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被称为一个“迟到的民族”（versp?tete Nation），即是说德意志建构民族国家的迟缓及其过程之艰难。这一“迟到”，导致了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也使德国成为一个“问题国家”。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人们不禁要问：迫使德意志人走上这样一条崎岖坎坷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原因何在？是什么原因使德意志和德国的历史脚步如此步履维艰？导致“迟到”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史学家们皓首穷经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给出了各种答案。

如前所述，在众多的原因中，“中部位置”肯定是一个关键。德国地处欧洲中心，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无可争议的也给德国的历史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德国的语言、文化、宗教都受到了影响，德意志民族饱受着领土破碎和分裂之苦。查理大帝（Karl der Grosse）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和奥托大帝（Otto der Grosse）统治下的德意志王国，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但是西欧其他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似乎不像德意志这样艰难，所以也没有“迟到”一说。究其原因，德意志地处欧洲中央，这个“中部位置”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是否为终极原因，则还有待研究。因为波兰民族同样处于“中间地带”，但是波兰文化却与德国文化迥然有异，至少在民族的认同和民族自豪感方面与德意志人大相径庭。这其中历史的作用显然同样重要。但是地理位置这个特点对于德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则是明确无疑的。早在德国还未出现之前的日耳曼人时代，这个“中部位置”就开始对日耳曼人的主要聚居地、后来的德国产生了负面影响，表现为德意志内部的一系列的分离、疏远和异己化。

“中间位置”的第一个后果，是日耳曼地区的部分罗马化。德意志位于整个日耳曼与罗马帝国的交界处，一边是广袤的、未开化的蛮族地域；一边是阳光灿烂的文明世界。罗马帝国在其扩张过程中，先后征服了高卢、英伦等地区，但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始终未能彻底征服日耳曼地区。公元9年，罗马帝国拔剑指向日耳曼尼亚，派出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罗马军团，企图**平日耳曼，把这些蛮族收归文明世界。但是在条顿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一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罗马军团败在了以赫尔曼（Hermann）为首的日耳曼蛮族的乌合之众手下，铩羽而归。为了防止日耳曼人的骚扰和进攻，罗马人不得不于2世纪初修建了一条欧洲“长城”——莱姆斯防线（der Reims），把日耳曼地区一分为二，后来的德意志恰好处在这条分界线上，被分为两个部分。莱姆斯防线罗马一方，即莱茵河以西、多瑙河以南的地区被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实施罗马的制度，受到了罗马文明的熏陶；而北部的日耳曼人则仍生活在日耳曼文化中，虽然也受到罗马的影响，但是罗马化程度不高。这个罗马化与否的进程在后来的德国留下了清晰的痕迹，造成了德意志地区内部的文化裂痕。后来的宗教改革及宗教战争结束后，过去罗马化较深的地区仍然追随罗马教廷，保留了罗马天主教，而罗马化程度较浅或很浅的北部地区则大多与罗马反目，自创了基督教新教。所以早在德国成型之前，日耳曼地区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后来的德国就已经开始被内部的不统一所困扰。

“中间位置”的后果之一，是德意志的体积与欧洲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矛盾。德国历史开局良好，自然源于东法兰克王国和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的强大，而这个强大的原因之一，又是帝国的“大块头”。的确，在当时的欧洲，日耳曼人本就以武力见长，罗马人始终未能完全征服日耳曼尼亚。但是除了武功强大之外，帝国的人力和土地资源在当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时至今日，德国的人口也属于欧洲的超级大国之列。奥托时代和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Ⅰ，俗称“巴巴罗萨”）时代的帝国无论在面积上还是人口上，都是当时帝国所处的世界中的巨人。但是如前所述，这个大块头也往往是“不合时宜的”，它不符合欧洲的力量均衡原则，所以一旦帝国衰弱，这个“不合时宜的大块头”必然要被这个原则整合，从“大块头”变为“软心”。这样，在欧洲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的均势格局中，德意志命运不济，只能是一个“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