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力量均衡”与弱势中心

处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空间和弱肉强食的年代里，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德意志必须拥有超出平均水平的军事力量，使自己成为一个军事强权，压服周边国家成为霸主，以确保自己的安全。而在欧洲历史上，这种状况却绝对不能见容于欧洲国家的政治格局。历史上，欧洲的政治格局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没有一个超级大国可以君临天下、称霸欧洲；或曰欧洲的政治格局不允许出现一个可以称霸的大国，各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力量均衡的网络，即所谓“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这样一种机制与亚洲、美洲经常出现的大帝国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大相径庭。

欧洲历史上，每当某个国家积蓄了太大的力量，将要称霸欧洲时，其他欧洲国家就会自发地联合起来组成联盟，阻止其企图统治欧洲的欲望。三十年战争是这样一个证明，拿破仑战争也是这样一个证明。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威廉二世（Wilhelm Ⅱ）；无论是沙皇，还是希特勒，这些政治强人称霸欧洲的努力都宣告失败。到了19世纪末，德国兴起的步子越来越快，自然引起了邻国的忧虑和恐惧。1889年，德意志帝国议会首次批准加强海军发展的预算案；就在同年，法国资本开始大规模注入俄罗斯经济，帮助俄罗斯经济大规模融资。在此之前，法国资本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数量为五十亿法郎的第一次国家贷款。由此可以清楚看出，面对德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加强，法国联手俄罗斯，全力制约德国的军备发展。所以正是历史上形成的力量均衡的机制，尽管中世纪和近代的欧洲历史充满了战争和暴力冲突，但是直到俄罗斯和普鲁士的崛起之前，欧洲也正是凭借这个力量均势而得以延续了如此长的时间。

2.弱势中心的“大块头”

在人口上，德国是欧洲第二大国。作为欧洲除了俄罗斯之外最大的民族，德国的块头一直是其邻国的一块心病。近代历史上欧洲诸多的纷争和战争，以及德国成为两次大战的策源地，德国之成为一个“问题国家”……凡此种种，都与德国的“大块头”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德国的“大块头”在欧洲上千年的政治格局里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即所谓“不相宜的大块头”（ungeschickte Gr?sse）。既然大有大的难处，那么小也有小的好处。与德意志相比，法国的“块头”小得多，却给予法国以发展的便利：“法国统治区就其幅员来说要比哈布斯堡家族区小得多，不过它也集中得多，首先它更为封闭，亦即从军事上来说通过其‘自然边界’更易于防守。”[13]这种“不合时宜”的特性，最终导致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姗姗来迟：“此外，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起步条件，即第一个由德意志皇帝们统治的帝国，也是极其庞大。被德意志人视为德国的领土幅员很辽阔，这无疑也可以解释，为何一个最初是统一的德意志君主国家，然后是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其发展慢于其他欧洲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为何德意志民族国家成为现实比这些国家更晚。”[14]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德国的“大块头”却并没有给欧洲带来威胁，使欧洲得以历经战乱而兀自存在和发展，其原因又何在？原因在于，数百年来，这个中心是一个弱势中心，处在外部强权的挟制之下。直到1990年的两德统一，欧洲才真正接纳了这个处于欧洲中央的“大块头”。长期以来，在“力量均衡”的机制下，处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德意志，必须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否则周边的邻国就会行动起来，阻止在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势大国，所以德意志长期是一个“弱势中心”（schwache Mitte），否则将有战事爆发。欧洲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历史上德意志的国际环境可以概括为：中间地带 + 开放性，而这二者合起来，构成所谓“棘手的中间位置”（prek?re Mittellage）。

尽管这个欧洲国家中的巨无霸最终得到了邻国的接纳，但是“身处欧洲中心”的宿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带来了无穷的问题和麻烦。一方面，作为欧洲中部的一个大民族，德意志时时威胁到欧洲政治均势的格局，其后果是不断的战争；另一方面，身处欧洲中部的特殊身份给德意志及其人民带来的是身份的模糊和民族国家的迟到。从欧洲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总的看来，德意志所处的地理位置更多的是一个负担，影响了德意志的发展。

正是因为德意志长期以来是一个弱势中心，欧洲的均衡政治格局才得以保持；而一旦“德意志的米歇尔”（der deutsche Michel）摘掉睡帽，从数百年的沉睡中一觉醒来，想要展示一下它的块头时，德意志的大国梦就“搅乱一池春水”，把欧洲的局势搅乱。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上，欧洲各国君主制定了一个国际新秩序，以力保欧洲和平。这个秩序的要点之一，就是极力避免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德国的统一就是对欧洲各国力量均势的极大威胁。一个分散性的、疲弱的德国，正好可以充当大国之间的利益平衡器，由39个邦国及城市组成的“德意志邦联”，就是这样一个平衡器。

所以，为了避免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就不能统一；德国的“中部位置”对于德国的统一的制约作用最清楚地反映在1848年德国革命期间。1848年，德意志爆发革命；5月18日，德意志邦联的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保罗大教堂（Paulskirche）召开，选出了国民议会，制定了民主主义的帝国宪法，建立了民主政体，德意志民族完成自由与统一的双重任务似乎现出曙光。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危机爆发，德意志统一的进程又被阻挡。

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归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法律问题。按照法律，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公国数百年来都隶属于丹麦王国，但是荷尔施泰因同时又属于德意志邦联。1848年，丹麦颁布新宪法，宣布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归属丹麦。石勒苏益格的主体居民是德意志人，丹麦的决定遭到德意志居民的反对，他们宣布脱离丹麦。丹麦王国于是诉诸武力，派兵占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公国。石勒苏益格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向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国民议会发出呼吁，请求派兵解救。但是法兰克福议会是一个没有军队的机构，为了不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德意志兄弟受丹麦的统治，国民议会只好向普鲁士借兵。而普鲁士也的确向石勒苏益格派出了军队，普军抵达日德兰半岛。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场危机，石勒苏益格事件意味着丹麦王国的存在受到威胁，这就意味着欧洲的均势格局被打破，也意味着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扩散，有可能促成德意志的统一，所以立即引起了欧洲列强的警觉。而普鲁士的出兵，预示着德意志地区在军事上的强大，则更加强了列强的危机感。英国驻柏林大使敦促普鲁士政府要考虑国际法原则，要以国际法体系为行为准则，否则秩序就会瘫痪。这里所说的所谓秩序的破坏，实则是指德国的统一，因为德国的统一将使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大国，使欧洲均势格局失效。

除了外交策略之外，欧洲列强也采取了行动，向普鲁士展示武力。英国派出战舰在德国的北海游弋，沙俄派出军队在普鲁士的东部边境线上巡逻，法国公使要求保障德意志邦联的各个邦国的主权。法国驻伦敦大使德·路易（de Louis）在日记中写道：

法国一直把赞成在德国建立许多独立的国家，或确保它们的独立，以及阻止德意志人民各种成分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实体作为自己的目标，法国一直赞成这样做。……法国的优越性就在于民族的统一；法国的主要利益就是防止在欧洲结合成这样一些实体，这些实体把今天臣服于不同政权的人民捏和在一个单一的国家之中而变得比法国更加强大。一切旨在阻止统一的努力和一切使各个大的民族保持分裂状态的做法，对我们都是有益的。[15]

在欧洲列强巨大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尽管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提出强烈抗议，普鲁士还是被迫撤回派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军队，并与丹麦签订和平条约。

此外，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举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但是威廉四世拒绝出任德意志皇帝，原因之一是他不愿意从“暴民”手中接受皇冠。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倘若普鲁士国王接受了这顶皇冠，势必会引起列强的反弹，从而危及普鲁士自身的存在。

这个事实再次证明，欧洲的政治格局不允许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因为一个统一的德国意味着一个强大的德国，而在欧洲的力量均衡的政治格局中，德国必须是一个“软心”，这就是德国“中间位置”的宿命。德国统一的契机只能来自外部。俾斯麦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契机，才得以把德国统一在“小德意志”里。

1853—1856年，俄土战争爆发。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借参与镇压中欧与南欧的革命运动之机，企图取代正在衰亡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征服君士坦丁堡，夺取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水上通道。英国非常关心自己通往印度的通道的安全，害怕俄国损害英国的利益，于是参加了在克里米亚爆发的这场战争。法国企图利用英国和沙俄之间的冲突来使其摆脱孤立的局面，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大国地位，也站在英国一边。这样，英国、法国担心俄国染指其在亚洲中部的势力范围，共同支持土耳其对俄作战。

战端一起，俄国便全力以赴对付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与英国的战事导致俄国自顾不暇，无力插手德国事务。这样一来，俄土战争就打破了梅特涅于1815年在维也纳和会上精心构筑的欧洲国家体系，欧洲国家的政治交响音乐会暂时休会，各国之间均势的掣肘机制失灵。曾几何时，俾斯麦便借此机会，凭借其高超的政治手腕步步紧逼，使得法国在欧洲陷于孤立，欧洲历史上的力量均衡格局进一步被打破。因此，1864年的德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至1870年的德法战争，普鲁士都无须顾忌两线作战的危险，德意志很快归于一统。欧洲历史上，力量均衡的机制这一次失灵了，欧洲列强未能阻止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大国，历史赋予俾斯麦一个短暂的机会，俾斯麦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完成了德国统一。德国的第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得益于欧洲力量均衡格局的失灵，而这正是“中间位置”的生存之道。

1866年，普鲁士为了取得工业基地西里西亚，并且为了取得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领导权，发动了普奥战争，奥地利军队败绩。但是俾斯麦顶住了普鲁士内部德意志民族主义势力的压力，没有向奥地利提出进一步的领土要求及其他要求，更未吞并奥地利，而是极力树立一个“知足的”普鲁士的形象。俾斯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竭尽全力避免出现一个强大的普鲁士的形象，而俾斯麦这样做也的确奏效，使欧洲列强松了一口气。

时至1871年，德意志终于归于统一。当然，德国的统一是欧洲列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它对欧洲的国家体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最担心的，莫过于欧洲国家再度联合起来钳制甚至阻碍德国的壮大。所以俾斯麦念念不忘的，是一再强调德国这时已经“心满意足”（saturiert），没有其他领土要求。俾斯麦当政凡二十六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构筑一个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高度复杂的条约体系，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对德国发动战争。这个和平体系给欧洲和德国确保了二十余年的平静。但是当1890年俾斯麦被威廉二世解职时，俾斯麦精心打造的和平大厦随之轰然倒塌。威廉二世治理下的德国日渐强大，羽翼丰满，不愿意再继续被置于英法俄等国的钳制之下，而是要争取“阳光下的地盘”（Platz an der Sonne），欧洲的力量均势格局再度失灵。而这一次失灵的结果，是德意志帝国终于随之终结。

所以有历史学家说：“千百年来，这都是一个软弱的中部，向来自外部的许多影响和征服欲开放。但是犹如一个奇迹一样，一夜之间这个疲软的中部一下变得强大起来，欢声四起。伴随着帝国建立的欢呼声的，是那种终于从软弱无力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了，终于有了力量的感觉。自1871年起，德国成为欧洲的强国。”[16]普鲁士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普鲁士统治者的意志、统治才能及扩张欲，凭借其人民的勤奋、高效和秩序，抓住了历史机遇，完成了统一德国的任务，德国成了一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强权。德国的统一带来的是德国的崛起，而德国的崛起打破了欧洲政治力量均衡的格局，引起了欧洲的动**。

欧洲政治—经济地理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处于中部的地区的发展落后于边缘地带。一旦中世纪德意志王国的辉煌时代成为明日黄花，周边地区便纷纷从中心脱落，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而剩下来的、留在中心地带的大块头，俨然成了“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版图越来越小、人口越来越少，其发展也一步步放慢脚步，给民族心理上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

所有这一切，都对德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德国的学术界、媒体都对这个“中部位置”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尤其是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们更是赋予其以核心问题的地位，认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也是难以解决的：“诚然，英国人或者法国人得以更早地建立民族国家。它们的位置有利得多。这不是什么艺术，这不过是借势而已。我们则相反，身处这个棘手的中部位置，所有人都在阻止我们，所有人都在阻挡我们，而且我们还必须看教皇的脸色。”[17]所谓“棘手的中部位置”，就是德意志民族生活于其中的欧洲中部。德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实则身不由己。但是否真如某些历史学家们所说的，中部位置是决定德国人命运的终极因素，还有待研究讨论。

当然，三明治的夹心地位也并非一无是处，“中间地带”的位置也曾拯救过普鲁士，使普鲁士免于被征服的命运。拿破仑战争期间，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普鲁士一败涂地，普王威廉三世被迫与法国签订了苛刻的和约。若非此时拿破仑需要一个中间地带把沙俄同法国的势力范围区隔开来，普鲁士也许就不复为完卵，而是被拿破仑吞并了。

如果我们继续从地理位置这个视角切入，并把德国的发展条件与欧洲历史上的另一个极端例子英国作一个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地理位置对于德国的负面影响。英国可谓欧洲历史的幸运儿，而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英国历史的顺利发展功不可没。

与德国的“中部位置”恰恰相反，英国不但位于欧洲的边缘，而且享有一个独特的“岛国位置”（Insellage）。在航海业不发达的中世纪及近代历史上，这个“岛国位置”给英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保护。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距离更是最为理想。对于商业往来而言，这段距离不算远；而对于欲入侵英伦的外敌而言，这段距离不算近，而且可以说很远。[18]军事上，从海上入侵英伦的难度极大，英国在历史上遭受外来入侵极少，英格兰仅在1066年受到诺曼人的入侵，此后与法国、西班牙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冲突都未发生在不列颠岛上。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便是在大西洋上葬身鱼腹的。第三帝国对于英国的入侵也未能如愿，充其量也只能狂轰滥炸一番，此外便别无他法。这样一来，英国所遭受外患的摧残很少。经济上，这样的距离又不太远，不至于给贸易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总之，英国的地理位置有利于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外患少也减轻了英国防卫的开支，英国可以把宝贵的资源用在国家发展的最关键之处。作为一个岛国，航空业起飞之前，英国与国外的交往都有赖于航海，这就强迫英国全力发展航海业，英国的航海业因此受益不浅。而发达的航海业又与地理大发现等世界历史的发展相适应，英国的殖民主义及海外扩张都离不开发达的航海业和强大的舰队。在全球一体化开始之际，航海业是一个关键因素。英国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其航海业的发展，其发达的航海业又促进了英国的殖民扩张。在某些历史时期中，“与世隔绝”的岛国位置对于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是极其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