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12日，魏玛共和国举行国民大会。其时，德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不断激化，保守主义阵营和军队与左派的冲突不断。中央党籍的政治家康斯坦丁·费伦巴赫（Konstantin Fehrenbach）在会上宣布，《德国人之歌》是民族传统的骄傲。会议结束后，所有议员自发地起立，同声高唱《德国人之歌》。缺乏民主派的共和国进退维谷，而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和右翼政治力量大有劫持德国传统之势，《德国人之歌》则大有被极右派收编为其战歌之势。1920年3月的卡普暴动时，参与暴动的部队埃尔哈特旅团就是唱着《德国人之歌》穿过勃兰登堡门，给这首歌的命运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不让民族传统为右派所独占，为了从《德国人之歌》里开发爱国主义资源、以维系国家和民族的共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1922年8月11日，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力克重重阻力，尤其是克服来自本党——社会民主党——的阻力，勉强把《德国人之歌》定为国歌。艾伯特同时要求德国的电台每天的节目结束时，要播放《德国人之歌》，作为节目的终曲。

但是国歌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德国人之歌》从此便一帆风顺、高枕无忧。相反，这首歌此后的路途愈发步履维艰，开始了作为国歌的坎坷之路。艾伯特要克服的，首先是来自本党的阻力。社民党是社会主义政党，秉承国际主义原则，与保守主义者的民族主义针锋相对。社会民主党及左翼政治力量认为，《德国人之歌》所表达的是市民—资产阶级阵营的理想；如果把《德国人之歌》定为国歌，就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向右派投降之嫌。所以，尽管在艾伯特的努力斡旋之下，《德国人之歌》勉强被定为国歌，但是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始终抱持抵触态度，内心里并没有接受这首歌。所以《德国人之歌》之为国歌，其实只是右派势力的胜利。为了平息来自本党的不满，艾伯特建议在各种仪式上只演唱《德意志之歌》的第三段。从此，《德意志之歌》的麻烦又增加了一个：即便承认这首歌，唱这首歌，那么唱全部三段歌词，或只哪一段歌词又成了一个问题。在图林根，社民党禁止在学校教授和演唱这首《德意志之歌》，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的战斗歌曲。

1933年，纳粹上台，《德意志之歌》所经历过的最大的麻烦，正是来自第三帝国时期它所受到的“礼遇”。第三帝国初期，《德意志之歌》的地位大体上已经确定，难以再取缔。此外，希特勒也给予这首歌以高度评价，因此这首歌在纳粹时代受到礼赞，作为国歌继续被沿用下来。在此之前，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希特勒的冲锋队的一个小头目霍斯特·维塞尔（Horst Wessel）创作的一首纳粹战歌《战旗高举》（Die Fahne hoch）在纳粹德国也颇为流行。1930年，在与共产党人的一次冲突中，维塞尔一命呜呼，纳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上就唱响了维塞尔写的《战旗高举》，歌声响彻云霄，随即迅速传开。纳粹上台后，希特勒在国歌的问题上也玩了一些偷梁换柱的把戏。例如把原来庄重缓慢的风格，改换成进行曲式的战歌风格，以适应纳粹运动的好斗性格。后来，希特勒又对这种速度产生反感，又下令把《德意志之歌》的速度降下来，还原为原来的颂歌歌风。《战旗高举》走红之后，纳粹又玩了一次暗度陈仓的把戏：在仪式上唱国歌时，唱完《德意志之歌》的第一段后，接下来唱的是《战旗高举》。

纳粹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在学校、军营、剧场等公众场合必须演唱《德意志之歌》，而且广播电台每天夜里节目结束时，都要播放《德意志之歌》作为节目终曲。不仅如此，在唱响《德意志之歌》时，要求人们同时举起右臂，行纳粹的举手礼。纳粹党还颁布法令，对何时何地可以唱《德意志之歌》作了规定，例如在娱乐场所不得播放这首歌，也不得演唱；军人在唱这首歌时，如果没有穿军装，则必须行纳粹的举手礼，戴帽子的人必须摘帽以示尊重，云云。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后，纳粹的风潮虽已过去，但《德意志之歌》已经由于第三帝国的“礼遇”而变得狼狈不已，在许多人的情感世界和惨痛记忆中，这首歌与纳粹的联系始终是一个结，纳粹的“礼遇”使之声名狼藉，不堪入耳，使后来的许多人听到这首歌时的联想非常灰暗，造成了这首歌后来的尴尬和麻烦。

“二战”结束后，鉴于《德意志之歌》与纳粹的渊源，战胜国的军事当局发布命令，禁止唱《德意志之歌》。但是，德意志民族背负着沉重的道义负担，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压在一个民族的心灵上，压得德国人喘不过气来。因此，迅速恢复民族尊严，以此恢复民族的自信，变成了德国政府的当务之急。特别是1949年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德国也需要一首国歌，因此国歌的问题显得迫在眉睫。

除了占领军的禁令之外，德国上下对于《德意志之歌》的态度也产生严重分歧，鉴于历史原因，政界中许多人反对将《德意志之歌》定为国歌，而民众中也有许多人对《德意志之歌》持反对或保留态度：“‘二战’结束后，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确成为了民族主义自大狂的表露。”[33]但是总体上看，多数德国人则希望恢复《德意志之歌》的国歌身份，在国歌问题上，德意志民族又一次陷入分裂。废墟上的德国，在道德上也丧失了正当性，所以希望在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里找到生存的理由和意志。1949年5月颁布的德国《基本法》则对这个棘手的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方法，未对国歌做出明确的规定。1949年9月7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提出动议，建议联邦议会开会时演奏《德意志之歌》，遭到社民党的否决。总理阿登纳及其基民盟极力主张恢复《德意志之歌》的国歌身份，这一主张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民调也显示，《德意志之歌》的支持率高达73%[34]。而自由民主党籍的总统台奥多尔·豪斯则持反对态度，总理与总统之间展开了一场“国歌之争”（Hymnenstreit）。

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的左派政治力量一向对纳粹持反对态度，所以在纳粹当政期间遭到了残酷镇压。在纳粹统治期间，社民党更是遭到了灭顶之灾，豪斯本人也遭到纳粹的压制，后来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不得不用笔名。可以想见，当他们在与纳粹战斗时，或是遭受纳粹迫害时，耳旁常响起《德意志之歌》，而这种联想对他们的无意识所起的作用会有多大。豪斯认为《德意志之歌》不仅不恰当，而且已被玷污，不堪起用，因而打算另起炉灶。豪斯说：“国歌，即《德意志之歌》已经丧失了它的道德正当性。民族社会主义者们把这首歌工具化了，盗取了每一个庄严的音符，因此对于一个追求新的开始的国家而言，这首歌重新成为国歌的机会已经被剥夺了。”[35]接下来，豪斯逐段分析了《德意志之歌》，以证明这首歌不足以作为德国国歌。

他委托当时已经年逾古稀的诗人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Rudolf Alexander Schr?der）撰写歌词，并请作曲家赫尔曼·罗伊特（Hermann Reuter）为新国歌谱曲。1950年5月，施罗德呈上了一首新国歌，豪斯读后激动不已，亲自逐行修改。同年12月，修改后的这首《德国颂歌》（Hymne an Deutschland）终于成型。《德国颂歌》不失为一首意境深远的诗歌，其语言的优美和从头开始的决心都显露无疑，开头的几句便可见出这一点：“信仰的国度，德意志祖国/这是我们先辈的国家，这是我们子孙的国家……”[36]但是歌词虽好，无奈民众不认可，无人演唱这首歌，就连社会民主党人也认为这首歌的词曲都不适合做国歌。一些民间协会，如一些体育协会也纷纷发表声明，拒绝《德国颂歌》，豪斯版国歌流传不开，豪斯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豪斯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一切都秘而不宣，直到一切都成型后才呈现给国民。而阿登纳则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力主恢复《德意志之歌》为国歌。1950年4月18日，阿登纳出访柏林，参加了在柏林泰坦宫（Titania-Palast）举行的大型活动。活动临近尾声时，阿登纳突然对在场的所有人说道，请大家随他一起唱《德意志之歌》。这一要求显然出乎与会者的意料，但是得到了热烈的反响。乐队奏起了旋律，与会者纷纷起立，异口同声地唱响了久违的《德意志之歌》。在场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只有三个柏林社民党人起身随着一起唱，此外的全体社民党人集体退场，以示抗议。在唱歌的过程中，美英法三国占领军的代表认为这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没有做出反应，只是端坐在座位上，并未起立。在国外，这个行动引起了不良反响，英国报纸对此进行了抨击，英国和法国外交部都认为这个举动实在不高明。但是在国内，泰坦宫的大合唱在德国却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赞同者居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虽然阿登纳事后宣称这是一次完全自发的行动，然而种种证据表明，这场行动中，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乐队事先已经得到委托，进行了排练，每个观众座位上事先还放上了印刷好的《德意志之歌》的歌谱，阿登纳在这里展示了他纯熟老练的政治技巧。

政治家们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国歌的问题一拖再拖，但是现实的需要已经使国歌的问题变得日益紧迫。在几场国际性的体育赛事上，德国因为没有国歌而大失颜面。1949年在科隆举行的一场国际自行车比赛上，比赛开始前奏参赛队的国歌时，德国就因为没有国歌而大丢脸面。乐队先是奏起了比利时国歌，接下来奏起了瑞士国歌，轮到奏德国国歌时，乐队因为无歌可奏，只好奏了一首1947年科隆狂欢节上的流行歌曲《我们是土生土长的三占区尼亚人》（Wir sind die Eingeborenen von Trizonesien）。善良淳朴的比利时运动员不知就里，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德国国歌，于是在奏响这支狂欢节流行歌曲时立正敬礼，让知情者哭笑不得。而在这之前，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体育赛事上，出于同样的原因，轮到演奏德国国歌时，乐队指挥无国歌可奏，只好演奏了一首流行歌曲《慕尼黑有一家宫廷酿酒厂》（n München steht ein Hofbr?uhaus）的旋律。1950年5月，德国队和瑞典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在为胜利者举行的颁奖仪式上，需要播放国歌，瑞典举办方播放了《德意志之歌》，立即引起舆论大哗。事后瑞典方面对外宣称，之所以播放《德意志之歌》，是因为一次小小的技术性失误，是组织者选错了唱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体育赛事或其他公共活动上，组织者也播放过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的旋律，以替代缺席的国歌。总理阿登纳本人出访美国时，在芝加哥也经历过类似的尴尬场面，因为德国还没有国歌，芝加哥的接待方只好播放了一首德国流行歌曲《海德维茨卡船长大人》（Heidewitzka，Herr Kapit?n）。这些事件对政治家们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也给他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阿登纳则顺势把《德意志之歌》推向胜利。他对占领军当局说：“通过这些事件，联邦德国在德国人自己的眼中也变得有些可笑。”[37]

1951—1952年，豪斯与阿登纳多次通过信件展开了一场国歌之战。最终，阿登纳凭借着民众的支持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使《德意志之歌》终于二度扶正，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歌；迫于民意和政治上的弱势，豪斯不得不做出妥协。豪斯与阿登纳的通信成为了《德意志之歌》作为国歌的依据，但是这些信件虽然具有强烈的道德意义，却不具有法律效力。1922年，艾伯特宣布《德国人之歌》为国歌时，就缺乏法律依据。豪斯和阿登纳同意确立《德意志之歌》为国歌的信件公布于联邦德国政府的公告上，但是没有在联邦的法律文件里公布，使得国歌的地位颇为尴尬，国歌身份不明。“妾身未明”给国歌后来的命运又平添了几多麻烦，也引起了争议无数。而1953年6月17日，民主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工人起义，起义工人们就是高唱着《德意志之歌》同乌布利希政府展开斗争的。这一事实迅速传到西德，立刻使《德意志之歌》在多数德国人心中获得了国歌的合法性，使多数德国人接受了《德意志之歌》。为了弘扬民族精神，政府也要求电台、电视台，每天节目播放完毕时必须播放《德意志之歌》作为节目终曲，这在许多经历过第三帝国的人的心中必然会引起不愉快的联想。

3.歌词的段落之争

但是德国国歌所经历的种种坎坷和尴尬并未就此止步。《德意志之歌》虽然被重新“扶正”，但是歌词又带来了争议。霍夫曼的《德国人之歌》一共有三段歌词，而早在1921年，就曾经有人创作过第四段歌词。1921年，阿尔伯特·马特乌斯（Albert Math?us）不甘于战败的事实，以及为了表达对《凡尔赛和约》的愤怒，写下了被称为“第四段”的歌词，被收入《德意志海军歌曲集》，后来流行于20世纪30年代。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这个段落便被扫尽了历史垃圾堆。

《德意志之歌》立为国歌后，三段歌词是否全部采用，抑或只采用其中的一段，引起了争议；三段还是一段，这是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新问题。早在1922年，艾伯特力排众议确立《德意志之歌》为国歌时，就已建议只唱歌词的第三段。但是直到1945年，实际演唱的只是国歌的第一段。而且第三帝国期间，第二段和第三段实际上被“闲置”，尤其是第三段，没有得到纳粹政府的青睐。

20世纪50年代初，总统豪斯就对此发表过意见，认可第三段的内容，反对沿用第一段和第二段。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中，第一段歌词显然已经与现实不符，因为歌词第一段里列举的地名马斯河、梅梅尔河、埃施河和贝尔特湖，均不在联邦德国境内。公开、正式演唱第一段歌词，势必会给人以缅怀过去德国之疆域，甚至是民族复仇的嫌疑。尽管当时德国国内被驱逐者团体要求归还东部被占领土的呼声还很高，奥德河—内斯河作为德国东部边界的地位也远未确定，但是德国政府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国歌里提出领土要求。在这种形势中，如果再唱第一段，势必给人以复国主义的印象。

第二段列举了四样“德国珍品”，包括“德意志的妇女，德意志的忠诚/德意志的美酒，德意志的音乐”；还认为这些德国瑰宝“应当在全世界保持/他们古老而高贵的名声”，这也不受政治家们的欢迎。尤其是“德意志的妇女”一句，把德国女性也当作一种德国特产来赞颂，也饱受女权主义者的诟病。因为无论如何，尽管是珍贵的特产，但是特产究竟还是商品。“德意志的忠诚”本来是德国人的美德之一，但是战争结束后，“忠诚”这种价值往往被同臣仆与主子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令人想到普鲁士式的服从，何况德国人的“忠诚”更是与战争罪行和人道主义罪行以及民族社会主义纠结在一起，名声扫地。直到现在，在德国，如果有人还把忠诚作为一种美德，免不了要被嘲笑。因此《德意志之歌》的第二段被豪斯视为“愚蠢和陈腐的”。就连力主恢复《德意志之歌》的阿登纳，在向占领军当局陈述恢复《德意志之歌》的理由时，也认为第一段“毕竟出自一百多年前”[38]，所以“如此陈旧，以致每个明智的人决计不会唱”[39]；第二段则“有些愚蠢”，只有第三段的内容包含了“现在还适用的真理”[40]，而且在纳粹时期第三段实际上是被禁止的，建议新德国的国歌只采用《德意志之歌》的第三段。但是如果只唱第三段，那么国歌就显得太短。在歌词段落的问题上，德国政府的表态也是含糊其词。德国政府附在《豪斯—阿登纳通信集》前面的说明里说道，一方面，德国政府认为德国国歌是完整的《德意志之歌》；另一方面，又认为出于国家政治的考量，在代表国家的活动上只应演唱第三段。

德国政府的态度尚且如此，德国民众对待其国歌的态度就更加分歧。虽然国家已经明确，出于政治原因，只唱国歌的第三段，但是民众依然我行我素。1954年，德国国家足球队在瑞士伯尔尼世界杯上夺得世界冠军，在场的德国观众兴奋不已，自发地同声高唱起了德国国歌。但是他们唱的不是政治家们确定下来的第三段，而是第一段：“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对于外国人而言，风暴般响起的歌声里的“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所带来的大德意志呼喊，肯定是难以被接受的，甚至是恐怖的。长期以来，每当举行国事活动需要国歌时，往往都只是由乐队演奏旋律，很少唱歌词。直到战后出生的人们成长起来后，人们演唱国歌时才开始恢复唱歌词。这些人与战争和第三帝国的距离被时间隔开，受到历史的影响较小，少有不良记忆，因此可以比较没有顾忌地唱歌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歌的麻烦就此结束，国歌的真正被接受和流行至今仍旧没有真正实现。而且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关于国歌的争端一再出现。

德国国歌的段落之争，第一段和第三段究竟应该唱哪一段，不但给德国人带来困惑，也给外国人带来了麻烦。关于德国国歌的混乱，到底哪一段是恰当的，许多外国人至今仍搞不清楚。2008年的足球欧洲杯期间，德国的近邻瑞士一家电视台一次在转播欧洲杯比赛时，犯下了一个令人难堪的错误，他们在转播欧洲杯有德国参赛时误打出德国国歌的第一段，立即引起媒体的反应。德国和奥地利的比赛时，瑞士国家广播电视台SRG对赛况进行了现场转播。当德国国歌响起时，电视台特意配上了歌词。但电视屏幕下方赫然出现的字幕却是“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间的一切”。这种失误让瑞士的电视台大失颜面，更是让德国人陷入尴尬的窘境。2009年，英国歌手彼得·多尔蒂（Peter Doherty）到德国演出。为了缩短与德国歌迷们的距离，取得德国歌迷们的支持，他在巴伐利亚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中唱响了德国国歌。但是不幸的是，他搞不清德国国歌的段落问题，于是唱响了德国国歌的第一段：“德意志高于一切”，引起舆论哗然。事后，他公开向德国歌迷道歉，表明他不是有意为之；他本人也是犹太血统，断不会喜欢“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内容，之所以出错，实在是不知情云云。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英格兰队与德国队的比赛前，著名的英国BBC电台的网站上，点击德国队的图标即可听到德国国歌。但是点击后响起来的，却不是第三段“统一、法权和自由”，却是第一段“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网页上打出的歌词亦是第一段歌词。事后，BBC电台颇为尴尬，随即发表道歉，道歉时表示，播放“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纯属事故，并非有意为之，与政治无关。

1986—1988年，国歌的问题在德国社会又起波澜，法学家们对《德意志之歌》作为国歌是否合法的问题展开论战。有些法学家提出质疑，认为1952年豪斯和阿登纳的通信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德国现在的国歌不合法。而赞成者认为，在当时分歧极大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正式的法律文件，《德意志之歌》从那时起一直作为德国国歌，已是既成事实，符合习惯法。还有的法学家回溯德国国歌的产生过程，指出1922年艾伯特总统已经给这首歌赋予法律效力，所以不存在德国国歌是否合法的问题。法学家们的争论在德国社会上也引起了反应，德国的左翼与右翼在这个问题上再次展开论战。

1986年夏天，德国斯图加特市霍伊玛登学校里，就四年级小学生是否应当完整地学习德国国歌的问题引起争议。巴登—符腾堡州议会社会民主党籍的有些议员提出质疑：让十岁的小学生学习“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让他们从小就培养大德意志的意识，极不妥当；而且第一段歌词中的地名都不在德国境内，学生们学了以后会作何感想。针对这个问题，巴登—符腾堡州议会展开辩论。

巴登—符腾堡州文化部长、保守派政治家格哈德·迈耶尔—福菲尔德（Gerhard Mayer-Vorfelder）的一番言论引起争议。基督教民主联盟籍的迈耶尔—福菲尔德公开发表言论，认为在学校里教授国歌时，应当三段都教。他一言既出，引起了争议无数。德国《时代》周报采访他时，他说道：“无可争议的是，根据台奥多尔·豪斯与康拉德·阿登纳的通信集所确定的，国歌应当由三段歌词组成。因此我们经常说，教授第一和第二段歌词，属于教师的教学内容。当然，在讲授国歌时，同时介绍其历史背景，而且是以儿童听得懂的方式来讲解，说明为什么国事活动时不唱第一和第二段，也是教师的职责。”[41]他接着说：“我认为，如果孩子们背诵第一和第二段，也并无不当。我觉得，教师在其教学范围让学生唱第一和第二段歌词，也并无不妥。”[42]然后他继续说：“不能说第一和第二段就笼罩在什么了不得的阴影之下，以致就不能再学、就要被列为禁忌。”[43]而左翼一方也不示弱，一位艺术家就曾创作了上文提到的《八六版德意志之歌》。事情最终闹到了法庭上，甚至惊动了宪法法院，而宪法法院做出的判决却令保守阵营大失所望。迈耶尔—福菲尔德的言论在左派占优势的德国媒体中招致猛烈的抨击，巴登—符腾堡州议会里，左派政党甚至要求把迈耶尔—福菲尔德赶出州议会。

右翼—保守主义阵营的一些人士发表言论，认为不只是国歌在纳粹时期遭到绑架，同时被污染的还有许多德国人的美德，不能因此就把德国文化中的许多符号一并抛弃。他们认为要历史地看待德国国歌，倡议恢复第一和第二段歌词。右翼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托马斯·曼之子果洛·曼（Golo Mann）也加入了战团。他认为，“高于一切”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人们也可以说，爱自己的妻子高于一切”[44]，由此推论，“高于一切”并不见得就是沙文主义和傲慢。而蒂宾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埃申堡（Eschenburg）则认为，德国国歌显示出了防守态势而非攻击性，第一段里的“为了保卫德意志”（zum Schutz und Trutze）就表明了这个事实，所以不必大惊小怪。他们还把法国国歌《马赛曲》与《德意志之歌》做了比较，认为《马赛曲》的攻击性远强于《德意志之歌》。2007年出版的《德国符号》一书里，也有同样的论述：“在一般的国歌里，攻击性都很强，首当其冲的就是《马赛曲》；而《德国人之歌》里则几乎没有攻击性。在这首歌里同样也找不到什么‘反动’的内容。”[45]他们认为，《德意志之歌》的情绪和内容都更为平和，甚至比美国国歌还要平和。他们还说，法国人也有历史问题，《马赛曲》也不例外；“二战”期间，法国维希政府时期，《马赛曲》同样被污染过。但是法国人并未以此为耻，反之仍旧为之感到骄傲。

1989年春天，德国黑森州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早在1976年左翼政治力量社民党执政期间，黑森州曾经颁布公告，宣布《德意志之歌》第三段为国歌。公告发布后，反对党基民盟立即提出异议，展开抨击，社民党政府不得不接纳了批评，修改了公告。在巴登—符腾堡州，等到基民盟上台执政时，巴登—符腾堡州文化部长瓦格纳（Wagner）宣布，凡巴登—符腾堡州中小学九年级学生都要完整地学习国歌的歌词和曲调，又引起绿党和社民党议员的强烈谴责，瓦格纳本人被指为“德国民粹派”、“新帝国主义”分子。

1990年，民主德国经过政治大动**之后，加入联邦德国，德国的统一大业终于完成。但是德国国歌的问题又引发了讨论，问题集中在代表新德国的国歌究竟应当是什么？是《德意志之歌》，还是布莱希特的《儿童颂歌》（Kinderhymne）？是《德意志之歌》的第三段还是所有三段？最后这些讨论未能产生明确的结果而不了了之，德国国歌仍旧是法勒斯雷本的《德国人之歌》。尽管争议不断，毕竟多数德国人还是接受了《德意志之歌》；虽然多数德国人接受了《德意志之歌》，但是分歧继续存在；这就是德国国歌的现状，就是德国人的国家认同现状。时至今日，德国国歌在德国的处境也仍然有些尴尬。右翼记者马蒂亚斯·马图塞克（Mathias Matussek）可谓一个典型的德国爱国者，他极力为德国历史辩解。所以当他面对德国国歌今日之处境时，倍感悲凉。谈到德国人喜爱的歌曲时，他无奈地说道：“德国人最喜爱的歌曲，是倡导民族间相互理解的一首歌，即蝎子乐队的那首歌颂打火机和柏林墙倒塌的歌谣《变化的风》，这首歌甚至排在同样是倡导民族相互理解的《欢乐颂》（第三名），以及那首《来一点和平》（第七名）之前。国歌《统一、法权和自由》呢？排在可怜巴巴的第二十一名。”[46]

2006年德国足球世界杯期间，一股爱国狂潮席卷德国大地，黑—红—金三色旗突然遍布德国大街小巷，除了那个《你就是德国》（Du bist Deutschland）的视频短片之外，德国国歌也随处可闻。著名歌手海诺（Heino）发表声明，希望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演唱德国国歌。而就在此时，德国教师工会却对《德意志之歌》提出批判，认为这是一首“可怕的”歌，要求取缔。教师工会解释说，“大家举行庆祝活动，头戴黑—红—金的假发，或是唱国歌，我们都无异议”[47]，也不赞成马上就废除这首国歌，“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德意志之歌》，尤其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受害者们”。[48]此言一出，又引发了许多人的愤怒和一场争辩。文化名人、作家瓦尔特·延斯（Walther Jens）也加入战团，声援德国教师工会，延斯说道：“如果说，要我废除我们国家的什么东西，那么首先就是这首可怕的国歌。”[49]而政治家沃尔夫冈·蒂尔泽则发表言论，认为德国国歌仅唱第三段，实在是太短。最后，爱国主义占了上风，这场争论在一片爱国主义热潮中不得不偃旗息鼓。[50]

1991年8月19日至23日，时任德国总统的里夏尔德·封·魏茨泽克与时任总理的科尔互通信件，在信中确认德国国歌的歌词是《德意志之歌》的第三段，但是也不禁止唱歌词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如同四十年前一样，他们通信的信件刊登在联邦政府新闻和信息局的公告上，而不是在国家的法律文件中，即国歌的段落问题并不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的，而是政府首脑与国家元首商定的。

4.《德国人之歌》分析

《德国人之歌》这首诗的词句并非全部是霍夫曼本人所独创，霍夫曼从当时已经流行的诗歌中采撷意象和词汇，运用蒙太奇的技法进行拼装，加以自己独具匠心的创作，使这首诗的内涵、意境、情绪、风格都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给这首诗日后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这首诗的第一句：“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出自1808年。当时奥地利诗人海因里希·约瑟夫·封·柯林斯（Heinrich Josef von Collins）创作了诗集《奥地利卫士之歌》（Lieder?sterreichischer Wehr-leute），其中的一首题为《奥地利高于一切》（??sterreichüber alles）。其中的一句：“只要奥地利愿意，/奥地利永远高于一切！”[51]（“Wenn es nur will，Ist immer ??sterreich über Alles！”）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的诉求一拍即合，1813年后开始在德意志流行。而柯林斯的诗句也并非由他独创。1684年，奥地利人菲利普·威廉·封·霍尔尼克（Philipp Wilhelm von Hornigk）写了一部著作，书名就叫《只要奥地利愿意的话，奥地利将高于一切》（??sterreichüber alles，wenn es nur will）。从此“奥地利高于一切”日渐走红，成了流行话语，不断被引用、被改装。霍尔尼克的本意是强调奥地利的强大，所以这句话的重点本来是落在“只要奥地利愿意”上。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奥地利高于一切”渐渐超越了“只要奥地利愿意”，成了这句话被引用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与法国的冲突和争斗中，奥地利需要表达自己的意志和自我意识，这句话就越来越流行，“只要……，……将高于一切”成了一个模式。柯林斯的诗句无疑是来自霍尔尼克，又影响了法勒斯雷本。在法勒斯雷本的笔下，“只要奥地利愿意的话，奥地利将高于一切”变身为：

德意志，德意志将高于一切，

高于世上的一切，

只要我们为了保卫德意志

兄弟般地时刻团结在一起。

可以看出，法勒斯雷本同样采用了“只要……，……将高于一切”的套话。

与曾经流行、但是被《德国人之歌》淘汰了的其他爱国歌曲相比，法勒斯雷本不愧为棋高一着的诗人，他更了解诗歌创作的本质，更加熟谙诗歌创作的技法，因此他的歌词更具艺术性。这首歌的歌词不但表达了德国人的时代诉求，而且在艺术上借用了海顿作品的颂歌体，适于在大型公共活动上的集体大合唱。但是此外，这首歌更加富于民歌风格，更加朗朗上口，同样也适宜个人或小群体的吟唱，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加容易接受。这首歌之所以在后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击败其他歌曲而晋级成为国歌，并非偶然。

除了配曲和歌词的艺术性之外，这首歌的价值更在于其内容，在于它表达了时代的要求，即德国人的民族诉求。这首歌的第三段里，“统一、法权和自由”三位一体，浓缩了当时德意志民主主义的全部理想。“统一”的意义自不必说，“自由”的意义也不言自明，而“法权”则表明法治国家的重要性。无论统一还是自由，都要在法治的前提下实现，民主国家是法治国家，只有实现了法治，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才能获得生存的基础。这些环环相扣的思想，都在这首诗的语句中得以表达，使其含义更广泛、更深刻。

这首歌里最为人所诟病的是第一段，其中又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德意志高于一切”这一句。如果我们把历史还原，使我们回到这首诗创作的年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理解和感知其含义。除了借鉴“只要……，……将高于一切”的模式外，“德意志高于一切”本来是指在封建割据的德意志，统一的民族国家应当高于各个德意志邦国，“德意志”即德国，远比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堡或是魏玛等重要。为了民族国家，德国人应当放弃邦国利益，放弃地方利益，牺牲小国而着眼于大国。但是这个大国本来并非针对德国与外国，而是针对德意志民族国家和德意志各邦国而言。这个“一切”，本来是指德意志内部除了民族国家之外的所有事物。换言之，“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概念本来是“目光向内”，意在号召德意志人舍弃小国、建立统一的德国，并不涉及扩张领土或是霸权主义。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听到“德意志高于一切”，又缺乏对德国历史的认知，必然会产生不良联想，沙文主义或帝国主义、民族自大狂等联想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对此产生反感和恐惧。如果不了解这首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就的确冤枉了法勒斯雷本。

但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德国从一个碎片化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从争取民族统一，不被外国列强欺侮，到实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扩张，此时的“德意志高于一切”中的“一切”就变了质，不再是德意志内部的地方主义、封建割据、小邦分治，而是涉及德国与外国的关系，这首歌自然也就变了味，散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士兵在朗格马克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冲向敌方阵地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去征服世界，把战俘和犹太人驱赶到集中营时，“德意志高于一切”不可能再是“目光向内”的，而必然是“目光向外”的。

回顾《德国人之歌》的坎坷道路，从《德国人之歌》到《德意志之歌》，从无数政治歌曲中的一首到德国国歌，一首歌的历程清楚地折射出德国近代史的轨迹，形象地叙述了德意志民族走过的道路，德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的危机和困境尽显其中。

在封建割据的时代，《德意志之歌》虽然充满爱国**，表达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感情，但是歌词里的民主主义思想、民族国家的理想却不见容于德意志各邦国的君主。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德意志一旦统一，虽然整个民族的发展将极大地受益，但是各邦君主的地位将同时不保，邦国的利益，实则是邦国君主的利益将受损。所以《德国人之歌》自然受到民主派的欢迎，但不可能被封建割据的君主们接纳。1848年德国革命期间，这首歌的民主主义思想受到了民主主义者们的欢迎，这首歌广为传唱，成了非正式的国歌。革命失败后，民主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追求民主和统一的力量遭遇迫害，这首歌相应地也随之沉寂。

1888年威廉二世的上台意味着德意志帝国的改朝换代，第二帝国已经从一个邦国联盟变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口号似乎更能满足扩张时期的德意志帝国的精神诉求。威廉二世一代人代表的是一个内部统一的大德国，《德国人之歌》表达的统一诉求和国家利益高于邦国利益的思想，符合威廉帝国的政治思想；威廉二世的政策从俾斯麦的“心满意足”转向同列强争夺“阳光下的位置”，扩张性的政策似乎也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诗句中找到了表述。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需要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情绪，《德国人之歌》的爱国主义思想能够满足爱国主义者的诉求，因而得以走红。第三帝国期间，纳粹的扩张意图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口号中得到体现，因此纳粹可以屏蔽其民主自由的内涵，从中攫取第一段，给这首歌后来的命运投上了阴影。第三帝国时期的国家符号如国旗的大肆泛滥，留下了沉重的负面遗产。

物极必反，战后的许多德国人对于德国的国歌和国旗这种政治符号怀有疑虑和反感，使战后德国人在符号文化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德国，其实不仅是国歌和国旗处境尴尬，德国国家的许多符号都处于同样的境地：“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仪式以及外在的礼仪，使得美国人或者英国人为自己的国家骄傲，成为他们经历了暴风骤雨之后的堡垒，而德国人却没有这些仪式和礼仪。”[52]国歌不过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而已。德国国歌的尴尬在国外也引起过麻烦。

这首歌之所以命运多舛，在于德国近代史的崎岖与多变。在这个充满动**的历史中，德意志民族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党派之间、观念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分歧超过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尤其是人们对于国家的态度分歧之大，使人们不能求同存异、无法在涉及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上摒弃分歧，让所有人统一在同一首歌里。国歌之争，其本质是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危机。“二战”结束已六十多年，德国已经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正常国家”，或是在努力争取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一个正常的德国需要一个国家符号。这不仅只是为了满足体育赛事和国家首脑互访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给内部分歧特别大的德国民众提供一条把所有德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许多德国人想必早已感受到这一点，感受到需要通过唱国歌来表达自己的民族归属，从20世纪50年代初德国有关的民调数字，便可以看出这些感受。但是另一方面，尽管奥斯维辛已经过去六十多年，德国人心灵上的道德赤字却仍未褪色，使得德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问题至今也未能彻底解决，《德意志之歌》也注定要陪伴这个危机；特别是《德意志之歌》本身在纳粹时期的污名化，附着在这首歌之上的道德污点还未洗净，使这首歌的国歌路依旧艰难。

除了认同的困境之外，经历了第三帝国的集权统治之后，目睹纳粹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犯下的罪行，不少德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祖国一类概念及其代表的机构都相当警惕，特别是对于民族主义可谓深恶痛绝。像《德意志之歌》这样倡导爱国主义的国家符号，在许多人看来，有以国家的名义限制自由的嫌疑，显得很可疑。所以一部分德国人既需要国歌，但是又在内心里对任何形式的国家符号产生抵触，而对于《德意志之歌》这样与纳粹有染的国家符号，就更加拒绝，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中。

今天，德国国歌的坎坷历程仍未终结，过去的历史问题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民族问题。两德统一已经二十余年，当今的德国人唱国歌的障碍早已不像其父辈或祖父辈那样大，但是又增加了移民问题。如今的德国已不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其实过去也不是，过去也有少数民族问题，如犹太人），居住在德国的人口中，移民已经占到近一成，不管德国是否承认自身是一个移民国家，实际上德国已经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们有的已经在德国生活了三四代，但是在“德国人”的眼里，他们仍然是外国人，“老外”们清楚地感到德国社会对自己的排斥，例如他们的长相“不德国”（undeutsch）。2000年，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主席梅尔茨（Friedrich Merz）就提出“主导性文化”（Leitkultur）的概念，认为在德国，德国文化才是德国的“主导性文化”，外来者必须适应和接受德国文化。这个提法实际上等于拒绝了多元文化的概念，自然又引起了一场争论。

2006年，时任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的施托伊贝尔（Edmund Stoibl）放言道，谁不融入德国，就必须离开。言下之意，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德国拒绝多元文化。例如德国国脚厄齐尔，《图片报》认为，尽管他出生在德国格尔森吉尔辛（Gelsenkirchen），他的家族在德国已经生活了三代人，但是“厄齐尔的根在土耳其”[53]。在这种环境里，老外们的情绪必然会反弹，他们对于德国和德国人的抵触也是不可避免的。德国的国歌对他们而言，当然不是自己的国歌，即便他们在德国已经生活了几代之久，即便部分移民已经取得了德国国籍。2010年南非世界杯前夕及世界杯上，移民球员拒绝唱德国国歌的事实，就是这个现实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