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战”后“德国人的恐惧”的发展轨迹
不管承认德国目前的状况是“德国病”与否，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德国社会广泛的关注，因为德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受到其严重的制约。应对“德国病”，德国人将何去何从？
所谓“德国人的恐惧”的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但是这并不表明在此之前就没有这种现象的存在，也不表明其他民族就没有恐惧感。自从这个现象及这个讨论出现以来，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德国人的恐惧”的表现强度以及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在有的阶段里，恐惧感显得比较强烈或特别强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或较高的关注；而在有的阶段里，人们对此的关注度显得相对较低，“德国人的恐惧”便让位给其他的历史现象。
20世纪上半叶，德国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后的魏玛共和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里，德国乱象丛生，使德国人经历了心灵的震撼。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并没有人发现德国人在恐惧方面有何异常，并未诊断出集体恐惧症的存在。当时，德国人还忙于经济重建，致力于确保生存及物质生活的改善，因此也没有时间来害怕和恐惧。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联邦德国成立的战后年代，也没有关于一个民族心怀恐惧的论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之所以这两个极易引起恐惧的时代里，却没有出现后来的恐惧症，原因在于人们忙于生存，没有时间来害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战后的德国，认同危机和行为障碍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大众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存在过，不过它们并不是一种时疫。德国人并没有时间在灵魂的泥潭里打滚。尽管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害怕、来忧虑，但是没有人会想到脱离俗世。”[67]
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复苏和腾飞之后，德国人重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了钱也有了闲，与历史也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于是才开始反思。而“二战”的结束，并未终结世界面临的危险。热战结束后的世界，又进入了美苏之间的“冷战”期间，危险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核武器的问世和大量部署，战争和毁灭的危险更加现实、更加巨大。而50年代的保守主义政治文化对于历史问题采取的回避和压抑的态度，实际上是把本该上一辈人解决的问题延后；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等于把问题积压起来，问题不断地被挤压、被压缩，一旦爆发出来就威力巨大。在这个背景下，德国人民才有了外部和内部的条件来恐惧，也就有了“德国人的恐惧”。
既然没有时间来恐惧，也就没有相关的研究和反思。50年代，还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规模化研究，也没有比较确切的数据来支持人们的研究和讨论。进入60年代，这个现象开始初露端倪，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63年，阿伦斯巴赫民调研究所展开了调查，开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从此这个现象进入媒体和人们的视野，并且有了数据的支持。
进入70年代，“德国人的恐惧”进一步显山露水，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德国媒体中，一股忧虑、担忧、忧郁的情绪崭露头角，人们开始发现，整个民族的情绪似乎出了点问题：“从60年代末以来，除了短暂的摇摆之外，在西部德国，认为自己生活在困难时期的人数在缓慢、然而稳步地上升，从37%上升到1993年的67%。”[68]
进入80年代，这种恐惧继续走高，在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引起人们的忧虑和讨论。特别是1983年，就是电影《后天》上映的那一年，“德国人的恐惧”达到顶点，似乎故事片里的世纪末真的即将来临，世界将大难临头，而德国则首当其冲。所以在之后的年代里，德国媒体中的语言也越来越显示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在媒体中，
“kaputt”（破碎的/毁坏的/精疲力尽的）、
“no future”（没有前途）、
“unheimlich”（可怕）、
“versichert”（有保障的）
等词汇出现的频率很高，标志着民族情绪的走向。在外国人看来，这种状况有些不可思议，但又的确存在。在这种情绪笼罩下，各种关于这个题目的出版物层出不穷，如《你们不要怕》（Fürchtet Euch nicht）、《德国人的各种神经官能症》（Die deutschen Neurosen）、《烈焰中的房屋》（Das Haus in Flammen）、《德国人的诸般恐惧》（Die deutschen?ngste）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当然首先是因为“冷战”的原因。美苏之间的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便是一例。德国处于美苏“冷战”的最前沿，受到的威胁最大，对于这种威胁做出的反应最为强烈，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恐惧如虎添翼，于是便上升到了历史的新高。
1990年，两德统一，但是恐惧现象并未随着统一的到来以及德国人当时高涨的民族情绪而消退，而是继续存在，直到1993年，事情才有了转机：“从此以后，即便从2007年的问卷调查来看，认为自己生活在艰难时世中的人数仍旧高达50%，但是潮流已经出现逆转。”[69]进入21世纪，强烈的悲观主义逐渐走低、弱化，尤其是“从2005年到2007年，最引人瞩目的，是那种强烈的悲观主义，那种多年来塑造着德国人的悲观主义大幅下降”。[70]在这其中，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足球赛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士兵一代”已经垂垂老矣，淡出社会的主流。参加过战争的几代人，及饱受战争**的几代人，多数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包括“战争儿童”也已步入老年、逐渐老迈。在政治生活中，就连“废墟儿童”也在被战后出生的德国人取代；1998年，施罗德和费舍尔等人登上德国权力的顶峰，就是一个标识，即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正式取代战前出生的德国人，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主流地位。随着代际交替，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似乎应该逐渐退出德国人的心灵。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现代的德国早已告别了战争和匮乏，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至90年代出生的德国年轻人，这些“新新人类”们从小生活在和平和富足中，较少受到前辈们的战争体验的折磨。尽管历史问题从来就没有退出过德国人的生活，但是历史的盖子毕竟已经揭开，德国的年轻人也不用像前辈们那样备受历史问题的煎熬，受到道义的拷问。于是旧的问题似乎有望解决，向良性的方向发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德国的青少年厌恶**（Pathos），视之为“俗气”或“俗套”（Kitsch）。他们崇尚的是“酷”文化（Coolheit）：“对于当今的德国人而言，衷情[Innigkeit——译者]不再是一种情感需要。他们要的是其反面，即他们用英语词‘cool’所标示的那种情绪。”[71]不崇尚**的年轻人，以动辄就动感情为耻，以不动声色为荣。这种现象被媒体和学界捕捉到，有人称之为“丧失**”（Verlust der Leidenschaft），这种“酷”文化环境里的人们的情感特点则是“把‘酷’的无所谓当作生活原则”[72]。本来酷文化的流行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不仅限于德国。而德国青年们蔑视**，崇尚酷文化，更有其历史的原因。这种“酷”的背后，同样隐藏着“德国人的恐惧”的影子。
这种“酷”的另一面，是对于未来的无所谓，显示为没有对未来的设想，没有愿景，甚至把对未来的设想视为禁忌，即所谓“愿景禁忌化”（Visionstabuisierung）。究其实质，其中也包含了一种“面对未来的恐惧”，即“在德国，当政客、艺术家或神职人员们谈论愿景这个题目时，人们可以经常觉察到他们对于激动人心的那种腾飞情绪，以及强烈的对未来的展望持有强烈的疑虑，或曰一种强烈的畏惧”。[73]成人们尚且如此，遑论崇尚酷文化的新新人类。经过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澎湃，以及“六八一代”们的理想主义的滥觞，现在的德国“新新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大环境的熏陶下，背离**，自有其道理。他们看到，**也会被利用，也会带来灾难。与当下的酷文化一经结合，**不但被视为政治灾难的温床，而且被视为一种老套，即很无聊。但是现实不断地向人们提出挑战，未来要求人们做出选择。面对未来的挑战时，这些新新人类不愿直面未来，不愿做长远打算、放眼于未来，其背后无疑隐藏着一种紧张，从这个态度中可以透视出一种恐惧。
2.关于“德国人的恐惧”的研究状况
“德国人的恐惧”之说一经出炉，便引起了争议。关于这个题目，众说纷纭，并未产生统一的意见。赞成者有之，亦不乏反对者；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关于这个现象的研究有相当大的难度。即便是就此问题阐述己见者，也多是根据自己的印象来发表意见，或是根据各种民调机构公布的数字。而民调结果、统计数字的特点之一，就是变化太快，例如幸福指数的变化，往往都是与某个具体的事件相关联，一旦这个事件发生变化，数字马上也随之改变。而且民调结果本身的可靠性、特别是精确性，一直就是引起争议的。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或填写问卷时，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当时当地的气氛的影响，也会受到当时的主流话语的影响，他们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的言论并不一定能够真实地反映他们的内心状况。
在关于“德国人的恐惧”的讨论中，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个现象存在的说法。持反对意见的人或是否认这个现象的存在，认为这是子虚乌有；或是认为人们夸大其词，把一个一般的现象无限放大，以标新立异，博得轰动效应。例如乌尔利希·格莱纳（Ulrich Greiner）在2009年撰写的一篇题为《“德国人的恐惧”的走向》文章中就认为，所谓“德国人的恐惧”实属妄言；因为以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为例，德国人表现出的恐慌、担忧和恐惧并不比英国人或法国人更多、更强烈；换言之，他认为恐惧并非德国人的专利。[74]相反，他认为：“在经济危机中，德国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公民更紧张。他们对于世界末日的喜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75]所以他的结论是：“事情看起来是这样的，似乎德国人应当修正他们关于自己的形象了。”[76]言下之意，是这种集体性的恐惧症曾经存在，但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今日之德国人不复为往昔之德国人，可以说是恐惧已乘黄鹤去。
这种“德国人的恐惧”存在与否？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回答。如果德国人当中真的没有一种集体性的恐惧症存在，那么所有关于“德国人的恐惧”的说法都是杞人忧天，全部有关的讨论也都是无稽之谈。这样，长久以来如此多的人、如此多的议论何以解释？即便是真的没有这种恐惧的存在，或者说这种恐惧的程度、范围都与其他民族无异，并未超出“正常”范围，那么如此多的外国人和德国人都认定德国人有一种集体恐惧症，都谈到德国社会中的心理病态，谈到“恐惧”、“德国人的恐惧”，那么这种想法、这样的视角本身就出了问题，就可以视为恐惧症的表现。而且这个概念并非始自德国，而是由外而内传到德国。如果这个现象不存在，那么众多的外国人的感觉和判断将集体出错，似乎违背了常识。
这个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即便只是冷眼旁观，这个讨论已经形成了诸多特点，也形成了诸多的看点。一个特点是，在关于“德国人的恐惧”的讨论中，德国媒体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各种报纸杂志中，经常可以见到有关“德国人的恐惧”的讨论，记者、评论员和读者纷纷发表意见，读书界里经常可以见到的有关书籍也多为媒体人所撰写。而德国学术界似乎对此没有太多的热情，学术性的专著也很鲜见。学者们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也多是采用随笔式的写法，就自己的看法和印象来一抒己见。另外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对这个现象表现出热情的，是在德国生活过的外国人居多，包括外国媒体派驻德国的记者、观察员，以及相当一部分在德国从事商贸或其他经济活动的外国人。这些人的著作或文章大量地被翻译成德语，在书籍市场和读书界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范畴。
在这个讨论中，德国思想界、政治文化中强烈的阵营思维和阵营意识也介入其中，给讨论增添了一层政治色彩。一般而言，认为“德国人的恐惧”的确存在的人，左右两个阵营里都有，即左右阵营都显示出恐惧症。但是从左右阵营的论战中，特别是从右翼阵营对左翼的指责中可以看出，左翼阵营的恐惧更加强烈。右翼理论家克劳斯·莱纳·勒尔（Klaus Rainer R?hl）在抨击左翼思想时，对于流行于德国战后的语言中，特别是左派语言中的政治正确进行了调侃和讽刺。他当然念念不忘对于他认为的“六八一代”们所患有的和散布的恐惧症大加戏弄，因为他认为左派乃是恐惧症的始作俑者；他认为，左翼、特别是“六八一代”把恐惧推向极端，认定这个世界上无所不是恐惧之源[77]。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左翼的恐惧症走得太远，致使“六八一代”们不仅认定德国人都是胆小如兔，而且左派还认定德国人心中的恐惧不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所以“恐惧”一词不只是以单数形式“Angst”被使用，而是也以复数形式“?ngste”被使用。他撰写了一部题为《德语惯用语辞典——政治正确词语大全》（Deutsches Phrasenlexikon.Politisch korrekt von A bis Z）的著作，这是一部以辞书形式撰写的抨击左派政治文化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对左派们的恐惧症大加调侃：“从中还产生了一种现象，即恐惧一般都是以复数形式出现。”[78]接着他用恐惧的复数形式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意在讽刺“六八一代”们的恐惧症之强烈，以致认为这个世界充满恐惧。他关于“?ngste”（德语“恐惧”的复数形式）的词条是这样开始的：
恐惧们[?ngste——译者]
‘六八一代’德语，很快就用作复数。这个用法虽然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是语法上却不是。数量的激增表明，要描述现代文明或整个家庭的全部惊恐，一种恐惧已经不够了。时至今日，恐惧们已经在语言中站住了脚，成为一种普遍的、没有缘由便产生的恐惧大杂烩（例句“我想同你们说说我的恐惧们”）[79]
埃克哈德·亨沙德（Eckhard Henscheid）也在他的《傻子德语》（Dummdeutsch）里列举了一些：“Angst”（恐惧）的复数形式：“现代的恐惧一般来说都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接触的种种恐惧[Berühungs?ngste——译者]，失败的种种恐惧[Versagens?ngste——译者]，界限的种种恐惧[Schwellen?ngste——译者]。”[80]究其实质，在右翼对左翼的指责中，包含了左右两大阵营的许多思想，实则是两大阵营的观念和意识、政治和文化的冲突。保守主义者们致力于维护传统，对于传统多持肯定与保护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传统文化被颠覆，传统的价值体系陷入危机，才会产生意义的危机。而左派显示出更多的恐惧感，也可以视为左派具有更多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既强，恐惧之源便多。左派对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提出更多的质疑，因此也遭遇了更多的困惑，有更多的理由产生恐惧。例如保守主义者坚守德国的爱国主义传统，为维护德国的传统而不遗余力，他们遭受的认同危机便较之左派要小。而德国的左派们，特别是“六八一代”，对于传统的质疑最强烈、最绝对，因此他们遭受的认同危机也就最大。而一旦缺乏对于国家或民族的认同，缺少了这根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心理的负担便增大很多，就更容易产生恐惧感。所以在保守阵营看来，“六八一代”是“恐惧的一代”，而左派的中坚力量绿党也被视为“恐惧之党”。总的看来，左派阵营和右派阵营在涉及恐惧的问题上都有几分尴尬；对于右派，他们不愿承认全民性的恐惧之存在，或是否认这种恐惧的程度本身已是一种恐惧，一种对于恐惧之争的恐惧，正如德国《焦点》杂志于1996年的分析所说的那样：“1968年之后，保守派冻结了关于社会前途的讨论——此举乃是出于恐惧，害怕被左派们指责为倒向右边。而左派们虽然在讨论，但是又拿不出办法。”[81]
战后的德国，左右两派在“知识战场”上厮杀，最终左派占了上风，在舆论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特别是在媒体中，左派的影响更大。在这种格局中，左派知识分子的作用便凸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这样的学者，在《时代》周报的头版上撰文，发表他们关于时局的看法，影响极大。意见领袖们取代了过去的君主，影响和控制着大众的意识。
这个“知识人报业”（Publizistik）的主力，多为左派知识分子，因此左派知识分子在恐惧问题上的态度又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左派知识分子本身也被视为一个特殊的意见领袖群体，为右派所憎恨和惧怕。右派及中间派认为，这个左派知识分子阵营把持了舆论，形成了一个集团，即所谓“知识分子帮”（Intelligenzia）。在右派看来，这个“知识分子帮”摇唇鼓舌，不断鼓吹恐惧，散布悲观情绪，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来自一种“被组织起来的悲观主义”（der organisierte Pessimismus）。这个“知识分子帮”无事生非，体现出了一种知识界的虚伪。其实，不管虚伪与否，左派知识分子已经营造了一个氛围，忧患意识也成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来，“二战”以后的联邦德国就逐渐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经过60年代末大学生运动引发的思想冲击，“克服过去”的进程更加如虎添翼，对于过去、传统进行反思已经不再是禁忌，甚至是时尚。再加上左派知识分子占领了舆论和媒体，打造了一个偏左的氛围。
3.规避不确定性：寻求安全感
2004年，德国莱比锡的“王子乐队”（Die Prinzen）发布了一张歌曲专辑，其中一首题为《惴惴不安，越来越广》（Unsicherheit macht sich breit）的饶舌歌流行极广，其歌词如下：
你为何惴惴不安
然后你惴惴不安
完全地惴惴不安
——惴惴不安
特价商品琳琅满目，货比三家，抠门是好事
在别的商店你也许只要付半价，就可以买到同样的物事
所以你最好什么也不买，因为你没有耐性
经济跌到谷底，而责任完全在于你
原因在于：
惴惴不安，广泛流传——这实在是太遗憾
惴惴不安，广泛流传——这并非好事
惴惴不安，广泛流传，我很遗憾——这太危险
因为惴惴不安，人们便犹豫不决，无所作为
过去我们度假乐意飞向富裕的酋长的国度
所以在那个巨大的池塘[82]的另一边，也可以听到德国人的声音
今天我们不再去旅游度假，而只是打开窗户透透风
出于对我们脑袋的担忧，我们裹上一个包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无论是社民党还是联盟
但没有人知道事情是怎样作用，所以决定还得你来做
所以你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你明白了一切
晚上十八点你到了投票站，而你还是第一个
今天做出决定的人，就是过去投放炸弹的人
其他人则更为激进，所以他们扔鸡蛋
拯救我们的国家，把它掌握在你的手里
因为如果你当了总理，困境就到头了
（Unsicherheit macht sich breit
Was biste unsicher
dann biste unsicher
ganz sch?n unsicher
—unsicher
So viele Sonderangebote，Preisvergleiche-Geiz ist geil
und vielleicht zahlst Du woanders nur die H?lfte für das Teil
Also kaufst Du lieber gar nichts，denn Dir fehlt echt die Geduld
und die Wirtschaft bleibt am Boden und nur Du bist daran Schuld
denn：
Unsicherheit macht sich breit，überall—das ist doch schade
Unsicherheit macht sich breit，überall—das ist nicht gut
Unsicherheit macht sich breit，tut mir leid—das ist gef?hrlich
Weil Unsicherheit dazu führt，dass man z?gert und nichts tut.
Früher sind wir gern geflogen in das Land des reichen Scheichs
und man h?rte deutsche Stimmen auch jenseits des gro?en Teichs
Heute machen wir statt Urlaub lieber mal das Fenster auf
Und aus Angst um unsern Kopf setzen wir nen Turban drauf
Alle haben eine L?sung SPD und CDU
Keiner weiss was funktioniert und entscheiden musst dann Du.
Also denkst Du drüber nach und nach und nach hast Du's erfasst
Du bist im Wahllokal um 18 Uhr der erste Gast
Heutige Entscheidungstr?ger waren früher Bombenleger
Andere sind noch viel sch?rfer und sie werden Eierwerfer
Rette unser Land nimm es selber in die Hand
weil die Not zu Ende ist wenn Du Bundeskanzler bist）[83]
这首歌的题目里，有一个整首歌的关键词：不安全（Unsicherheit）；歌词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unsicher”（不安全的，不确定的，不安的），道出了当代大量德国人的一种心态，即社会里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以致人们的心情惴惴不安、提心吊胆。歌词所展示的心态，似乎可以作为德国人心态的一个写照。这首流行歌曲遵循当代德国流行歌曲的风格，嬉笑怒骂，恣意挥洒对于德国社会的不满，嘲讽德国政治。而歌曲的基调则是讥讽德国人做事情畏首畏尾、战战兢兢的心态，而这正是这里所谈到的“德国人的恐惧”。
安全感是人类乃至动物的基本需求，任何个人都需要安全感，任何群体也需要安全感。只有生活在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里，人们才会心情舒畅，才能健康地生活。否则恐惧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们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以排除威胁，确保安全，创造安全感。这本是人之常情。席勒在他的诗歌《大钟歌》（Das Lied von der Glocke）里营造了一个德国市民的理想国，在其中，安全当然不可或缺，而且也得到了保障：
大地已披起，
黑色的外衣；
黑夜唤起作恶的奸民，
但一般市民
处境安全，没有惧心，
因为，法律大张着眼睛。[84]
但是安全感不仅是动物对于危险的先天的心理反应，在文化的层面上，安全感也是一种后天的习得，为历史和文化的遗产所左右。[85]就人类大群体而言，后天的影响甚至更大。当代的跨文化研究已经表明，“不安全感是学会和习得的。这些感觉及对待它们的方法，属于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它们被家庭、学校和国家等基本的机构一代代传递下去，并且被强化”。[86]
恐惧感既然是后天习得的，就必然与文化有关；既然与文化有关，那么各民族的安全感和恐惧感亦不尽相同。而在这其中，先天的因素到底有多大，难以得到科学地证明。一方面，作为个人，“胆大”与“胆小”似乎比较容易确定；但是作为大群体，则难以断定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是否“天生胆小”。作为大群体，其安全需求一般都是差异不大的，其天生的恐惧感也是差异不大的；另一方面，历史和文化影响的痕迹则历历在目，有案可稽。不同的民族走过了不同的道路，经历了不同的历程，有着不同的历史体验。所以，不同的文化里，恐惧的强度很可能会不相同。可以看出，在这里，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是第一位的。就德意志民族而言，动**而惨烈的德国历史给德意志人的心灵打上了一个悲情的烙印，对于德国人的安全感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一点在上文里已有论述。从本章开头讲述的英国在德国的驻军对待德国士兵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安全感及由此产生的行为规范中有着明显的差异，用比较文化研究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在规避不确定性这个问题上，德英对比显示出，英德两国对于不确定性的理解及应对措施都有差异，其不同态度显示出其安全感的强度的差异。
群体性的不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后天习得的，是一种文化现象。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德国媒体对正在德国的日本作家多和田叶子（Yoko Tawada）进行了采访。采访中多和田叶子的言论也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这位日本作家说道：“日语中没有与德语中的‘灾难’[Katastrophe——译者]相当的词汇。这个德语词是在自然和政治中共同使用的，这使得人们遇到自然灾害时马上想到政治。”[87]在德国，“德国人的恐惧”的养成过程中，众多的“推手”“齐心协力”，联手把德国人向着恐惧的方向推。这些“推手”被称为“恐惧吹鼓手”，其数量众多。
在各式各样的“恐惧吹鼓手”中，德国媒体首当其冲。当遇到灾难或困难时，德国媒体最常采用的报道和评论方式，就是“抹黑”或者说“涂黑”。“涂黑”已经成了德国媒体的看家本领和习惯做法，对德国人的意识和心态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也遭到了许多对于“德国人的恐惧”忧心忡忡者的诟病。
随着媒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媒体承担着舆论形成（Meinungsbildung）的重任，通过造舆论来扮演着社会公正和良心的角色。但是媒体也是企业，也要追逐利润。无论是电台、电视台的收视率，还是报纸杂志的发行量，都事关媒体的生死存亡。在物质主义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时代，媒体经常倒向利益一边。因此，“只有坏新闻才是新闻”成为了主宰媒体的法则。这个现象本来是所有奉行新闻自由的社会的通病，也是自由的代价。而德国媒体认为，批评是第一位的，是媒体的责任；批评及批判使人们时刻保持警惕，使社会不至于自欺欺人，陷入某种观念或学说的陷阱，尤其是使人们不至于滑到功利至上的桎梏中去。批评让人们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政客们和政党政治左右。客观地说，在经历了民族社会主义滥觞之后的德国，这种态度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也表现出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的成熟。媒体的特别之处在于，这种高度的责任感与新闻业的利益导向联手，极力推动负面思维的发展。因此，见忧不见喜，报忧不报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此外，追求轰动效应和刺激，又是自由媒体的先天性疾病。二者一相加，其功力之强大，无须赘言。
同样被这样的媒体规则所主宰，但是各国的媒体又受到各种不同文化和传统及民族心态的制约和引导，在对待现实的时候表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在英国，媒体同样也在猎奇，也在追求轰动效应。但是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民主国家和殖民大国，拥有英国人为之自豪的历史和传统，没有德国人那样多的集体心理负担和压迫感，不存在德国人那样的认同危机，显得心态比较放松。此外，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赐予英国以长期的安全，带给他们较强的集体安全感。民主社会和体制在社会中保障了平等，上与下的区别远较德国要小，也使他们不必事事唯唯诺诺，而是可以保持一种幽默感。较为放松的心态和幽默感，使他们面对负面新闻和困难时不那么紧张，甚至还通过笑声来消解一部分恐慌：“但是英国人总还能够对其坏心情开怀大笑。而一份德国的高素质的报纸则消受不起这样的玩笑。”[88]
但是在德国，特殊的历史遗产、民族心态与媒体的这种病症“珠联璧合”，相互促进，致使兜售恐惧、消费恐惧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在这种氛围中，相当多的人遇到问题时缺乏乐观情绪，凡事都从负面方向考虑，不相信事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永远做好最坏的打算，即所谓“悲观看问题”或曰“涂黑”（Schwarzseherei），这就催生了“问题导向”的思维，就像《聪明的爱尔莎》里的主人公爱尔莎一样。在这种思维的导向下，人们缺乏冒险精神，总是感到自己成为了牺牲品，无助感特别强烈。这种悲观主义的视角，同德国媒体中的“涂黑”一脉相承，并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若没有民众中的“悲观看问题”的大众心理，媒体中的“涂黑”也就失去了市场；而没有媒体的奋力“涂黑”，大力地推波助澜，民众中的悲观视角也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不会有这样绵绵不绝的“后劲”。而且这种悲观视角在德国大有市场，与德国人对于“深度”（Tiefe）的诉求一拍即合。关于一个事件，如果一个报道充分地展示出事件的严重性，则是有深度的；而且从这个事件中发掘出越多的严重性，就越有深度。
这种负面视角的后果，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诟病，即便在媒体中，也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涂黑”的手法，也可以听得到不同的声音。所以，也有媒体从业人员发出了质疑的呼声。他们认为，德国人应当正视“德国病”，恢复信心。此外，他们还着力强调媒体的责任，指出目前以营利为导向的媒体对于“德国病”的产生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媒体推波助澜，制造了“有组织的悲观主义”，极大地助长了德国人的集体恐惧症。他们指出，作为一种产业，德国媒体为了营利，不惜夸大灾难，制造卖点以提高销量，这在客观上迎合了本来就缺乏乐观态度的德国媒体受众，使本来就忍受着“精神创伤后遗症”折磨的德国人更加丧失信心：
在争夺收视率和发行量的绝望的战斗中，媒体也为加强这种不是特别诱人的性格特征而做出了其贡献。语言上，媒体越来越偏向于夸大其词，使用过多的不必要的过度行动[overkill——译者]，不断地煽动恐惧、鼓吹风险。无论是核辐射、基因培养，还是禽流感以及猪流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头不同的猪被赶进村子里，以此来吓唬人们。[89]
所以德国媒体应该正视自己的责任，不应再推波助澜、助长德国人的“问题导向”思维。尽管德国媒体的受众对于媒体的“涂黑”也抱有怀疑，他们的看法与媒体并不完全一致，但是鉴于他们无法亲临现场去观察事实，而需要媒体这个中介，实际上受制于媒体的报道及其视角，所以不得不被媒体的“涂黑”所影响，甚至被其左右。
看待事物的悲观视角，自然会影响到人们的心情。从中国媒体上披露的一则关于中国老人在德国养老院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人的情绪与其悲观视角之间的关系之一斑。这则报道题为《中国老人为德养老院添活力》，其副标题为“入乡随俗不与儿女同住 乐观生活感染‘悲观民族’”[90]，颇为有趣。报道称，近年来，随着华人移民不断进入德国，也有华人移民的父辈们移居德国去养老。这些老人中，有一部分老人为了不给子女们增加负担，便入乡随俗，住进了德国的养老院，与德国老人们一起共度晚年，“他们散发的乐观中国精神，给沉闷的德国养老院增添了很多活力”。[91]例如德国慕尼黑的康斯坦丁养老院里，住进了几个中国老人。这些中国老人们入住养老院之后，感到养老院里气氛太沉闷，心情因而非常压抑。他们于是按捺不住，开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生活。他们中有的人开始在德国养老院里教授中文；有的人教德国老人们打太极拳，或是组织合唱、演奏音乐；有的人则教德国人绣花、剪纸；老中医们则为德国的老年朋友们义务坐诊、看病解忧。文化传播、文艺活动、晨练、下棋，这些在中国寻常的消遣养生活动，给德国老年朋友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也激发了他们的生活乐趣。中国老人们的到来，使德国老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促使人们反思文化之间的差异：
康斯坦丁养老院的负责人皮菲尔博士对记者说，德国目前有二百九十万老人超过八十岁，住在养老院和老人公寓的德国老人超过百万，但德国人是‘最悲观的民族’，相反来自中国的老人就像中国这个国家一样充满朝气。他非常欢迎中国老人入住。[92]
其实到过中国的德国人们，每天清晨看到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公园里、广场上，不分男女老幼，或在晨练；或是聚在一起唱戏、跳舞。其中，老人们的比例之高，也非常引人瞩目，对于这种外向的、走出去的生活态度，不仅是令德国人，而且会令西方人都会感到新奇，很多人都表现出赞赏。
对于“德国人的恐惧”的推波助澜者，除了德国的媒体之外，德国的政党政治也难辞其咎。每当选战来临，各个党派都要表白自己的功绩，指责对手的过失，所以要把对手的失误一一亮出来，同时还要指出现实中的问题，陈明其严重性，说明只有自己的党才能救德国。在这个过程中，夸大困难以凸显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夸大对手的失误以证明自己才能担起责任，已经成了各党各派的惯例。绿党强调环境问题，把本来就严重的环境问题描得更黑，使人们面对环境问题丧失信心。联盟党一味强调效率、强调秩序、强调移民问题、外国人问题带来的威胁，使德国人面对“老外”们过于忧心忡忡。无论左还是右，都不遗余力地渲染问题，问题和困难被放大了，但是同时却没有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使公众感到无路可走，恐惧症因此而被加强了。当然，这种做法并非德国专有，但是在德国，民众中的恐惧心理使民众对于这种做法的接受程度较高。换言之，在德国，这种政治恫吓更加有效，因此激励着政客们变本加厉地“涂黑”，也加强着“德国人的恐惧”。
在批评者的眼中，学校教育也是一个“恐惧吹鼓手”。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教育改革开始以来，德国的学校教育一改之前对民族社会主义这段历史的压抑和回避，大力开展历史反思，把第三帝国时期的种种暴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指出民族社会主义、种族主义、威权主义等思想的危害，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果。如今，德国的中青年人都对这段历史，对于其起源、过程和结局有较为清晰的了解，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拒绝纳粹，多数人都拒绝种种极右势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灾难也在这些人的心中扎下了根。新左派的教育突出了德国历史留下的灾难，但是没有同时给人们带来信心。这种负罪感压在德意志民族的心头，与第三帝国造成的灾难联手，加剧了整个民族的恐惧感。
除了这几个“恐惧吹鼓手”之外，其他的恐惧症“推手”还包括生活富裕、文学艺术、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做事情时的完美主义、商业化和广告等，至于战争的威胁自不必说。这些推手林林总总，形成合力；而且其力量合在一起，效力不可小觑。在这种格局中，想要降低甚至消除“德国人的恐惧”，绝非易事。
4.如何摆脱恐惧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恐惧源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高，恐惧就越强烈。“德国人的恐惧”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于这种恐惧的程度之高：“恐惧生长于不确定性的土壤。德国人遭遇的不确定性越多，他们就越多地发现忧虑的理由。”[93]任何个体、任何群体，都会想尽办法排除不确定性，创造确定性，力保生活在一个凡事可以确定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有着高度的确定性的环境里，恐惧也就大幅降低。制造不确定性的原因，以及制造恐惧的源头，在于人所身处其中的各种关系。这其中，有几种关系是特别重要的，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超验事物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得到确定，人就可以生活在一个安全感高的环境里。
对于一个群体而言，特别是一个大群体，把这几种关系协调处理好，尽可能地排除不确定性、提升确定性，是关系到生存的大事。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这样的环境，在技术、社会和宗教方面创造出种种条件，以确保确定性，消除恐惧。历史上德意志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德意志的地缘政治，特别是德意志的历史进程，没有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一个优越的环境，反而使德意志民族的恐惧感强烈。但德国人自然不会甘于遭受恐惧的折磨，而是努力发挥其能动性，创造一个恐惧感较低的生存环境。技术发展、社会规范和宗教意识这三个范畴对于克服不确定性、促进确定性的成长、创造和加强安全感，都有最重要的作用。于是，德意志民族在技术发展、社会规范和宗教意识三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技术，无论其形式如何，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先进的，都是帮助人们规避由自然造成的不确定性。”[94]换言之，人类发展技术，首先是为了摆脱自然的威胁，确保生存，然后才是为人类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发展技术以规避不确定性，由此来克服不安全感，对于德国人而言，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德国的发展得益于德国的技术发展，这已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无须赘言。“德国制造”意味着技术先进、质量可靠、服务完善等。在欧洲地区，历史上“德国人的手艺”一直是德国工匠值得自豪的优势，正像果戈里的《涅瓦大街》里那个德国鞋匠所说的那样。对于技术和专业的执着和强调，在德国受到高度重视，有时甚至会走到极端，产生一些副产品。近代以来德国人的形象中，“德国教授”也一直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德国教授”们一是不谙世事，不问其他事情；二是他们博览群书，沉溺于艰深的理论问题，专业上造诣极高，所以颇有德语中“专业白痴”（Fachidiot）一词的特点。为了专业而远离社会，这种副产品虽然令人啼笑皆非，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德国人致力于发展技术的决心和努力。正如19世纪德国画家卡尔·施皮茨维格（Carl Spitzweg）的画作《蛀书虫》（Bücherwurm）里那样，其致力于科学的创造精神令人为之折服；即便浮士德还未走出书斋，还在书斋里冥思苦想，也令邻国的科学家们生畏。
苦于民族意识总体淡漠和民族认同陷入危机的德意志民族，求助于科学技术而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算是对于在自我认识和国家—民族认识方面的赤字取得了一些补偿。技术之于德国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征服自然，以保证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准的手段，而是同时承担着民族认同替代品的重要任务。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1年电视讲话的新年祝词里所说的那样，技术之于德国并非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是上升到与德国人的立身之本“德意志美德”的高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德国人并不总是能够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强项。我们的国家足球队在南非完美地展现了德意志的美德，正是这些美德使我们变得强大：勤奋和纪律、才思泉涌和最高水准的技术。”[95]德国的技术进步成就斐然，而构成德国技术基础的“四位一体”，即不断探寻的探索研究者精神（Forschergeist）、把思想转化为现实的工程师的业绩（Ingenieursleistung）、能工巧匠的手艺（Handwerkskunst）和实际操作的技工素质（Facharbeiterk?nnen），则是支撑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的支柱[96]。对于技术发展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这背后，有着“德国人的恐惧”的大力推动。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也在折磨着德国人的神经，加剧着“德国人的恐惧”。一则是当代德国的技术进步步伐放缓，美国牢牢地掌握着科技创新的龙头，而其他新兴国家也不甘示弱，加剧了德国人的忧虑。例如在信息科技方面，德国就显得有些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信息技术人才不足，所以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曾实行过“技术绿卡”的政策，即大力引进外国的具有熟练高超信息技术的专门人才；二则是技术中的创新往往给德国人带来不安，使他们感到人类前途渺茫：“这种发展势头把我们赶进了对于未来的恐惧之中，也理所当然地使我们陷入对于日新月异的、看不透的技术发展新成果的恐惧。”[97]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的确会让人产生不安全感，但是面对这种无法阻挡的技术进步，是表示出极大的疑虑、放缓发展的步伐，还是表现出加倍的努力以掌控未来，则有很大的区别。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的态度与德国人就形成了反差。
强调和创造秩序，其要诀在于制定规则，以及服从规则。而规则的意义之大，无须赘言：“法律和规则意在阻止在其他人的行为中的不确定性。”[98]为了规避危险，克服危机，德国人靠的是强调秩序，制定各种规则，以确保生活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的有序发展。创造和加强社会秩序，由此来增加安全感，在德国更是被发展到了极致。德国文化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德国人的超强的秩序意识。做事情要有条理，社会要井井有条，对于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很低。秩序高于一切，规则高于一切，都成了潜藏在德意志民族意识深处的信条。凭借这种秩序，德国得以降低不安全感。德国的法律体系享有盛誉，德国的法治文化也是世界的典范。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规范一切的冲动，法治文化也就缺乏了基本的动力。
然而物极必反，对于秩序和规则的强调一旦过了头，也可能产生副作用，产生“秩序狂”。德国社会中强烈的秩序意识，也使德国社会产生了一些弊端，给德国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为了规避不确定性，就要掌控一切，把一切都控制在可掌握的范围内，于是德国人的意识中，产生了所谓“管制欲”（Regulierungswut）、“控制瘾”（Kontrollsucht）。这种控制欲的后果是“过度管制”（überregulierung），其后果是各种规定过多。在规则与自由的关系中，规则过多，则自由就过少；规定过多，便限制了自由；人们的行为和意识都受限，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就会受到限制。被德国人形容为“法律的过量生产”（überproduktion der Gesetze）的现象，也会束缚住德国人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或者导致对新事物的反应迟缓，影响决策的速度。
德国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在不同的环境里和条件下，既可以产生正面的效果，也可以产生负面的后果，依环境而定。德国人的“结社癖”（Vereinsmeierei）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一句德国谚语说：“凡有三个德国人在一起，必有一个社团。”（Drei Deutschen，ein Ver-ein.）这句谚语尽管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因为德国法律规定，只有七个及七个以上的人在一起，才能组成一个社团。但是这句谚语却说明了德国人结社的欲望之强烈，这种结社的欲望也被德国人称为“结社癖”，而特别热忠于结社及社团事物的人，也被称为“结社狂”（Ver-einsmeier）。结社，使人处在一个与自己志趣、利益相同或相似的集体中，可以部分地消除孤独、恐惧、无助等感觉，给人以安全感：“德国人不是我行我素的人，甚至连个人主义者都不是。德国人需要群体，为的是在群体中感觉到安全，以及人间的温暖，为的是可以在群体中展示自己的情感。”[99]
德国人的结社癖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而这个时期也是德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型的巨变时期，社会的流动性大增，大量人口流入城市，流向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在异地他乡，人地两生，原有的人文环境、社会关系尽失，陌生感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全感，结社便承担了消除陌生感、创造安全感的重任。通过结社，人们也可以借助团结的力量争取国家顾及不到的，或是不愿意顾及的政治的、社会的权益。在历史的变迁中，这个传统不但保留下来，而且还不断发展，据“德国协会及联合会全国联盟”（Bundesverband Deutscher Vereine & Verb?nde e.V.）的统计，在全德国范围内，各种社团的数量估计达到57万个之多；半数以上的德国人都参加社团，各种社团的数量在过去15年里翻了一番[100]。
德国文化中的完美主义（Perfektionismus）也是德国人的不安全感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造成德国人的完美主义原因不止一个，其根本动因之一，是德国人对于标准的苛求，凡事必须与标准相符，否则便必须修改：“德国人的理想、德国人的行为准则决不允许向人类的不足和弱点做出让步。没有什么比完全符合标准更加重要的了。”[101]但是换一个视角来看待标准问题，就可以发现，所谓“德国人的恐惧”无疑也是德国人的完美主义的源头之一，即德国的完美主义也是“德国人的恐惧”的副产品，然而是一个利大于弊的副产品。这个现象中包含两个层面上的意义。第一，由于担心出问题，或是美中不足，所以在做事情时务求尽善尽美，必须制定完善的标准；第二，完美的标准一旦制定出来，便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标准，这就是德国文化中的“彻底/缜密/严谨”（Gründlichkeit）。只有有了尽可能完善的标准、尽可能彻底的执行标准，在执行中彻底落实所制定出来的标准，即当一切都做到了万无一失，才能使不确定的感觉降下来，乃是这种完美主义最根本的动因。所以，德意志民族一向以严肃著称于世。在行为方式上，德国人不但态度严肃认真，而且奉行完美主义，凡事必做到极致，务求完美。在这种完美主义的驱动下，德国人做事情便体现出“彻底/缜密/严谨”的特点，“德国制造”便是这种严谨最值得骄傲的产物。这种完美主义的心态给德国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文化保障。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完美主义既可带来福祉，亦可造成弊端。完美主义的心态成就了德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了德国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但是也让德国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做事情务求完美，导致决策过程太长，实施过程也太长，从而做事情过程漫长及行动迟缓。“二战”时期，德国在“豹式坦克”的研发上便由于凡事务求完美而失去先机。
豹式坦克（Panzerkampfwagen Ⅴ Panther），又称五号坦克，主要于1943年中期至1945年在欧洲战场由德国军队投入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投入了大量坦克，但是德国坦克在与苏军坦克的较量中明显处于劣势，因此在坦克战中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军当时使用的主战坦克是T-34，这款坦克性能远超于当时德国所拥有的三号坦克和四号坦克。德国军队的将领古德里安（Gudrian）将军意识到了两种坦克之间的差距，于是极力要求德军最高统帅部派员到东线战场，对苏军的T-34坦克进行研究并做出评估。评估的结果是，苏军的T-34坦克的性能优于德军坦克。于是第三帝国军方便要求德国军工企业大力改进德国坦克，戴姆勒—奔驰公司和奥格斯堡—纽伦堡机械制造公司（Maschinenfabrik Augsburg-Nürnberg AG，缩写为MAN公司）两家公司展开竞争，研制新型坦克，要设计一种吨位为三十吨的坦克。后来，尽管希特勒本人倾向于奔驰公司的设计，但是由于MAN公司得到军方的赏识而中标，开始研制生产新型坦克。而且由于需要量巨大，生产豹式坦克的任务后来由多家公司共同承担。
鉴于苏联坦克的优异性能，德国的坦克生产企业便详细分析了苏制T-34坦克的各种性能，在参考苏联坦克的技术的同时，对其进行技术改造，把德国坦克的优点同苏联坦克的优点结合起来，大幅度提高了德国坦克的性能，制造出了“二战”中最完美的坦克——豹式V型坦克。但是改造后的豹式坦克工艺过于复杂，产品短时间内无法成熟。因此豹式坦克在技术还未成熟时，迫于战争的需要不得不过早地投入战斗。在战斗中，这种坦克频频发生故障，其技术弱点也给德军带来惨重的损失，例如豹式坦克的履带和悬挂系统的受损率较高，而且豹式坦克的引擎更是经常因为过热而发生火灾。因此在投入使用初期，很多豹式坦克都因为这些弱点而不能作战。
有评论家认为，当时的战场其实并不需要如此完美的技术，比较简单一些的技术其实更加实用，也足以应付战斗的要求。并且简单的技术不仅成本低，而且更为实用，这样的坦克的产量也比需要复杂工艺的豹式坦克要大得多。但是基于德国人过分追求完美的特性，在改造和发展豹式坦克的过程中，德国技术专家为了追求最完美的技术，导致工艺过于复杂、改造提高的过程过于漫长，生产所需的时间也较长。等到豹式坦克臻于完美之时，“二战”已临近尾声，纳粹德国败局已定。尽管豹式坦克投入战斗后，在欧洲战场上显示出优良的战绩：平均每五辆美制M4坦克被击毁，才有一辆豹式坦克被消灭。但是豹式坦克无论怎样完美，已经于事无补，完美主义脱离现实太远，后果与初衷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