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德国堪称一个文化民族,有充足的理由跻身于世界的文学大国之林。至于音乐,的确,德国凭借着灿烂的音乐文化、无数优秀的音乐家,亦被称为“诗人与音乐家的民族”(Volk der Dichter und Musiker)。德意志人当然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音乐民族。在文学方面,歌德的一部《浮士德》(Faust),与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并驾齐驱,被许多人视为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一,西方文学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席勒的《欢乐颂》(An die Freude)随着贝多芬谱写的曲调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不但是德语文学中的奇葩,而且名列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长篇小说。翻开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德国作家的名字比比皆是,到2011年为止,在一百一十九人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名单中,至少有八位德国作家跻身于其中:
(1)1902年: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五卷本《罗马史》等,并主编十六卷《拉丁铭文大全》;凭借其1902年的作品《罗马风云》获诺贝尔文学奖;
(2)1908年:鲁道尔夫·倭铿(Rudolf Euken,1846—1926),德国哲学家,主要作品有《大思想家的人生观》、《人生的主义与价值》、《人与世界——生命的哲学》等;凭借其1908年作品《精神生活漫笔》获诺贝尔文学奖;
(3)1910年:保尔·海泽(Paul Heyse,1830—1914),德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剧本《拜尔堡》,小说《骄傲的姑娘》、《特雷庇姑娘》、《尼瑞娜》等;凭借其1910年作品《特雷庇姑娘》获诺贝尔文学奖;
(4)1912年:格尔哈特·豪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1862—1946),德国剧作家、诗人;主要作品有剧作《日出之前》、《沉钟》等;1912年,豪普特曼凭借作品《群鼠》获诺贝尔文学奖;
(5)1929年: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1929年凭借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获诺贝尔文学奖;
(6)1972年:亨利希·伯尔(Heinrich B?ll,1917—1985),德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正点到达》、《女士与众生相》、《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等。1972年凭借作品《女士及众生相》获诺贝尔文学奖;
(7)1999年: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铁皮鼓》、《狗年月》等;
(8)2009年:赫塔·穆勒(Hertha Müller,1953—),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德裔小说家,诗人,后移居德国;她的德语作品大多描述在罗马尼亚期间如何受到言论自由的限制。
如果把后来加入瑞士籍的德国裔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以及后来加入瑞典籍的德国作家内莉·萨克斯(Nelly Sachs,1891—1970)也计算在内的话,那么就有至少十位德国作家获诺贝尔奖。黑塞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荒原狼》(Der Steppenwolf)、《玻璃珠游戏》(Das Glasperlenspiel)、《悉达多》(Siddharta)等;1946年凭借其作品《荒原狼》获诺贝尔文学奖。1966年,内莉·萨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主要作品有诗歌和戏剧,作品中描写了以色列的命运。
诚然,作为一个举世公认的“文化民族”,德国拥有歌德、席勒等“世界级”的大文豪,魏玛古典文学的成就也得到了世界的公认;而此后的德国,杰出的文学家更是层出不穷,无论是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Franz Kafka),德国文学中巨匠层出不穷。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的确是一个文学大国,担得起“诗人的民族”的美誉。歌德、席勒的作品把德国文学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德意志的文学长期跟在法、英、意等国文学后面亦步亦趋的局面为之改观,德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文化民族”。经过几代文人的努力,特别是歌德、席勒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德语,使德语趋于完美,德语第一次在歌德、席勒等人的作品中展现出强大的表现力,终于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文学语言。从此德国人可以向世界宣布,德语同拉丁语、法语、英语等“文明语言”一样,也是一种诗的语言。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他们的作品总结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精神历程,探讨了“人类到底有没有前途”等宏大问题,洋溢着人道主义、乐观主义、渴望自由的思想。正是由于这些深邃的内涵,这些作品不仅构成了德国文化中重要的人文传统,也成了人类文明极其宝贵的遗产。
无论是“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还是“诗人与音乐家的民族”的称谓,“诗人”都得到了彰显和强调,都明确无误地表明文学在德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而这个特殊地位又源自德国文学在德国历史中特殊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德国文学在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建构中承担了特殊的使命,在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培育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毫无疑问,就文化成就、文学成就而言,德意志民族的确担得起“文化民族”、“文化大国”等种种美誉。
但是,文学对于当时的德意志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的界域;拥有令人羡慕的文学成就的民族不止德国一个,而依靠文学来建构民族意识的国家大概只有德国一个。德国文学作为超越了方言隔阂的书面语言的艺术作品,给生活于政治分裂中的德意志人提供了一个实现民族认同的媒介:“在18世纪缔造了统一的德国的,正是作家和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以言词的力量,反对权势者的分裂主义政策。从此,作家便承担了提醒政治家注意这个民族的文化统一的任务。”[3]而歌德、席勒,德国浪漫派的作品则最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在精神里给德意志人创造了一个祖国。仅此一点,歌德、席勒就有权受到德国人的敬仰。即使仅仅就语言而言,歌德、席勒们就有理由接受德国人的感谢。
所以,所谓“文化民族”之说,并非只是强调德国文学的成就为世界之最,因此德国是一个“文化民族”,而主要是说,德国人只是依靠共同的语言和文学才成为一个民族。换言之,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德意志人被迫成为一个“文化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