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德国，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方面，要废除贵族的特权和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另一方面，要实现民族统一，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两个任务被归纳为“自由与统一”（Freiheit und Einheit）。在西欧，这两个任务是一个国家步入现代的先决条件。对于英国、法国、荷兰等老牌民主国家而言，这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只有在统一的民族国家里，民主政治才能生存下去，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中，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无论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才能健康地发展。

而德意志的状况极不利于统一，民族的分裂状况仍使得统一步履维艰。拿破仑战争后，打败了法国的德意志，却缺乏民族统一的必要条件，相反阻碍统一的力量极其强大。作为德意志最大的两个邦国之一的奥地利就不愿意统一。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奥地利不愿意听任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展，因为德意志民族主义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多民族性质的奥地利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整个国家将会分崩离析，国将不国。所以统一只有靠普鲁士来完成。而在打败了法国后，德意志各邦国急于恢复过去的制度，邦君们不愿意放弃邦国的主权和利益，反对统一，要求恢复小国政治，维也纳和会后君主制又卷土重来，甚至是更加巩固。即便是维也纳和会后成立的德意志邦联仍然包括三十五个主权国家，再加上四个自由市，德意志土地上有三十九个主权领土存在，各邦国之间界碑林立，关税繁多。有鉴于此，诗人歌德在1828年10月23日同艾克曼的谈话中也曾痛心疾首地说道：

对于德国的统一我并不担心，我们高质量的公路和未来的铁路自然会有所表现。但是，最重要的是，愿德国在彼此的热爱中成为一体！愿它成为一体抵抗外敌！愿它成为一体，以便德元和格朗士具有同样的价值，在整个王国通用！成为一体，以便我的旅行箱不必打开就可以通行所有三十六个公国！成为一体，使得魏玛公民的城镇的身份证明在接壤的大公国边境，不会被当成外国人的身份证被边防军官认为不够！愿在德国所有的公国之间不再有内地和外疆的说法！总之，愿德国在度量衡、贸易和商业以及类似的方方面面都能成为一体！[12]

当然德国的市民阶级及其他统一派则强烈希望国家统一，也强烈希望建立民主政治，自由与统一的浪潮汹涌，终于导致革命的爆发。1848年3月，德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史称“1848年革命”。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革命迅猛发展，革命力量迅速壮大，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不得不做出让步。5月18日，国民大会在法兰克福的保罗大教堂召开。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共和国，实施民主政治的尝试，因此意义非凡。议员们制定了完备的宪法，恭请普鲁士国王来出任皇帝。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即德意志如何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上，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们就“大德意志”和“小德意志”方案争执不休，最后“小德意志”方案胜出。但是无休止的讨论终于给君主们以喘息的机会，君主们赢得了时间；市民自由派惧怕激进主义得势，同君主们联手，革命力量分化；再加上外国列强反对德意志的统一，在普鲁士军队的枪炮前，德国革命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如何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自下而上”的方式已经宣告失败，剩下的只有“自上而下”的方案。俾斯麦清楚地认识到仅凭德国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统一的，所以1862年出任首相后，他捕捉到了欧洲政治中有利于德国的机会，在列强的角逐中抓住了历史的机遇，通过一系列的战争，用“铁和血”铸造了德意志民族的第一个民族国家，完成了“自上而下的革命”。德意志实现了统一，拥有了第一个民族国家，但是同时舍弃了自由。

这次没有自由即民主政治的统一虽然得以完成，但是却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专制体制压制了政治民主，政治斗争风起云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难以解开；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极端恶劣，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威胁着社会的安定。这种种矛盾犹如一团乱麻，妨碍着德国的健康发展。第二帝国虽然实现了统一，但是历经千年的封建割据遗留下了强大的地方势力，要整合这些历史残留的问题，非常困难，统一了的德国面临着“内部建国”（innere Reichsgründung）的巨大压力。在这种纷乱的局面下，俾斯麦奉行“鞭子加糖面包”（Peitsche und Zuckerbrot）的政策，对工人政党实施打压，同时又制定了先进的福利政策，以收买社会中下层。在他执政期间，德国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经济、科技、社会的现代化全面展开，到19世纪末时，德国的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德国，力量迅速增长。在经济上，飞速发展的德国经济要求打破老牌殖民大国对世界政治和市场的控制，要求迅速扩大自己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在政治上，急于跻身世界霸权之列。尤其是在民族心理上，德意志对于自己力量的迅速增长沾沾自喜，特别是德国社会的主流市民阶级未能很快适应自己的强大，心理上未能处理好力量增长的感觉，于是自我感觉迅速膨胀，急于显示自己的力量，俾斯麦着眼于力量平衡的国策已经让力量迅速壮大的德国市民阶级感到不满。1888年，威廉二世继位。在威廉二世身上，德国市民阶级找到了自己的代表。两年后，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德国进入威廉时代（Wilhelminismus）。威廉二世抛弃了俾斯麦的和平政策，大力发展军力，特别是大力发展海军，推行扩张性的海洋政策，要在世界范围内争得“阳光下的地盘”，在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中与西方展开对抗。从18世纪末开始的“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对抗开始激化。这个对抗和竞争的结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战败而告终，而且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虽然德国军队在战场上没有被打败，但是德军已是强弩之末，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被演绎成了一个神话，即并非德军不敌西方的敌人，而是国内爆发的革命促使德国投降。这个“背后捅刀子”（Dolchsto? von hinten）的神话，也促使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力图洗刷这个“不战而降”的耻辱。再加上凡尔赛条约的苛刻，一则严重的挫伤了德意志民族的自尊；二则给本已步履维艰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导致德国人心理上强烈的反弹及复仇心理。

1919年，魏玛共和国在艰难中诞生。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也是德国第二次建立民主政治的尝试。但是魏玛共和国生不逢时，它背负着战败的耻辱和凡尔赛条约的重负，左右两大阵营都对共和国不满。而最为重要的是，德国没有民主的传统，威廉二世流亡荷兰后，没有了皇帝的德国民众似乎无所适从，政治的纷争、社会的混乱、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经济的不景气，所有问题都归结到民主头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的文化事业在魏玛时期却经历了一个繁荣期，焕发出异彩。但是除了文化事业的一枝独秀之外，魏玛共和国陷于内外交困。一个经济危机中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一个缺乏民主意识的民主政体是不可能巩固的。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风雨飘摇之中的魏玛共和国终于难以为继，1933年1月31日，希特勒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赢得大选，通过合法的途径上台，建立了第三帝国。1933年3月23日，纳粹通过议会的“授权法案”（Erm?chtigungsgesetz）获得了独裁统治的权力，开始了十二年的恐怖统治。第三帝国初期，希特勒取得了一系列内政外交上的成功，解决了失业问题，拒绝执行凡尔赛条约，赢得了多数德国人的支持。第三帝国在内部实施“砍光伐尽”（Gleichschaltung）的文化一律政策，对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异己人士进行迫害。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实施后，对少数民族实行的种族主义政策合法化，更是合法地大规模歧视和迫害犹太人，大量犹太人被迫流亡国外，余下的则被运往集中营，成为种族灭绝政策的牺牲品。纳粹的扩张政策引发了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战后西部占领区实行了非纳粹化、再教育等思想改造运动。尽管这些措施的成效有限，但是毕竟逼迫德国人正视历史，正视纳粹德国的罪行，使德国人再也没有“背后捅刀子”一类的传说来为自己辩护，特别是六百万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幽灵犹如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压在德意志民族的心头，“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成为德国制订国际国内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尽管德国国内的右翼派别在历史问题上不时挑起争端，但是多数德国民众承认历史问题、反省历史问题的态度是一致的。战后的德国处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中间带，“身处欧洲中心”的宿命再次凸显。

战后的六十年间，德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在占领军压力下建立的民主政体取得成功，缺乏民主意识和传统的德国开始接受西方民主，德国的政治文化开始转型。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德致力于经济复兴和建设，“经济奇迹”创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福利国家的实现使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准保持在一个高位，给社会安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民主政治也受益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富裕生活的保障，民主体制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魏玛的命运没有重演，生活水准的提高与教育事业的大发展相得益彰，社会中下层的子女也有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不再是社会中上层的特权。特别是战后实施的民主教育，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文化，但是青年人和中老年人之间的代沟也随之加大，为后来的大学生运动埋下了伏笔。

战后西德的基本国策是融入西方，而非自绝于西方，这是另一个显著的转变。阿登纳时期，西德政府致力于与法国修好，和解政策的成功使千百年来德法两国的宿怨逐渐被消解，西德变成凝聚西方的核心国家之一。与此同时，西德历届政府都致力于欧洲的整合；1954年，联邦德国参与创造欧洲煤钢联合体，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20世纪60年代末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调整了西德和东欧的关系，缓和逐渐取代对抗，作为德意志千百年来宿命的“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格局有所淡化。

但是，伴随福利国家而来的是消费社会，享乐主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理想主义。战后美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和流行，在德国也并无二致，而且德国的美国化更加迅速而深刻。这是德国的第二次美国化，德国的第一次美国化发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当时，美国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挑战德国的严肃文学、严肃音乐，电影、卡巴莱、流行音乐等风行一时。战后联邦德国的美国化更加深入，从教育到艺术，从生产到消费，美国的印记无处不在。

战后的西德社会经历了一次社会水平化（Horizontalisierung）即平等化的过程，首先是战后的难民潮改变了西德的社会结构。战争临近结束时，德国的人口之间的等级差别已经开始被打破，躲在防空洞里的人无法再分贫富和贵贱，大家都被战争推到同一个水平上。战后，从东欧被驱赶出来的德国难民涌入西德，一千二百多万难民与五千多万本地人混杂在一起，过去的人际关系失去了意义。加上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流动性，过去的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社会层级、教会等机制都大为失效，大家都被置于一个差别较小的水平上。1946年的货币改革则在经济上大大降低了社会两极之间经济的不平等，德国原有的垂直型社会向着水平化的社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一个水平化的社会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社会对于历史问题采取了回避和压抑（Verdr?ngung）的态度，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章被避而不谈。在民主教育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无法理解长辈在纳粹时期的态度，德国五十年一个轮回的父子/代际冲突在教育中找到突破口，导致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1968年为标志的大学生运动的爆发。大学生运动烟消云散之后，一部分持极“左”思想的大学生采取了以暴力改变国家的绝望手段，“红色旅”（Rote Armee Fraktion，RAF）登上历史舞台。联邦德国政府和社会则强力镇压，“红色旅”最后归于失败。大学生运动在同传统社会对抗时，对德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价值标准提出质疑，德意志的传统道德经历了一次西化的洗礼，例如独立思考的新道德取代了服从的传统道德。所以学生运动过后，德国的文化发生变异，一些传统美德被嘲笑、被抛弃。具有嘲讽意味的是，没有历史问题之虞的瑞士，仍旧固守德意志传统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其结果是：不是德国人的瑞士人却更“德国”，而身为德意志“正宗传人”的德国人却不那么“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