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恐惧

在哲学、心理学研究中，恐惧也是一个令哲人和心理学家们穷经皓首的难题。德语中的“Angst”和“Furcht”都是表示恐惧，但是在意义和层次上又有微妙的不同。一般而论，恐惧（Angst）是一种“不同于害怕[Furcht——译者] 的情绪或情感状况；区别在于，恐惧与一个对生命的不确定的威胁相呼应。恐惧经常与生理现象相关联，特别是与呼吸器官和心脏、消化和泌尿器官的反应相关”[42]。“Angst”的特点是“objektbezogen”，即有一个具体的对象引起恐惧；而“Furcht”则不需要这样一个具体对象。害怕（Furcht）“是一种受到威胁时的感觉”。[43]

这些普遍的解释，可以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文化。但是为什么德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族群会被视为恐惧症患者？为什么会有“德国人的恐惧”的说法？恐惧症为何会被戴在德国人的头上？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的恐惧”的种种表现，而恐惧并不是令人愉悦的事。那么这种“恐惧”或曰“畏惧”从何而来？制造这种“德国病”的罪魁祸首是谁？凡是有思考能力的人不禁都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情形在世界各地都上演，而其他国家的反应都比较沉稳，却唯独在德国引发了如此巨大的恐惧？结论是清楚的，只能是因为“德国人的恐惧”在作祟，这个概念也充分体现了德国特色，故德语的“Angst”（恐惧/害怕）一词承载了其特殊的德国特性，无法恰当地译成英语，使这个词不得不作为外来词被收入英语。

纳粹上台后，德国犹太人遭到灭顶之灾，不得不大量亡命海外。一部分流亡英伦的犹太人，把这个具有德国特色的词汇带到了英国。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在治疗中，心理医生们发现，某种特定的恐惧症难以用英语来形容，而用德语的“Angst”则无此困难，因此这个德语词就进入了英语。[44]同样，当代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规避不确定性”（avoidance of uncertainty）中的“不确定性”在英语中是“uncertainty”，德语中与之最恰当的对应词是“Ungewissheit”。但是德国人在翻译这个词时却用了“Unsicherheit”：即翻译成“Unsicherheitsvermeidung”[45]（规避不安全），而这个“Unsicherheit”的意思主要是“1.das Unsichersein.2.Unw?gbarkeit，Unsicherhetisfaktor”[46]（1.不安全。2.难以衡量，不安全的因素）。把“uncertain”翻译成“unsicher”（不安全）而非“ungewiss”（不确定），这个微妙的转换，却道出了德国人对于恐惧和安全的特殊理解。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谓“德国人的恐惧”的产生是由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无中生有。所谓“德国人的恐惧”最早是被美英的学者、新闻评论员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诊断出来。他们发现，在经济问题中面对现实的挑战时，德国人“光说不练”，不乏想法却疏于行动；再如德国人对新事物如高新技术、生物技术心存疑虑，缺乏热情；而最极端的表现则是德国人对于一切战争的极端恐惧。德国民众极其惧怕恐怖活动，而且对于旨在消除恐怖主义的反恐战争也心存畏惧，所以对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也多持反对态度，施罗德之所以能够二度当选德国总理，与他的反战态度迎合了德国的大众心理有极大的关系。后来，“德国人的恐惧”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终于被诊断为“德国病”（German disease）。对此，德国人的反应似乎慢了一拍，但德国许多颇具影响力的人士最终也并不否认这个说法，而且最近几年来也接受了这一说法。在德国，“德国病”不但已经成为对当代德国人心理状态的一个恰当的描述，而且德国人也热衷于研究探讨“德国病”，有关“德国病”的讨论被炒得沸沸扬扬，各种说法不绝于耳。

关于德意志民族与恐惧的关系，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说道：“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关于时代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新的特殊的意识。人们相信，一个伟大的未来即将来临；而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面对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恐惧。”[47]基于这种恐惧感，德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加受到这种兴奋与危机感并存的煎熬，如德国《世界报》上一篇文章所说，“两个世纪以来，危机意识，始终是德国人的形影不离的伴侣”[48]，这种恐惧和危机感存在于社会中，表现在人们的行为里，也见于文学作品中。直接来自民间的文学作品，尤其能够表现这种意识。

2.聪明的爱尔莎

格林童话里，有一个故事《聪明的爱尔莎》（Die kluge Else）[49]，说的是一个名叫爱尔莎（Else）的女孩，与一个男孩子汉斯订了婚。汉斯与爱尔莎一家在一起吃饭时，爱尔莎的母亲叫她去地窖里打一壶啤酒。爱尔莎来到地窖，一边打开酒桶的龙头打啤酒，一边因为闲不住而四下张望。她抬眼看到头顶挂着一把泥瓦匠遗忘在那里的丁字锄，于是大惊失色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假如我和汉斯结婚，生了孩子，孩子大了，我们让他来地窖取啤酒，这锄头会掉下来把他砸死的！”于是，爱尔莎痛苦不堪，但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坐在地窖里放声痛哭。正在吃饭的一家人久久不见爱尔莎回来，母亲就叫女仆去看看。女仆询问爱尔莎为何悲伤，爱尔莎把自己的恐惧告诉了女仆，女仆于是说：“我们的爱尔莎真是聪明！”说着就坐到她身边，也为此而大哭起来。爱尔莎和女仆都不见了踪影，母亲有些着急，又差遣男仆去探查究竟。结果是，男仆也被爱尔莎的恐惧吓坏了，也坐在那里悲伤痛苦。后来，爱尔莎的母亲亲自去查看，也被恐惧传染，上不来了；而爱尔莎的父亲最后也为爱尔莎的恐惧所征服，全部坐在那里伤悲、恐惧。最后没有被恐惧吓倒的只有未婚夫汉斯一人而已。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种无中生有的忧虑，可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没有任何根据就向坏的方向想，这种恐惧听起来似乎好笑，但是又确实存在于德国社会里。这个故事里，有许多值得玩味的细节。

其一，爱尔莎被认为是聪明人，汉斯向爱尔莎求婚的条件也是：爱尔莎必须真的是很聪明。而爱尔莎的父母亲是这样赞许爱尔莎的聪明的，父亲说：“啊，她充满了智慧。”母亲说：“她不仅能看到风从街上过，还能听到苍蝇的咳嗽。”正是因为她如此“聪明”，所以才能预见未来，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换言之，爱尔莎本质上是一个智者、先知，所以才会有凡人没有的烦恼和恐惧。这样一种智者的忧虑，也许出自德国人的思辨传统，也许是先天的禀赋。无论如何，一般人，或者说普通人或凡人，是不会，也许不配有这样的烦恼及其带来的恐惧。

其二，无论是女仆、男仆，还是饱经沧桑的老父老母，最后都被智者的忧患意识所征服，都齐聚在地窖里哭泣。这似乎预示着，德意志人民心态中“从众”“随大流”的思维定势的确强大，而之所以从众、随大流，原因在于精英的引导。爱尔莎虽然是小辈，但是却是“聪明人”，即属于智者、精英的阶层，而普通人则被精英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所折服，自己的意识也被精英的深沉所控制，最终丧失了自己的常识。此外，从这个逻辑中，也可以解读出德国人惯于听命于精英的传统，容易被一种貌似深沉的古怪念头所左右。

其三，这个故事里人们的思维很活跃，但行动却很缺乏，正应验了许多智者对于德国人的判断，即长于思辨而疏于行动。再加上常识被思辨压制，那么常识既失，谬误必出。所以没有人会想到动手把那把丁字锄取下来，以绝后患。最后，这个智者居然不知道自己是谁，她问自己：“我是爱尔莎吗？也许不是吧？”尽管爱尔莎们是作为问题人物而出现的，但是他们却是这个群体里的主体，汉斯则孤家寡人，形单影只。

格林兄弟在收集和改写这个童话时，未必会想到，后人可以从这个故事一叶知秋，从中窥探到德国人的集体恐惧感的宏大话题；抑或他们已经感到这种恐惧症的存在，故而打算用这一类故事来说明并尽力消除之。其实所谓“德国人的恐惧”是一个渊源久远的问题，德国学界也早已在研究中发现并研究了这个问题，认定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的性格中有一种悲情意识。至迟到15世纪，这个题目就已在德国出现，并且在其后的岁月里不断引起德国人的共鸣。1498年，在德国西南部现巴登—符腾堡州境内的海尔布隆（Heilbronn）附近的比贝蜡赫（Biberach），有一位名叫“比贝蜡赫的C.马丁努斯”（C.Martinus von Biberach）的僧侣逝世，他的墓碑上刻着一首小诗，上面写道：

我活着，不知道可以活多长；

我会死去，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在路上，不知道去往何方；

我很惊奇，我居然还开心愉快。

（Ich leb und wei? nicht，wie lang；

Ich stirb und wei? nicht，wann；

Ich fahr und wei? nicht，wohin；

Mich wundert，dass ich fr?hlich bin.[50]）

这首小诗本来是表达一个基督徒的心愿的，即作为一个造物，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必须听从上帝安排。但是最后一句“我很惊奇，我居然还开心愉快”（Mich wundert，dass ich fr?hlich bin.）却一再被人提及，用来描述和讨论一个问题：德国人和欢乐的关系。古往今来，德国有多少诗人、思想家、学者、神学家都对此神往，为此神伤，不少的诗作、学术著作纷纷问世，拷问德国人为何不快乐，似乎德国人生来与欢乐无缘。约翰内斯·马里奥·齐美尔（Johannes Mario Simmel）、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等人亦是如此。

3.悲情历史与“德国人的恐惧”

作为“身处欧洲中央”的地区，德意志独特的地缘政治特征使德意志长期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作为德国历史的产物，德意志的政治格局长期被碎片化，其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受到严重阻碍，造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疲软。而在这其中，德意志便历史地变成了欧洲列强争夺霸权和各种利益的场地。各种军事冲突不断在德意志爆发，各种战争惨剧在德意志土地上上演。战争不仅造成物质的破坏，也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创伤。德国历史学家施蒂默尔（Stürmer）也言简意赅地列举了几次战争对于德意志民族心理的负面影响：

对大多数德意志人来说，历史在他们的记忆中，就是一场场灾难及其带来的悲痛后果，德意志这片土地在和平时期充当列强博弈的棋盘，战时则是列强厮杀的战场。回顾过去，荷兰人以及德国人的‘表亲’法国人都曾拥有辉煌的过去，但几乎没有一个时期可以让德国人自豪地称为‘黄金时代’。‘三十年战争’带来的无可言状的惨痛一直是德意志人无法抚平的伤疤，在文化和生活中多有体现。

……

1770年以后，西班牙皇储战争又给德意志雪上加霜，战争摧毁了大量建筑，海得堡的宫殿被撤退的法军炸成废墟。在18世纪中叶，德意志又被卷入了战争。在德意志人的记忆里，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所经历的为争夺印度、加勒比和加拿大而进行的海上战争和殖民战争——奥地利皇储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的是不尽的灾难：

……

历史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就像德意志谚语所说，“荒草还未蔓上坟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就带来了更多痛苦。[51]

这段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战争与德意志人在历史上的关系，特别是战争对于德意志人心理上的摧残。

1517年，德国信徒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不但使西欧在信仰问题上一分为二，而且德意志人的信仰也一分为二，并引发了长期的宗教战争。其中最著名、后果最严重的莫过于1618—164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这本是一场欧洲国家之间的大战，但却是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沦为战场的德意志不但人口锐减、大片土地荒芜、百业凋零，使德国历史发展被推迟达一个世纪之久；而且战争的惨烈、在德意志民族内心造成的心理创伤，更是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后果。三分之一以上的德意志人在战争期间死于各种战斗、饥饿、疾病、瘟疫，死亡是当时的德意志人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场景。战争不但以德意志诸侯们的胜利告终、进一步削弱了皇权，而且改变了德意志人的民族心理；不仅使德国人更加趋于服从权威，而且在德国人心中种下了恐惧的种子。

三十年战争的残酷，在文学里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诗人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在他的诗歌《祖国的眼泪》（Tr?nen des Vaterlandes）中表达了自己的恐惧，也为德意志民族留下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我们遭到了灭顶之灾，完完全全被毁灭。

一群群狂妄跋扈的外人们，把军号吹得呜呜作响，

手执染血的剑，炮声雷鸣，

吞噬了勤奋和汗水创造的一切。

塔楼在烈焰中燃烧，教堂被推倒，

市政厅变成废墟，壮汉被大卸八块，

少女遭**，

无论我们向哪里看去，

哪里都是烈火、瘟疫，

死亡穿过我们的心头，穿透了我们的灵魂。

鲜血横流，灌满了壕沟，淹没了城市；

死尸堆成山，堵塞了我们的鲜血流成的河。

血液的河从尸山下渗出，慢慢向四处流开；

六年里，这样的情形已经三次。

但是还有比死亡更令人胆寒、

比瘟疫、烈火和饥荒更可怕的，

那就是灵魂的宝藏离许多人而远遁。

而这，我都不愿提及。

1636年

（Wir sind doch nunmehr ganz，ja mehr den ganz verheeret！

Der frechen V?lker Schar，die rasende Posaun，

das vom Blut fette Schwert，die donnernde Kartaun

hat aller Schwei?，und Vorrat aufgezehrt.

Die Türme stehn in Glut，die Kirch ist umgekehret.

Das Rathaus liegt im Graus，die Starken sind zerhaun.

Die Jungfrauen sind gesch?ndt，und wo wir hin nur schaun

Ist Feuer，Pest，und Tod der Herz und Geist durchf?hret.

Hier durch die Schanz und Stadt，rinnt allzeit frisches Blut，

dreimal sind schon sechs Jahr，als unser Str?me Flut

Von so viel Leichen schwer，sich langsam fortgedrungen.

Doch schwer ich noch von dem，was ?rger als der Tod.

Was grimmer den die Pest，und Glut und Hungers-Not

Da? nun der Seelen-Schatz，so vielen abgezwungen.）

1636）[52]

德国作家格里美豪森（Grimmelshausen）生于1621/1622年，时值大战期间，他十三岁就被克罗特人的骑兵掳去，在军中当马夫。后来他又当了龙骑兵、步兵和军队里的文书。他把他的经历写成传奇小说《痴儿西木传》（Simplizisimus），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态度。作品虽然是一部出色的幽默作品，但是字里行间常常透出了宿命的思想，而这种宿命论又直接源自残酷的三十年战争。

在德国东部的波莫瑞地区，民间文化如民歌也记述了惨烈的战争及其后果对于人们的心理伤害。一首流传下来的民谣唱出了战争的残酷和普通民众的家破人亡：

金龟子飞去又飞来，

你爸爸却留在了战争里，

你妈妈留在了波莫瑞，

波莫瑞却被烧得片瓦不存。

（Maik?fer，flieg，

dein Vater ist im Krieg，

deine Mutter ist in Pommerland，

Pommerland ist abgebrannt.）[53]

战争期间，各方军队打来打去，来回厮杀；雇佣兵们烧杀抢掠，普通民众能做的只是祷告，祈祷上帝终结战争，还人们以和平：

祈祷吧，孩子，祈祷吧，

明天要来瑞典人，

明天要来没有心肝的人，

他们将会教会你们祷告。

（Bet，Kindlein，bet！

Morgen kommt der Schwed.

Morgen kommt der Ochsenstern，

Der wird die Kindlein beten lehr.）[54]

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之强，甚至在德国的巴洛克文化中留下了烙印。德国的巴洛克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悖论：德国巴洛克文化偏爱悖论，把悖论作为最重要的修辞手段之一。更重要的是，德国巴洛克文化本身就体现了一个根本的悖论：一方面，是君主们、富人们耽于豪华和挥霍，表现出对于生活的渴望，使德国巴洛克文化成了欢乐的盛宴，这一点尤其见于君主专制体制建立后的宫廷；另一方面，巴洛克时期的德国宫廷文化又处处透出一股强烈的悲观主义情调，即“世事无常”（Verg?nglichkeit），认为世间的事物都是捉摸不定的，似乎世界末日随时会来到，因此要抓住一切机会及时行乐。这二者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加强，纠结于德意志人的心中，使德国人的心理创伤更趋严重。

史学家们的研究表明，三十年战争加强了德意志人服从的特性，因为他们希望在某个权威下面找到保障和庇护，使自己能够得到安全：

对于德意志各地的居民来说，三十年战争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解决办法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与心理影响是长期的……天天有人死亡，经常像格吕菲乌斯在他的诗中所讲的焦虑不安，使得幸存者甘愿去服从任何权威，只要这个权威看来强大得足以制止他们身受过的恐怖，使之不再重现。[55]

宗教改革的后果之一，是教会和宗教的力量大减，基督教世俗化的进程加速展开。这一点在新教地区的发展更加迅猛。世俗化的后果，不但使教会的权力减弱，对于信徒们的控制力减少，而且也使信徒们的信仰动摇，使笃信基督教的教民们心理上极大地失去了宗教的保护，心理负担变得更加沉重。本来许多社会问题，甚至个人的心理问题，教会都可以实施干预，帮助或部分帮助信徒们解决这些问题。而教会和宗教的力量减弱后，教徒们必须要自己去面对和解决许多问题，心理负担变得很重。而与此同时，民族国家的迟到，又未能给人们提供一个法律和国家的保障，人们仍要独自承担包括心理在内的各种负担。这种内心负担的加重，无疑也有助于德意志人的恐惧感的加重。

除了战争之外，德国社会在近代遭受的巨大而且猛烈的变迁，也给德国人的心理罩上了一层阴影。德国的工业化来得晚，但却来得异常迅猛。19世纪中期，德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以迅猛的态势全面展开，带来了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和弊端，来势汹汹的城市化、人**炸、大规模的失业、社会的两极分化，都使德国人的心灵一次又一次体会着恐惧。19世纪30年代的极端贫困（Pauperismus）更是使德国人第一次品尝到了大规模饥饿的恐慌，一向恋家的德国人被迫背井离乡，经历了一次“无根化”（Entwurzelung）的打击，大量德国人不得不移民国外。除此以外，德国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阶级斗争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迅速，使德国人在全然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猝不及防，心灵受到极大地震**。

进入20世纪，德国的历史再度剧烈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德国随即进入了一个大动**时期，魏玛共和国的混乱，在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乱象，再次给德国人的心灵打上恐惧的烙印。近一个世纪来，在工业化过程中，德意志民族凭借其“德意志美德”创造出了令人羡慕的财富。可是，战争的失败、战争造成的创伤，使这一切到手的经济和社会成果倏忽之间大为缩水，甚至消失殆尽，许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突然陷入贫困，陷入绝望，遑论社会下层和底层的草根们。由贫到富易，而由富到贫难。从富裕、小康或温饱突然跌入贫困，使德国人的心灵再次受到激烈震**。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危机、货币贬值、朝不保夕的感觉普遍存在而且极其强烈。当时经历过这场危机的人们对于这次心理打击的反应之强烈，体现在他们对于秩序和安定的渴望上，这也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允诺恢复秩序、保障安定的民族社会主义。若非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再次经历了一次大恐慌，民族社会主义也不会如此顺利地登上权力的顶峰。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创伤

（1）“二战”后德意志民族精神创伤的症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恐慌又一次席卷德国。德国民众突然间看到强大的第三帝国的千秋大厦只存在了十几年后便轰然倒塌，心灵自然是受到难以承受的冲击。此外，战争的残酷，特别是战后时期的物资匮乏，也在不断地向他们的心灵灌注恐惧。战争末期，成天的跑警报、钻地下室、地下掩体以躲避盟军的空袭，在人们的心灵上烙下了说不尽的恐惧。战争期间，德国民众并未缺吃少穿，物质供应基本是得到保证的。而战争结束后，大规模的物资匮乏突然降临到德国，人们为了得到一点点微薄的口粮而费尽心机，黑市上货币已经失去其功能，美国香烟成了支付手段，带给德国人的是每天为了生存而担惊受怕。这一次恐惧称得上是“波澜壮阔”；而且由于距离现在最近，其后果也就最直接地显露出来，也最强烈地影响着当代德国，终于导致所谓“德国人的恐惧”的一种集体恐惧症出现。

关于这次战争对于德国几代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德国记者萨宾娜·伯德（Sabine Bode）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她的著作《德国病——德国人的恐惧》[56]中作了详细地探讨。伯德把心理分析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从心理分析、精神病学的视角出发，来审视战后的德国社会，特别是德国人的心态，得出了颇有说服力的结论。她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人的恐惧”不是生理的，而是心理的，或者确切地说，是由心理到生理，最终成了一种疾病，其病原体在于历史，其根本原因是“二战”的惨痛经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尤其是德国人没有能够卸载大屠杀给德国人造成的道德重负。正是因为这个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给德国人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德国人内心就产生了一种超强的安全感需求，致使德国人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处处畏首畏尾，行动迟缓。而且更加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这种恐惧感不但使经历过战争和战后匮乏时期的德国人身染“德国病”沉疴，而且这种恐惧感早已传给了后代，使没有经历过战争和战后匮乏的后代也身陷沉疴，不能自拔。

面对这个现象，伯德走的是精神分析的路数，认为心理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不幸的往事淤积在心中未能被言说出来，给当事人造成了种种精神重负，导致当事人在各种事物中失去自信，终呈病态。“二战”的惨痛经历之所以未能消除，关键在于战后的德国人对于往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为发动战争和种族灭绝的双重罪行犹如一个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压在德国人的心头，致使德国人失去自信，故而“胆小如兔”。要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就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梳理历史问题对于战后德国人的影响；二是弄清这种影响如何被传给了未体验过战争和匮乏的后人的影响。

在第一个方面，因为年龄的不同，人们遭受战争影响的程度亦不同，其中“代”（Generation）的概念非常重要，构成理解这种“德国病”的一把钥匙。战后德国人可以根据年龄和与战争的关系分为几个不同的年龄段：

“士兵一代”（Soldatengeneration）、

“战争儿童”（Kriegskinder）、

“废墟儿童”（Trümmerkinder）等。

其中“战争儿童”一代人的心态对战后德国人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人的恐惧”作为一个集体特征，其最重要的载体是“战争儿童”，因为随着这些人在战后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行为和心态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最大。而恰恰是这些人对战争有着特殊的恐惧，直到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年，当年的“战争儿童”们都已年届八十高龄，这些人还在受着战争造成的精神创伤的折磨。[57]而且这些人数量相当大，现在德国的退休金领取者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当年的“战争儿童”，正是他们把这种恐惧传给了其后代，使得“德国人的恐惧”终于成了“德国病”。

战后德国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上堪称典范，但是这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战争结束到“六八运动”前，由于种种原因，其中特别是“冷战”的影响，德国的政治文化异常复杂，左、中、右三种观点分歧极大，而总的政治文化趋于保守。许多纳粹的骨干重新踏入政坛，保守的右翼人士力图淡化德国的罪责，认为历史问题不可一概而论，需要“讨论”；一部分对于“大德意志”恋恋不舍的右翼人士还力图掩盖德国的罪行。一时间，“被驱逐者文学”的作品一版再版，这些作品极力突出“德国也是受害者”的形象，以此来淡化德国的罪责。而更多的、普通的德国人则无法面对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罪行，他们的态度是消极地回避，并在内心排挤（verdr?ngen）历史，缄口不谈往事，造成历史性的集体失语症。所谓“德国病”的病因正是这个集体失语症。在整个“经济奇迹”时期，德国人埋头工作，拼命挣钱，不谈政治和历史问题，便是这种回避态度的一个佐证。从这个角度看，德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倒正是这种政治冷淡症的副产品，这种现象被作家拉尔夫·乔达诺（Ralf Giodano）称为“第二次罪责”（die zweite Schuld）。

正是这种回避，延误了德国人对于往事的反省和清算，使巨大的心理负担长期压在德意志民族的心头，造成全民性的心理压抑，其结果必然是“德国人的恐惧”。直到叛逆的“六八一代”忍无可忍，奋起质问其父辈时，这种“捂盖子”的情况才开始改变。“六八一代”在媒体、学校和学术研究中广泛探讨历史问题，反省父辈们的作为，纪念在战争和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人们，催生了一个独特的“纪念文化”（Gedenkkultur），极大地改善了德国的国际形象。但是尽管如此，就连这些反叛的一代也未能摆脱一种集体羞耻感，对身为德国人感到耻辱。在这种政治文化中，德国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遭遇了极大的危机，受访者、1968年出生的作家汤雅·迪克尔斯（Tanja Dückers）说：“如果一个国家曾经如此地**过其他国家，那么事后就不能抱怨其后代们对其祖国不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58]

基于这个考量，战后五六十年代德国的家长们倾向于“捂盖子”，而“六八运动”中后辈们则全力“揭盖子”。如前所述，身陷历史重负无力自拔的德国年长一代人，面对历史问题时极其无奈。面对子女们的质问“你们在纳粹时代干了些什么？”时无言以对，只能含糊不清地以“什么也不知道”，或是“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搪塞过去，或者干脆就拒绝回答。但是他们面对历史不但感到愧疚，而且极其无奈和恐惧，他们常说的话是：“再也不要……”（Nie wieder…）由于战争后遗症和人道主义罪行的双重重负，无论是“当兵的一代”，还是“战争儿童”一代、“废墟儿童”一代，都不愿意向子女讲述当年的事情，所谓“家庭故事”（Familiengeschichte）缺席，“叙述传统”断裂，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后辈们从长辈那里得不到答案，家庭讲述的传统又被中断，造成了心理创伤；所以他们不但缺乏安全感，而且对于自己有这样的长辈感到羞耻。长辈们的沮丧情绪同样给他们以负面的影响，所以即便是战后出生的德国人内心世界也是荒凉、脆弱的，极其容易受外界的干扰。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经受过战争摧残的德国人，内心都留下了精神创伤，即所谓“Trauma”。

（2）“二战”后德国产生群体性精神创伤的原因。

进入20世纪80年代，精神/心理创伤研究（Traumaforschung）在德国立足，逐渐开始有人用精神创伤的方法来研究“德国病”，得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成果。曾经受过精神创伤的人遇到问题时倾向于采取回避的策略，不敢正视真正的问题所在，而是通过过度反应或是淡化问题来回避问题本身。受访者、美国克林顿政府驻德国大使约翰·科恩布卢姆（John Kornblum）对于德国公共领域里喋喋不休地争论历史问题的现象感到迷惑不解，孜孜不倦地力图弄清这个现象。经过长期地观察和思考，他得出的结论是：“人们至少可以暂时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国家仍然遭受着相当严重的精神创伤的折磨。”[59]在他看来，所谓“德国病”便是这种“精神创伤后遗症”的明显症状[60]。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德国人的集体“精神创伤”呢？

第一个原因是战争本身。在战场上作战的人所经历的惨烈场面无疑最容易造成精神创伤。一个人每天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每天经历着同伴的伤亡，精神上必然会留下程度不同的后遗症。而那些在后方每天经历着轰炸的人，那些成年累月每天晚上躲在防空洞里过夜的人，正如经历过汉堡大轰炸和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人那样，同样在精神上受到极大地刺激。

第二个原因是纳粹时代及战后时期的“压制式教育”（repressive Erziehung）。第三帝国的教育强调的是培养英雄，例如纳粹时期颇为流行的一本育儿手册，医生约翰娜·哈雷尔（Johanna Harer）撰写的《德意志的母亲与其第一个孩子》（Die deutsche Mutter und ihr erstes Kind）便是这样。纳粹教育家哈雷尔给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母亲们制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强人”。

哈雷尔教育理念的特点在于，高度强**育的目的是培养强者。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她强调要采取强硬的教育方式，就像古代希腊的斯巴达人那样，母亲们在育儿时不要给予婴儿与幼儿“太多的温存”，相反可以对孩子实行体罚。只有实行“硬”的方法，才能让孩子长大后都成为“硬汉”；而只有成为硬汉，当祖国和民族需要时，才能挺身而出，随时做好奉献和牺牲的准备。这种被称为“黑色教育学”的理念在德国根基深厚，影响亦深远，哈雷尔的书自1934年出版后售出了70万册，“黑色教育”的后果是阻碍了儿童的人际关系及爱的能力的发展。即便战争结束后，德国的家庭教育中暴力依然司空见惯。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教育中体罚已经减少，但是经历过精神创伤的长辈们或是缄口不言，或是不断地对其子女讲述战争和物资匮乏的恐怖，使儿童们也被其父母实施了一次精神创伤，其最著名的例子便是海湾战争爆发时德国的“中小学生反战游行”。海湾战争爆发时，德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但是让人迷惑不解的不仅是游行示威的动机和规模，而是参加游行的人中有大量的12岁至17岁的中小学生。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在上午的上课时间参加游行，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学校领导的默许甚至是支持。

此外，遗传对于精神疾病的传递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一点已被现代医学证明。在战后德国，无论是“当兵的一代”，还是“战争儿童”一代、“废墟儿童”一代，都不同程度受到战争及其后果、特别是人道主义灾难的谴责，致使他们在精神和心理上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的甚至留下了心理创伤。而这一切，都有可能被传递给下一代，使后来的德国青少年无辜受到牵连，成为“德国人的恐惧”的载体。德国电视一台2013年的一部纪录片报道说，尽管当年的战争儿童如今已经年逾80，他们的子女也已经年逾60，但是仍然受着精神创伤的折磨，显然这些心理创伤已经传给了他们的子女。[61]这部纪录片详细地跟踪了两个“战争儿童”的家庭，详细地描述了这些当年的“战争儿童”的病症，特别是记述了他们的子女呈现出来的病症。影片中的主角之一，退休者格哈德·舒尔茨（Gerhard Schulz）10岁时随家庭从东普鲁士逃到西德，但是他的父亲则失踪了。70年来，父亲的失踪不断地折磨着他，直到他有机会查阅了当年苏军的档案，才得知父亲已经在1945年被苏军枪决。父亲死亡70年后，他带领妻子和三个儿女前往波兰，找到了当年父亲被枪决的地方，递上了一封他父亲永远也不可能收到的告别信，一家人的内心才找到了点安慰。德国《时代》周报对此也做了评论，认为电影中描述的这些“战争儿童”的后代“经常感到身体的不适，恐惧不断。家庭总是处于紧张关系。战争的精神创伤被延续下来了，被遗传下来了”。[62]

战争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许多儿童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没有父亲”（Vaterlosigkeit）的后果是延时性的和滞后的，要过一段时间后才显现出来。由于大量男人或是战死、或是被关押在战俘营，大量的儿童成为孤儿或“留守儿童”。许多男人回到家后，其心理状况长期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德国的“废墟文学”中此类例子比比皆是，德国足球队于1954年在瑞士伯尔尼夺得足球世界杯的电影《伯尔尼的奇迹》（Das Wunder von Bern）中，那个叙述者、返乡的男人亦是如此，在海因利希·伯尔的作品中更多。相当多的儿童是在没有父亲或父亲缺席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成了没有父亲的一代，“没有爸爸”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子女的心理发育和成长受到阻碍。因为就男孩子而言，“老爸”是男童小时候的偶像和模仿的对象。如果一个男孩从小没有一个成年男性的形象可以模仿和崇拜，男童的内心里缺少了其人生的第一个偶像，其人格发展在关键的时期就缺了重要的一个环节。父亲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六岁前的儿童若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成长起来，其心理发育的障碍会更多。女孩同样需要父亲的榜样，特别是父亲的关爱。一般情况下，女孩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关爱甚至溺爱比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会更多；而没有父亲的女孩则缺少了这种关爱，因此“没有老爸”也会对女孩的心理发展过程造成障碍。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童年时期如果长期没有父亲，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没有父亲的儿童，其身份认同产生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大，尤其是不安全感会比正常的儿童更强。而许多在战场上幸免于难的男人回到家后，因为生理和心理的创伤，成了“不中用的老爸”，也给其子女的发展树立了负面的榜样。这个“没有父亲的一代”对于家庭的观念较淡漠，叛逆性更强，轻易地就向老一辈宣战。此外，这些问题的后果都不是立刻可以看到的，而是要在几十年后才会浮出水面。关于“没有老爸”的问题，亚历山大·米彻里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在其《走向没有父亲的社会》（Auf dem Weg in die vaterlose Gesellschaft）[63]里有详尽地分析。

“二战”对于德国人心里的影响造成了诸多的后遗症，出生率下降和低迷便是后遗症之一。两德统一前，西德和东德的出生率均属东西方阵营的最低，而现在德国的生育率亦居全球最低，这个现象与“没有爸爸”的现象所引发的后果关系甚大。2005年5月3日，《南德意志报》曾刊登一篇题为“德国人的恐惧使人不孕”（“German Angst macht unfruchtbar”）的文章，说明恐惧感会降低受孕率，因此降低出生率：“无论如何，许多证据都表明，政客们和媒体用他们的恐吓把戏把所有潜在的父母亲们吓坏了。联邦人口研究所最新的研究证明，62%的无子女受访者表示不想要孩子。”[64]这篇报道本来意在谴责德国政客和媒体，说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采用不负责任的恐吓政策和言论，把德国人吓坏了，使他们不敢要孩子。但是这篇文章采用的数据同时说明了恐惧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即恐惧会导致受孕率及出生率降低。在战后德国的氛围中，幸存者们心怀恐惧，人口生产自然会受到波及，出生率下降也是在所难免。除了因为害怕而产生恐惧，导致想要受孕也不能的现象之外，更有主动放弃生育的现象存在：“当今之日，知识分子们自得于其恐惧。在电视里，精力充沛的大老爷们儿——满怀自豪的恐惧——现身说法，为的是公开承认他们做了结扎；之所以这样，因为他们出于对未来的疑虑而不敢生养下一代。”[65]

“没有父亲”的社会现象，间接造成了“没有子女”（Kinderlosigkeit）的现象。此外，“没有爸爸”还造成了许多奇特的社会现象。譬如，正是这一个年龄段里的许多德国男人惧怕成功的女人，因为在这个年龄段里，大量的男童是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的，而这些母亲又因为没有丈夫的支持而不得不独立持家，故而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表现出更强的生存意志，使得儿子辈一方面失去了父亲的关照和榜样；另一方面使之充分领教了女性强悍的一面，从而对于成功女性产生畏惧心理。除此之外，“没有爸爸”的状况对家庭、婚姻、青年人融入社会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无论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教育，恐惧都传给了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下一代。父辈们对于战争及战后匮乏时代的恐惧在转移到下一代身上时，形式发生变化，但实质没有改变。战后出生的德国人，对于环境问题表示出更为强烈的忧虑，对于森林死亡、核灾难、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等所有现代人都面临的世界性问题，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担忧和恐惧，其根源只能在于他们心中本就存在的更加强烈的恐惧。德国人的环保意识超强、对于核能的抵制超强、绿党的号召力强大，都使德国的环保事业受益，也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恐惧的强烈。1983年，由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导演、丹尼斯·奎德（Dennis Quaid）主演的灾难惊悚片《后天》（The Day After）在德国上映，影片讲述了苏联空军对德国维尔茨堡发动核攻击，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世界末日到来。虽然这只是一部虚构电影，但是在德国的反响空前强烈，猛烈地冲击着德国人的内心世界。正是因为德国人本来就对于战争，特别是核战争有超强的恐惧，这部影片才会引起如此强烈地反响。而这样的文艺作品尽管是虚构的，但是更加强了德国人对于核战争的恐惧感。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过去，但其影响却未成为过眼云烟。为什么这场战争及大屠杀在战后会给德国人造成如此大的心理负担，为何战争的后遗症至今仍挥之不去？如上所述，精神创伤对于战后德国人的影响不可忽视。但是精神创伤学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受过精神创伤的人当中，只有5%～30%的人会终身无法摆脱精神创伤的影响，而至少70%的人会逐渐痊愈。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已经摆脱了精神创伤，为什么德国还会出现一种集体恐惧症？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心理层面转移到历史层面，涉及战后德国对于历史的看法和处理。

“德国人的恐惧”的表现之一，是人们做事情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优柔寡断。这种缺乏勇气的现象不是来自先天，而是与历史，具体地说，就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社会主义的罪责有直接的关系：“在德国，缺乏勇气已经变成一个广泛的现象。早在哈尔茨第四套改革方案[Harz Ⅳ——译者]和全球化之前，这个现象就已显露头角了。勇气缺乏症的基础，可能是下意识的、飘忽不定的各种恐惧；而这种恐惧则是产生于未经消化的战争经历。战争造成的苦痛和罪责没有得到充分地疏导和忏悔。”[66]本来已经摆脱梦魇的德国人，在战争和人道主义双重罪行的重负下，无法面对历史问题，从而无法对于德国或德意志民族保持一种平常的心态，在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上出现两极分化的倾向。他们或者是厌恶这个曾经产生希特勒的民族，淡化自己的德国身份；或是反之走向另一极，过分强调自己对于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无论哪一种现象，都表明一种世界上少有的国家认同的危机。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的研究证实，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人口中，如果不愿意认同于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人数较多，这个国家或民族就缺乏凝聚力，而缺乏凝聚力的国家或民族就会缺乏自信，面临危机或问题时就会畏首畏尾，变得“胆小如兔”。

当德国强大时，例如在威廉帝国和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人的恐惧”便转变身形，一跃成为自大，即所谓“德国人的狂妄”（German assertiveness）。无论是威廉二世的争夺“阳光下的地盘”的政策，他的舰队政策，还是希特勒的“雅利安人至上”、泛日耳曼化的种族主义政策，其中都可以见出一种畸形的自大狂。而这种自大狂的本质中，又可以见出“德国人的恐惧”的另一种显现形式“德国人的狂妄”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