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丁·路德的《圣经》译事与德意志的共同语言

德语还远不仅仅起着民族认同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德语还成了建构和培育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唯一媒介。起初德语本身的境况也不佳，各个德意志邦国、方言区各自耽于其传统，说着各自的方言，使用着各自的书写方式，统一的德意志语言的发展同样受到阻碍。直到宗教改革的发起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出场，才使德意志人有了一种共同的标准书面德语。循着民族认同建构的视角来看，路德的意义因此非同小可。

路德被认为是近代标准书面德语的创始人，正是他通过他的《圣经》译本从文体上、词汇上、语法上对德语书面语进行了规范。德国各地的方言很多，区别很大，给德国人的口头交流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如果没有学会德语的标准语，操一种方言的德国人很难与其他方言区的同胞进行口头交流。这种状况与中国汉语区的不同方言区的口头交流之困难相仿。而且不仅如此，德语的书面交流曾经也很困难，阻碍了德意志人的交流。在路德之前，德意志各地各种书面语言，比如公文德语的差别已经不小，所以即便是德语的书面交流也不流畅。而时至今日，德国各地的方言差别依旧颇大，口头交流不甚容易。以当时被阅读最多的书籍《圣经》为例，德语的《圣经》就有十几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是以各地的公文语言以及方言为基础，其他方言区的人读起来恍如外语。路德把《圣经》译成德语出版后，德意志的书面语言逐渐统一。1522年，路德翻译的《新约全书》一经出版就迅速流传、销往德意志各地，仅在路德的居住地维腾堡（Wittenberg）这样一个小地方，路德的《圣经》译本就再版十一次；而在其他地区，路德版的《圣经》再版次数不少于66次。[8]1534年，路德版的全套《圣经》出版面市；1534—1547年，路德版《圣经》就印刷出版了十万册[9]，再加上路德撰写的大量圣歌、《每日教义问答》、《圣经》释义等宗教作品，路德德语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路德的《圣经》译本不仅在不同地区的德意志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而且路德也是一个语言天才，他的译本不仅让操各种德意志方言的人都能看得懂，而且他的语言很美丽，读起来朗朗上口，所以也是文学佳作，很快就赢得了大量读者。他在翻译时，也本着让每一个人都看得懂的原则，走街串巷，不耻下问，虚心向儿童、老妪请教，因此他的译文把《圣经》的语言本地化，非常通俗易懂，使摩西第一次用德意志人听得懂的德语同德意志人对话。再借着刚刚登上欧洲历史舞台的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力量，路德的德语在德意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很长的时间里，《圣经》是被阅读最多的书籍，而且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宗旨就是要取消教士作为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人身份，为此信徒应当自己阅读《圣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基督教路德宗也被称为“书籍宗教”（Buchreligion）或“文字宗教”（Schriftreligion）。在广大新教地区，不少信徒为了阅读《圣经》而学习识字，一场阅读革命应运而生。文字、阅读和书写，借着宗教改革的东风在德意志大行其道。

逐渐地，德意志各地的人们放弃了与自己的方言联系紧密的《圣经》译本，转而阅读路德的译本。这样，所有信徒都阅读同一个《圣经》译本，路德语言中的词汇、语法、语气、意象、风格逐渐地融入了所有读者的语感中，一种德意志人共同的民族意识便由共同的语感开始产生。路德的书面德语产生了极大的规范性的力量，其作品具有可以同现代大众传媒相媲美的作用。随着路德语言的逐渐普及，德语书面语在统一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一大步，书面德语成了联系德意志人唯一的纽带，不但是德意志人唯一共同拥有的文化，而且当它一经产生后，便给德意志人提供了一个超出狭隘地域的全德的视野。所以可以说，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路德的《圣经》译本及其他宗教作品绝非单纯的宗教读物，路德以其《圣经》译本给德国人创造了一个祖国，但是这个祖国只是存在于语言之中。诗人海涅在论及马丁·路德的《圣经》译事时有言曰：“通过这部路德翻译的《圣经》，由于新发明的印刷术，也就是黑色艺术，以成千上万的印数散发到人民中间去，这路德的语言在短短几年中便普及到全德意志，并被提升为共同的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今天仍然通行于德国，并赋予这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以一种形式上的统一。”[10]路德译本的语言渐渐被许多地区接受，人们在使用同一种书面语的同时，终于有了一种相互之间有一种特殊联系的感觉。所以当时的德意志人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语言民族”。语言统一先于政治统一，在欧洲，除了德国之外，这种情况大概寥寥无几。

2.文学与德意志民族意识

当然，德意志各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元文化、地域文化的根基深厚，语言的多元亦然。要改变这种状况，并非一蹴而就。各地的人们使用各自的方言说话，各地的作家也同样喜欢用自己熟悉的书面语来创作，书面语言的统一还要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过程，这就是德意志民族文学语言的形成和被接受。文化、首先是文学，在处于碎片化之中的德意志发挥着远远超出文学和文化本身的重大作用，文学在德意志历史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德国的文学不但是德国人语言艺术的结晶，而且在近代德国长期是维系德意志民族唯一的纽带。作为一种艺术，文学同样被迫承担了超出文学本身的任务。可以说，德语的统一先于德国的统一，所以作为语言的艺术，德国文学的统一同样先于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而文学的统一又要仰仗诗人们的作用，尤其是几位成就斐然、极具象征性的代表人物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意志民族当之无愧是一个“诗人的民族”。

虽然路德的《圣经》译本给德意志人提供了一种统一的书面语，即“德语共同语”，但是德语书面语的统一并非就此完结。因为德意志的封建割据本就严重，尤其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封建割据更加严重，德意志各地之间的交流受到严重阻碍，书面语言朝向统一的道路坎坷。而仅仅是宗教语言的逐渐统一，还远远不能统一德语，路德的《圣经》译本在规范宗教语言时作用较大，但是在世俗语言中，各种隔阂仍然严重，文学语言中尤其如此。因为文学语言与地域文化有着血肉的联系，排除了地方色彩，文学语言将会大为减色。而又没有一种文学语言可以涵盖分裂的德意志。所以在实际存在的各种文学语言中，以什么地区为准？在众多的作家中，以谁的语言为美？究竟采用哪一种文学语言作为全民族的文学语言，学者、作家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绍特尔（Schottel）为首的一批学者认为，民族文学的语言必须是全民族的语言，不应局限于某个地区或某个人物；能为全民族提供典范和规范的文本和文学语言的人，必须是全民族最杰出的作品和最优秀的作家。这样，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就被赋予了凝聚民族的任务，文学在德意志的特殊意义由此可见。

启蒙运动以降，规范文学语言的呼声更加高涨、争论更趋激烈，文学在语言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德语的共同语不但面临方言和地域的障碍，更面临着外国语的挑战。在中世纪，拉丁语是西欧的通用语，是学者们的共同语，在德意志颇有影响。在巴洛克时代，德意志的文坛是外国语、尤其是法语的天下，德语的地位低下，只是一种日常交际的语言。因而在17世纪，许多德意志学者和文化人自发成立了许多语言协会，发起了一场语言纯洁运动。这个语言纯洁运动旨在纯洁德语、规范德语，增强德语的表现力，进而打破外国语的一统天下，提升德语的地位。

语法学家们对德语的语法进行了规范和统一之后，德语的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德意志作家极力想要证明，德语是一种完全可以同法语并驾齐驱的优美的文学语言。从启蒙运动开始，狂飙突进运动和魏玛古典文学，各自以其方式丰富和发展了德意志的文学语言。到了18世纪末，德语终于可以扬眉吐气，跻身于欧洲各大文学语言之列。在文学语言的发展中，歌德、席勒的魏玛古典文学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仅从这个角度看，把他们视为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人物也是恰如其分的。德意志的文学语言终于被作为书面语言的规范并被接受，渗透到杂志、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中，甚至渗透进了日常语言中。1800年，德意志的出版物中只有4%仍旧用拉丁文出版[11]，德语出版物数量的绝对优势说明了德语文学语言的地位大幅提升。康德等人坚持用德语写作，用德语写作不再是没文化的象征，而是有品位、有学识，并且有民族意识的象征。德语文学语言甚至渗透进了德语的口语，在差别巨大的各种德语方言之间、各地不同的口音之间、文学语言与日常口语之间架起了一座语言的桥梁，德意志人终于有了一种“普通话”。

等到1750年后德语文学大发展的时代，尽管身处不同的地区，但是作家们用同一种书面语言来写作，读者们阅读着同一种德语书写的作品，德语成了碎片化的国家内唯一统一的事物，而同一个文学则履行着建构共同的意识的职责。在阅读的同时，德语文学、主要是德意志市民精英阶层的文学作品以其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塑造着读者。在内部，共同的语言凝聚着彼此隔绝的人们；在外部，做着“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在彼此相当隔绝的地区创造了共同的认同感，并且以这个阶层特有的价值观参与建构了近现代的德意志文化。

3.文化的碎片化与文学的纽带作用

政治上分裂的德意志被史学家们戏称为“打满补丁的地毯”，意在说明德意志的版图酷似一块千疮百孔的破旧地毯，人们不得不在上面打满补丁。在封建割据的德意志各国，德意志的知识精英没有一个像巴黎或伦敦那样的文化中心，令许多德意志的文化人对此感到痛心疾首。而在法国，情形则大不相同。对此，歌德也说道：“您想象一下巴黎这样一个城市，在这里，一个泱泱大国最优秀的人物汇集在一块弹丸之地上，天天你来我往，辩论、争辩不休，相互教育，互相提高。”[12]

所以政治长期的碎片化，使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也相互隔绝。尽管柏林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沙龙文化，在那里，也曾有高朋满座，也曾有侃侃而谈。但是在德意志不可能像在法国那样，整个国家的知识精英聚集在一个地方，在沙龙里高谈阔论，或咖啡馆里一边品着咖啡，一边闲聊；“闲聊”（Konversation）不但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而且被发展成一种高雅的艺术。

而在德意志，各地的学者、文人、作家、艺术家等知识、文化精英不得不散居各地，他们之间的联系不但稀少，而且主要限于“笔谈”，书本成了最重要的交际手段，文学则是其中的核心，正如文化史家弗里德尔（Egon Friedell）所言：“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学时代。人人用文学的方式说话、行动，人们以文学的方式来恨、来爱。生活中一切重要的言论全都是笔头进行的。……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文学的对象：国家、社会、宗教。一股真正的读书狂潮席卷了所有等级。”[13]维兰德在一篇文章里也描写了作家和文学在当时德意志的影响和作用。论及塑造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媒介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说道：“这个媒介就是——一句话——作家的影响”[14]，作家们“是民族的真正的英雄人物”[15]。在维兰德看来，文学的作用巨大，因为“作家们的作品到处被阅读，这些作品甚至渗透到了边缘小镇”[16]，作家们善于凭借其“天才、内心的能量、想象力、口才和表现的手法，把鲜活的印象灌注到人们的心灵中”[17]。作家和作品的作用展现了当时德意志的写作与阅读文化的发达，同时也昭示着德意志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诗人们都在把德意志民族打造成一个“诗人的民族”。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文学可以充当德意志各地之间的文化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