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民族”与“新民族”

民族认同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这里不拟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只是对德国人的民族认同进行梳理。简单地说，关于认同问题的研究，德国的知识界和媒体大致遵循着三条途径：一是历史的视角，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认同形成的原因；二是民调的数据，用大量的数据来把事实量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结论；三是深层心理学的分析，通过与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的深度访谈来描述问题并寻找答案。当然各种方法和途径都有其缺陷，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圆满地回答关于认同的问题。我们将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沿着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来审视德国人认同困境的形成，并梳理其原因。

德国人的德国认同为什么会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认同危机源自何方？总的来看，这个危机源于德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崎岖，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包含了太多的断裂，因而影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具体来看，这个危机又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德意志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不利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二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迟到”；三是近代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后不断遭遇危机，未能保持一个延续性，因此未能给德意志民族提供一个民族认同形成的政治框架和实体。

就一般意义而言，欧洲历史上各民族的形成走过了不同的道路。民族主义理论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此之前，有些民族已经形成，但并未有自觉意识。法国革命之后，像英吉利、法兰西、荷兰、波兰、俄罗斯等在民族主义理论滥殇之前便已获得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意识的民族，被称为“老民族”。16世纪以降，法兰西人和英吉利人已经基本完成了民族建构的任务，成了欧洲两个重要的“老民族”。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形成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框架条件：“在这两个国家内，国家的产生和民族的形成是齐头并进的——民族在国家疆域内形成，而疆域外的人们则不属于这个民族。”[24]而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加泰罗尼亚人等“新民族”，直到19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肇兴时，才依靠民族主义理论逐渐催生和强化了民族意识。

作为一个“新民族”，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不是像英、法等民族那样，是在历史进程中渐进地生长起来的。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德意志人的民族建构比起各“老民族”来，道路就更加崎岖和艰难：“在民族的起源和建构问题上，我们比起你们（指荷兰人——译者注）或是瑞士人那样简单。总是有些什么事情不对头。”[25]民族意识是民族认同的基础，而长期以来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导致德意志人的民族认同也难产和混乱。但是造成德意志民族认同困境的决定性因素，则主要是产生于德意志民族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德意志民族所经历过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正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才使得这个问题日益突出。

2.德意志民族认同危机的产生及民族认同建构的过程

德国人认同危机的产生，首先源于德意志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文地理和政治地理。这样的说法，似乎颇有地理决定论之嫌。不过德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德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也是不能不充分考虑的。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如前所述，这个“中间位置”或曰“中间地带”对于德意志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既可能促进、亦可能阻碍德国的发展。13世纪至19世纪初，德国所处的环境总的来看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形成极为不利。早在德意志还未出现之前的日耳曼人时代，这个“中部位置”就开始对日耳曼人的主要聚居地、后来的德意志产生了负面影响，表现为德意志内部的一系列的分离、疏远和异己化。罗马帝国部分地征服日耳曼尼亚、德语的第二次辅音变化，都给德意志的政治—文化分裂带来了重要影响。而宗教改革的作用则更大。

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发端于德国，与德国的地理位置亦不无关系，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德国内部未能形成一个中央集权政权。小邦割据的政治格局，又被宗教改革的胜利者、各地诸侯割据一方的局面进一步强化。宗教改革结束后，本着“教随国定”的原则，其他国家都实现了一个国家一种信仰，或以一种信仰为主的宗教格局，唯独在德国是天主教和新教两种信仰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因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宗教格局。接受过罗马化洗礼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以天主教为主，未受罗马化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则主要是新教占主流。而且因为国家的小邦分治，宗教格局呈混乱局面，北部地区有天主教的邦国，南部地区亦有新教的邦国，有时两种信仰的邦国仅隔一步之遥，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信仰风景线。德国西南部的纽伦堡（Nürnberg）是一个天主教城市，而近在咫尺的埃尔朗根（Erlangen）则归属新教。长期宗教战争的惨烈，曾使双方信徒之间产生了刻骨仇恨。

直到今天，两种信仰之间的仇恨虽已经消弭，但是其间的隔阂却消弭得没有这样快。每年10月31日是德国的宗教改革日，德国的新教徒、至少是新教教会都要庆祝宗教改革的爆发，因为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开始了德国宗教改革的进程。在过去，这个节日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是一个灾难和耻辱的日子；时至今日，尽管多数天主教徒也承认路德是一个德国伟人，接受他的《圣经》译本，但是这个日子对于天主教徒来讲也不是愉悦的。而当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来临时，德国的天主教徒欢欣鼓舞，大张旗鼓地欢庆，直到次年的“玫瑰星期一”，狂欢才告停止。德国的新教徒此时只能是冷眼旁观，看着这些穿着怪诞的服饰，不可理喻的人们在那里热烈游戏、歌舞。

而新教邦国普鲁士完成了统一德国的任务，普鲁士在1871年后的德国掌握了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中的领导权。与此相一致，新教文化也在普鲁士扶持下，成为德国的主流文化，天主教信徒和地区无论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中都受到压制。新教的一家独大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天主教信徒阿登纳的上台，天主教徒才在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而且宗教改革结束后，德国南北方的文化形态也产生了相互的异己化，北方新教地区创造出一个以阅读为主的知性文化；而南方天主教地区则发展出一个以图像和声音为特征的感性文化。以文字和阅读为载体的阅读文化，同以音乐和造型艺术为主的音像文化相互对峙，一方面，丰富了德国文化；另一方面，则使德国人在文化生活中也遭受着分裂，共同的相互归属感殊难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一分为二，东西德国分属东西阵营，成为各自阵营的桥头堡，相互对峙，这就是德国的宿命——“克里米亚效应”，即德国的统一与分裂不取决于德国人，而是取决于德国的强邻，这大概也是“中间位置”之后果的当代版本。德国的第一个民族国家——第二帝国的建立，就是得益于沙皇俄国在俄土战争中的败北；倘若沙俄得胜，俾斯麦未必能遂其愿。1990年的两德统一，若没有东欧阵营的衰落及由此产生的内乱、没有苏联的自顾不暇，大概也殊难成功。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加剧了敌对状态，相互的隔阂而非融合，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制造着疏离，即便是两德统一后已经二十年，双方在文化上、情感上的距离还未完全抹平，“头脑中的柏林墙”还远未倒塌。

除了地理位置之外，人口和版图面积也是影响德国人民族认同的因素。德国是欧洲除俄罗斯以外人口最多的国家，其面积也属于欧洲的大国行列。正是这个“大块头”，在德国的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使德国人备受尴尬。在外部，这个“大块头”对于德国的邻居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使他们对于德国始终保持警惕甚至敌意；而在内部，“大块头”也阻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进程。

从德国历史的起点看出端倪。德国历史始于何时的问题就不好回答。由查理大帝开创的、奥托大帝和巴巴罗萨发扬光大的“神圣罗马帝国”曾经经历了辉煌的年代。但是这个由日耳曼人建立、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老帝国”，却从查理大帝开始，统治者就醉心于罗马文明，以罗马文明的传人自居，帝国的名称就说明了这个价值取向：“帝国的称谓就已说明，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法兰克或甚至是罗马帝国之中。”[26]“神圣罗马帝国”的罗马情结带来的后果，是帝国的定位不清晰。罗马情结也许只是老帝国内部问题的表象。老帝国并非只是由讲德语的人组成，而是囊括了众多非德语民族。由是用语言来构建统一的归属感，殊为不易，而用一个超语言的概念来统摄国家认同，似乎比较可行。而就在说德语的德意志王国中，各种方言区之间的隔阂之大，各个地域相互的认同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老帝国的国策和国家的身份一开始就经历了混乱，后来的帝国统治者的“（罗马）帝国理念”和与此相关“南进”政策又带来一种大国的多元意识。可以说，德意志民族的身份及民族认同从一开始就遭遇尴尬，开局不利。

如前所述，13世纪之后，德意志逐渐衰落，经历了“九斤老太”的命运。虽然“九斤老太”的情结使有自我意识的德国人产生压抑和自卑感，但是这种情结始终没有下降到极点，使得德意志民族始终怀抱着恢复历史的辉煌的梦想。在很长时期内，这样一种“向后看”的观念构成了德意志人认同的基础，在19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滥觞之时登峰造极，严重影响了德国人的认同观。

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日耳曼人以部落为单位迁徙，族群的因素也在德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迁徙结束后，在后来的德国土地上有六大日耳曼部落或部落联盟落地生根，各部落就在那里繁衍生息，成了那里的“土著”。各部落内部的语言、习俗、生活习惯相当一致或相对一致，有利于一种相互归属的情感纽带的形成。而且他们和脚下的土地之间的情感契合日益强烈，“故土”、“乡土”的观念非常强烈。就整体而言，德意志的民族认同淡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人局部的、地域的认同十分强烈。

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德意志民族的主体，即广大的平民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君主国里。这些王朝国家里，一切均以君主的利益为旨归，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鸿沟既深且宽，是典型的垂直型社会。这种垂直型国家并不是为所有人存在，而只是服务于处在金字塔顶部的一小部分特权阶层。广大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平民阶层与特权阶层常常处于一种或明或暗的冲突之中，他们忍受着不平等的对待，深刻的社会鸿沟阻碍了全民性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德国生发。当西方国家已经朝向水平式社会发展时，德国的水平化进程却呼之不来，个人主义思想、社会阶层的水平式团结等民族意识发展的先决条件均不存在。对于社会下层而言，这个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是异己的，不属于他们自己。所以他们也不关心特权阶层的诉求，难以与这个国家认同。与此同时，王朝国家的主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随着联姻或赎买政策产生迁移和变化，“庞大的疆域的控制权经常被分配给多位继承人，从而使庞大的政治权力中心出现分裂，延缓了国家的建立与民族的形成”[27]。

此外，就文化本身而言，有助于构建民族认同的一些有效材料，在德国却很缺乏。例如一个民族的民族神话和民族的有号召力的典范人物，在德国就很缺乏。民族神话，特别是一个民族早期的神话，对于一个民族意义重大。这些民族早期的神话一则承担着为这个民族解释世界的任务；二则起着凝聚族人的作用，对于以后的民族认同的建构至关重要。与其他一些日耳曼人的后裔民族一样，德意志先民的民族神话大都产生于4世纪到6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但是到了中世纪中期的德意志，这些神话故事往往只是被当成宫廷文学的创作素材，已经失去了建构民族认同的能力。而《尼伯龙人之歌》则迟至19世纪才被发现。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些传说和神话，如巴巴罗萨、齐格弗里德、闵希豪森等，则作为贵族等级的精英缺乏对全民族的号召力。[28]德国的英雄典范人物也是如此。能够得到全民皆拥护的英雄人物、杰出人物，只有文化英雄，及文化中的杰出人物，而全民皆认可的政治英雄则极其鲜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能够得到所有人皆承认者，除了腓特烈大帝这样的人物，再也难以找出来。例如俾斯麦就难以得到“左”翼阵营的接受，而无法成为民族英雄。

3.第二帝国的尝试

如何构建自身形象、如何构建民族认同，有不同的路径可循。依靠一个敌对形象来建构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在历史上和当代都屡见不鲜。自18世纪下半叶起，当德意志民族意识形成时，德国面临着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而且德国市民在同贵族的斗争中，把对于法国化的德国贵族的仇恨同对于法国霸权的不满结合起来，形成了仇法情绪。拿破仑战争把这种情绪推向极端，法国作为一个敌手的形象，帮助德国人建构着民族认同。19世纪上半叶，德国文学中出现了大量仇恨法国的作品。这些作品鼓动反法情绪，由此帮助德国人建构着德国认同。同样，英国作为一个军事和经济强国，也是德国强大起来后争夺市场及霸权的障碍。对英国的仇视，对这个“小贩的国家”的蔑视，也在帮助德国依靠仇英意识构建着德国的民族认同。

但是纵观德国人的德国认同的建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这个建构至关重要的，或者说最严重地阻碍了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因素，不是别的，而是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国家建构的崎岖历程。换言之，构成德意志民族认同的历史困境的关键因素，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难产，以及民族国家形成后缺乏历史连续性的事实。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维也纳和会制定的欧洲新格局仍然极不利于德意志的民族意识产生。德意志邦联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但是仍然没有克服小邦割据的政治局面。在邦联包括的39个政治实体中，英国国王同时也是德意志境内汉诺威王国的国王；丹麦国王同时也是石勒苏益格公国、荷尔斯泰因公国的大公；荷兰国王兼任卢森堡大公国的大公。因此，这几个德意志邦国的邦君却是外国人，而最大的德意志邦国奥地利则拥有匈牙利，以及波兰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从这个意义上看，奥地利又不是纯粹的德国。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德国在哪里？”“何处是德国？”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轮廓仍然不清晰，德意志邦联甚至比神圣罗马帝国更加混乱，更加不利于民族意识的形成；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德意志民族，成了摆在德国人面前最迫切的任务。

什么是德意志国家？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国家，或者是由德意志人统治的国家；但是在德意志，这个定义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瑞士是一个德意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但是瑞士早已于1648年脱离德国，自成一体；在瑞士的发展进程中，一个瑞士民族产生了，瑞士获得了自己的独立的民族认同。阿尔萨斯也是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但是却处在法国的统治之下，而且多数阿尔萨斯人接受了法国的政治民族的理念，更加认同法国而非德国。波希米亚倒是长期受德意志人统治，但其人口主体不是德意志人，而是捷克人。同样处在德意志人统治下的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其大部分地区的主体居民都不是德意志人。因此对于德国人而言，要建构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可堪使用的仍旧只有“文化民族”的理念。所以当西欧国家纷纷开始朝向政治民族迈进之时，德国人出于无奈，不得不祭起“文化民族”的大旗，直至现在。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民主选出的议员们在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里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到底要“大德意志方案”还是“小德意志方案”。最终“小德意志方案”胜出，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从此与德国渐行渐远，终成异己，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彻底成为说德语的外国。这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帝国最大的文化中心的邦国，一直是出皇帝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外国，这就使“谁是德国人”的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德意志民族国家迟至1871年才凭借武力得以建立，从此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内部整合的任务。这个被史学家称为“内部建国”的任务之艰巨，不亚于建立帝国的任务（外部建国）。此后第二帝国历经48年，此后又是魏玛共和国的13年，直至第三帝国建立也未能彻底实现内部建国的目标。纳粹上台后，也只能动用强权才能在政府层面上撤销流传数百年的“邦”或曰州一级的行政单位，用中央集权的“Gau”（行政区）来取而代之。第二帝国建立后，俾斯麦进行过一场“文化斗争”，企图限制天主教在德国的力量。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实质上也是俾斯麦企图整合德国的努力，因为在俾斯麦及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德意志国家看来，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深厚的情感联系对于内部整合是极其不利的。而铁血宰相在文化斗争中的失利，说明了德国内部自宗教改革以来的信仰分裂之深，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天主教会与新教主导的国家之间的裂痕之深。

俾斯麦就任首相后，在不到十年间发动了三场战争，最终打败法国，建立起第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史学家们把这个过程描述为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意谓以市民等第三等级为主体的民众没有被纳入到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他们只是被动地参与，而不是这个进程的主体。一方面，市民阶层要求的政体是议会民主制，在这之前的1848年革命中已经遭遇失败。因此这个依靠武力和专制国家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是一个没有民主的民族国家，所以不能满足社会中下层的参政要求，因此从一开始就隐含了内在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市民阶层从统一国家中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又接受与认同这个专制国家。但是他们虽然接受了这个国家，却又与之心存芥蒂，实则是一种畸形的认同，第二帝国实在是一个地道的“麻烦的祖国”。而正在壮大的工人阶级面对这个国家时也颇为尴尬。一方面，他们与这个国家经常处在矛盾冲突中，俾斯麦为了打压工人运动，一手拿糖面包，一手拿大棒，于1878年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危害社会法》，工人阶级同第二帝国的关系从根本上看不可能是和谐的；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却又给他们提供了生存的政治框架，尤其是在与列强国家与民族的竞争当中。

但是无论如何，经过第二帝国近五十年的融合，德意志民族对于“小德意志”的认同已经轮廓分明，尤其是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民族主义情绪牢固地左右着德国人的情感世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1914年8月4日，德皇威廉二世站在皇宫的阳台上高呼，“我不再知道有什么政党和教派；今天我们全都是德意志兄弟，只是德意志兄弟”[29]，受到了包括反对派在内的欢呼。几乎所有德国人都狂热地支持对西方开战，清楚地表明了一个全民性的德国认同已经初具形骸。但是从政治文化的层面来看，当代德国人在认同近代德国的第一个统一国家时不无障碍，因为第二帝国的专制性质和军国主义性质，限制着当代德国人与之产生认同。所以从共时性的维度来看，第二帝国是德国人经历了数百年的孱弱和屈辱之后的第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在战胜宿敌法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极大地满足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要求，而且顺应了当时大行其道的德国民族主义潮流。无论如何，德国人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都有了一个全民性的保护性框架，所以还是得到了德国人民的拥戴。这一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几乎全体德国人和政党都拥护对外开战的态度可以看出。

德国贵族依靠武力终于实现了统一，迫使市民及工人阶级在政治自由与民族统一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迫使平民放弃了自己的意志，接受贵族的意志，臣服于这个以贵族为主导的专制国家。不管属于什么阶级、什么阶层、持有什么政治观点，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德意志民族，第二帝国的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还是在稳步增长。压制民众的专制国家与满足民众统一意愿的民族国家的合二而一，给当时的德国人提供了认同的政治框架，在第二帝国存在的近五十年里，德国认同在缓慢地变为现实。而且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发展到极端：“只要涉及民族，似乎就没有任何妥协可言；就必须无条件地去做该做的事情”[30]，在“民族”面前，政治自由和民主政治偃旗息鼓。而恰恰鉴于这个历史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当一部分信守自由主义的德国人就难以认同第二帝国。在涉及第二帝国的问题上，知识界和舆论界里的左右翼人士各执一词，这个争论本身就说明了第二帝国作为认同基础不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帝国是普鲁士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普鲁士在第二帝国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所以第二帝国也被许多人视为一个扩大了的普鲁士。然而上千年的封建割据、在其间形成的政治格局、德意志人在漫长的小邦割据状态下形成的地域观念、地域文化和族群认同已经相当牢固，接受普鲁士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还相对容易，要接受普鲁士的文化就相当艰难。尽管德国南部的邦国在德法战争的推动下，最终加入了统一的进程，但是普鲁士以外的人民自古以来就不大认同普鲁士这个“化外之地”，普鲁士文化、普鲁士精神虽然向整个德国辐射，但是德国西部和南部在文化上与东北边陲的普鲁士距离甚大，与之认同还要假以时日。这个过程还未完成，第二帝国的大厦便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炮声中轰然倒塌，此前构建起来的一切前功尽弃，德国人的国家认同再次遭遇危机。

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人，已经接受并适应了民主制度，俾斯麦帝国及威廉帝国的反民主性质不能给热爱民主的人们提供认同的基础，所以一部分人对于俾斯麦深恶痛绝，谴责他葬送了德国的议会制度：“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这个民主缺陷，使我们难以把俾斯麦帝国作为德国历史意识的可靠的定位基点来利用。”[31]而一部分人则强调第二帝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功绩，时任联邦德国总统的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cker）在一次庆典时曾经说道：“尽管1871年有种种缺点，有种种时代精神的谬误，但是正是它用共同的意识锻造了我们的民族概念。从这个时候起——也只能从这个时刻起——我们今天的人才知道，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德国人。”[32]

4.不幸的魏玛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败北，1919年德国第一个共和政体魏玛共和国建立。但不幸的是，魏玛共和国是作为负面形象进入历史记忆的，不但当时不被德国人认同和接受；而且在今天仍然无法给德国人提供国家认同的框架条件。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仅仅是德国与西方之间为争夺世界市场和世界霸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较量，同时也是“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孰优孰劣的观念之争。自18世纪下叶以来，德国的许多知识精英把德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异解释为文化差异，用“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来解释这种民族间的异质性，并认为“德意志文化”代表着一种新兴的、上升的、健康的文化形态；相反“西方文明”则已在走下坡路，是没落的、没有前途的、道德上处下风的，不但不符合德国国情，而且注定要没落。他们认为，与概括为“1789年理念”（Ideen von 1789）的西方的民主政治相比，概括为“1914年理念”（Ideen von 1914）的德国政治文化不但符合德国的国情，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更高一级的文化。

但是第二帝国的军事失败和帝国的崩溃，不啻给了秉承这个观念的德国人以当头棒喝。魏玛共和国建立之时，一部分德国人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模式，要求在德国建立西方式民主政体并获得表面上的成功；一部分人则认同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试图在德国建立苏维埃式的共和国；还有更多的人则不愿承认失败，于是宁愿相信“背后捅刀子”（der Dolch von hinten）的神话，把第二帝国的失败归咎于德意志民族被德国的“叛徒”，如犹太人出卖。这样，在一片混乱和纷争中，德国人民并未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就仓促建立了德国的第二个民主政体。深刻的分裂是魏玛共和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大众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仍停留在帝国时期，民主思想在当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根基，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见解》（Ansichten eines Unpolitischen）就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立场。这个多灾多难的共和政体，尽管代表了德国人文主义的最高理想，但是却有着无法摆脱的先天缺陷（Geburtsfehler），因而在当时的德国是无法实现的。

魏玛共和国的先天缺陷，来自多个方面：一是必须承担旧帝国遗留下来的陈疴痼疾，这包括顽固颟顸的旧官僚体系和难以扭转的保守退化观念；二是必须应付战后国内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不安的乱局，同时还要处理各政党派系之间的倾轧和纷争；三是必须承受来自国外的压力，即《凡尔赛和约》带来的沉重打击；四是要替战争的真正罪人——旧政府和军队领导层承担失败的责任[33]。此外，作为一个弱势政府，魏玛共和国在与战胜国打交道时总是处于下风，致使民众把失败和屈辱的愤怒都倾泻到这个脆弱的民主政体头上，“魏玛共和国＝民主＝软弱和屈辱”的公式牢牢地嵌在德国民众的头脑中。德国人憎恨这个使他们遭受屈辱的共和国，因为《凡尔赛和约》中清楚地写道，德国人是不可饶恕的“罪犯”，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而《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赔款金额之大，为德国所无力承担，使德国人陷入经济困境中。共和国时期频频发生的暗杀、流血冲突、示威集会、暴力事件，不但干扰着德国人的生活，也与德国人对于“秩序”的渴望背道而驰。魏玛共和国除了文化上的光彩夺目之外，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留给德国人的印象是，“民主多党政治的弊端、意识形态的纷乱和民主国家形式的机构性的不稳定”[34]，所以魏玛共和国对于今天的德国人来说，只意味着政治混乱和民族耻辱，因而也不可能给德国人提供一个认同的基础。

至于第三帝国，就更无法为德国人的国家认同提供任何基础。这段黑暗的历史中唯一值得德国人认同的，只是反对纳粹统治和希特勒的抵抗运动。然而就连反对纳粹的抵抗运动在战后的德国也长期遭遇尴尬，曾遭到许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消极抵制，被认为是背叛祖国、背叛民族，致使在战后，不少参加过抵抗运动的德国人甚至不敢公开陈明自己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事实，在学校里，他们的子女甚至受到歧视和迫害：“直至60年代，抵抗战士的子女们还被视为叛徒的崽子。”[35]在一些学校里，学生们视抵抗战士的子女为“黑崽子”，有些抵抗运动参与者不得不出走他乡，给自己的子女改名换姓，以免他们受到歧视。[36]

时至今日，西方的民主思想在德国已经站稳脚跟，民族社会主义已经被绝大多数德国人唾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第三帝国是绝对不可能充当认同对象的；相反，对奥斯维辛的反省和悔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被称为“大屠杀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战争和大屠杀双重罪行的曝光，德国人的民族认同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滑坡，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联邦共和国公民的民族认同的改变，必须用山体滑坡来形容”[37]，尤其是战后出生的德国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德国的“教育革命”中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面对第三帝国期间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无可奈何，只有选择与传统、与德国保持距离的逃避心态。德国人的德国认同再次经历了断裂的命运。然而即便是德国人最为意见统一的“大屠杀认同”的问题，也遭到极右势力的淡化。在承认历史上的罪行和忏悔罪行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全民性的历史认识，在此基础上达成民族和国家认同，仍然不是那么顺利。

但是对于这个认同形成障碍的，还不仅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构起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仍然命途多舛，并不能给德国人的德国认同提供一个政治框架。

5.传统的断裂与认同缺失

所以，纵观德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第二帝国到魏玛共和国再到第三帝国，这些政体之所以不能给全民一个共同的认同，是因为这些政体之间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前后的各个政体在政治理念上处于对抗状态，每一个后来的政体都与上一个为敌，而且正是依靠批判前一个政体来建构自己的合法性：仅仅在20世纪里，三个政体在短时间内一个取代一个，三个政体没有一个给当时的联邦公民提供一个认同的机会，而这三个政体加起来就更不能提供了。每一个政治体系都与前一个为敌，都从针对前一个政体的斗争中汲取本质的力量，也在这个斗争中累得筋疲力尽；德国经历了一个不断变换的历史洗礼，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38]。所以德国近代的政治发展真正体现了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断裂（Bruch）。

德国历史上，政治发展的断裂是一个普遍现象，德国历史是“一个充满断裂的发展”[39]。老帝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却日益衰败，其大国地位的下降，造成了帝国意识的断裂；近代德国市民阶层在同贵族的对抗中最终失败，使市民被迫向贵族投降，从而造就了市民传统的断裂；三十年战争摧毁了德国的城市，造成了德国城市传统的断裂；小邦割据的政治格局，造成了大国传统的断裂等。缺乏传统，却恰恰成了德国文化的传统，“传统缺失”（Traditionslosigkeit），造成了“历史缺失”（Geschichtslosigkeit），其后果必然是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集体记忆。断裂意味着连续性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缺少一个最重要的支撑点。

基于如此多的断裂，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您爱德国吗？”或是“您为自己是德国人感到骄傲吗？”的问题，缺乏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德国人当然是不易回答的。于是受访者对于问题就要提出限制性的疑问和修正：是哪一个德国？是什么时候的德国？您说的德国是什么？如此一来，民族认同就成了问题：“人们可以看出，如果联邦德国想要从她的历史中汲取认同的话，处境相当艰难。构成她的传统的脉络太多，可能的结合点又太成问题……历史学家阿努利弗·巴林疑虑重重地说，我们的历史中没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可以取得一致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有争议的。”[40]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德国国歌所遭遇的尴尬看出。现在的德国国歌歌词取自19世纪德国诗人冯·法勒斯雷本[von Fallersleben，原名为奥古斯特·海因利希·霍夫曼（August Heinrich Hoffmann）]创作于1841年的《德国人之歌》（Das Lied der Deutschen）。但是这首国歌在一个半世纪里经历了大起大落，有的时代把它定为国歌，有的时代里它又被废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没有国歌的尴尬中勉强被重新定为国歌。但是三段歌词中，前两段因为有沙文主义嫌疑，而且在历史上已经被污名化，故而不堪作为一国之国歌，所以现在的德国国歌也只采用三段歌词中的第三段。一个国家的国歌有如此曲折的经历，在这一点上，德国在世界各国中也许是独一无二的。

6.“文化民族”

反观其他欧洲国家，各国都有一个象征传统和历史连续性的符号。在荷兰和英国，王室毫无争议地成为大多数国民认同的符号。以荷兰为例，现代荷兰是荷兰人民在17世纪至18世纪抗击和驱逐哈布斯堡—西班牙统治的战争中诞生的，而奥兰治王室代表了这一传统，所以也就代表了荷兰民族的传统和根。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荷兰时，流亡到英国的荷兰女王在伦敦发表了广播讲话，号召荷兰人民进行抵抗。这篇著名的广播讲话极大地鼓舞了荷兰人，荷兰王室的正面形象因此而得到了加强。荷兰王室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大都有一个可供后代认同的某个政治事件，都有一个象征性的符码，而德国却饱受历史连续性缺乏症之苦，没有一个这样的象征性符码可资使用。

由于缺乏民族国家这个最重要的框架条件，德意志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依靠的是其他的众多的纽带，如地域的、血统的、语言的等，其中又以文化的纽带为最强者。而这些纽带提供的认同都蕴含着先天不足，所以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才会成为一个问题，才需要寻找一个替代品，经济就经常被作为这样一个替代品而赋予了使德国人达成民族认同的使命。

从近代开始，经济活动在德国认同中就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第二帝国时期，德国市民阶级迫切要求实现民族统一和民主政治这两个根本诉求。但是二者只实现了其一，民主进程被切断，政治文化出现断裂，市民阶层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以发展经济壮大起来的市民阶层也只有一心搞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或价值替代品，由此形成了以经济为基础的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面对第三帝国的罪行，德国政府和多数德国人采取了回避和压抑的方法，把精力都投入到经济活动中，一则挣钱改善生活；二则依靠经济成就来实现自我价值，再次产生了一种经济认同，被称为“德国马克民族主义”（D-Mark Nationalismus）。1959年所作的一次民调结果显示，令联邦德国的民众最感到自豪的是德国人的民族特性，比例为37%，而在头号经济强国美国，这一数字仅为23%；为德国的政治制度感到自豪的德国人仅占德国人口的7%，美国的这一数字为23%[41]。相当长的时期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成果显著，取代了其他一切因素成为民族自豪之源。然而经济认同是脆弱的，一旦遇到经济不景气或其他经济问题，这个认同就消失。所以，德国人的认同中最稳固的仍旧是文化认同。每当遇到危机，认同出现问题时，可资利用的认同资源仍旧是文化，于是德国人又不得不退回到历史，固守“文化民族”的概念。

德意志民族意识在中世纪末期就已初露端倪，但是一系列战争，历史和传统的断裂，民族国家的缺席剥夺了德国人形成民族认同的机会。到1800年前后的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时，德意志民族意识才终于开始形成，但是民族认同却没有一个国家实体作为载体，于是认同的载体只能是文化，“文化民族”的理念支撑着德国人。18世纪末德意志民族意识以井喷的方式爆发之时，德国的知识分子及有识之士却发现，德国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几乎无处可寻。德国不像美国、法国和瑞士一样，有一部宪法作为立国的基础，各色人等可以团结在宪法周围，形成一个政治民族。共同的语言、习俗，共同的传统、历史，是德国人之间唯一共同的东西。

本来对于“新民族”而言，语言就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对于只能以文化来建构民族认同的德国人而言，语言的重要性就越发凸显：“在德国人那里，德语是某种特殊的东西。”[42]但是“语言民族”和“文化民族”也包含着内在固有的尴尬。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困境：德意志人（说德语的人）并非都生活在德意志德国，而德意志帝国境内的臣民也并非都是德意志人（说德语的人），“语言民族”再遇尴尬。随着德国文化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异军突起，德国文化突然间大放异彩。德国的文化成就不仅为德国人所陶醉，也为世界所惊叹，德国人的确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积极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于是“文化民族”的概念又增加了新的含义，德国人的文化成就构成了德国人的民族认同的支柱。但是这样一个文化认同也存在其缺陷，“文化繁荣与政治落后之间的反差，被切实感受到了；但是对德国开明专制政府的自豪，对于一个伟大的过去的骄傲也随之被拿来炫耀”[43]。

7.回避历史问题与国家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第二帝国以来初具形骸的德意志民族认同遭受了致命的一击。随着“冷战”的爆发和两个阵营的建立，“中部位置”的宿命再度显灵，德国再度被分裂成两个阵营，并且分别处于两大阵营的前沿阵地，给德国人的德国认同设置了难以逾越的藩篱：“有鉴于界定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在过去就殊为不易，所以可以设想1945年以后，德国人很难认同两个分别以英美式民主或以苏联共产主义为理想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并且承认它们的合法性。”[44]国家的分裂给德国认同设置的障碍是：到底认同哪一个德国？哪一个德国具有代表整个德国的合法性？许多人无法面对这个问题，最后只能选择逃避。

整个50年代，联邦德国还未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冷战”的爆发和不断升级，使战后就已开始的罪责讨论未能全面深入地展开，多数人对待纳粹罪行的基本态度是回避，联邦德国笼罩在一片保守主义的气氛中。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战后的首要任务无疑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而且从客观的方面来看，埋头经济建设也正好是回避罪责问题的最佳途径。50年代的“经济奇迹”不但解决了民生问题，提高了生活水平，增强了综合国力，也给德国人的心理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当然，罪责是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犯下的，民族认同与历史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回避过去，也就屏蔽了认同问题。但是回避态度并不能解决问题，回避历史问题被一些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人称为“第二次罪行”（die Zweite Schuld），他们认为回避和压抑罪责问题最终只能延缓和激化问题。随着战后第三帝国的战争和人道主义罪行逐渐被揭露，尤其是纳粹战犯的审判使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大屠杀成了德国人心头无法卸载的道德十字架。50年代的回避心态，终于导致大学生运动在1968年全面爆发。“六八年一代”（die 1968er）出生于战后，成长于西方的人道主义理念氛围中，接受了西方教育和西方的价值观。他们无法理解父辈过去的行为，更为其现在回避的态度感到愤怒，终于与父辈全面反目，西方文学中“父子冲突”的母题在德国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在追问罪责的浪潮中，民族认同不可避免地再受冲击。

20世纪80年代，关于德国人的认同危机的讨论达到高峰，各种各样的出版物、调研报告、民调结果大量面市，知识精英和政界人士对此纷纷发表言论，一时间热闹非凡，正好表明这个问题的重要和亟待解决。而且随着“六八年一代”的成长和步入政坛及社会各机构，德国的传统价值也在遭受冲击，新一代毫不留情地全面颠覆父辈的价值观，德国认同也降到历史最低点。相当一部分德国人似乎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所谓“德意志民族特性”（Deutschtum）早已被纳粹鼓吹的极端民族主义败坏了名声，所以大凡只要提到德国特点、“典型的德国式”，似乎就是与民族主义有染，甚至有纳粹嫌疑。许多德国人于是也回避讨论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的特点的问题，凡是谈到德意志民族特性，一概冠以过去德国的世界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用以讽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概念“德意志狂”（Deutschtümelei），认同问题也广受牵连，被打入冷宫。与此相关的，德国人一向为之自豪的德国人的“美德”，如讲秩序、守纪律、严谨、勤奋、严肃、深刻等，也不同程度被污名化，被一些左翼人士冠以“次级美德”之名。在这种潮流中，“德意志美德”（deutsche Tugenden）被认为会助纣为虐；德国人引以为骄傲的美德受到动摇，德国认同又减少了几根支柱。许多人不愿意谈论这些问题，尽管他们自己在遵守这些规则，实践着这些价值。

对于德国人的民族认同缺失和淡漠，执著于民族、传统的德国保守主义阵营人士当然最为关切，甚至认为德国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中有人认为，第三帝国时期民族社会主义者叫嚣德国人是一个“没有空间的民族”（Volk ohne Raum），所以要去争夺“生存空间”；而现在却恰恰相反，德国人对于德国认同的漠不关心，使德国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的空间”（Raum ohne Volk）。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还不是德国人在民族认同问题上的茫然和分歧，而是当今的广大青年人群体对于自己的民族持一种虚无主义，或曰淡漠主义的态度，认为德国很“无聊”、“乏味”、不“酷”，因而对德国根本就不感兴趣[45]。此外，即便在多数德国人都可以接受的，或是无法否认的大屠杀问题上，右翼势力也在尽力淡化纳粹罪行，把历史问题“历史化”、相对化，遭到了左翼和自由派的激烈抨击。“历史学家大争论”（Historikerstreit）、“文学之争”（Literaturstreit）等理论纷争就是这些分歧的表现。到底是抛弃被污染的传统，建构全新的民族认同，如“宪法爱国主义”，还是坚持传统，维持和发扬“文化民族”的文化认同，德国人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不能取得共识。

国家—民族认同的淡漠、混乱和分歧，不但直接影响着德国人的自我意识，也影响着德国知识分子对于德国统一的态度。1990年的两德统一，解决了认同哪一个德国的问题，但是也没有彻底克服认同危机。面对“过去”及“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的努力和争议，左翼与右翼势力的分歧之大，争论之激烈，使一个统一的民族认同的建构仍旧面临高大而坚固的壁垒。在统一后定都何处的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波恩共和国”派与“柏林共和国”派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波恩派认为，波恩象征着德国历时40年的民主传统，其间联邦德国已经成功地建构起民主意识，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的历史延续性；而柏林派则认为，若定都波恩，就意味着1700万东德人要放弃自己的身份，全面认同西部德国，而且就割断了历史。倘若这样，他们将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最后议会表决时，柏林派仅以极其微弱的多数获胜。仅仅是首都选址的问题，就已揭示出德国认同的麻烦。

8.战后寻找认同的努力

德意志民族在民族认同的道路上经历了诸多的坎坷，但是民族认同仍旧是千呼万唤不到来。德国的历史不能给当代德国人提供认同，那么一个新的德国认同应该怎样建构？各种建议、方案均有其拥护者，但是一种全民性的共识仍旧难以达成。在最敏感的历史问题上，左派和自由派认为，德国的浩劫来自“德意志特殊道路”，源于德国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偏离了西方的轨道，德国应当回归西方，接受西方价值，以此来终结“德意志特殊道路”。所以德国人最重要的任务是认同民主宪法——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支持民主制度，发展和健全民主的政治文化。在涉及德国人身份的问题上，许多左翼和自由派人士认为，重要的是首先做一个民主公民，然后才可考虑自己是否是德国人。作家格拉斯（Günter Grass）首当其冲，他公开反对“大德国”，反对两德统一；哈贝马斯（Habermass）则倡导“宪法爱国主义”，同“德国马克民族主义”对抗。在自由主义阵营看来，旧的资源已被证明是不能成为认同基础的，必须建构全新的认同，如哈贝马斯认为，德国的专制政治的传统已被历史抛弃，没有现成的历史资源可资借鉴，只有建构一个新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民族认同，这个新的传统的基础，就是战后在德国已经生根的民主政治体制及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

与“文化民族”的理念相反，他们认为，认同德国基本法，就是新的德国认同的根本所在，即所谓“宪法爱国主义”是也。如果说德国历史给德国留下了政治遗产，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认清德国专制主义的传统，在“大屠杀认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认同。执着于德意志文化和历史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则认为，新的民族认同不可能建立在非历史化的基础上，脱离德国的历史是无法建构德国认同的；不论德国历史留给当代德国什么样的遗产，新的认同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比如对于德国历史，特别是德国专制历史的认识，应当警醒德国人，不可重蹈覆辙。在他们看来，德国的历史的主流是多元文化而非集中，历史上部族的、帝国的、邦国的、地域的意识都很强烈，各种分歧如血统的、宗教的、地区的，都不能，也不应当强行统一到一个单元的共同体中；如果强行这样做的话，必然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如民族社会主义推行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结果只会是一场灾难。他们认为，德国在历史上也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传统，如法制国家、乡镇自治、福利国家等理念，似乎也应当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保守派一方，右翼人士强调“民族利益”，例如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们就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德国人要摆脱历史问题看德国、看世界。他们认为，德国人已经不再是需要胜利者扶持和教导的孩童，德国已经长大。所以在内部，德国人必须重建和巩固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民族”（bewusste Nation），或曰“自信的民族”；在外部，德国不再需要一个精神导师，也不需要他人的扶助，而是要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与新德国的实力相称的国际角色。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念念不忘大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企图让历史退场，让过去成为过去，一笔抹杀德国的罪责。

9.民主德国与民族认同问题

德国东部的发展与西部经历了完全不同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战区于1949年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民主德国，涉及如何理解和对待纳粹德国的历史这个问题时，与西部产生了本质的区别。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在纳粹时期都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被迫流亡苏联或国外，留在国内者也受到纳粹的残酷迫害。所以他们回到战后的德国时，对于他们而言不存在赎罪的问题。而作为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东德的统一社会党代表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与工农是一致的。倘若流亡归来的反法西斯战士与东德民众产生对立，将会出现极为不利和尴尬的局面。因为如果只有海归的反法西斯战士是正确的，而占人口多数的民主德国工农大众都是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追随者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工农政党不能代表工农大众的局面。所以统一社会党领导把民族社会主义的罪责归结到“一小撮”法西斯分子头上，而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对东德地区的纳粹头目进行了坚决的镇压，用迅速培养起来的干部来取代有污点的老一辈官僚。另一方面，统一社会党宣布，“大多数”德国人民是受蒙蔽的，因而是无辜的。这样一来，东德的民众便被免除了“克服过去”的烦恼，也没有开展罪责与集体罪责的大讨论。的确，东德领导层一向认为，民主德国已经彻底肃清了纳粹残余，纳粹残余都集中在西德，并且在西德复活，民主德国是清白的。但实际上，罪责免除令并未使东德人民真正得到解脱，两德统一后，德国东部的排外情绪强烈，新纳粹势力强大，与这个责任免除大有关系。在四十年的历程中，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冷战”的需要，东部与西部在对待纳粹历史问题上产生了根本的不同，不同的历史观又导致对于自己身份的不同看法，两个德国的德国认同出现异变。

此外，东德在经济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僵化，使一种已经初露端倪的民主德国认同未能成长，东德民众中对于两个德国同属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理解仍然占据主流。1989年东德民众反抗昂纳克政权时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从这一点就可以解读出来多数东德民众的民族观。

但是在东德40年的历程中，东德人民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有着不同于西德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由于生活方式的迥异，某种程度上已经产生了一种若明若现的民主德国意识。东德领导层的经济政策虽然失败，但是却不遗余力地发展竞技体育，东德运动员的骄人成绩也给东德人民带来了某种自豪感，东德民众中产生了某种以金牌为依托的群体意识。民主德国虽然破产，但是无论如何业已存在了40年。如何看待民主德国的历史？东西德的双重历史加重了东德人的认同困境，“新联邦州”是应当全盘接受西德的历史观而否定东德历史，还是可以部分认同民主德国？一些知识分子也认为，民主德国在40年的历程中建立了自己的价值和认同观，与联邦德国已经多有不同。

在政治层面上，一方面，东德在其发展道路上紧跟苏联，逐渐朝向专制与威权国家的方向发展，其政治体制越来越僵化，民众没有参与决策的可能，因此缺乏自己做主、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和意识，仍旧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威权国家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德国与普鲁士及第二帝国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即德国历史上特有的概念“专制国家”（Obrigkeitsstaat）的幽灵仍旧在德国东部徘徊；另一方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西部从西占区发展到联邦德国成立，一直在“融入西方”，并把这一政策立为基本国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全面接受西方价值。换言之，随着西德社会的迅速西化和现代化，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大举“入侵”西德，西德民众的价值取向、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全面都向西方看齐，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方式相当西化。而民主德国没有进入全面西化的轨道，西化只是零星地、局部地发生。因此总体来看，东德民众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都更传统，比西德更“德国”。从这个视角来看，西德主动地、有意识地放弃许多“德国”的特性，德国东西部之间在文化上已经产生差异，要形成统一的德国认同又增加了一道障碍。

尤其是两德统一后，东西部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距至今仍未被抹平，历时十几年的所谓“东部建设计划”（Aufbau Ost）宣告失败，“新联邦州”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原东德的一千七百万人口中，有二百万人移居西德。新联邦州遭遇的经济问题使其对于老联邦州的认同危机更趋严重，至少是老一辈人、社会的困难群体对于西德的看法比较负面，甚至相当负面。如今统一已经逾二十年，但是横亘在新老联邦州之间，“老东”（Ossis）和“老西”（Wessis）之间的心灵鸿沟尚未被填平，在德国东西部之间造成了裂痕和敌意。东部相当多的民众认为自己被西部欺骗和吞并，产生怨恨甚至仇恨情绪。而西部民众认为，数万亿马克、欧元流入东部，“统一税”及其他经济负担压在西德民众头上，西德经济受累匪浅；但是“老东”们则不但坐享其成，而且并不领情，实在是忘恩负义。双方的情绪对立，给统一的民族认同的建构再设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