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奖牌的背面

但是，我们在面对德国文化的辉煌成就肃然起敬的同时，却也不能不看到奖牌的背面。“诗人的民族”这一美誉固然令人羡慕；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美誉的背后亦饱含着德意志民族在近代历史中的无奈与悲凉。德国的文学、哲学、音乐的成就的确辉煌，德国人的确有理由为之自豪。但是仅仅就欧洲而言，文化民族或曰文化大国、文学大国并非只是德国，许多民族都曾各领**。关于这一点，人们同样只要历数一下这些民族的文学成就便一目了然。仅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数量来看，德国的十位得主在总共119位得主中也不过占8%，而且法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国的文学业绩同样傲人。

此外，在文学史上，18世纪下半叶的启蒙运动文学之前，德国在文化上、文学上长期是一个后进国家，各种文学体裁、艺术风格源源不断地从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传入德国。从中世纪起，德国作家就长期跟在欧洲伟大的文学民族后面学习、模仿。德国人为之自豪的文学成就起步也较晚，一直到歌德的横空出世，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才把德国文学推入欧洲文学之林，使德国文学摆脱了地域文学的身份。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既然德国是“诗人的民族”，但是为何长期落人之后、长期扮演学生的角色？为什么恰恰是德国被称为“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或“诗人与音乐家的民族”？为什么德国人特别乐于使用这个称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德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求答案，而这个追问却又必然暴露出德意志民族的一段辛酸史。

2.“语言民族”与“文化民族”

从积极的一面看，德国有一个“丰富的多样性”的文化遗产，无论是中世纪的城堡，还是巴洛克时期宫殿和歌剧院的风格，尤其是数量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平均分布的文化生态使德国没有像法国的巴黎—外省之间那样大的文化差异。在法国，巴黎无疑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心；其他各地文化繁荣和发达的程度，与该地区距离巴黎的距离成反比，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文化生态。但是从更重要的方面来看，德国不但缺乏一个政治中心，同时也缺乏一个文化中心，除了日耳曼各部族遗留下来的地方传统之外，后来形成的各邦国也自成一体，各有其政治—文化中心，德意志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的凝聚力始终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就这个方面而言，小邦分治的政治格局在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负面作用远远超过了其文化多样性的积极方面。

帝国自由市有自己的市议会、法律、文化符号和文化认同，城市居民为自己的城市而自豪，他们认同的是自己的城市；在各个邦国，邦君们掌管着邦国内的一切事物，各邦国亦各有其行政权、司法权、税收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夸张一点说，邦国臣民只知有邦国，不知有帝国；只知有领主，不知有皇帝。诗人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于1797年写下了一篇题为《论德意志共同意识的普遍缺乏》（Der allgemeine Mangel deutschen Gemeinsinns）的文章，仅仅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就道明了他的悲伤。在这篇文章里，他专门剖析德意志人缺乏相互认同感的问题，他说：

我们经常受到洞悉德国情况的外国人的指责：如果一个细心的外国人走遍德意志帝国，那么他不断结识的人或者是奥地利人、勃兰登堡人、萨克森人、普法尔茨人，或者是巴伐利亚人、黑森人、符腾堡人等等，不一而同，……但是他看不到德国人，在整个帝国境内，他找不到那个日耳曼尼亚，这的确是再真实不过的事了。[4]

所以德意志人认同的是与自己直接有关的政治实体，帝国只是一个遥远的想象，人们无法与其认同。柏林作为德国的政治中心始自1871年，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柏林才终于成为全德国的文化中心。但同时，这个“小德意志”国家并不包括当时最大的德意志邦国奥地利。正是因为缺乏一个中心，也就缺乏一种共同意识，所以在历史上，每当德国人被问及何处是德国时，德国人颇为尴尬，歌德对这个的回答就颇为沮丧：“德国？德国在哪里？我找不到这个国家。”[5]

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缺乏一个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极大地阻碍了民族认同的形成。所以当18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8、19世纪之交德意志民族意识日趋强烈之时，德国人在国家与民族的问题上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处境，这就是：德国是什么？我们是谁？维系我们身份认同的是什么？找来找去，在一切可以找到的媒介当中，德意志人只能找到一个可以包容所有德国人的共同点的媒介：即德意志人的语言——德语，以及以德语为载体的文学和文化。此外，从人口地理的角度来看，德意志帝国又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帝国境内并非所有人都说德语，而说德语的人又并非都生活在帝国境内，那么到底谁是德意志人？因此，在寻找维系德意志人的民族凝聚力时，寻寻觅觅，最终只能找到德意志境内各邦国、各部族共有的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

语言的背后是文化，因此德国诗人、哲人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提出“文化民族”的概念并非偶然，而是有非常鲜明的历史背景，“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的概念实际上早已诞生了。“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的概念并不是说，或主要不是说，德国人以其文学或是文化成就在世界上鹤立鸡群、傲视天下；而主要是指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长期以来，所谓“德意志人”之间缺乏内在的、紧密的联系，缺乏相互认同，德意志人之间只有德语及以其作为载体的德国文学、文化这一个共同点，维系德意志人的纽带只有一条：共同的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

在西欧几个老牌民主国家，公民可以与他们的国家认同，可以同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信念认同。对于许多人而言，一个人无论出身、血统、宗教信仰、职业如何，只要此人认同这个国家，认同其宪法，遵守其法律，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故这些民族也被称为“政治民族”（politische Nation）。在近代法国，一个人只要认同法国的宪法，遵守法国的法律法规，接受法国的基本价值观，就可以是法国人。对此，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人民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解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居民多数属德意志族的阿勒曼人，他们的母语是德语，他们遵从德国风俗，所以从血统来看，他们是德意志人；从文化来看，他们也主要是德意志人。但在国家认同上，他们却倾向于法国，认同法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认同法国的民主宪法，甘当法国人。所以在德法战争胜利后，德国凭借武力夺回了阿尔萨斯—洛林，但是这个地区的德意志人对于“回归”德意志大家庭似乎并未表现出多少热情。这一点使得许多德意志爱国者愤怒不已，德国本土的许多报纸杂志对此亦深感愤懑，认为这是对于祖国和民族的背叛。1870年8月31日的《奥格斯堡汇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道：“真是妙极了：一个母亲的孩子们到底是不是他们的母亲生的，要由孩子们来决定……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动用鞭子了。这些被异化了的孩子们必须尝尝我们的拳头。除了关爱，还要管教，管教会使他们重新成为德国人。”[6]

但是在德意志，情况则大为不同。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德国人分属不同的、拥有主权的邦国，一个统一的，囊括所有邦国，代表所有邦国的德意志实际上并不存在，所以各邦国的德意志人在政治上只能认同于其所居住的邦国，许多居住于帝国境外的德意志人则更无法在政治上认同德意志。在德意志，不但缺乏共同的政治认同，也缺乏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改革在宗教信仰上把德意志一分为二：一半是新教；一半是罗马天主教的德意志。历史上，双方为了宗教信仰而战端迭起，刀兵相见，仇恨之深，绝对不可能以信仰来相互认同。

民族认同已经模糊不清，国家认同更是步履维艰，德意志人的国家认同便始终成为一个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到现在，德国人一直热衷于勾勒自画像，探讨“什么是德国的”（Was ist deutsch？）、“典型的德国人的/式的”（typisch deutsch），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就是这个认同危机的一个明证。但是本着“文化民族”的思路，把文化作为凝聚民族的纽带，对于有民族（Volk）无国家的德意志人来说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人们所说的语言上。所以作为一个“文化民族”的德意志人，首先是一个“语言民族”，因为德意志人之间只有这一个共同特征。关于德语与德国的关系，19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有诗曰：

什么是德意志人的祖国？

告诉我，那片土地在哪里？

德意志人的语言在哪里响起，

上帝在天国里的歌声在哪里响起，

哪里就应当是德意志的土地，

称作勇敢的德意志人的土地，

你就把那里称作你的国家！

（Was ist des Deutschen Vaterland？

So nenne endlich mir das Land！

So weit die deutsche Zunge klingt

Und Gott im Himmel Lieder singt：

Das soll es sein！

Das wackrer Deutscher，nenne dein！）[7]

这首著名的诗被谱成了歌曲，广为吟诵。这首歌共分九段，前面五段里，作者不断地提问，德意志是普鲁士、是巴伐利亚、是波莫、是瑞士吗？每一段唱完，都有副歌在诉说：“不，不，她比这要大得多”。后面几段的副歌则笔锋一转，变成“她包括整个德意志”。在这里，读者或听众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到德意志的幅员、德意志人的祖国并不存在于有形的国界里，德意志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疆域；德意志只存在于德意志的语言中，德意志人是一个地道的“语言民族”。这样混乱的状况对于民族意识的构建、对于民族认同的养成，自然是极其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