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当局还致力于充实下层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在这方面，德意志劳动阵线的下属组织“欢乐产生力量”（Kraft durch Freude）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3年底，劳动阵线成立下属组织“下班之后”，不久后改名为“欢乐产生力量”。最初的创意来自法西斯意大利的类似组织。莱伊在1933年9月20日经济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表示欣赏意大利的这一做法：“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危险的是无家可归的人，保龄球馆或桥牌室在这里都承担了维护国家的任务。……意大利用非常好的方式解决了它，我指的是‘下班之后’。”“欢乐产生力量”的名称来源于这样的理念：工人们在参加了有组织的快乐休闲活动后，将带着饱满的精神回到工作岗位。莱伊曾经对劳动阵线的官员们说：“虽然我们对于工作的组织到了极其细致的程度，但如果不组织16小时的业余生活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组织业余生活，使所有的劳动者在工作之余感到心情舒畅，找到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要紧的是保持兴奋的情绪……为民族社会主义思想服务。”从更深的层次来说，纳粹当局还试图通过这些活动，在民众中塑造共同体的精神，即：“‘欢乐产生力量’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简单意义上的旅行，而在于一种共同体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加深了解，从而使得新的文化得以产生。”1934年初，劳动阵线在柏林西门子工厂对其4.2万名职工就业余生活情况作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有2.85万人（占68%）从来没有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旅行过，也不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班，或者光临博物馆、戏院和电影院。劳动阵线对此大作宣传，指出有组织的业余生活的必要性。

“欢乐产生力量”安排的娱乐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音乐会、戏剧、杂耍与歌舞、大众游艺、展览会、电影、歌剧与小歌剧、集体旅游等。从统计资料看，活动的次数和参加的人数都呈上升趋势。当局为了增进追随者之间的感情，号召企业除了举办传统的圣诞晚会和周年节庆外，还要在周末广泛开展“同事晚会”活动。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类似的活动在大企业也较普遍，但一般都是将职员和工人分开，各自参加属于自己的晚会。纳粹的“同事晚会”则要求企业中的所有成员，包括工人、职员和企业主，都参加同一个晚会，甚至还邀请职工的家属也参与。当局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加企业凝聚力，体现“民族共同体”的魅力。根据劳动阵线的安排，企业主负责提供场地、啤酒、饮料和灌肠。晚会上先由纳粹领导人或者企业领袖讲话，对表现突出的职工进行表彰，然后由外请的艺术家或企业合唱团表演节目，最后是全体参与的舞蹈。

“欢乐产生力量”还组织戏剧和音乐会到企业演出，让这些活动不再属于“有钱阶层”的专利。它还在企业中举办展览会，在工厂休息的时候举办简易音乐演出，向工人提供低价的博物馆、剧院和音乐会入场券。它还在工厂里成立各类兴趣小组，内容包括乐器演奏、歌唱、话剧、民俗、棋类和收藏等。这些小组可以在工厂里展出自己的作品，企业则无偿地为兴趣小组提供所需的工具和材料。它还向成年人提供包括英语、法语、速记、几何等课程，以及一些宣讲种族和遗传等主题的论坛。

这些活动受到不少职工的欢迎。1935年2月，科布伦茨的盖世太保向上级汇报，在许多企业“令人欣喜地发现，企业主和职工之间越来越朝着真正的信任关系发展”。经常举办同事友谊晚会“对促进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理解非常有用”，“工人的情绪相对较好”。这种信任关系在有些企业已经结出了果实：“有报道说，企业的信托人委员会为采购对企业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机器，自愿地表示可以暂缓修缮职工休息室。”1935年7月，一名纳粹党通讯员在报告中猜测，工人可能把晚会看成“得便宜的机会”，用以舒缓神经，同时免费提供的饮食也是一大吸引点。因此，有些“同事晚会”成了狂饮聚会。也有工人表示，与这样的晚会相比，他们更希望增加工资，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晚会很美好，以前从来没有过”。

“欢乐产生力量”在组织工人享受旅游之乐方面，也比较突出。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旅游和郊游活动就受到人们的青睐，特别是亲近自然的短程郊游。几乎每个党派和宗教团体都有自己的郊游团，由此兴起了团体旅游活动。然而工人却难以加入其间，因为他们的收入低、假期少。到了魏玛共和国后期，尽管假期逐渐纳入集体合同的范围之内，但还是有1/3的工人不受集体合同制约，大部分青少年也无缘享受假期。同时，魏玛时期的工会工作，重点在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失业保险和集体合同制，还轮不到争取更长的带薪假期。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重工业区，一个有着7年工龄的工人可以享受的假期，与仅工作一年的最低级职员相同。1931年的集体合同显示，55.6%的工人每年假期少于4天，37.7%的假期为4～6天，而职员的假期大多在7～18天。旅游仍然是高级职员、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等阶层的特权。德意志劳动阵线为了让工人能够参与旅游，采取了各种措施：

第一，要求延长工人的假期，使之与职员的待遇相同，并且以年假的方式集中休假。劳动阵线要求劳动督察官在集体规章中写入假期规定，而且假期必须用于休息，不能用发放加班工资代替。这一要求得到国家的支持。1936年春，威斯特伐利亚劳动督察官颁布第一个假期规定，成年职工在参加工作最初5年内，每年有6天假期，以后逐渐增加，工龄满21年后能享受12天假期。

第二，提供工人能够承受的低价旅游项目。“欢乐产生力量”通过纳粹党向铁路部门施压，获得价格上优惠50%的车票，三等票的优惠幅度达到75%，第100名乘客甚至可以免费。同时，规定旅馆和饭店也必须提供价格优惠。这些部门的损失主要通过增加客流得以弥补。劳动阵线把从原工会没收来的财产中拨出一部分，加上从阵线成员中征集的钱和企业主的捐助，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欢乐产生力量”游船。1933年前，去北海和波罗的海旅游一周，一般需要100马克，而“欢乐产生力量”提供的旅游仅需32马克。周末旅游一般包括一晚住宿、两顿餐饮和来回路费，费用为约10马克。从慕尼黑到博登湖的一日游仅需7.9马克，其中包括火车票、午饭和划船支出。“欢乐产生力量”还特别组织游客到巴伐利亚山区、埃尔茨山脉（位于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等贫困边境地区旅游，旅游价格更为低廉，同时可以增进民众对这些地区的了解，增强这些地区对“欢乐产生力量”组织的依赖。为了保证每次旅程都达到满员，规定参加者不能随意退出，除非有家庭成员生病或去世，但必须有医生提供证据，才能返还预付的旅行费用，否则将被暂扣，等到下次参加旅游时使用。

工人参加旅游

第三，在企业内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经济困难的职工参加旅游。如要求企业主向职工提供旅游补贴，或完全支付费用，政府则对这部分开支实施税收减免。实际上，多数企业主都不愿完全资助职工旅游，而是发一些优惠券，或设立旅游储蓄基金，每个工人支付毛工资的1%～2%，企业则加倍支付。该项经费用于资助有突出贡献或贫困的工人参加旅游，偶尔也会使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资助人选。幸运者的伴侣也可参加，但必须自负旅游费用。劳动阵线还在一些企业设立“欢乐产生力量”橱柜，里面放置旅行箱、背包、望远镜等旅行用品，供工人免费借用。

1934年2月17日，第一列“欢乐产生力量”旅游列车从柏林火车站开出，目的地为上巴伐利亚；莱伊和“欢乐产生力量”组织的领导人也一同前往。出发和到达时都有乐队在现场演奏，火车站也装饰得非常漂亮。同一天，还有6列旅游列车开往全国各地。旅游团一般都由600～1200人组成，到达目的后，会受到当地市长的欢迎。旅游以国内游为主，占90%。当局强调城里人要认识美丽的大自然，农民也应了解城市生活，这样既能激发参观者的爱国之情，又能满足大家对异地的向往。在旅游过程中，当局要求旅游者和当地人称兄道弟，鼓励用“你”称呼对方，营造一种共同体的气氛。旅游项目中最吸引人的是航海旅游。1934年5月2日，即自由工会被取缔一周年之际，当局启动航海旅游，以此兑现向工人许下的诺言。航海旅游的目的地遍及北海、大西洋和地中海，其中最有宣传价值的是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群岛，因为此地是英国上流社会传统的冬季度假胜地，因此纳粹宣传总是把航海旅游说成取消资产阶级特权的最有力证明。1935年5月，纳粹当局开始组织去马德拉群岛的旅游，《人民观察家报》用醒目的大标题宣传：“德国工人参加远洋航行！”“我们的工人来到马德拉！”

旅游活动受到了民众的欢迎，第一年就有超过212万人参加了短途旅游活动，6万多人参加海上游弋，还有近1万人参加了徒步旅行。到1938年，这3类活动的参加人数进一步上升到681.1266万、13.1623万和193.785万。同时，1934年没有作出统计的假日旅游参与人数也出现了，人数达到144.7972万。在由“欢乐获得力量”安排的一日游活动中，工人们骑自行车或徒步行走体验自然生活，到雪场滑雪。另外，不少人乘坐专列去“黑森林”从事周末旅游，或者在哈尔茨山度过一周的假期。

然而，在旅游方面也有不少负面情况。纳粹当局的很多官方报道都言过其实，如称工人参加旅游的人数比例高达50%～75%。而据盖世太保的内部汇报材料称，鲁尔区许多矿工连衣服都买不起，肯定不会考虑文化和享乐。1935年3月29日维尔纳矿厂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只有0.5%的职工参加了旅行。调查者得出的结论是，“工人只要当了父亲，就没法支付‘欢乐产生力量’旅行的费用，虽然费用很低”。参加航海旅行的工人更少。如历时18天的马德拉群岛游的费用为120马克，13天环游意大利为150马克，尽管这些价格仅为营业性旅行社的50%，但也超过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1941年，随着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旅游活动完全停止。

德国的“大众汽车”也同“欢乐产生力量”组织有关。当时，汽车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富裕家庭，但纳粹当局认为，汽车不应该只是上层社会的身份标志，应该让每个德国人都能买得起。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巴本政府曾经削减过汽车购置税，希望加快国民购买汽车的速度。但希特勒认为，只有降低汽车的成本与售价，才能让大众拥有汽车。1934年3月7日，他在柏林车展的开幕式上透露了这一想法。1936年，宝马公司总裁开始着手筹办。他认为德意志劳动阵线是一个拥有上百万成员的巨大销售市场，同时还拥有一定的生产资金和销售网络，于是找到莱伊要求合作。1937年春，莱伊决定参加大众汽车项目，由劳动阵线负责该项目的组织和资金筹措工作，并从会费中拨出5000万马克作为先期投资。最初，拟议中的廉美汽车定名为“欢乐产生力量汽车”（KdF-Wagen），但设计者费迪南德·保时捷担心该品牌会影响汽车出口，对此提出异议，以后改名为“大众汽车”（Volkswagen）。1938年5月26日，大众汽车厂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出席庆典活动的人数达5万之多。劳动阵线声称该厂在1940年将达到45万辆车的产量。报刊对此作连续报道，称大众汽车是“为每一个民族同志设计的汽车”，“他们将在民族节日、展览会、飞行日和体育日带着自己的汽车一同出席”。

莱伊在奠基仪式上，第一次向公众提出购车储蓄制度。大众汽车的定价较低，从990马克到1050马克之间（当时私营汽车厂生产的同等质量的车最低售价为3000马克），但是汽车必须通过储蓄券购买，即欲购车者必须签署储蓄合同，每周到劳动阵线服务处、劳动阵线银行或德累斯顿银行购买5马克或以上的储蓄券，集满750马克储蓄券后，就可进入提货排队名单。预订者不得将名额转让给他人。一般来说，储户平均需要3年时间才能进入排队等候期，而预支的钱则进入汽车生产所需的前期投入。为了推广这种做法，劳动阵线在大区、分区和分部都设立了相应机构，还在300名职工以上的企业里设立汽车事务督察员。1938年12月起，开始实施“快速储蓄”行动，即鼓励登记者储蓄更多的钱。到1939年3月，有20万人加入了购车储蓄的行列，年底增加到27万，最终的数字为33.6668万。然而，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时，大众汽车厂尚未完工，因此它在未生产出一辆民用汽车的情况下就投入了军工生产，转而生产炮弹等军用物资。虽然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这一行动在社会上所起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于下层劳工来说，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国家给了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