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位置”、开放的空间、碎片化的地形，这些地理条件不仅对于德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其后果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上，而是对于人的心理、民族的心理同样产生影响。

19世纪末，德国终于崛起，而德国的崛起引发的问题是双重的。从德国向外看，强大起来后的德国自得于摆脱屈辱、摆脱困境、重获大国地位的感觉，患上了民族自大狂的病症。第二帝国着眼于巩固并加强其大国地位，所以很容易忽视周边的弱小邻邦的利益和感觉，使之产生恐惧。从外部看德国则更为清晰，这就是周边的国家的不安全感促使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个强大起来并极其危险的国家。一旦德国显露出扩张和征服的意图，这些国家便会联手遏制德国的扩张，甚至肢解德国，以消除来自德国的威胁。所以一旦“德意志的米歇尔”一觉醒来，体会到并欣赏着自己的大块头，品尝着力量带来的快感时，一个位于欧洲的中部的强权已经使得周围的邻居们惴惴不安。而这个“米歇尔”一旦摆脱了长期的屈辱和卑微感，便一个快速转身变成了浮士德，转而要求对欧洲和世界的统治权，周围的邻居必然结盟以抗击可能的入侵。随着第二帝国的建立，德国与欧洲的对抗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这个对抗方才宣告结束。

英国史学家泰勒（A.J.P.Taylor）认为，德意志的地理条件使他们不能找到一条中庸的生活之路，所以他们惯于走极端；走极端的心态也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地理条件不无关系：

从地理因素来看，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这些德意志人，从未找到一种不偏不倚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在他们的思想上或是至少在他们的政治上，都是这样。回顾他们的历史，要想找到正义的环境和常识是徒劳的，而法国和英国正是借这两种品质以区别于他人。[19]

而生活在开放的空间里，又处于强敌环伺之下的人们心理上没有退路可走，只好被迫转向内心，德国文化中的“内在性”（Innerlichkeit）与此也有关系。

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给德国人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感觉，即“被包围”（eingekreist werden）的感觉。身处一个开放而没有自然边界的空间里，面对强敌而没有退路、无路可逃，没有回旋余地，逐渐形成一种不安全感，这样的格局无疑对德意志人的民族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围困”与一系列“地道德国式的”，然而却是负面的性格不无关系，如“德国人的恐惧”（German Angst）、德国人的秩序狂等。在种族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里，这种不安全感也许会促成一种种族洁癖的产生。而在一般情况下，也许与较强烈的排外情绪有关。

此外，“中部位置”的后果之一，是爆发于德意志土地上的延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像三十年战争那样的毁灭性的大战。在战争中，人们每天都要面对死亡；战争结束后，要面对战争带来的创伤；频繁的战争又使人们不断产生对于下一次战争的恐惧。凡此种种，都助长了恐惧感的发生与强化。频仍的战事又加强了“被包围”的感觉带来的不安全感，“被包围”的感觉则加强了“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别，加强了自我封闭以及自我保护的意识。频繁的战争造成了恐惧感，这些负面的情感一代代累积起来，积淀成了民族特性。由此可见，所谓“德国人的恐惧”在历史上早已存在。

为了求得安全与安定，德意志人只能求助于一切能够给予他们安全的任何机构，如手握强权的人，即那些领主、诸侯，以及他们的政府和国家。德国人在历史上著名的“臣仆意识”，或曰“顺民意识”（Untertanengeist）都与这种不安带来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有莫大的关系。没有自卫能力的草民们只能把自己的自由交给握有强权的人，以自由为代价换取强权的保护。这种状况在中世纪大大小小领主纷争不断之时就已产生，久而久之，使德意志人惯于服从强权，只要这个强权足够强大，足以给他们提供保护。强烈的不安全感导致德意志人害怕社会关系的任何改变，诸侯们也用保护伞换取了顺民们的忠诚。自宗教改革以来，顺民意识更是得到了路德派教会的鼓励，马丁·路德的“两个王国”说即为最典型的代表，顺民意识上升到了宗教伦理和社会伦理的高度，上升到了政治道德的高度，成为一种价值。顺民意识因此获得了生命力，在德国历史上演变成了一个传统，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小说《臣仆》（Der Untertan）中所描绘的狄德里希·赫斯林（Diedrich H??ling）这一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