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民族认同缺失的后果

一个群体，尤其是一个大群体，其成员之间必须有一个相互的归属感，即所谓“一家人”的感觉（Wir-Gefühl），否则这个群体就缺乏凝聚力。这个相互归属感，即所谓认同，就是一个“同”（so sein）和“不同”（anders sein）的关系。当一个群体内部的成员意识到，他们之间在许多事务中有着相同或相似性，而他们与另一个群体之间没有这种性质，认同就开始形成。处在“自己人”中，可以获得相应的安全感，而处在“外人”中，安全感就会缺乏甚至缺席，所以历史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有着深厚的集体心理基础。

安全感缺乏症，在德国文化中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个症状的来源有多种，譬如德国长期经历的战争和各种动乱，而民族—国家认同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埃利亚斯在讨论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极左恐怖浪潮时指出，英国的历史发展极具连续性，而且近代以来英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成功史，值得英国人为之自豪，所以能给英国人提供充足的认同资源。英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超越了阶级、等级、职业、阶层等所有差别；国家遭遇危机和困境时，英国内部的争端会很大，会很激烈，但都会有一条底线，即不会危害国家；因此像德国红色旅（Rote Armeefraktion，RAF）那样以消灭德国国家为目的的恐怖主义在英国没有生存的土壤。而在德国，一部分人缺乏对这个国家的正面的情感联系，即缺乏对这个国家的爱，使德国的红色旅在肆意制造暴力事件时没有心理负担，因而是他们倒向恐怖主义的重要原因；恐怖主义浪潮之所以恰恰在德国出现，与相当多的德国人缺乏民族自豪感有关[46]。

除了英国以外，西方老牌的民主国家如法国、荷兰、瑞士也是如此。在荷兰，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是强烈的：“我们荷兰人是一个民族，也将永远是一个民族，我们为此而自豪，尽管我们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47]对于法国人来说，法兰西民族的认同相当清晰，这就是法语，法国的文化成就，法国的美食，法国的法制，法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念。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也经历了大震**，但是民族认同早已形成，民族认同成为其价值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所以民族认同的意义与价值未受颠覆，整个国家在遭遇危机时就比较稳定。

战后西德的各届政府都意识到认同危机的危害，都不遗余力地建构民族认同。更重要的是，战后的西德在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成功。尽管40年的路途也历经坎坷，但是对于民主制度的认同已经逐渐形成。对战后西德的民族认同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除了对于民主制度的认同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在促成一种民族认同的产生，如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就带来的经济认同、德国的福利国家在两德统一之前的成功。而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也极大地恢复了德意志民族的自信，促进着民族认同的形成，1954年德国足球队在伯尔尼获世界冠军，给德国人带来的体育认同，就是这样一个文化仪式。然则民族认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如果国际和国内环境有利，这个认同会发展得比较顺利；反之则会经历波折。

2.自相矛盾的民族认同

1970年墨西哥足球世界杯上，德国队败北，但是德国队守门员舒马赫（Schumacher）喊出了“我自豪，我是德国人”（Ich bin stolz，dass ich Deutscher bin）的口号，得到了德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右翼政治家弗兰兹·约瑟夫（Franz Josef）在1987年的联邦议会大选时同样喊出了这句口号。其实当代德国人并非没有民族自豪感，只是这种情感被历史问题所困扰，因而产生了错位和变形：“联邦德国的德国人普遍的自我指控和自我疏远，大概正是对于本民族仍然怀有强烈的情感的一个表征。这种民族情感不是表现为自豪，而是以自我怜悯、自我侵犯和羞耻的形式表现出来。”[48]在现实中，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及与之相连的民族认同是存在的，只是很多人不愿意表达这种情感：当今的德国人“对一个强烈的民族认同的追求，通常只是发端于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但同时也是出于害怕被其他民族所淹没的恐惧，以及产生于全球化的压力”[49]。既存在又不愿意表达，所以才有许多德国人“不遗余力地掩饰他们在心底里是爱国主义者”[50]这样一个事实。因此德国人对待民族认同的态度是矛盾的。这个矛盾表现在一个两难境地中：“对于强大和一个正面的自我形象的向往，总是一再被德国人对自己的怀疑及其内心障碍所中断。这样一来，德国人对于自己的认同就变得步履维艰。因为一方面，‘身为德国人’已经被历史玷污，这是清楚可感的；另一方面，这又使得德国人出于自我保护及自我怀疑的目的进行反思，最终拒绝和放弃德国认同。”[5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德“克服过去”的大讨论中，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认知在知识界导致了不同的德国统一观。当然，不论是否要求两德统一，只有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观念却是清晰的。

3.多元文化中的探索

在当今德国民主文化的格局中，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在申诉自己的诉求，例如要求放弃民族认同、直接融入欧洲的“后民族理念”也不乏支持者。但是总体来看，不论是找回传统的，抑或是建构新的民族认同，可以说已经成为超越不同党派的一致诉求。寻找民族认同的努力不但存在，而且甚至超越了党派之争，在左翼阵线中同样有人要求思考并解决认同问题：“思考德国人的认同问题，成了所有党派的政治家们的保留节目。”[52]在左派中亦出现了“爱国左派”，1990年之前，他们坚决要求结束德国的分裂，把两个德国统一起来。甚至连绿党政治家奥托·希利（Otto Schilly）也提出要“重新获得一个德国认同”的主张，遑论右翼政客。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谴责德国人对于德国认同问题所持的无所谓态度，连绿党的领导层中也有人提出建议，要求德国人重新找回认同。跟随着历史的脚步，对于“德意志美德”的呼唤和肯定逐渐得到回应，对于什么是“典型的德国式”（typisch deutsch）的讨论和向往，在近二十年间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的出版物也越来越多。当然，各种政治观念对于民族认同的理解仍旧呈现出相当大的分歧，新的民族认同建立在何种基础上，是一个被争论不休的根本问题，政界、文化界认识有时表现出极大的茫然。但是在民族问题上，政治民族的理念仍不为多数人所接受，文化民族的观念仍是主流。

如今，多数德国人已经接受并认同西方民主，从这个意义上看，把民主作为新的共识来建构新的民族认同，的确有现实的可行性。但是脱离历史的认同大概也是根基不深的，尤其是对于德国人这样一个特别注重历史，而且背负着超重的历史负担的民族而言，承认历史的作用，认清历史的教训，从德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认同的基础，似乎也是非常现实的。左翼和右翼的理论似乎都有其合理性及合法性，德国人的西方认同正在面临考验。

1990年的两德统一，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德国再次拥有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家和民族认同终于有了一个对象和实体。对于德国人的德国认同，这个实体的意义的确非凡，从第二帝国的作用便可以看出这个外部框架的意义。2009年，时值联邦德国建立60年之际，德国的“全国银行联合会”（Bundesverband deutscher Banken）委托“曼海姆实践社会研究所”（Mannheimer Institut für praxisorientierte Sozialforschung）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目的在于厘清建国60年后德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状况。这项调查表明，联邦德国成立60年后，德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赢得大多数德国人的认同，具体表现为多数德国人感到如今作为德国人也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根据这项调研结果，多达85%的德国公民确信，人们感到，今天作为德国人同样可以像美国人、法国人或者是英国人那样为自己的国家骄傲。”[53]一时间，德国媒体纷纷报道这项调查结果，欢呼德国认同终于到来。德国媒体认为，尽管姗姗来迟，但是德国认同毕竟来了，这是联邦德国的巨大成就：“接近百分之九十的德国人认为联邦德国60年的历史是一部成功史，所以三分之二强的德国人为今日的联邦德国而骄傲也就不足为奇了。”[54]但是，如果遇到政治、经济发展的障碍，这种民调的结果改变也很快，所以此类数据的可靠性还有待时间来证实。

无论如何，对于民族认同的形成，一个成功的政治实体的确是有着极大的功用的。第二帝国初期，德国内部的各种矛盾之激烈，远甚于当前的德国。但是这个国家存在了近五十年之后，终究还是给不管持何种政治态度的臣民们提供了一个认同的对象。而1990年的两德统一，使德国在其历史上第一次依靠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统一，这本身就是与第二帝国的一个根本区别，给德国人以及外国人都证明了统一德国的合法性，减轻了德国人民族认同的负担。统一20年后的德国，虽然仍然面临着认同危机的困扰，但是统一国家毕竟已经在发挥其作用。2005年的大选，被保守主义者视为“决定命运的大选”，将促使德国统一的真正实现；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上台，正是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默克尔的上台所传递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德国政治领导层终于实现了更新换代，“六八年一代”终于被赶下政治舞台。果真是这样的话，似乎德国人民族认同的最大的绊脚石已经被搬开：“我们终于又有了理由，可以为我们伟大的民族感到自豪”[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