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文化事业曾经呈现相当繁荣的局面，柏林第一次能以欧洲文化都城的地位同巴黎和伦敦媲美。各种思潮和艺术流派在德国竞相登台表演。德国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对外国产生反作用，形成德国历史上不多见的文化交融。纳粹党上台执政后，以纳粹主义的“世界观”和政治需要进行控制和摧残，以所谓的德意志科学与文化排斥和取代非德意志科学与文化，使德国文化一落千丈，形成“文化荒漠”。

至于什么是德意志科学和德意志文化，当局并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定义，一般是指德意志人创立的科学文化成果，歌颂雅利安血统优越的理论和作品，以及适合为纳粹主义作理论性解释的学科和流派。鼓吹“超人”统治和“权力意志”的尼采，被推崇为“德意志文化的哲学泰斗”。鼓吹德意志人至上的音乐家瓦格纳，被推崇为“德意志文化的复活者”和“乐圣”，希特勒对他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百听不厌，达到了着迷的程度。豪斯霍弗尔的地缘政治学、种族主义理论、军事科学，在纳粹时期也受到当局的宠爱。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相对论被划为“犹太物理学”而受到攻击。反对相对论的海德堡大学教授莱纳德，政治上颂扬纳粹当局并加入了纳粹党，他的学派被称为“德意志物理学”而备受推崇。此外，在纳粹德国还有“德意志数学”、“德意志化学”等等。

1933年3月初，在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大学生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开始自发地准备焚烧“非德意志文化”的书籍。5月10日晚，这场闹剧终于正式开幕。在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2万册书籍被扔进熊熊烈焰，冲锋队和党卫队的乐队在一旁演奏进行曲和德意志民族音乐助威。趁此机会，戈培尔向学生们发表讲话，他的声音还通过电波传向全国各地：“学生们，全国的先生们女士们：犹太理智主义的极端时代已经结束，德意志革命已经成功地深入到德意志精神的领域……你们正在将过时的罪恶精神推进熊熊烈焰。这是一个伟大、有力、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它向全世界证明，十一月共和国[3]的精神基础已被摧毁……在这些灰烬中，将升腾起新的精神体系的火凤凰……过时的精神正在被焚毁，新的精神将伴随着烈火在我们的心中升起……我们在烈火前的誓词是：国家、民族和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万岁！万岁！”其他的大学城也举行“焚书日”活动。被焚毁的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德国共产党人的著作，还有德国著名作家和科学家如海涅、托马斯·曼与亨利希·曼兄弟、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以及外国著名作家高尔基、杰克·伦敦等人的著作。1938年底，当局又集中采取了一次禁书行动。此时，随着纳粹专制统治的日益加强，被归入“禁书”范围的书籍越来越多。据行动报告称，被没收的书籍涉及18个类别。除了此前早已明确列入的如德文版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境外反对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的作品、具有和平-自由倾向的作品外，还增加了不少类别，如：基督教营垒内反对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专制野心的文学作品；将会对纳粹主义“基本价值”造成“损害”和“歪曲”的德语文学作品；批评纳粹政府立法程序的作品；歌颂恩斯特·罗姆和奥托·施特拉瑟周围“叛国者”的作品；“反动民族主义（即君主主义）文学”作品；不利于外交政策的作品；有损德国军事防卫能力的作品；涉嫌削弱种族实力（鼓吹生育控制）的作品；任何种类的犹太人作品。

焚书

在禁书的同时，当局还有计划地迫害和驱逐所谓“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1933年8月，政府公布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揭开了这一行动的序幕。1934年3月和11月，又公布第二、三批名单。至1936年底，共公布7批名单，近300名文化人被迫流亡。从1937年起，纳粹当局进一步加快迫害的步伐。到1938年底，共有84批、约5000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

文学领域受到的摧残更为严重。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文学现代主义流派，如“马路文学”，被当作“文学布尔什维主义”遭到禁止。纳粹当局向作家们提出的写作任务，是“鼓舞”民众投身于德意志民族的事业，推崇“血统与乡土”的种族主义精神，提倡“人民”与“战斗”的主题。在种种压力之下，一部分作家流亡国外，失去自己的语言区，另一些则实行“内心流亡”，即拒绝写作，或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写作而不出版。德国文学作品的水平因此一落千丈。

电影界是戈培尔亲自干预的领域，遭到的破坏也不小。他对电影的选题、演员、导演、剧本都掌管着生杀大权，每部新影片公映前，都要在他家中放映，由他审片。纳粹统治时期拍摄的故事片，有14%纯属直接为纳粹政治宣传服务的，其中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Hitlerjunge Quex）和《犹太人绥斯》（Jud Sü??）等臭名昭著的影片。对于能用以歌颂纳粹政权光辉“成就”的纪录片，纳粹当局不惜重金，力争提高拍摄质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和《奥林匹亚》（Olympia）2部纪录片。这2部片子都由莱妮·里芬斯塔尔导演制作。前者记录了1934年纳粹党集会性代表大会的场面，由120人组成拍摄组，使用多种摄影手法拍成。后者记录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完毕后又花了1年半时间从事后期制作，1938年4月20日推出作为希特勒生日献礼。这2部影片在拍摄艺术上有所创新，前者在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节获得大奖，后者在威尼斯电影节获一等奖，并再次受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嘉奖。但当时它们都被纳入了纳粹政治宣传的轨道。

当局还拍摄了大量的从事政治宣传的“每周新闻片”。这种片子制作周期短，宣传性强，受到官方的格外重视，投资日益增加，并安排在故事片之前强行放映。不料部分观众并不买账，采取推迟进入影院的办法，只看故事片。戈培尔为此下令各影院禁止迟到者入场。在僻远的农村，一般由纳粹党的电影宣传系统负责放映这类影片。

在文化流派问题上，纳粹统治集团内部的看法并不一致。身为“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领袖和“纳粹党文化和世界观教导事务特别代表”的罗森贝格，激烈反对现代主义文化，把建筑上的“鲍豪斯学派”、抽象派绘画、无调性音乐、爵士乐和“马路文学”，都斥之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加以打击。然而纳粹党内不乏现代主义文化的追随者，他们青睐爵士乐，反对诋毁现代绘画。1933年6月，纳粹大学生联合会在柏林大学讲堂聚会，坚持认为表现主义绘画具有“德意志特有的风格”，称这种绘画与抽象的日耳曼装饰艺术及中世纪的表现形式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曾两次试图举办现代主义画展。戈培尔尽管是个谎言大师，但是在艺术方面，却是支持现代主义流派的。他不仅处处与罗森贝格作对，甚至试图从理论上论证现代主义的合理性。他表示，纳粹党人是一群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进分子，不仅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如此，而且在精神和艺术领域也是如此，“因为所谓现代的，就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对于艺术，它只有一种形式，这便是现代的形式”。希特勒尽管粗通艺术，但审美观基本上停留在少年时代的艺术潮流中，并利用独裁体制，凶猛打压现代主义流派。1935年，他在纳粹党党代会说：“每年都在翻新。一会儿是印象主义，过不了多久便是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当然还有什么达达主义。”他把这一切都称作“有毒的花朵”和“霉菌”，是资产阶级颓废精神的具体表现。他号召要以法西斯主义“纯洁、健全的本能”来抵制现代的“艺术败坏者”。面临希特勒的压力，戈培尔随之转向，谴责现代派艺术是附庸风雅，是病态和腐朽的，应该遭到清除。

在希特勒的号召下，当局发动了一场“清理艺术殿堂”运动，要将所谓有害于民族共同体的“资产阶级颓废艺术”轰出德国社会。全国公私博物馆都遭到“清理”，一切处于纳粹标准之外的绘画都被“剔除”。1935年，纽伦堡作了一次预演，当地纳粹党大区举办了名为“颓废艺术”的展览会。1937年，纳粹政权在全国艺术中心慕尼黑做了2件大事。一件是“德意志艺术宫”落成，另一件则是开设“颓废艺术”展览会，将纳粹党重点打击的5000多件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作为“反面教材”拿出来公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德国艺术宫地盘较大，观众显得比较空**，而后一个展会的场地局促，要想进入破败的陈列室必须经过狭窄的楼梯，展品又带有“告别”的性质，因而观众拥挤不堪，“等候入场的人从叽叽嘎嘎作响的楼梯一直列队排到街上”。希特勒在演说中告诫民众：“凡是不能被人了解、得用大量说明才能证明它们有权利存在、并且为那些欣赏那种愚蠢的或者自以为是的无聊货色的神经病者所接受的艺术作品，将不再能公然在德意志民族之前陈列。任何人都不要存幻想！”然而面临络绎不绝的人群，“颓废艺术”展往往几天后就草草收场，以避免继续“放毒”。

纳粹统治下的城市文化

“德意志艺术宫”是一座单调的拟古主义建筑，宽达160米，被希特勒称为“不仅伟大，而且壮美”，说它在建筑艺术上是“无与伦比和无法模仿的”。落成后的第一个展览会，便是纳粹政权隆重推出的“大德意志艺术展览会”，大力张扬纳粹当局所推崇的“现实主义风格”。纳粹主义艺术强调歌颂领袖，诉诸民众，崇尚暴力和“奋斗”精神，把大部分绘画降到宣传画的水平。作为“民众”代表出现的人物，只有共性没有个性。诸如“德意志工人”、“德意志农民”、“德意志士兵”、“德意志家庭”等主题的绘画，都是千篇一律的货色。展会中所陈列的作品，系从15000幅应征作品中挑选出来，共900幅，大多是自然主义的风景画、乡土题材、英雄崇拜和学究式古典主义作品。据内行人士称，这些作品都是他们在其他国家从未见到过的“最蹩脚的货色”。

除了绘画，其他领域的现代派也遭到打击。希特勒上台当年，著名的“鲍豪斯建筑学院”被扣上“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帽子，被迫解散，大量教师和学生流亡美国和欧洲各国。建筑领域普遍采用希特勒所欣赏的庙堂式、具有希腊式圆柱和罗马式立面的风格。为了同鲍豪斯学派划清界限，公墓管理部门甚至不敢树立平顶墓碑，生怕沾上“现代主义”的嫌疑。讽刺文学剧团“胡椒磨”被赶出国门。“坟窟”剧团演出的剧目，语言风趣，寓意深刻，深受观众喜爱，但由于经常讥诮时弊，遭警察查禁，主要演员被送进集中营。爵士乐遭到禁止，但是由于顾及到同西班牙的关系，与之相近的探戈舞和伦巴舞却安然无恙。

在自然科学领域，因纳粹当局否认科学的世界性，大力推崇所谓“德意志科学”，竭力排斥“非德意志科学”，整个学术水平遭到严重破坏。如前所述，由于现代物理学的创始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学说就被斥责为“犹太民族用来毁灭北欧科学的一种工具”。一些被看作能直接服务于纳粹当局的学科，如种族学、政治教育学、军事学等，出现畸形的发展。生物学、心理学等则按照纳粹理论的需要，大幅度篡改，灌入种族主义的内容。

在文化荒漠中，百姓们苦中作乐，用纳粹能够容忍的词语，甚至用貌似正面的语言，来讽刺某些人或事，表达内心的不满，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下文化，逐渐掏挖着纳粹统治的基础。地下文化兴盛往往是文化荒漠的伴生现象。

“领袖国家”本来是官方用语，表明纳粹德国的基本性质，但是在老百姓的嘴里，它包含了“领袖的意愿就是国家的最高法律”的意思。此外，由于纳粹政权穷兵黩武，奶油严重短缺，只好用人造奶油代替，这种人造奶油在纳粹时期被市民们称为“希特勒奶油”。与此相仿的是，遗传病患者的绝育手术，被民众称为“希特勒修剪”。“长刀之夜”中，希特勒杀害了自己的“亲密战友”罗姆，民众在私下交谈中，建议修改国家宪法，增加一条：“政府总理个人有权任命和杀害他的部长。”

纳粹党的各级官员在社会上拥有特殊的地位，成了民众讽刺的对象。这些官员都穿着统一的褐色制服，在帽子和领章上引人注目地饰有老鹰标志，看上去既华丽又威风。但是百姓们意味深长地称他们为“金雉”。到了战争期间，德国将士在前线阵亡，一般都由这些官员去通知家属，于是民众又称他们为“死亡鸟”。纳粹党的不少官员营私牟利，甚至为了私利打击竞争对手，于是就有了以下2则笑话。一则是：有个女厨子想煎土豆，可是没有油，于是她拿起一面纳粹党党旗在炉子上面摇晃。别人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回答说：“在这面旗子下，很多人都肥了。”另一则是：“谁是反动分子？答案是：占有纳粹分子眼红的高薪职位的人。”

纳粹党的不少高层领导人，素质低下，缺点明显，成为民众的讽刺重点。戈林的名字叫赫尔曼，一则笑话讽刺其无知。19世纪期间，德意志人为纪念民族英雄赫尔曼（旧称阿尔米纽斯）率众打败罗马人的事迹，建造了赫尔曼纪念碑。当戈林来到这块纪念碑前时，却谦虚地表示：“你们特意为我立了这么个纪念碑，真的没必要。”另一则笑话则讽刺其虚荣，因为他喜欢把所有的勋章都挂在胸前：在德国应该推行一个新的计量单位，1个戈尔＝1个人能够挂在自己胸前的勋章的总和。纳粹理论强调雅利安人的优秀性，并以金发碧眼白肤作为衡量标准，但人们发觉不少纳粹领袖并不符合这些标准，尤以戈培尔为甚。于是出现了一句脍炙人口的话：亲爱的上帝，弄瞎我的双眼吧，好让我能清楚地看见戈培尔是个雅利安人。罗姆是个同性恋者，然而在他能够为希特勒所用时，当局从不提及此事，而在“长刀之夜”后，希特勒公开把同性恋团体称作“邪恶团体”。于是公开的笑话很快紧随而出，称罗姆的男司机提出了领取遗孀抚恤金的要求。还有人取笑说，罗姆升天之后，天使们把无花果的树叶挂在其身后。有一则不涉及同性恋内容的笑话中，则趁机把诅咒对象扩大到其他人：上帝保佑希特勒，上帝也保佑戈林和戈培尔，至于罗姆，上帝已经完全保护住了。

在纳粹体制之下，希特勒成了国家的最高独裁者，其他机构都是他手中的工具，尤其是国会，成了“接收希特勒声明的响板（即扩音传声筒）”和“昂贵的合唱团”，因为议员开会时只是高唱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和纳粹党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无权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于是在民众中就流传这样一则政治幽默：

哪一个合唱团的成员比意大利歌唱家卡罗素挣得还多？

——国会议员！他们一年只表演一次，唱两首歌，却能挣得1.2万马克。

在高压统治下，人们为了逃避迫害，行为举止难免有些怪异，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术语：“德国式一瞥。”当时，熟人之间在讲悄悄话之前，一般会隐蔽然而最大幅度地转动头和眼睛，以看清周围没有人偷听。结束时大多会说这样的话：“今天你没说什么东西。”“哦，我根本没同你说过任何事。”当时，当局正好规定德国人在互相见面时，必须以高喊“希特勒万岁”作为日常问候语，即“德国式问候”，于是对纳粹不满的人就乘机提出“德国式一瞥”的说法，并很快在民众中流传开来。

在希特勒实施“一体化”的过程中，国会纵火是一个较为重要的环节。好多人不相信范·德·卢贝一个人能够烧着整个国会大厦，而冲锋队和党卫队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威力，于是一些人就把案件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由于冲锋队的缩写是SA，党卫队的缩写是SS，于是就有了以下2个笑话。其一：一对父子坐在饭桌旁，儿子问：“爸爸，到底是谁放火烧了国会大厦？”爸爸回答说：“吃吧吃吧（Ess ess），别再问了！”其二：“谁在国会大厦放的火？”“萨斯兄弟（即SA与SS合写）。”另外2则笑话使用的语言就比较直接了。其一：2月27日晚，戈林的副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戈林办公室，喊道：“部长先生，国会大厦着火啦！”戈林看了一下表，吃惊地摇了摇头，说：“这么早？”其二：“昨天我看见戈林在莱比锡大街了。”“是吗？那里什么地方着火啦？”

达豪集中营是整个集中营制度的代名词，它建成不久，人们就开始编造笑话，意在适应新的环境。有一则笑话称：

有2个男人在街上相遇。一个对另一个说：“太好了，又见你自由了！在集中营里过得怎么样？”

另一个回答：“好极了！早晨时，早餐给送到床前。咖啡、可可供挑选。然后是体育活动。中午饭有汤、肉和甜食。在喝咖啡、吃点心之前，我们玩些游戏。随后是个午休。晚饭后，我们看电影。”

问话的人很吃惊：“噢，全是瞎说吧！前些日子我见到迈尔了。他也在里面呆过，他可给我讲了一些事。”

另一个人严肃地点点头，然后说：“他已经又被抓回去了。”

另一个笑话则是杜撰了一句祈祷词：“上帝啊，为了不使我进达豪，让我成为哑巴吧！”

有2则笑话表达了对反犹政策的不满。其一：在莱茵河畔的一座城市里，冲锋队员站在犹太人商店门口，警告路人不要进入商店。一位妇女想进入一家针织品商店，岗哨挡住她，说：“不要进去！这是犹太人的商店！”“怎么了？我自己就是犹太人！”岗哨还是推开她：“谁都可以这么说！”其二：抵制犹太商店的代言人施特赖歇尔收到一封从北方小城发来的电报，上面写道：“立即派遣犹太人来，否则无法进行抵制！”

随着扩军备战导致国内物资供应紧张，以及接二连三的募捐活动引起民众的反感，这些内容也成为政治笑话的讽刺对象。有一则笑话称：既然木材要用于更重要的事情，那么，德国民众在“四年计划”的旗号下用什么东西来生火取暖？很简单，用希特勒大脑纤维、戈培尔谎言织物和德国百姓的忍耐丝线混合成的材料。讽刺募捐的笑话则是：天主教徒说：“早祈祷，午祈祷，晚祈祷。”纳粹分子则说：“早上乞讨，中午乞讨，晚上乞讨。”此外，当时还出现这样的谣传：大众汽车应该以“冬赈”机构的捐款箱取代方向指示灯，到时候老百姓会自动让路。

在对外政策方面，希特勒执政初年，德国尚处于《凡尔赛条约》的压制之下，德国民众对国际联盟的态度更多的是不满。在很多人看来，国际联盟意味着德国受奴役，几乎没有人会喜欢该组织。有一个笑话称：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开会期间，有一件寄存的包裹，上面写着：“欢迎使用”，这个包裹里装着——上吊的绳索。另一则笑话则称，有一块新的国际联盟奶酪，有人问，这个奇特的奶酪究竟意味着什么，侍应生回答说：“这块奶酪会自动分解。”随着德国在外交上取得一系列胜利，政治笑话给予希特勒较高的荣誉：谁是德国最伟大的电工？阿道夫·希特勒！他给奥地利打开了电源，给俄国关上了电源，给全世界通上了高压，并且一直操纵着开关。与此同时，民众对于墨索里尼的投机心理甚为不满，给他起了个绰号——德国的收割帮手，甚至称墨索里尼曾模仿恺撒的名言说：“我来了，当我看见他取得胜利的时候。”然而，当意大利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低劣的战斗能力时，又出现了如下政治笑话：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传来一个消息，说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命令下参战。“我们必须以10个师的兵力应对。”——“不，他是作为盟友参战的。”——“那就苦了，这至少要耗费我们20个师。”

然而在对英政策方面，政治笑话却把外交活动与希特勒的独裁理念结合起来。一则政治笑话称：希特勒在张伯伦和墨索里尼的陪伴下去钓鱼。张伯伦放下鱼钩，点上烟斗，在2个小时的时间内不停地操作。墨索里尼轻率地跳入水中，抓住了一条又大又肥的梭子鱼。轮到希特勒，他下令抽干池塘里的水。看着鱼儿在池底挣扎，张伯伦问：“为什么不把它们舀上来？”希特勒回答说：“它们必须先向我发出请求。”但是，在对英作战遇到障碍时，民众却对希特勒的无奈略有不满。一则政治笑话称：法国战败后，希特勒站在海峡边远望英国，失去了信心，深感侵袭太困难了。这时，摩西突然在他身旁说：“如果你不迫害我的犹太人，我可以告诉你跨越海峡的办法。”说时迟那时快，希特勒的贴身卫兵牢牢抓住摩西，用严刑强逼他说出：“我只要有上帝给我的那根拐杖，把它水平地横放在海峡上面，水就会退去，海也就会干枯。”“这根拐杖在哪里？把它交出来。”希特勒大声吼道。摩西耸耸肩，说：“收藏在不列颠的博物馆里。”

1941年5月10日，作为元首代表的赫斯单独飞英，这件事使希特勒极为难堪，只好将其称为“疯子”，并下达了内部命令，称一旦这位不忠实的部长归来，立即枪毙。但百姓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对此事作出反应。有一则笑话称：丘吉尔欢迎赫斯，说：“原来你就是那位疯子！”这位德国人谦虚地回答：“不，我只是代表。”另一句改编过的祷告词则表达了部分民众不想再跟随纳粹冒险者的愿望：“亲爱的上帝，让我发疯吧，以便成功地飞向苏格兰。”一则涉及集中营的笑话则讽刺5月10日前后官方对赫斯截然不同的评价：在集中营里，两位老相识相遇。“你是什么原因进来的？”——“因为我在5月5日说赫斯是个疯子。你呢？”——“我在5月15日说，赫斯没有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