约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假如事实就是如此，那么鹿头便是能够反映我们信仰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重大变化的痕迹，这无疑就是有必要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了。

今天把鱼、鸟当作祭品的神社数不胜数，诸国历史悠久的旧神社里，以兽类为主要祭牲的例子也并不在少数。例如，在九州阿苏（现熊本县）、东国宇都宫（现栃木县）、信州诹访（现长野县）等地，节日前人们狩猎并把猎物供奉给神祇。其中，野鹿姿态高贵，目光凌厉，因此无疑受到了人们最大的重视。而奈良春日若宫等地的生祭中，泽山的狸、兔、野猪之类的兽类都被拖上了牺牲的祭坛，唯独野鹿没有，因为人们视之为灵兽。由此看来，野鹿与生祭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那么简单，但不管怎样，这仍然可以说明野鹿曾经占据一个突出的地位。所谓牺牲，就是为了祭祀而养活的牲畜。节日前，人们提前一年，或者直到发生某种特殊需要以前，要把祭牲与普通牲畜暂时隔离开，就这样，祭牲的生存被赋予了信仰上的意义。在各地的神社院子里养鹿，恐怕起源于此。再说八幡神社的放生会，这大概也是佛教把古代生祭中一些与其教条不发生冲突的内容保留下来的结果，尽管这种观点恐怕不会得到佛教徒的同意。

有关单眼鱼的传说，倒支持我的如上推测，即那些栖息在神社境内神池中的鱼儿，以某种特征区别于其他常见的食用鱼，而挖去鱼眼似乎就是古代最普遍的标记手法。与之相比，割去耳朵更加简便，而且对牲兽的生活影响较少。就像我们给野马烙下烙印或者剪断猫尾一样，最初古人可能对普通牲口或者俘虏留下某种印迹，以表示其归谁所有。后来，这种标记方法逐渐地被限定于祭祀，随之，远离了普通的世俗生活。

祭牲的头部成为绘画或雕塑的题材，甚至成为一种能够引发人们崇高情感的装饰品，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日本，还存在于古希腊等国。但有一点是不同的，即日本学者从来没有追溯过神乐剧狮子的起源。古时候，割去祭牲的耳朵，并不是罕见的特例。比如，在日本诹访神社流传的七大奇迹中，“耳割鹿”就算一个。每逢三月酉日，诹访神社在前宫举行一种俗称为“御俎揃”的仪式。仪式上，供奉给神祇的祭品包括七十五个饭席、十五樽酒、陈设七十五个鹿头的十五个俎。时代稍后，这些鹿头都由各地的信徒进贡来，但最初还是从神祇领有的山中猎取的。据说，在七十五个鹿头中，一定有一头鹿的左耳是撕裂的。人们传说这只野鹿“曾经被主祭人选中作为祭牲，由神祇的长矛割去耳朵”，还特意将其摆放在单独的俎上。关于御俎揃的细节，《诸国里人谈》[1]做了稍微不同的记录，说七十五个鹿头中古人单独供奉的是“一个被割断双耳的头”，我们难以判断哪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也许，我们不应该把御俎揃的例子当作直接的证据吧，不管鹿头被割断的耳朵是一只还是两只，隔断耳朵纯粹是神的所作，不是人做的。但至少可以说，御俎揃的例子可以间接地说明，只有“耳割鹿”才能成为最好的祭牲。俗话说：“小男鹿，八只耳朵。”意指灵鹿的耳朵往往都是双层的。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了解这一俗话的真正含义了。

[1] 《诸国里人谈》，刊行于宽保三年（1743），是俳句诗人菊冈沾凉所著的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