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出现了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情况。全国上下不少人都认为，这将影响德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希特勒等人的考虑还不限于此，他们希望更多地培育优等种族中的优秀分子，壮大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使德国有实力在世界上占据优势地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曾经表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人们不再关心饲养狗、马或者猫等动物，而专注于人的进化本身。在这个时代里，有的人会自觉地默默地放弃，有的人会充满快乐地牺牲和付出”。他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纳粹党必须运用政府的力量干预民众的婚姻生活，介入下一代的生养与培育。1937年11月，希特勒在对纳粹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道：“今天我们获得了对于民族的领导权，我们是唯一被授权领导整个民族的，这包括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因而我们要管理男女之间终身的关系。我们将塑造儿童！”希姆莱则将劝说对象转向个人，他曾经表示：“拥有众多孩子的人是世界权力的有力竞争者，而那些拥有良好种族背景却子女很少的人，拥有的只是一张通往坟墓的单程票，默默无闻50年或100年，然后被埋葬上250年。”

希特勒上台不久，纳粹党鼓励生育的理念立即转化成实际行动。首先是前述“婚姻贷款”计划。贷款对象只限于具有北欧血统的夫妇，他们必须是表现“良好”的公民，如果与共产党人有联系，或者被认为是“反社会者”，就失去资格。另外还有体质方面的要求，5类人被排除在外：（1）智力发育不全者、精神病患者、心理变态者、遗传性目盲与耳聋患者、严重的肢体残缺者、严重的身体机能失调者；（2）有家族性遗传疾病者；（3）患有传染性疾病可能影响儿童者；（4）夫妇一方为不孕不育者；（5）严重的酒精中毒者。贷款以购物券形式发放，用于在零售商店购买家居用品。偿还的款项用于促进婴儿与儿童的福利事业。

到1937年1月，全国大约有70万对夫妇领取了贷款，约占结婚总数的1/3。与此同时，全国结婚率也逐渐提高，最后稳定在每年9.7%左右，比纳粹党上台前的7.9%大有改善。

8个子女的家庭受到官方推崇

当局还将“儿童补助”措施制度化，以进一步减轻多子女父母的经济负担。从1935年起，拥有4个以上年龄低于16岁子女的家庭，政府给予一次性补贴，每个孩子补贴100马克，最多可获得1000马克。从1936年起，月收入低于185马克的工人和职员家庭，第五个及以上子女，每月发放10马克，直到这些孩子年满16岁为止。2年后，这种补贴覆盖到第三和第四个子女。这个项目所需的款项来自失业保险金，由于当时军备经济繁荣，失业保险金的支出很少，资金大量盈余。从1935年到1937年，这个项目资助的家庭数高达40万个，平均每个家庭获益390马克。

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荣誉及经济补助措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设置了“德意志母亲荣誉十字奖章”，授给多子女的母亲。1934年，将母亲节定为国定假日，以彰显妇女的功绩。1938年12月，希特勒宣布正式启动奖章计划。翌年的母亲节，大约有300万妇女获得了奖章：拥有4个孩子的母亲获得铜质奖章，6个孩子的获得银质奖章，8个及以上孩子的获得金质奖章。如果育有10个子女，该家庭还能享受一份特殊的荣誉，即让希特勒担任第十个孩子的教父，如该孩子为男孩，还能以“阿道夫”为名。

金质“德意志母亲荣誉十字奖章”获得者

当局在强调提高出生率的同时，还强调德意志孩童的护理。1934年2月，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建立了“母亲与儿童帮护会”，负责落实针对母亲和婴幼儿的福利工作。

帮护会首先着眼于为孕妇和没有医疗保险的产妇提供福利援助，向贫困的孕产妇提供诸如床铺、亚麻布、儿童服装和食品券等物资。多子女的母亲、怀孕的妇女和刚刚生过孩子的产妇，她们的家务活会得到家政助手的帮助。这些家政助手部分由德意志女青年团员担任。福利组织的员工或护士也会经常进行家访，检查这些妇女的健康状况，提供避免流产、生病或早产方面的建议。

帮护会还开设了“产后疗养之家”，供部分产妇使用。这种机构往往设置在安静优美的环境中，如山林里、大海边，以及一些自然的涌泉或温泉疗养地。每位产妇的康复方案各不相同，取决于她的身体状况、政治思想和家庭经济条件，但平均逗留时间为26天。在同样的条件下，经济困难的孕产妇拥有优先权。那些拥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由于生育而变得虚弱或者患病的女性，或者丈夫长期失业或1933年1月之前就加入了纳粹运动，这些人会被优先考虑。疗养者的往来火车票能享受5折优惠，疗养期间还能得到针对意外伤害的特别保险。“产后疗养之家”在关注疗养者健康的同时，还注重对她们实施思想教育，灌输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妇女在民族共同体中如何定位等。工作人员观察疗养者的一举一动，并对她们的行为和态度作出报告。如果她们被发现脾气很坏或者做出叛逆举动，就会被要求离开。疗养者在疗养期间寄回家的信件，如果充满赞美之辞，就会被帮护会用以显示自己的工作成就。如它们公布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犹如生活在童话中一般……这里拥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美丽环境，我无法用言辞来形容……这一经历毫无疑问将成为我人生中最美丽的旅程……我衷心地感谢元首，他使我因为履行了作为一名德意志妇女和母亲照顾自己子女的责任、教育他们成为健康而有用的人而受到关注。”在疗养者回家之后，一般还会继续得到照料，时间最长的达到4个月，其间有家政助手来帮忙做家务。

帮护会还对幼儿提供日常照料服务。在纳粹党上台以前，各种福利组织都建有自己的日间托儿所，但纳粹当局并不满意这种零散分治的格局。它通过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使用归并和新建等办法，大规模扩展日托中心，为工作女性照料6岁以下的孩子。据福利会自己提供的数据，1935年，它拥有1061个日托中心，1941年增加到14328个。孩子们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分成小组，在护士和义工的监护下做游戏、运动、吃饭、唱歌、睡觉。在乡村地区，此前一般在收获季节由年老体弱或患病的村民来照顾小孩。当局认为这样做很不合适，于是从1934年起，在农忙季节组建临时的日托中心。管理人员是经过培训的员工，并由女青年团员提供帮助。

提高出生率的另一项措施是打击堕胎行为。早在1930年3月纳粹党还未上台执政时，其国会议员就提交过一份议案，称“任何人如果想人为阻止德意志民族的自然繁衍，损害德意志民族，或者通过言辞、出版物、画报以及任何其他手段鼓励这种行为……都应该以背叛种族罪受到审讯并定罪”。纳粹党执政后，立即于1933年5月6日关闭了开设于1919年的性学研究中心和其他所有的性问题与婚姻问题咨询中心，销毁相关的研究论文、书籍和教育材料。当局限制民众使用避孕用品。在希特勒看来，“使用避孕用品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是女性气质、母亲品性和爱的退化”。具体办法是禁止传播避孕用品的销售广告，同时以防止性病和**物品传播为名，规定要惩处向公众演示、推荐或提供关于避孕的手段和信息者，这些人将处以1年以下的普通监禁或罚款。

1933年5月26日，一项政府命令将魏玛时期被废除的《德意志帝国刑法》第219条与220条重新引入刑法。第219条规定，任何人出于经济目的，获得或应用堕胎工具和手段，将处最高10年的重罪监禁。纳粹当局为该条增加了新内容，规定任何人刊登堕胎广告，或者在文章及医疗过程中推荐，即处以罚款或2年以下的普通监禁。第220条规定，任何人有目的地使怀孕妇女在不知情或不愿意的情况下实施堕胎，将处以2年以上的重罪监禁，如果其行为导致怀孕妇女死亡，则处以10年以上乃至终身的重罪监禁。新增加的内容规定，任何公开提供或间接提供堕胎服务者，也将处以罚款或2年以下的普通监禁。1934年10月，盖世太保组建了一支反同性恋的专门队伍，这支队伍很快发展成“反同性恋和堕胎局”。在1935—1939年间，有95名职业堕胎手被起诉，其中超过90%是妇女，她们分别被判处了1～8年的重罪监禁，平均刑期为4年。

除此之外，纳粹党还强迫未婚男子以及1938年以后无子女的夫妇缴纳额外税，数额为其收入的10%，以此作为对“拒绝繁殖”的惩罚。

在各种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德国的人口出生率略有提高，从1933年的14.7‰上升到1938年的19.7‰，接近1926年的水平。

1961年，联邦德国拍摄了一部名为《生命之源》（Der Lebensborn）的影片，讲述德意志少女被送往营地与党卫队的雅利安“种牛”结合的故事。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在美国的版本被意译成《受命去爱》（Ordered to Love）。1976年，克拉利萨·亨利和马克·希勒尔关于“生命之源”的研究著作发行了英文版，封面上赫然印着“纳粹婴儿工厂”的广告语。由此，纳粹统治时期的“生命之源”计划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臭名远扬。“生命之源”协会还被人们称为“希姆莱的婴儿工厂”、“党卫队的妓院”和“主宰种族的生育农场”。

1935年12月，由希姆莱一手策划，作为党卫队的附属机构，“生命之源”协会在柏林成立，以后活动中心移向慕尼黑。根据章程规定，该机构的任务是支持“具有遗传生物学价值的、多子女的家庭”，照顾“具有种族价值和遗传健康的孕妇”，照料此类母亲的子女，并为产妇提供一定时间的疗养。纳粹党认为，有3大特征预示着一个民族的衰退：出生率下降；由遗传疾病导致的退化；种族混合的婚姻。“生命之源”协会的建立正是为了应对这一系列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大量男子阵亡，妇女过剩，全国出生率持续大幅度下降。在希姆莱看来，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伦理观”。资产阶级的社会习惯要求年轻人直到有能力保证婚姻安全时才成家，在社会的激烈竞争中，其结果是晚婚晚育，并最终缩小家庭的规模。同时由于对贞洁与婚姻忠诚的宗教式管理，造成了青年人的自然好奇与性压抑，这导致了德国社会青年男女生活堕落、性病流行。在希姆莱的眼里，德国已然成了一块“**极端混乱的土地”。与此同时，由于“资产阶级伦理观”对私生子的偏见，社会对于妇女的堕胎行为持放纵的态度。希姆莱在一封信中估计，德国每年堕胎的数量达到60万例，并且，“每年成千上万极具价值的少女和妇女成为秘密牺牲者，她们由于堕胎而导致绝育”。此外，“生命之源”计划着眼于提高德意志民族的质量，根据纳粹种族主义的标准来改善后代，培育“未来的贵族”。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党卫队员。

该协会主要负责2项任务：一是向多子女的党卫队员家庭提供福利，分发补助款；二是强化对孕妇的产前产后护理，主要通过建立专门的妇产科医院来实现。

“生命之源”协会对党卫队员家庭的福利补助幅度不大，直到1939年初，仅有110个家庭受到资助，而同时期拥有5～12个孩子的党卫队员家庭有1400个。其原因，一是资金不足，二是国内已经有相关部门在实施类似的计划。

第一家“生命之源”妇产科医院于1936年底投入使用，为掩人耳目，采用了“高地之家”的假名。这类医院挂着白色的旗帜，中间点着红点。它们同一般妇产科医院相比，有更好的护理人员和更充裕的资源支持。这类医院对所有党卫队员的妻子和非婚配偶开放。其他怀孕妇女如果能够证明自己纯正的德意志血统，也能够享用，不论其结婚与否。但其住院资格审核相当严格，一般只有1/2的申请者能够得到批准。住院缴费低廉，但生活条件十分优厚。孕产妇每人拥有一个房间，食物良好，甚至在战争期间也能得到很好的医疗护理。希姆莱对此事怀有强烈的兴趣，亲自过问孕产妇的饮食结构，向恰好在其生日出生的孩子赠送礼物，甚至直接与那些不愿承担父亲责任的党卫队员通信，威胁他们要履行“光荣的义务”，与孩子的母亲结婚。新生儿能否被带回家，取决于其母亲是否在道德和物质上具备了抚育孩子的能力。如果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孩子将被留在协会的“儿童之家”中抚养一年。

在“生命之源”协会中，争议最多的是关于未婚母亲和私生子的问题。尽管在纳粹党的宣传中，家庭被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被视为民族生命、传统价值及道德的源泉，但是为了实现其人口政策和种族净化的目标，纳粹党人也宽容了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和私生子现象。希特勒曾经表示：“我们要记住，三十年战争之后，一夫多妻制是得到容忍的，所以，正是得益于私生子，我们的民族才恢复了力量。”罗森贝格也提出，让数百万妇女终身面对其他人的嘲笑，剥夺其拥有小孩的权利，使其以老处女的状态死去，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一般社会，尤其是教会，以令人厌恶的伪君子态度对待非婚生子女及其母亲。因此，“生命之源”协会一方面反对堕胎，鼓励母亲足月分娩；另一方面则将私生子与婚生子一样看待，向未婚妈妈敞开大门，以促进人口增长。

“生命之源”特别产科中心

欧战爆发后，希姆莱看到战争对人口的减灭作用，公开号召党卫队员生育更多的孩子，鼓吹生育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为德国的未来保存优良种族。1939年10月他公开提出：“在婚姻之外，对于拥有良好血统的德国妇女和少女而言，有一项重要的责任，即要成为士兵们子女的母亲，这绝不是轻浮的决定，而是基于深刻的道德严肃性。”他和赫斯分别向党卫队员保证：当他们前往战场之时，他们的妻子、女友和子女都会得到足够的产前和产期护理；一旦他们战死疆场，其未婚妻的遗腹子将被看成是士兵的合法子女。而党卫队周刊《黑色军团》则刊发了一篇饱受争议的文章，鼓励妇女生育非婚生或婚外子女。它指责妇女们，甚至包括未婚女性，称逃避生育责任等同于军队里的逃兵。文章发表后，舆论哗然，军内人士更是明确表示，这无异于鼓励党卫队员同军人的留守妻子通奸。在一片指责声中，希姆莱不得不解释说，党卫队要帮助的私生子，仅仅是指那些父母本打算结婚，却被战争耽搁的孩子。但是在私下里，他还是认为解决人口危机是必要而急切的。他下达命令，规定：私生子的父母如果不愿意结婚或者不能结婚的，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这些孩子的相关数据将被人为地掩盖起来；准备参与“生命之源”行动的医生必须在盖世太保成员面前发誓保密；孩子出生所面临的一系列法律技术问题都应该小心对待，重要数据要在送交相关部门之前由“生命之源”协会的官员处理。

德军入侵他国后，部分军人与占领区的女子发生**关系，留下了孩子。在纳粹当局看来，这些孩子中不少具有种族价值。尤其在挪威等地，纳粹党人羡慕挪威人的维金血统，军方鼓励驻军官兵同挪威妇女交往生子，成千上万的挪威妇女因此怀孕。这些妇女通过党卫队医生的审查之后，被送往驻地附近或国内的“生命之源”产科医院。虽然确切的数据已经无法得到，但据相关人士回忆，前往“生命之源”医院的外国妇女并不多。除非她们打算结婚，许多妇女并不愿意张扬自己怀孕之事，原因之一是害怕因此而失去孩子。

“生命之源”协会还在党卫队协助下，从占领区引诱绑架一些所谓潜质优秀的孩童，试图通过所谓“德意志化”的过程，把他们纳入德意志人的行列。这些孩子的年龄在2岁到6岁之间，外表一般都是金发碧眼白肤。他们通过“归化”后，被送往种族上合格并且意识形态上值得信赖的德国家庭中抚养。仅在波兰占领区，德国就带走了近20万名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