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国版的“读书做官论”

除了语言和文学之外，“诗人的民族”之产生亦有其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如前所述，实质上的分裂与小邦分治使德意志的中央政权有名无实，无法实现权力的集中。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仍旧保留了三百多个大小邦国及自由市。每个邦国的君主都是割据一方的小皇帝，他们是绝对不愿放弃自己的主权和特权而统一到一个全民族的共同体中的。

更重要的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帝国体制进一步遭到削弱，各个邦国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邦君的权力空前强大。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德意志的市民阶层遭到的灭顶之灾。战争摧毁了大部分城市，整个市民阶层几乎被毁灭，德意志的市民阶层根本无法像其他国家的市民那样，履行其作为率领民族进入现代的火车头的历史使命。在政治上，德意志市民阶层仍是贵族的附庸，无力像法国市民那样可以同贵族分庭抗礼。这个灾难性的后果致使德意志各邦国内的贵族牢牢地掌握着政治权力，并且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当一个世纪后德意志从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元气时，市民阶层已经被彻底地剥夺了政治权力，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状态，无力同贵族抗争。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之中，一个健全的政治文化是无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对于形成舆论的重要外在条件——公共领域必然缺失，至少是其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这个时期的英国和法国，随着市民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长，政治文化已经获得了长足进展，报纸、杂志百花争艳，出版业繁荣兴旺，各种俱乐部、酒馆，尤其是咖啡馆中，市民知识分子及各色人等济济一堂，谈论文学、艺术、经济、时事政治，公共领域已经形成，并且发展迅速。公共领域给市民、市民精英——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空间，使他们得以在这个空间中交流信息，表达意见。

这种状况不但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发展，也给文学艺术和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凭借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社会中的各个群体得以互相了解，甚至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人们对于国家、民族的关注度不断增加，较为容易形成一致的看法，至少可以相互了解和沟通。在这样一个文化生态中，写作、阅读等印刷媒体乃是公共领域中一个很重要的、但是绝非唯一的媒介。

反观启蒙运动时期的德意志，人们不难发现，德意志公共领域的发展遭遇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法国18世纪盛极一时的沙龙文化，传到德意志后也并未获得生存的沃土，仅仅在柏林等地昙花一现而已。本来等级制度和碎片化的樊篱就阻碍了人口的流动和交往，致使人们的活动范围狭小。而在德意志社会中，由于君主和贵族牢牢掌握着各种权力，整个社会都处于其严格控制之下，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是危险的，德国人不问政治的倾向与此有莫大的渊源。德意志专制君主唯一留给市民的一个活动空间是文学艺术和人文科学，而这个空间也在德意志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压缩在文学和戏剧等少数艺术门类当中。

所以政治的碎片化，交通的不便，等级制度的樊篱，特别是公共空间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德意志市民知识分子的人际交流。而人际交流的严重受阻，又使得他们之间的交往形式被主要限制在写作和阅读之中。因此这个时期德意志的文化生活，特别是在德意志北部，主要是以阅读文化为主，读书会和杂志这两个媒介发挥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读书会成员彼此交换书籍、杂志，或以低价租书，大大降低了读书的成本；而且在读书会的活动中，读者可以交流读书心得，交换信息；而各种杂志及时地报道新闻和各种趣闻，给读者贫瘠的文化生活也增添了乐趣。因此，拜公共空间发展滞后之所赐，德意志的印刷媒体和阅读文化畸形繁荣，成为德意志民族建构民族意识的主要渠道。

但是市民阶层是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随着德意志经济和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市民的重要性也在一步步加强。德意志市民面临着一个经济上日益强大，而政治上、社会上依然疲软的处境。社会被贵族全面控制和把持，留给市民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在这种社会格局中，正在兴起的德意志市民知识精英不可能像英国或法国市民那样从政，或是在社会其他部门担任要职，他们唯一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地方是文化：“市民阶层虽然具有了自我意识，但专制主义的国家结构却牢不可破。市民阶层被排挤在一切政治活动之外。他们充其量可以独立自由地‘思想和创作’，却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写作成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宣泄手段。”[18]有鉴于此，埃利亚斯说道：“私人只能在国家似乎不触及的、不直接实施控制的那些领域里做决策，譬如哲学、文学和音乐等领域。”[19]

于是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德意志市民子弟倘若想要摆脱低等级的身份，想要出人头地进入社会的中上层，除了进入市民传统的工商业寻求发展外，只有一条路，即在人文科学和艺术领域里施展自己的才能。正是这样，德意志市民阶层在特殊的发展道路上创造出了德国版的“读书做官论”。这样一来，整个市民阶层的精英分子或是经商、从事实业、学习法律，或是学习人文科学与艺术，以期进入学者、牧师、艺术家的行列，从而改变身份和处境，跻身于上流社会。本来自宗教改革以来，德意志新教地区的世俗化进程就日益加快，形成了对于世俗事务表现出极大兴趣的“入世”（Weltfr?mmigkeit）现象；再加上市民阶层为改变命运而钟情于“文化修养”的兴趣，可以想见，他们把全部精力和才华灌注到人文科学和艺术当中。这样一个狭小的领域里汇集了如此巨大的能量，德国的文学、哲学和音乐集中了如此巨大的人才资源，其迅速、强劲的发展，近代德国卓越的文化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

2.“文化修养”

德意志市民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贵族的打压，所以德意志市民阶层与贵族等级之间的关系十分对立和紧张。不仅如此，德意志市民阶层恰恰是在同贵族的对抗中意识到了自我，勾勒出了自我的形象，培养了自我意识。在戏剧《爱米莉娅·迦洛蒂》（Emilia Galotti）中，德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作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把市民对于贵族的仇恨描写得淋漓尽致，德国市民的软弱同样也在剧中表露无遗。更重要的是，《爱米莉娅·迦洛蒂》集中地表达了市民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作为该剧观众的市民阶层可以在这部剧中找到自我，这样一部戏剧可以在所有身处相同境地中的市民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诗人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也描绘了类似的场面。

这些经典的例子把市民与贵族之间尖锐的对立表现得淋漓尽致，共同的处境假道于文学在市民意识中建立起共同的意识。生活在不同的德意志邦国中的市民之间本来缺乏一种共同的意识，但是相同的命运却借着文学这个媒介而非政治运动建立起统一的意识。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本来属于一个社会阶层的意识，在历史进程中却演变成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换言之，德意志的民族意识是在文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市民发现只有在知识、文化修养中方能展示自己的长处和价值，于是从对于知识和文化的功利性期待中，一个纯精神性的文化概念诞生了；在德意志市民知识阶层中，“文化修养”（Bildung）这样一个独特的观念应运而生。什么是“文化修养”？这个概念最基本的含义大概包括这样的内涵：对本民族的历史、对自己所属的文化具有广博而系统的知识，对于本民族乃至世界文化成就有相当的了解，广泛涉猎哲学与科学、特别是文学中的代表作，并且通晓音乐和造型艺术。所以“文化修养”最后演变成了一种受过良好文化训练的精神状态，即一个人不但学识渊博，而且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价值和人格形式，进入智慧的境界：“‘有教养的’一词与西方的文明概念非常接近。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20]

借助“文化修养”，德意志市民的知识精英不但发现了血统上卑贱的自己可以同贵族的高贵血统相抗衡的价值，而且在“文化修养”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无论如何，要具有“文化修养”，要成为有教养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博览群书。书本和阅读在德意志人的“文化修养”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其他国家可以同日而语，作为阅读文化最重要的参与者、书籍的创造者，诗人、作家在德意志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19世纪以降，德意志的市民阶层虽然在政治、社会和军事等领域仍旧处于疲软的地位，但是在经济和文化中则已掌握了主动权，市民文化终于成为德国的主流文化。在这个进程中，不但德国市民的价值观逐渐演变成了所有德国人的共同财富和行为准则，对于“文化修养”的热忱也逐渐成了德意志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文化修养”主要是假道于阅读而实现的。所谓“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与“文化修养”渊源深厚；而“文化修养”又与阅读、与文学有着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