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恐惧”?恐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从有了人类,恐惧就与人类相生相伴,形影不离。尤其是当历史跨入19世纪后,恐惧的问题越来越困扰着人们,迫使哲人、诗人和艺术家们孜孜不倦地去探讨这个永恒的话题。仅在德语文化圈,就有哲人尼采(Nietzsche)、海德格尔(Heidegger),诗人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ahl)以及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Kierkegaad)等人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论述或表述。恐惧并非德国人的专利,各个国家和民族都会为这个问题困扰,“9·11”后的美国也曾被恐惧浪潮袭击。但是面对这个问题,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关注反应程度却大不相同,德国人对这个问题投入的热情和精力、对此的反应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20世纪60年代,德国青年阿恩特·左尔格(Arndt Sorge)正在德国联邦国防军服兵役。他的家乡附近驻扎着一支英国军队“莱茵军团”(Rheinarmee),英国兵营里经常放映英国电影,他回家休假时就想到去英国兵营看电影,以提高他的英语水平。于是他就走到英军兵营大门口,向站岗的卫兵询问是否可行。英军卫兵叫他去找值班的下级军官,此人又给兵营里的长官打了电话,然后说没问题,从一个登记簿里撕了一张纸,在上面写道:“阿恩特·左尔格先生获准来看电影”,叫左尔格签了名,于是事情就这样成了。凭着这张条子和他自己的德国联邦国防军军人证,左尔格就可以经常出入英军营地看电影。左尔格退役后,身份变成平民,但是他还想去英军兵营看电影,就询问是否还可以继续去看。英军卫兵看了他的“特许证”,说道,这是给你个人的,当然可以。
多年以后,左尔格成了组织管理社会学家,每当他回忆起这段插曲时,颇为感慨。对于英国人办事情的“宽松”大为感叹。他说道:如果反过来,是一个英军士兵想去德国兵营看电影,那么这个英军士兵遇到的困难会大得多,“许可证”的“批复”也会耗时多得多。[1]德国卫兵必定会先向他详细询问他的个人情况,然后让他填写一张更为正式的登记表,最后把“许可证”颁发给他,但不是给他个人的,而是给他作为德国国防军军人的,所以当他的兵役期满后,也就不可能再获准进入德国兵营了。[2]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认为,德国文化和英国文化之间有诸多共同点,但是在“规避不确定性”(avoidance of uncertainty/Unsicherheitsvermeidung)这个维度上,两种文化之间却迥然有异。德国人在对待不确定性(Unsicherheit/Ungewissheit)的问题上,表现出的“Angst”(恐惧)比英国人要大,面对“Angst”,英国人似乎比德国人泰然自若一些,更为处变不惊。
的确,德国人一向是以“硬汉”的雄性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的;的确,德国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德国文化也表现出典型的“刚性文化”的特征。在霍夫斯泰德的调查当中,德国在“刚性—柔性”这个维度中明显处于刚性一极,在五十个被调查国家中位居第十一[3],而且在欧洲更是名列前茅。纵览欧洲历史上的德国人形象,虽然历尽嬗变,但总是不外乎偏于硬汉、雄性一维,例如《尼伯龙人之歌》里的齐格弗里德、《帕齐伐尔》中虽然单纯,但却执着的帕齐伐尔,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让欧洲人胆寒的、唯命是从又视死如归的德国士兵。而最著名的,大概莫过于那个为了探究宇宙人生的奥秘而置性命于不顾的浮士德。德国人的形象即便不是英雄,至少也是海量的酒鬼,或思想深邃却不谙世事的冬烘先生。就连那个不大为外国人所知的安于现状的“德意志的米歇尔”,本来也是一个武士,只是后来才逐渐转变成一个头戴睡帽、昏昏欲睡的庸人。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德意志似乎雄风不再,德国人的形象亦星移斗转,背离了刚性一极,德国人更被英美的德国研究专家戴上了“胆小如兔”(Angsthase)的帽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国社会呈现出种种病态,诸如社会改革裹足不前、技术创新缺乏活力、极度害怕战争、遇到问题便惊惶失措、全社会动辄歇斯底里,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同。德国人及德国社会的此类表现,被美英学者冠以“德国病”(die deutsche Krankheit)的“美誉”,其特征则被概括为“德国人的恐惧/畏惧”(German Angst),“German Angst”一词不胫而走。
从这个视角去观察德国文化,的确可以发现大量的“德国人的恐惧”现象的存在。这个与通常的德国人形象大相径庭的现象表现如何?为什么会存在?是否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