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纳粹政权秉承和发展了中世纪时代的野蛮做法，把占领区作为掠夺对象。不过，在具体手法上，因地因时而异。

最直接的，是索取占领费。根据一般规律，占领者只能向占领区收取占领费，然而在欧洲战争期间，德国除了向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典型的占领国收取这种费用外，还以“上缴金”、“防务捐赠”等名义，向其他国家索取类似费用。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第49条规定，占领费的数额，“只应限于驻军或该地行政管理的需要”，然而纳粹当局却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尤其是各个国家的支付能力来确定数额。在波兰，以“总督辖区为换得军事保护而对帝国防务的捐献”为名的“防务捐赠”逐年增加。1941年的数额为1.5亿兹罗提，招致德国财政部的恼怒，1942年春天即增加到5亿兹罗提，晚些时候又猛增到13亿兹罗提。当时德方提出的理由是，它在总督辖区的驻军数约达40万人，每月需花费1亿兹罗提的费用，因而1942年全年需要13亿兹罗提，但实际上，当年德国的驻军仅为8万人。1943年，德国财政部开出了30亿兹罗提的数额，并提出“总督辖区应将2/3的财政收入上缴给德国”的苛刻要求。在法国，德军将士的亲属安装的假牙，包括金银制作的牙套，所需费用也列入占领费之内。据估计，这类支出所占的比重高达75%。在丹麦，仅1942年一年，就向挪威的占领军总司令部输送了2.2万头牛、1.75万只猪、2870吨黄油、近500吨果酱、80万只鸡蛋、3000吨水果和蔬菜，另外还要将大量的活牲畜、黄油、奶酪、鸡蛋和海鱼直接运往德国。连德国士兵与丹麦妇女所生的孩子，其抚养费用也列入了占领费之中。1944年上半年，丹麦每月支付的相关费用达8600万马克之多，超过了其1941年收入的3倍以上。在比利时，起初占领费用为每月8000万马克，1941年初上升到1.2亿马克，很快危及到比利时货币的稳定性，因而被迫下降到原来的数字。然而，德国军方总会寻找各种借口，每月增加2000万～3000万马克，因而到1941年9月，又回到1.2亿马克。这样，比利时每月必须交纳的款项超过其常规税收收入1倍多。为了占有比利时的41吨黄金，德国又提出收取“额外占领费”的要求。

与索取占领费用有一定关联的，是在使用外国劳工的过程中加重对占领区的盘剥。德国在使用外国劳工的过程中，对西欧国家的劳工，在招募和使用时手段都相对比较宽松，而在波兰和苏联，则大量使用了强制手段。但是在支付报酬的方式上，都使用了同样的手法。如对比利时工人，德国企业按规定不能直接用马克支付工资，而应将马克转入德国政府管辖的集体户头上，工人拿到的，则是计入占领费预算的比利时法郎。这样，德国实际上是无偿地使用了外国劳工的劳动。1943年9月德国占领意大利部分领土后，抓走了50万名战俘充当强制劳工。雇佣这些工人的企业，将工人工资汇入德意志银行的“工资储备金账户”，冲抵意大利应缴的占领费，然后由意大利银行用里拉向工人家庭支付工资。而在乌克兰，根据1942年的相关规定，每从那里强征一名工人或年轻女人到德国，“其留下的全部财产及现金”就必须交给村中的长者保管，后者将其转让以实现其价值。“所有活物（马、奶牛、猪、羊、母鸡、鹅等）、草料、秸秆、农作物”必须即刻提供给占领军的经济主管部门出售。村中的长者必须将买卖所得收益和现金存入德国信贷银行的“限制使用账户”。按德方的说法，这些钱等到工人返回故乡后再归还，以便他们能够重购牲畜和物品。在报酬上，东部劳工只能领取最低级别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这还不算，1940年8月5日，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发布命令，规定在德国务工的波兰人必须缴纳“社会福利税作为所得税附加”。据此，在德国的波兰人，不管是自愿在德国充当劳工，还是在被德国吞并的国家劳动，原则上都要缴纳特别税，数额约占工人毛收入的15%，从事农业劳动者除外。以后，德国财政部又授权，将这一规定延伸至其他强制劳工群体，特别是受歧视的群体。不久，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也得缴纳这种附加税。作为最后的结果，东欧劳工、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所支付的税款是德国人的3倍以上。此外，东欧工人在剩余收入中还得被扣除每天1.5马克的所谓住宿费用。一般来说，他们每月的可支配收入为10马克。

利用占领军将士驻扎在欧洲各地的机会，纵容甚至鼓励他们在各地大肆购买生活用品寄回德国，一方面用以释放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操纵银行和货币系统，盘剥被占领国，以此达到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的效果。自从1940年10月1日德国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之间关税规定被取消后，当地人开始抱怨德国人“毫无顾忌”的购买欲。“通往德国的快速列车的行李架经常被很重的箱子、形状不规则的包裹及鼓鼓囊囊的袋子所填满”，人们甚至在军官和高级公务员的行李中发现毛皮、手表、药物、鞋子等令人惊奇的贸易商品，其数量令人无法想象。在法国，准备回乡探亲的德国士兵个个都带着沉重的包裹，“这些行李中装满了女士衣物、各式各样的巴黎特产和奢侈品。虽然都是少量购买，但对法国经济造成了重大伤害，出现了黑市和通货膨胀，使得法国居民越来越难买到生活必需品”。这些德国士兵被巴黎人鄙夷地称作“马铃薯甲虫”或“科罗拉多甲虫”。不能回家探亲的士兵则通过军邮包裹把世界各地的物品寄回国内，这些物品包括北非的鞋子，法国的天鹅绒和丝绸，希腊的利口酒、咖啡和雪茄，俄罗斯的蜂蜜和熏鱼，挪威的鲱鱼，等等。在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地区，由于那里的物价较低，成了德国人的购物天堂，那里的商品经常被卖空。一名士兵的女儿回忆道：“我父亲时不时从东部寄来的包裹总是令人很开心，当连队在里加停留时，父亲寄来了装着黄油的金属罐头和可口的红茶。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双既粗糙又很大的鞋子和系带子的靴子，这两双鞋一直到战后都还可以穿，并且一点也不汗脚。还有一个我引以为豪的用上好的俄罗斯皮革做的公文包被我拿来当作书包。……一床很厚的绿色羊毛毯陪伴我度过了童年的寄宿时光，同样地，还有一件深咖啡色的羊毛衫，它的领子是白色和棕色相间的。”即使在苏联军民饱受饥饿之苦的列宁格勒前线，德国士兵也往家乡寄出了数量超过300万个的战地军邮包裹，里面的物品包括食品、烧酒和其他战利品。直到2003年，还有人在信中谈到当时的情况：“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很多很棒的东西，亲戚和朋友们都以国外寄回来的包裹为荣……寄件人的威望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并且经常会被人们用来和没寄任何东西的人进行比较。收到珍贵物品的人也经常对只收到战地军邮信件的人吹嘘自己的礼物。”开始时，德方军政当局对德军将士购买物品和邮寄包裹的数量有所限制，但到1940年10月，戈林下令完全取消购物限制。他认为，“各方面对被占领区商品销售一空的顾虑是杞人忧天”，“与控制购买和限制邮寄相关的措施”是“心理上无法接受的”。他提出了“携带豁免”的概念：“对休假士兵携带的所购商品的限制应当放宽。士兵所能携带的东西以及他个人和其家庭成员的必需品允许被携带。”希特勒甚至称赞德国武装部队是“最天然的中继站，当每个士兵想给其妻子和孩子寄点什么的时候，它总是有求必应”。1942年夏天，他多次提醒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士兵从东部前线往家乡带的东西”，那是“对家乡非常有利的津贴”。当个别官员和海关公务员反对这种肆无忌惮的劫掠时，他大发脾气，因为他要让士兵保持健康的情绪：“我现在要像强盗一样地前进。我还能从东部带点什么呢？艺术宝藏？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只剩下那么一点吃的了！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比让士兵们的家人得到它们更好的事情了。”在另一场合，他表示：人们必须“把回乡休假的士兵看作最完美、最简单的运输工具，允许他们给自己的家庭成员带回尽可能多的食品”。

为了在第一时间更多地抢购占领区的商品，纳粹当局印制了“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作为支付手段。该货币由德国国家货币印制厂印制，面额从0.5马克至50马克不等，与正常马克等值，被国家银行行长称为“披着货币外衣的征收收据”。通过这个形式，当局又找到了释放国内通胀压力的另一条通道。该货币不能在国内流通，也不能兑换成马克，以防止掠夺他国财产的手段反向冲击国内的金融市场。德国信贷银行设立于1939年9月，一直存在到1945年。起初总部设置在波兰占领区内，1940年夏迁往布鲁塞尔，1941年6月迁往柏林。从成立到1941年8月，仅仅2年时间内，该银行就发出了54亿马克的纸币，以后发行的数额还是个谜。德方还人为确定汇率，以掠夺更多的财物。其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后，即强制规定克朗贬值1/3。占领法国后，法郎的汇率由之前的100法郎兑6.6马克强制改为兑5马克，使法郎贬值近25%。而1941年进攻苏联后，竟然强使占领区内的卢布贬值470%。即使在意大利，1943年占领其部分领土后，也将里拉的汇率由100里拉兑13.10马克降为兑10马克。

当使用货币手段抢购货物的效率逐渐受阻时，当局开始鼓励士兵们用家中的实物换取当地的有用之物。这一现象在乌克兰占领区尤其兴盛。德国士兵为了获得鸡蛋、食用油、肥肉、腌熏肉等乌克兰的产品，纷纷写信回家，要求妻子们清理储藏室，并且拜访亲戚朋友，把所有能收集到的东西都寄往占领区。旧衣服和旧家具自不待言，以下这些物品也是信件中经常提到的：盐、火柴、打火机火石、酵母、女士内衣、手袋、粉碎机、黄瓜刨皮刀、吊袜带、糖精、护肤霜、小苏打、指甲油、发酵粉、唇膏、牙刷。有人把盐论磅寄出，然后每2周能收到5～10只鸡蛋以补充营养。甚至有人向乌克兰运送了500千克盐，可以换得相当于1万马克的物品（1磅盐可以换得1只母鸡，10磅盐可以换得1只羊）。有时德国士兵会用“非常便宜的玻璃首饰”换取一整箱大约2000只鸡蛋。甚至还出现了“链式交易”：有人把1双新靴子寄到乌克兰，在那里换到8升食用油，以后再用这些油换到1件新大衣。如果他有兴趣，则可以用这件大衣换取更多的食物。一名德国士兵曾在2天内寄回23个包裹，内中的物品包括：1号包裹，2只母鸡和蜂蜜；3～4号包裹，母鸡；5号包裹，鸡蛋；6号包裹，面条；7号包裹，粗面粉；8号包裹，豌豆；9号包裹，麦片；10号包裹，肥肉；11～12号包裹，菜豆；15～16号包裹，肉类；17～19号包裹，鸡蛋、肥肉、面粉；20～22号包裹，鸡蛋、糖、黄油；23号包裹，香肠和蛋糕。在其他时候寄出的包裹里，还包括“一箱酒和卡尔库拉绵羊皮，2300只鸡蛋”、“一箱酒和两桶蜂蜜”。

纳粹当局试图完成的最具有长期意义的行动，是在“建立欧洲经济新秩序”的旗号下，对各国经济结构实施强行改变。纳粹高层人士声称，欧洲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是在欧洲组建一个单一的经济共同体，在德国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无组织的自由主义将被集中计划所取代，通过创设充足的信贷，可以保证欧洲各地都达到高度的就业水平。1940年9月，冯克在维也纳国家博览会上说，如果每个国家为了要生产从纽扣到火车头这一切东西，因而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建立重工业，并且只能靠关税、补助金和限制进口来维持这种重工业，那么就是在经济上精神错乱。为了代替这种方式，欧洲各国之间应当发展专业分工，以有利于全体。纳粹当局最初的设想，是让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中心，其他国家则沿着非工业化的方向实施产业调整，为整个欧洲的粮食与饲料自给作出贡献。东南欧地区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策将继续实施，同时放弃其军备及辅助工业；南斯拉夫的纺织工业也被某作家说成是“从欧洲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甚至在西欧，虽然全面的非工业化根本办不到，但是他们也设想出某些改变：丹麦应当减少养牛和乳类生产，增加谷类和饲料的产量；挪威应致力于在农业上自给自足；法国也应成为主要是农业经济单位和粮食输出国。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延长和军火供应压力的增大，纳粹当局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如果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能够为战争服务，那里的生产就维持原状，有时甚至还可以扩充。但是，这些地方的工业生产，必须完全服从德国的战争需要。因此，军备产品和德国所需原料的产量，不少都增加了，而纺织品、玻璃器皿和德国够用的原料的产量，则听任其下滑。

在随后处理占领区的工业问题时，德国当局把所有占领地区分成3大类：

第一类是已经并入或预订将要并入德国的地区，如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波兰的上西里西亚、阿尔萨斯-洛林、卢森堡，这类地区的经济生活由德国当局直接管理。这里的重工业产业，不仅短期内能够用于支撑德国的作战能力，从长期看，也有助于推动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中心。德国对这些地方的政策是把它们的经济完全并入德国的工业体系，因此，它们躲过了其他被占国家所遭遇到的大规模掠夺。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没收产业的事情，其斯科达工厂和布尔诺军备厂也很快融入德国的军备生产体系，接受德国的军备订货单。

第二类是被当作“殖民地”的地方，如波兰总督辖区、巴尔干诸国、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占领区。这类地区也由德国当局直接控制，不准当地人自行管理。德国对那里的工业政策最为严苛。1939年10月19日，戈林发布一道指令，其中规定：“在总督辖区，凡是能够用于德国战时经济的原料、废铁、机器等等，都必须从该地运走。对于维持居民仅足糊口的低生活水平并非绝对必要的企业，必须迁移到德国去，除非这种迁移要花上异乎寻常的长时间，因而不如在原地完成德国的订货更为实际。”以后对苏联占领区的政策也是如此。

第三类是西欧国家，包括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它们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当地自行负责，但纳粹当局在其之上设立相应的机构加以监督，左右其决策。而德国对这类地区的政策，则介乎于前两类之间，因为西欧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远高于东欧国家，同时德国也并未打算把这些国家全部并入自己的版图。占领初期，其对策主要是大肆掠夺储存的商品和设备。到了1940年9月，当局感到使用一部分西欧的工业资源更为有利，于是很快改变对策。然而，那里的工业生产只允许在德国所需要的范围内进行，倘若有些工业产品对于维持德国的作战行动并不重要，或者原料缺乏，生产就会大幅度削减，直至全部停止。如果这些机器对德国有用，就被运往德国，劳工则被送往军事工业中为“托特组织”工作，或者送往德国本土。那些被允许继续生产的工业部门，大部分产品都是供应德国的。其中比例较高的如工业精密零件、重型铸件、镁、碳溶胶，100%的产品运往德国，比例最低的是麻棉混织物，12%的产品运往德国。直接为战争服务的产品中，航空器材，90%给德国；海军器材，79%给德国；石油和汽车燃料，80%给德国。

在组建欧洲新秩序的工作中，除了政治与经济之外，还包括强制推广德语，摧残各国的文化和民族语言，以及以德意志人为主宰，将各民族按人种划分等级，排斥和屠杀犹太人、吉卜赛人，奴役斯拉夫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