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表现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是世界的经济大国，曾经是世界第二号（仅次于美国），后来是第三号（日本崛起之后），现在仍是第四号（中国崛起之后）的经济大国。在联邦德国，战后数十年来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技术先进、科学昌明，社会总体也比较稳定。德国的经济繁荣世界有目共睹，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产值，在世界各国中都名列前茅。德国长期是世界出口冠军，中国崛起后，也仍然位居第二。德国人是世界旅游冠军，德国人每年在国外的旅游人均消费居世界第一。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的劳资纠纷少得多，罢工、劳资冲突都很少，在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都足以被其他国家奉为楷模。德国的交通发达，不仅公共交通极为发达，而且人均小汽车拥有量早已超过50%。德国的强项还很多，只要翻一翻德国的对外宣传品，便可一目了然。1954年的日内瓦世界杯上，德国足球队夺冠；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奇迹创造了富足的生活，给德国人的自信奠定了基础。诚然，德国面对第三帝国的文明倒退，始终背负着历史负担。但是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1971年华沙犹太人公墓前的千古一跪，代表着德国社会主流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和认罪，也给德国赢得了道义上的正分，赢得了世界的谅解。这样一个国家，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总体上堪称一个模范国家。

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模范国家，却不断地可以听到各种关于恐惧的说法。正是在这个幸福国家，人们的幸福指数却长期低落，经常不及其邻国，甚至不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关机构所做的许多民意调查一再证明了这个事实。20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的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研究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德国人尽管生活富足，但是心理状况却最差：“这里清楚地表明，德国人尽管生活非常优越，但却是不幸之人的世界冠军。”[4]

就在最近的2007年，“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民意调查机构在欧盟范围内的27个国家对三万名欧洲人所做的一个民调显示，“在欧盟内部做一个比较，便可以看出，德国属于那些公民们对于个人未来持最悲观看法的国家。只有五分之一的德国人（20%）认为情况会有改善，六分之一（16%）的人期待着事情会向负面方向发展。大多数人（62%）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既不会向好的，也不会向坏的方向发展”。[5]这份调研报告还表明，在欧洲国家里，就在这一年，瑞典人的乐观指数最高，乐观看未来的人比例达到38%；紧随其后的是丹麦，其数值为33%；接下来是西班牙和爱尔兰，均为29%，然后是罗马尼亚的28%，这几个国家的乐观指数高出欧洲的平均值十个百分点。[6]与此相比，德国人的20%当然很可怜。其他许多关于乐观指数的调查也一再证明，德国人的乐观指数比较低。希腊裔德国学者、经济学家斯皮里东·帕拉斯科沃普洛斯（Spiridon Paraskewopoulos）对德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之后，也在他的《德国人到底怎么啦？》（Was ist blo?mit den Deutschen los？）中得出结论：“今天，悲观主义在德国极为盛行。”[7]

无论是在媒体中还是在外国人的观感里，德国人喜欢“jammern”，即诉苦、哀叹、抱怨，这已似乎是不争的事实。这个现象仿佛是一个解不开的谜语，构成了整个讨论的楔子：德国人的日子如此好过，在这样一个富足的国家里，为什么很多人还会“jammern”？时至2009年，德国媒体还在发出感叹：“这一切我们都熟之又熟，而且是出自这个人人都有厚厚的存折，人人的莱茨牌文件夹里都放着厚厚的保单的国家。从来都是这样，德国人不是教给别人害怕、就是自己害怕自己。”[8]德意志在人们的眼里，似乎总是与强悍有关，而现实中的另一面却显示出德国人的另一幅画像，这就不禁令人生疑，浮士德与“德意志的米歇尔”，哪一个是德国人？

这种“德国人的恐惧”也被称为“德国病”。有没有这种“德国人的恐惧”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已被媒体、学界回答了。无论是德国国内还是德国以外，人们说起“德国人的恐惧”时，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不同的表达方式的所指则大体上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把德国同别的国家做一个比较，情况就会更加明朗。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普通人在地震中表现出来的镇定，令许多德国媒体大为吃惊，德国的媒体纷纷刊登报道和评论，对此表示钦佩和赞许。德国《时代》周报刊登了题为《向日本学习》（Lernen von Japan）的文章，称“核事故在德国引发了特别的歇斯底里的反应，但是正是现在，人们不可以被情绪牵着鼻子走”[9]，而是要镇定、要淡定、要纪律。文章继续说道：“日本没有歇斯底里。歇斯底里的反应席卷了全球其他地方，欧洲首当其冲，德国尤甚……德国政客们在全世界以极快的速度散布恐惧和压抑，以便在大选到来前从核恐惧中捞取政治资本。”[10]“歇斯底里”的用词说明，在所谓“德国人的恐惧”笼罩下的德国人对于诸如此类的事故和灾难的反应过激，所以德国人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东京消防厅会有上百名“敢死队”甘愿冒着核辐射的危险，自愿报名去核事故现场参加检修工作，所以才会把这种“壮举”理解为受到了某种胁迫才做出的举动。

上述的这些恐惧都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危言耸听。但是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人们的态度则大有不同。人们的态度可以是束手无策，悲天悯人，坐地哭泣；也可以是以犬儒的态度用玩笑来消解恐惧，或是效仿鸵鸟把头藏到沙子里，闭眼不看现实；当然也可以是从积极的方面看问题，行动起来，致力于解决问题。而这其中，心态有时候可能会是决定性的。而如果过分地从负面来看待世界和各种问题，必然会导致心态失衡，勇气渐失，呈现出病态，甚至真的患病。近年来，“德国病”似乎有增无减，呈加重的趋势，影响着德国人的心态和行为。

2.老外看“德国人的恐惧”

一个中国驻德国的记者眼里，德国人有“三怕”：

在德国，翻翻报纸，看看电视，不难发现，德国社会宣传的题目，青年诉求的口号，文艺作品的一些题材，人们谈论的话题，时常离不开一个词语——担心和恐惧。

德国人的第一个担心，是担心发生战争……

德国人的第二个担心，是怕失业……

德国人的第三个担心，是怕环境污染，影响人类存活……[11]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罗杰·博伊斯（Roger Boyes）认为，德国人最怕的是失业，其次是陷入贫困，之后是恐怖主义、战争、货币贬值等；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又制造出了新的恐惧：如皮肤癌、洪水泛滥、能源危机、世界末日等。[12]

当然，除了特别的群体和个人之外，所有的人类群体都会有这三怕或多怕。这里列举的种种恐惧和害怕，并非为德国人专有，而是可以见诸所有的人类社会。而这些记者之所以特别列举这种种恐惧，应当是因为他们在德国时对此感受特别深，所以才会有此一说。除此之外，关于外国人对于“德国人的恐惧”，或是在德国观察和体会到的“恐惧”，也有大量的报道。在外国人的德国形象中，德国和德国人体现出来的畏惧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美国人瓦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在他的1988年出版的德国印象记《德国人怎么啦？》（Was ist los mit den Deutschen？）里，题为“恐惧？”（“Angst？”）的第一章就专门用来讨论德国人的恐惧问题。时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德国人的恐惧”达到最高值的年代。当时，作者重返德国，与德国人做了许多谈话。当谈话涉及对于生活和未来的乐观想法时，一个德国年轻人颇感诧异，对他说：“您怎么会相信我们在十年或二十年后还活着呢？我的朋友们和我自己都坚信，末日已经到来。”[13]而且持这种悲观论调者不仅限于几个人，而是可以经常听到：“在其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我游历了联邦德国，也不断地听到类似的说法。说这种话的人以年轻人居多，但是年纪大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些天里教会组织的活动，口号几乎都是‘我们害怕’[Wir haben Angst——译者]，或者是‘你们害怕’[Habt Angst——译者]。”[14]针对这种情况，在此前的1984年，社会民主党的资深元老、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撰写了一篇题为《你们不要怕》（Fürchtet Euch nicht），发表在《时代》周报上。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激励德国民众，鼓舞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摆脱消沉、战战兢兢的心态。恐惧，似乎已经成了笼罩在德国大地上挥之不去的一个幽灵。拉奎尔的结论是：他在德国的经历里，强烈而清楚地感受到，“二战”结束前的三十年中，德国人内心里有一种焦虑（anxiety）；“二战”结束后，虽然这种焦虑正在逐渐被一种乐观主义取代，但是其速度非常缓慢。所以，尽管联邦德国处境相当好，但是这种焦虑仍旧可以见诸德国人的种种行为方式中，即德国政府及德国社会的许多行为和表现，似乎还是被一种恐惧左右。[15]

法国人布里吉特·索泽伊（Brigitte Sauzay）曾长期担任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德文翻译，在多年的工作中，也在长期的与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的接触中，她也不断地见识了“德国人的恐惧”。在她的《谜一般的德国人·从外部看联邦德国》（Die r?tselhaften Deutschen.Die Bundesrepublik von aussen gesehen）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德国人的种种恐惧”（Die deutschen ?ngste）[16]。在这本书中，作者发问道：

是什么让德国人夜不能寐？很简单，人们会这样回答，是一种普遍的难受[Unbehagen——译者]，一种存在意义上的恐惧。德国在恐惧。恐惧，这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已经渗入德国人的意识当中。在电视里、广播里，在各种报纸杂志中，听到的都是同一个声音。谁要是宣称，他睡得很安稳、他的日子过得很开心，谁就会被视为头脑狭隘，或是不负责任。[17]

除了关于战争毁灭人类、工业毁灭环境等恐惧之外，在政治层面上，德国人对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民主政治也心存疑虑：

在其最近的政治决策中，尽管联邦德国似乎优先实行一种温和的、面向未来的策略，但是德国还是对于未来感到恐惧，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一个西方模式的国家缺乏恰当的信任，即对于议会民主、资本主义、高度工业化的共和国的未来缺乏信心。[18]

尽管索泽伊的看法也许会失之片面，甚至失之偏颇，而且这本书在德国引起的强烈反响并不都是积极的，对于这本书也不乏批评和抨击；但是她从一个外国人、一个法国人的视角对于德国的考察，不能不说也包含了几分真理。罗杰·博伊斯在他的《怎样做一个“酸菜”人？》（How to be a Kraut）[19]里，同样对于这个现象深有感触。在书中，他发问道：“在德国，哪里没有恐惧？德国人时刻在搜寻新的理由，为的是可以体面地担惊受怕。”[20]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千万不要丧失恐惧。”[21]

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激起了一股德国人久违的爱国**。赛前，德国的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媒体人、专家学者和舆论领袖们在大量的访谈节目中，都信誓旦旦地表现出信心和决心，想借世界杯的东风重振德国，特别是提升德国人的爱国主义、重振民族精神。一时间，一股升腾、起飞、昂扬的气氛（Aufbruchsstimmung）似乎降临德国，德国大有希望。但是曾几何时，世界杯还未开赛，正当气氛即将届临顶点之时，德国人的情绪突然急转直下，那些访谈节目中、媒体中的激昂情绪骤降，一股悲观情绪突然充斥了媒体，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危险引起了无限的担忧，例如足球流氓可能带来的治安问题、恐怖分子可能发动的袭击、赛事期间的交通问题被一炒再炒。人们最大的顾虑集中在德国如何当好东道主，防止德国的足球流氓们制造事端的问题上，如酗酒、打群架、秩序混乱等。于是悲观主义重返德国媒体，期望世界杯带来的精神状态的良性转向没有到来。这种被德国媒体自己称之为“涂黑”（Schwarzmalerei）的态度，即遇事时见坏不见好，往坏处想的心态，也被视为“德国人的恐惧”的表现之一。

这种种恐惧折磨着德国，而且“德国人的恐惧”不但败坏着德国人的心情，在社会层面上也在影响着德国的发展和走向，已经给德国的发展造成障碍。近年来，德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已经陷入危机，各保险公司入不敷出，难以为继，医疗保险体系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也随着工资收入的增长而同步增长，迫使德国的老板们放弃在德国投资，而把资金投向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国家。资本外流对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德国的就业更趋困难，雪上加霜。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养老保险的改革同样势在必行。改革，乃是大势所趋，这个事实与改革的必要性，已是众所周知。在社会层面上，十几年来，德国社会各界早已认识到德国社会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如劳动力市场、养老金、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已刻不容缓。但是在改革面前德国人却犹豫不决、裹足不前，改革迟迟难以大刀阔斧地推进，而真正进行改革的政治人物如前总理施罗德则遭遇了大选失败的命运。无论是当年推行新东方政策的勃兰特，还是力主欧洲统一的科尔，或是实行社会改革的施罗德，他们的大选失败都与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凡此种种描述大同小异，但是都指向同一个现象：“德国人的恐惧”，或曰“德国式的恐惧”。无疑在这些描述中，作者们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不乏夸张之嫌，甚至还会有危言耸听之虞。但是无论怎样危言耸听，每一个描述都指向这个现象，每一个印象都离不开这个恐惧，这个事实本身就很有说服力。而且德国人自己的描述和讨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所有观察、描述、印象叠加起来，无疑可以组装成一幅“德国人的恐惧”的全景画。

每当出现问题，或是遇上危机，德国上下必定很快就要出现恐慌（Panik）。久而久之，不禁让人们怀疑，德国人到底是否有过好日子？德国人的心情是否有过好的时候？时间进入21世纪，情况仿佛没有什么改变，“德国人的恐惧”仍旧徘徊在德意志大地上，德意志民族似乎无力把这种恐惧赶走，恐惧盘桓在德国，挥之不去。恐惧如此，乃至有人十分感慨，认为似乎“怕”已经成了德国人的天性：“恐惧大概是德国的民族性。这种恐惧来自什么深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22]2009年岁末，德国《世界报》上刊出这样一篇文章，其中就发出这种疑问：

过去的好时光到底有没有过？就是那种像默不做声的车轮一样安安宁宁过去的那种年代？好心情的黄金时代到底有没有过？大多数德国人都会这样看。这样一种深重的压抑悬浮在空气里，使人觉得这个国家似乎处在一个精神的没落之时，似乎思想都已黏着，无法挪动一步。几乎没有人还在谈论改革，尽管每个人都知道，改革是如何重要。只有34%的公民还充满希望地看待未来。聪明的人们甚至开始谈论起过去这十年是“失去的十年”。[23]

谈到“德国人的恐惧”或“德国人的诸般恐惧”，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在一片恐惧和讨论恐惧的声浪中，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今非昔比，如今的德国人已不再是“胆小如兔”，例如德国人最害怕的失业恐惧早已降低。路透社2007年的一篇题为“德国人不再害怕失业”的报道显示，德国人对于失业的恐惧大幅降低：

德国人鼓足信心求腾飞，不再害怕失业。

周一，德国《德国青年企业家》杂志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几乎三分之二的公民估计，经济将会复苏。一万一千个受访者中，79%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职位是稳定的，上一年这个数字则是68%。联邦政府没有理由不从这种高涨的情绪中获益。[24]

从这个激动人心的事实中，德国青年企业家联合会主席基尔斯腾·希尔施曼（Kirsten Hirschmann）得出结论：“德国不是声名狼藉的悲观看待未来者之国。”[25]不过这种乐观的旋律在一片悲观论调中显得曲高和寡，而且民调显示的数字变化较快，难以作为一种气质的佐证。一旦经济形势恶化，数字很快就向着恐惧倾斜。即便民调数据表明“德国人不再害怕失业”，马上就会有人站出来辩解说，德国已经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德国的福利太好，已经变成一个养懒人的地方，以致许多人不愿劳动，宁愿成为失业者领取救济金；而这样的人当然不怕失业云云。总之，一定要把这个现象“涂黑”方作罢。

3.德国人看待“德国人的恐惧”

（1）德国人怕什么？

德国人自己对于这个现象的讨论更是不遗余力，而且更加细致。德国文学中也不乏充满恐惧感的作品，如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的《在枪林弹雨中》（Im Stahlgewittern）、路易—费迪南·策林（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朝向夜的尽头之旅》（Reise ans Ende der Nacht）。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大量表现了恐惧，这些作品后来也为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所利用，被用来吓唬善良的德国人民。纳粹告诉德国人，如果任凭左派、共产主义和犹太人为所欲为，这些作品中所描述的图景将在德国变为现实；只有跟着元首走，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去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德国才有希望。

德国人到底怕什么？除了普遍的、并非德国人专有的恐惧之外，“德国人的恐惧”何在？“今天无人不在、无处不在谈论社会瘫痪，以及无力进行改革的状况。是‘德国人的恐惧’在封锁我们吗？‘德国人的恐惧’是不是一种集体病？如果恐惧存在，那么怕什么？”[26]急于弄清楚自己，又热爱秩序和条理的德国人，对这种莫名的恐惧进行了多方的反思，把各种恐惧分门别类，使其条理清晰。总括起来看，“德国人的恐惧”表现方式林林总总，但是在这其中，有几种恐惧“鹤立鸡群”，更为突出，例如：

·对于未来的恐惧（Zukunftsangst）；

·对于毁灭的恐惧（Untergangsangst）；

·自我怀疑（Selbstmisstrauen）；

·对于忧虑的爱好（Lust an der Sorge）；等等。

对于未来的恐惧和对于毁灭的恐惧之间又有内在的联系，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息息相关。前途叵测，所以有可能带来毁灭；对于毁灭的恐惧，有可能就是因为对于前途叵测而产生的。从这些恐惧中又诞生了各种形式的“逃避当下”（Gegenwartsflucht）。无论是耽于“施雷伯花园”（Schrebergarten）的小园情调，还是走遍世界的漫天旅游；无论是不问政治的小市民，还是积极参加抗议活动的激进分子，在他们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些这种恐惧在作祟。

1988年，在德国就已经有一部题为《德国人的诸般恐惧》[27]问世。该书历数德国人种种令人忧虑的情绪和心态，就连德国人对于环保的特殊的热情，也被该书称为“环境歇斯底里症”（Umwelthysterie）[28]。2005年，亚洲禽流感蔓延到欧洲，德国人异常恐慌，一时间争相注射疫苗，1600万支疫苗被抢购一空，而这个数字本来是为了应对2005—2006年度流感爆发而贮备的总数。当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时，科隆市则发生了一件可以载入该城史册的事件：科隆人因为过度恐惧，居然忍痛割爱，取消了每年一度铁打不动的狂欢节游行。而在精神卫生方面的状况同样堪忧：德国人现在每年要消费2000万盒抗抑郁药物，这个数字是十年前的两倍。

正是从这些事件中，学者和专家们发现了德国人对于灾难、战争、危机、事故的超常反应，从中透视出德国人“与众不同”的心态，谓之曰“德国人的恐惧”。而恐惧和恐惧症患者的称谓也五花八门，“色彩斑斓”，如：

·制造、鼓吹恐惧的人被称为“恐惧吹鼓手”（Angst-trompeter）；

·恐惧引发的大规模恐慌被称为“大规模神经官能症”（Massenneurose），或是“集体神经官能症”（Kollektivneurose）；

·德国人因为恐惧形成规模，也被叫作“哭啼一族”（ein weinerlicher Haufen），

·而六八一代则被称为“哭啼一代”（die weinerliche Generation）；

·绿党因为强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被称为“恐惧之党”（Angstpartei）。

在战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文化中，这些关于“德国人的恐惧”而产生的概念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更是折射出“德国人的恐惧”之复杂与根深蒂固。

（2）对技术的恐惧。

“关于未来，我们有所知，但是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它。”（Wir wissen von der Zukunft，aber wir kennen sie nicht.）[29]冯·科洛克在他的《面临自己未来的德国人》（Die Deutschen vor ihrer Zukunft）里如是说。对未来的恐惧，顾名思义，就是担忧未来会发生不测，使人受到损害。“‘德国人的恐惧’这个概念表示的是德国人喜欢冥思苦想的偏好，以及他们那个奇特的对未来之恐惧。”[30]

这种未来恐惧症内涵丰富，包括很多种次级恐惧，其中之一就是对于技术进步的恐惧。人类创造出了科学和技术，本来是为了享受技术带来的益处。但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人类提供方便与舒适，使人类享受技术进步的成果；而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远比之前的战争死亡人数多，造成的各种损失也大得多。就这两次战争而言，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摧毁的生命更多；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成功研制，意味着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技术也会毁灭人类文明。即便没有战争的爆发，人类技术进步带来环境污染，已经在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本来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但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在对于技术进步的态度上则不尽相同。美国文化看待技术进步的态度就显得比较积极，欧洲则相对消极，而德国人在看待技术问题时，心中的疑虑就比较大，甚至是很大。

核技术是令德国人最为恐惧的技术进步之一。在核能利用的问题上，德国虽然也建起了十七座核电站，但是民间的反对呼声一直非常高，一浪高过一浪。切尔诺贝利之后，德国人的核恐惧更加得到了印证，所以反对核能的声浪也越来越强烈。日本福岛核泄漏之后，德国的反核阵营更加强大，终于迫使政客们不得不决定退出核能。生物技术的发展也是令德国人颇为焦虑的技术进步之一；基因工程不但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还会导致社会伦理的混乱，使德国人为此忧心忡忡。

2000年，德国阿伦斯巴赫民调研究所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表明，科学家们破解染色体之谜的进展在德国引起极大反响。在科学界，这个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可以与人类登月等量齐观，甚至比登月更为重要。但是这份报告还显示，德国人对于这项研究成果的反应，除了认为极其重要之外，是恐慌甚于兴奋。得知此事的人当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做出了积极反应，44%的人则表现出忧虑和恐慌，认为这项研究将会带来问题甚至灾难。[31]报告清楚地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德国人“对于医学进步的希冀中，显然掺杂进了恐惧；这是一个不可预见的、威胁人类的危险，通过对于生命图谱的解读而产生”。[32]正是出于这种对于技术毁灭人类存在的恐惧，所以有的基因生物工程反对者才会冒着被法律惩处的危险，在月黑风高之夜把转基因试验田毁掉，以示抗议、以绝后患。其结果是，在德国，正是因为对生物技术持怀疑态度的人数众多，反对声浪高，再加上德国的审批程序本来就比较复杂、冗长，致使生物技术在德国的发展落后，生物技术进步的时间成本大为增加。冯·科洛克评论道：“这个发展把我们驱赶进了对于未来的恐惧之中，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对于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所创造的新事物感到恐惧，也就合乎逻辑了。”[33]

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和渴望，与对于技术进步的恐惧产生对峙，造成了德国社会对于技术进步的困境：一方面，德国的技术进步成就斐然，“德国制造”就意味着技术先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给德国人带来了几多疑虑、几多恐惧，使他们在技术进步和技术恐惧之间徘徊：

一方面，我们的自豪感和大部分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都建立在我们展现出来的效率中，从出口大国的骄人业绩便可看出这种效率……另一方面，我们又出于恐惧而步履维艰。我们抗议，我们产生公民自发运动，不遗余力地迫使法庭和各行政机构尽可能地争取达到停滞状态。正是因为这二者互不相容，所以我们便怨天尤人，描绘出世界末日的图景。[34]

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使德国人产生未来恐惧症，除了对于技术进步的恐惧带来的两难境地之外，也使德国人对于未来缺乏憧憬，即所谓“No vision”（没有对于未来的愿景）。缺乏对于未来的憧憬，也就失去了创新精神，而且也使人变得“cool”（酷，取其“冷”的含义），缺乏**。这个视角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当代德国人、尤其是德国的“新新人类”们津津乐道于“酷文化”，视**为落伍和可笑的风气。

什么因素会带来毁灭？可以说，一切皆有可能。战争会毁灭世界，毫无疑问；自然灾害会毁灭地球和人类，毋庸赘言；社会动乱和革命会破坏秩序，使社会沦为一个修罗场，合乎逻辑；技术进步、科技新发明、宗教冲突、文明对抗，凡此种种，无不会毁灭人类。经济衰退当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生活水准下降、社会关系紧张，后果不堪设想。但是经济增长同样可怕，我们的地球是否能承受这种增长？在某些德国人看来，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不仅使中国在经济上把德国甩在了中国之后，而且给地球增加的负担更是可怕。[35]

地球在变热，而人类在控制和预防气候问题的方面却无所作为。世界气候大会上，各方执着于自己的利益，无法达成共识，世界的前途岌岌可危，一如德国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那样：“还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毁灭之恐惧：地球在变暖，而我们却无能为力。”[36]此外，亚洲的崛起，意味着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权力减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壮大，加速了欧洲的边缘化，也引起德国人的忧心忡忡。尽管“德国人的恐惧”“千姿百态”，但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一个概念，即“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恐惧”（Verlustangst），而且是生活越好，恐惧越强。

4.弃核之争

“德国人的恐惧”对于德国的产业结构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德国人对待核电的态度上。2011年3月，日本福岛发生大地震，地震又引发了海啸；后来在海啸的作用下，又引发了核泄漏。当核泄漏的事实及其可能的后果为世界所知晓时，2011年5月29日深夜，德国由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进行了12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磋商后，就关闭国内核电站的最后期限达成一致。根据这个决定，德国预计在2022年底之前关闭国内所有十七座核电站，此举将使德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第一个宣布彻底放弃核电这一能源的国家。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手持一份《德国的能源转折》报告书宣布：“我们的能源系统必须也可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37]默克尔同时宣布，德国将在未来十年分阶段放弃核能发电，同时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提升一倍。

德国现有的17座核电站中，有七座“老爷核电站”已经是超期服役，但是一直还在工作。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之后，德国朝野震惊之余，默克尔只得宣布暂时关闭建于1980年之前，以及建于1984年的克吕梅尔等核电站。按照联盟党和自民党达成的这份决议，另外六座核电站至迟将在2021年关闭，而三座较新的核电站也将在2022年之前关闭。随着这个决议的出台，缠绕德国社会数十年的核电问题似乎有望得到彻底解决。[38]

尽管核电问题已经困扰德国社会数十年，德国社会上的反核意识浓厚，民间及政坛的反核力量强大。德国的绝大多数选民都对这种潜在危险极大的能源心怀恐惧，反核的呼声一直高涨。2002年，由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中左翼政府颁布“逐步退出核电”法令，确定到2022年关闭德国境内全部核电站。但是核电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却又不容置疑，能源企业极力反对废除核电，至少反对过快、过早地退出核电。所以由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中右政府上台后，于2010年10月宣布延长国内核电站的使用期限，关闭日期从2022年推迟到了2035年。但是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核电安全恐慌，默克尔政府被迫，而且迅速改变了政策，成立专门委员会就核能安全和逐步退出方案进行研究。

舆论评论道，德国之所以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迅速确定退出核电，有多重原因，例如福岛核电事故本身带来的心理冲击，但是德国国内的反核情绪带来的政治后果则是更深层的原因。2011年3月，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举行大选，默克尔领导的保守派政党基民盟被绿党击败，执政58年后被选民们抛弃。德国《时代》周报编辑凯文·林奇（Kevin Lynch）评价说，“这场地区选举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反对核能的全民公投”[39]，时任州长的基民盟籍州长施台凡·马普斯本人就是一位热情的核能支持者，他的惨败也可被视为基民盟的能源政策的失败。而马普斯及基民盟的失败，本质上是德国民众的“核焦虑”“核恐惧”的胜利。“对于核能的矛盾心态在德国早已有之。如果将美国和法国对核能的态度比喻成热情拥抱，那德国对待这项技术的态度只能用友好握手来形容”[40]。

德国社会围绕核电的冲突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抗议活动绵延不绝：

1975年，德国曾计划在小镇维尔（Wyhl）修建一座核电站，受到包括维尔镇在内的全德国众多反对者的抗议，抗议示威人数达三万之众。抗议者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警方逮捕了多人。但是建设核电站的申请最终流产，原规划中的核电站厂址则变成了一片自然保护区。

1981年，德国又计划在德国北海海岸布罗克多夫（Brokdorf）建设一座核电站，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十万名抗议者举行各种抗议活动，以阻止核电站的建设。德国警方出动了一万多名警察进行调节和镇压，致使抗议活动未果。这次抗议活动虽然失败，但布罗克多夫核电站终于建成，可是从中反映出的德国民众的反核意识之强烈，反核力量之强大，也令人震惊。

1989年，德国计划在巴伐利亚州的瓦克斯多夫（Wackersdorf）建设一座核电站，又遭到了全民的反对。抗议活动持续了数个月，最后政府和能源企业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2011年3月26日，福岛核危机发生的两周后，德国爆发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反核抗议活动。反核力量凭借福岛核危机带来的心理冲击，大张旗鼓地举行抗议，四座城市里约有二十万人参加了游行，抗议延长核电站的使用期限，要求政府放弃核能。

从这些声势越来越浩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抗议活动中可以看出，德国人的“核焦虑”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实际上可以说这是一种“核恐惧”。德国人在这种“核恐惧”的心理压力下，宁愿放弃经济效益更好、污染更少的核电，用选票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在现实的政治压力下，默克尔政府不得不顺从民意，宣布放弃核电。在这其中，政党之间的利益博弈无疑渗透进了核电的废与留之争，各个党派都想通过核电问题获利。但是在整个事件中，德国民众对于核电安全的恐惧始终是最主要的动因。而核恐惧如此之强烈，其根本原因当然还是在于“德国人的恐惧”。

反观其他国家，可以看到，尽管日本是唯一遭受过核武器袭击的国家，饱受核攻击及其后遗症之苦，但是日本民众对于核电的恐惧远不如德国那样强烈。目前德国的核电在德国的电力生产中只占22%，略高于美国的20%，却远远低于法国的80%。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法国和英国仍旧宣布将继续发展核电。这两个国家看来并未受到福岛核灾难的太大影响，而德国则结束了马拉松式的争吵，迅速宣布彻底放弃核电。其实这只是一个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在德国，无论是核电，还是核废料的处理，从来都是一个可以触动德国人最敏感的神经的话题，无论是瓦克斯多夫，还是戈尔勒本（Gorleben），都曾经或仍在不断就此话题引起社会的分化和冲突。

弃核之后，德国将如何确保其能源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难题，需要德国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出于环保的原因，德国已经宣布要在2020年之前减排40%，因此德国不可能大量使用煤炭发电。默克尔政府宣布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计划在2022年之前把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从2011年的17%提升到35%。但是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效益还远远不足以同核能相提并论，所以德国的能源前景非常不明。即便如此，德国的多数人也甘愿为此付出代价，只是为了消除核电带来的危险，减少一点“德国人的恐惧”。

核电反映出来的问题，充分说明了“德国人的恐惧”是如何根深蒂固，似乎已经超出了其他民族的想象。美籍德裔作家托马斯·沃尔菲（Thomas Wolfe）于1936年访问德国后，出版了一部小说《没有退路》（Es führt kein Weg zurück）。在其中，作者借小说中一个人物之口说道：“他逐渐明白了，这整个民族都被一种无时不在的恐惧所感染了：这就好像是患上了一种慢性的瘫痪症，这种病症使一切人类关系都变得扭曲，并且彻底破坏了这些关系。”[41]

作为一个大趋势，“德国人的恐惧”既然是形成于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也难以在短时期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这种恐惧似乎在短时期内不会销声匿迹。那么这种恐惧从何而来？为什么唯独德意志民族被冠以“恐惧”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