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统制

纳粹运动是利用社会动**之机，通过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发展起来的。纳粹专政确立后，同样需要持久的思想灌输和宣传运动来巩固政权，加固所谓的民族共同体。因此，纳粹政权是重宣传轻文化，把文化纳入宣传的轨道。希特勒执政后，在政府中设立了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而没有设立文化部，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纳粹头目对如何进行宣传有着一套较为系统的想法，其要点包括下列4个方面：

第一，强调宣传是纳粹党全面控制国民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统一规划，以暴力为后盾，控制一切大众传播媒介，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

第二，强调纳粹宣传不受科学和事实的束缚。戈培尔提出，纯客观的东西，不过是躲在学院围墙内的教授们玩弄的雕虫小技，纳粹党的宣传大可不必理睬客观性那一套。他说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作出任何空头许诺。希特勒则声称，纳粹宣传要争取民众，必须掌握打开他们心扉的钥匙，这把钥匙“不是无益的客观态度，而是坚决的意志”。他认为，宣传与科学毫不相干，宣传品的水平必须适合于宣传对象。纳粹头目承认，这样做无异于说谎，但希特勒早在口授《我的奋斗》时就曾说过，如果说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更容易迷惑民众。他断言，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未设想杜撰大的谎言，他们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够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如果说希特勒本人还需要某种伪装，不愿说出内心真实意图，他的心腹则一语道破天机。有一次戈林对沙赫特说：“我告诉你，元首要的是2乘2等于5。”

第三，强调宣传应该诉诸情感煽动。希特勒强调，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是理智号召的结果，而是鼓动民众的热忱和歇斯底里的产物。在他看来，“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他们的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都扎根于这个领域”。为了达到情感煽动的目的，纳粹党一方面在宣传活动中大量使用旗帜、党徽、制服、奖章、游行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和形式，另一方面经常使用含义强烈的词语，如“粉碎”、“力量”、“无情”、“憎恶”、“暴风雨”、“狂喊”、“觉醒”、“信仰”、“牺牲”等。与此同时，纳粹头目在宣传中总是树立一些敌人和替罪羊，把德国的一切困难都归罪于它们。在这些敌人中，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资本家，有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有共济会会员和天主教教士，最主要的是犹太人。

第四，强调宣传要简明和重复。由于群众的“接受能力非常有限，理解力低劣”，宣传的内容永远都只能是一正一反，白或者黑，爱或者恨，对或者错，真或者假，决不能一半对一半。另外，由于“群众健忘”，只有不断重复才能把一种思想铭刻在他们的心中。戈培尔曾经说过，“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其实际含义是“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

为了有效地实施纳粹主义宣传，纳粹当局设置了诸多文化控制与宣传机构，这些机构分成纳粹党和纳粹政府2大系统。

纳粹党的宣传机构有3个。其中最重要的是1928年成立的“全国宣传指导处”，下设“文化总办公室”和“宣讲员事务总办公室”等机构，前者负责抓面上的一般工作，如监视和促进文化艺术作品中贯彻纳粹主义精神，公开出版月刊等，后者负责培训纳粹宣讲员并准备宣讲材料。纳粹党的宣讲员分全国、大区、县3级，挑选十分严格，必须是纳粹党的“老战士”，又有一定宣传能力，共约近1万人。第二个机构是总部设在慕尼黑的“新闻办公室”，负责发布纳粹党全国性活动的消息，并监视纳粹党系统内所有机关报刊的宣传内容。第三个是罗森贝格领导的“德意志文化战斗同盟”，该机构原先属于民间文化团体性质，从1937年起也参与文化控制活动。

政府系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由纳粹党宣传领袖戈培尔任部长，他曾在就任后的首次演说中诠释了该部所追求的目标：“所有的宣传手段和通过国家鼓动民众的机构，都必须集中在一起；必须将现代的情感融入到宣传技巧中，使宣传能与时俱进。……国家宣传的重要任务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让街道上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该部的地方机构为地方宣传办公室，一般设在纳粹党的大区一级。它们负责收集本地区的民情资料，以“报告”和“行动报告”两种形式向上级呈报，并根据上级指示在本地区开展宣传活动。

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还通过半官方的文化控制机构“德国文化总会”来实施文化统制。该总会由戈培尔任会长，财政上全由政府充分资助。它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7个协会，这些协会用禁止违规者从业等手段，来保证全国的文化活动都符合纳粹主义精神。根据章程规定，只有具备雅利安血统并在政治上同国家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参加各个协会，只有会员才能从事文化工作，包括“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播、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工作。总会和协会的决议和指示，对会员具有法律效力。不参加或者被开除出有关协会，就等于被禁止从业，这些人不能演出，不能发表作品，得不到购买油彩的票证。

戈培尔亲自示范发布新闻

纳粹当局通过这些文化控制和宣传机构，对新闻报刊实施严密的控制。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过“语言训令”和“每日指示”2种形式向各个报社发布每天的宣传口号和宣传内容。据《法兰克福报》长期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人士回忆，新闻发布会在每个工作日的中午12时举行，战争时期则增加第二次会议，一般在下午5时举行。对偏远地区，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相应指令。各报社必须根据这些指示，取舍新闻消息，拟定标题内容，撰写有关社论。由此，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报刊内容雷同的现象，而地方广播电台实际上成了全国广播电台的转播台。

当局非常重视宣传活动的“终端”，即直接与受众接触的那一端。车站售书摊是新闻出版领域的“终端”之一，那里人流量大，报刊读物的销售量高，容易出现违规出售外国报刊的现象。当局专门成立了“全国车站售书摊协会”，作为全国新闻协会的下属机构。按照当局的规定，车站售书摊的第一职责是传播德意志思想，如果出现违规出售外国报刊的情况，摊主将被开除出协会，车站也必须立即废除出租摊位的合同。广播宣传的“终端”是收音机。纳粹当局从1933年起就加紧生产这种“终端”。当时设计了2种型号，一种售价为75马克，另一种被定名为“大众收音机”，售价仅35马克，但接收不到外国的广播节目，深受纳粹当局的青睐。仅1933年一年，全国收音机的产量就达到150万台。到1939年，全国的收音机总数达到1082万台，拥有收音机的家庭比例高达70%，在全世界处于最高水平。对一时还得不到收音机的家庭，则采取在公共场所放送广播节目的办法。一时间，工厂、学校、办公室、咖啡馆等地都响起了纳粹的宣传声波。为了改善集体收听的效果，纳粹当局不惜花费巨资实施技术改造。1938年夏天，布雷斯劳城竖起了第一座大型立式“声柱”，以后其他地方纷纷仿效，全国很快出现数以千计的“声柱”。对于来自国外的广播，尤其是反法西斯的报道，当局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设立大量干扰电台，并以严刑威胁，禁止民众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