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大约四年前（2002），当时的本所明清档案工作室负责人陈国栋先生询问同人，档案中有无“精微批文”，那时无人能答。何谓“精微批文”？根据《大清会典》，“精微批文”或“精微批”是清代都察院巡按御史，茶马御史，户部、工部各关差由京城前往外地赴任的身份证明文件。[1]工作室同人虽然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常常遇到请领或回缴“精微批文”的相关档案，但从未见过该种文件。同人甚至还在整理满文档案时，发现两件与“精微批文”有关的档案。但是“精微批文”是何形制？遍查手边工具书与图鉴，仍然一无所获。不过，经陈先生这么一问，倒是引起工作室同人对“精微批文”的注意。本年（2006）八月间，本所研究员于志嘉女士来工作室调阅“勘合”原件，对文件中所开“计给某字某号精微批文壹道”的文字叙述提出疑问，在本室同人王健美女士的协助下，陆续调出相关档案，经过二人反复讨论，初步认定我们先前认作“勘合”的文件，应该就是大家一直在找的“精微批文”。为了进一步厘清“勘合”与“精微批文”的关系，我们在于女士的建议下，以先前的讨论为基础，继续挖掘史料，草成本文，以就教于学者方家。当然，文责自负，所有的错误由我们执笔者承担。

二、何以误作“勘合”

首先，让我们说明何以先前会把“精微批文”误作“勘合”。我们会把“精微批文”认作“勘合”，主要是依据档案文件的结尾用语所做的判断。清代官府往来文书中，正文之后常见以“须至某者”这样的套语作结。这“须至某者”的“某”便是该份文件的种类或名称。[2]例如，“移会”这种文件的最后会有“所有……理合移缴……查收可也，须至移者”。作为“题本”副本的“揭帖”，其结尾则是“为此除具题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如图1至图4所示，无论是都察院，或是工部、户部的“精微批文”，在第一段印刷体文字的最后都会有一句话作结；前者是“所有勘合须至出给者”，而后两者则是“须至出给勘合者”。文字虽然稍有出入，但语意似乎并无不同，因而当年我们认定凡是有这两类结尾套语的文件都是“勘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将同样的档案视作“勘合”，可能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3]不过，我们下文会论证，“精微批文”的情况比较复杂，其实是“勘合”与“批文”两类文种的结合，因此，上述原则不能直接沿用。

三、何以是“精微批文”

现在让我们仔细看一下先前提到的四张“勘合”。图1先前被认作都察院的“勘合”。这是一份顺治十四年三月初一日（1657-04-14）由都察院发给监察御史田升龙前往巡按广西的文件，主要分成板刻印刷与手写填入两部分。[4]以下为文件的内容，小字为手写填入部分：

都察院今差本官前去广西公干，把截去处验实放行，若至所在官司，比对朱墨字号相同，速将坐去事件，依限完报，毋得将同姓良善冒名顶解，因而动扰于民，自取罪愆；若朱墨不同，即将赍批人员擒拿赴京，所有勘合，须至出给者。

一为出巡事，差监察御史田升龙前去广西巡按。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等同吏部具奏外，今将本官赍批前去，本省按察司比号相同，照依札内事理施行，完日径自具奏，仍呈本院知会。

右批差监察御史田升龙准此

顺治拾肆年参月初壹日 典吏缺刘继芳代承（顺治拾肆年处，钤盖满汉合璧之“都察院之印”）

都察院

限事完回缴

板刻印刷部分重点有二，一是都察院差官某人前去某地公干，二是所在官司必须比对朱墨字号，以避免冒名顶替之事发生。最后则以“所有勘合，须至出给者”结束。手写填入部分则有四个部分：一是差官前去的地点，二是差官的姓名，三是文件发给的时间与代承官员的姓名，四是批文的内容，包括出巡官员的职衔、姓名与出巡的性质，以及相关官员为此事稍早前具奏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件的左半部有“右批差监察御史田升龙准此”几个大字，其中“差监察御史田升龙”是手写植入。如果当年我们注意到“右批某某准此”这样的用语，可能就不会犯下以“批文”为“勘合”的错误。依照清代的公文用语的习惯，“右批某某准此”是表示，以上（右方）是批给某某的批文内容。[5]“右批差监察御史田升龙准此”自然指的是批给监察御史田升龙的批文。

图1 顺治十四年（1657）都察院发给监察御史田升龙前往巡按广西的文件

资料来源：《明清史料》，登录号104011-001

图2 顺治九年（1652）都察院差监察御史陈棐前往顺天巡按的“批文”

资料来源：《明清史料》，登录号163601-001

图2是先前被认作“勘合”的顺治九年（1652）都察院差监察御史陈棐前往顺天巡按的满文“批文”，文字是依照满文的书写习惯，由左至右，从上到下排列；和图1的汉文“批文”一样，这份“批文”的主要内容分成板刻印刷与手写填入两部分，而其形制与内容也无差异。在文件的右下角有几行满汉文并列的小字（第一段为满文的罗马字转写）：

ere emu jing wei pi be ninggun biyai juwan duin de uheri be baicara jurgan i icihiyara hafan aduri，ejeku hafan wehe，unucen benjihe，juwan uyun de doron gidafi orin de u men juleri beye de afabume buhe ede hesei tcibure boobai emke gidaha

九年六月十三日都察院理事官罗□送到顺天巡按陈棐精微一道，十四日理事官呵都里看徐如龙挂号讫，十九日用宝，二十日在五凤楼前发讫。

这几行文字主要说明这份文件产生的过程，同时也明白指出这是给顺天巡按陈棐的一道“精微”。我们要找的“精微批文”已经呼之欲出了。

图3先前被认作工部的“勘合”。[6]其形制与上述都察院的“批文”一样，也是分成印刷与手写两部分。印刷体部分也是首先叙明工部差某官前往某布政使司公干，其次要求所在官司必须比对朱墨字样，以避免冒名顶替之事发生。不过，与都察院的文件不同的是，此文件的左下角不再是“右批某某准此”，而是“右仰准此”；“仰”字在这里有命令的意思，全句已无先前说明右方所给文件种类的作用。这样的改变可能与手写批文形式的改变有关。如图3所示，手写批文除了改以两段文字表示外，还多了一行标题式文字，“计给龙字贰拾号批文壹道”。这一行字清楚点出以下四行文字就是精微批文的内容。这四行字有两个重点。第一是说明批文的主旨，即该部龙江关官员任满，移文户部掣签，由内务府员外郎庸保掣得。该部于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初九日（1688-10-02）具题，十三日奉旨，同意庸保前去管理龙江关事务，督收钱粮，禁革奸弊。第二点则明言任命庸保“管理龙江关事务”。图4则被误当作户部的“勘合”，其形制格式与工部的文件几乎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手写批文的第一行文字是“计给顺字肆号精微批文壹道”，明白指出这是一道“精微批文”。[7]

图3 康熙二十七年（1688）工部令官员前往江苏布政使司公干的批文

资料来源：《明清史料》，登录号104416-001

图4 顺治六年（1649）户部令官员前往顺天府公干的批文

资料来源：《明清史料》，登录号103883-001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确定，在都察院或是工部、户部发给的相关文件上，不仅有“批文”，而且还是“精微批文”。虽然我们在都察院的文件上也看到“右批某某准此”的字句，但是这四件文件都是以“须至出给勘合者”或“所有勘合须至出给者”作为结尾语。有人因而怀疑这是否是所谓“批文勘合”，也就是有些学者所指称的在“勘合”上写入“批文”。[8]不过，这个疑问不难解决。乾隆十一年（1746）二月间，户部移会内阁典籍厅，全文如下：

户部为移会事，贵州司案呈，所有各关监督例由户部刷给精微批文，前赴任所。今批文印板被焚无存，应移内阁请将旧存精微批文捡发过部，以便照式刊板刷发可也，须至移会者。[9]

以上文字很清楚地显示，上述疑虑是不必要的。户部因为发给关差的“精微批文”的印板被焚，而必须依照先前缴回内阁的“精微批文”式样重新刻板刷印，因而行文要求内阁发回先前回缴的“批文”。户部被焚毁的是“精微批文”印板，而非“勘合”刻板，这事实已很清楚地说明，我们先前讨论的四件文件就是“精微批文”，而非“勘合”。同时，我们也在档案中找到另外一条资料，可以支持我们的看法。这是一件题为“ijishūn dasan i nadaci aniya，aniya biyai nikan ejehe，jing wei pi 【dangse】”的满文档册，其中“jing wei pi”即汉文“精微批”的满文音译，整件档册的汉文题名为《顺治七年正月分汉敕、精微批档》。[10]这件档册一共抄录了十五件敕谕与两件“精微批文”。批文的形制、内容与上述所引都察院顺治九年（1652）的“批文”几无二致。因此，毫无疑问，这些我们先前认作“勘合”的档案应该改成“精微批文”。

然而，我们要问，何以在“精微批文”上仍然可以看到只在“勘合”上才会有的结尾用语，也就是“须至出给勘合者”与“所有勘合须至出给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精微批文”与“勘合”在明代的运作情形着手。

四、用途与形制

清代的“勘合”与“精微批文”都是承袭明代旧制。根据我们的初步考察，“勘合”在明清两代的运用方式并不一致。简单地说，“勘合”在明清两代都是一种凭证，但明代“勘合”的使用范围明显较清代为广。根据近人的研究，明代的“勘合”应用于户籍、军籍的管理，衙门间公文的传递、管理，军队的调动，两京城门的管理，财赋的征收，与邻国的朝贡贸易，西北边区的茶马互市，驿站人夫骡马的支用等。[11]然而，清代“勘合”的使用场合缩小很多，除了用作城门出入凭证[12]，以及短暂用作日月食救护外[13]，主要作为差官依法支用驿站夫马的凭据。在清代，如图5所示，官员奉差出京、赴任、出征，以及进表、进贡与解饷，都会领有兵部发给之勘合，于旅途中要求各地驿站依上面填注的夫、马、车、船、廪给口粮数目提供补给。例如，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奉差出京，都会给夫二十名、马四匹、驴两头、水路船一只。[14]在外，则由该省驿传道按照品级填给勘合[15]；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后，改由各地督抚发给[16]。

除了使用场合的缩小，清代“勘合”的形制也与明代不同。有学者指出，明代的“勘合”含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半印，又称骑缝印，二是字号，三是底簿（号簿）与勘合纸。”[17]半印、字号、底簿都是用来比对的，以验证文件之真伪。《明实录》中有关当时“行移勘合”（也就是上文所称管理衙门间公文传递的勘合）的文字很清楚地描述了“勘合”的防伪机制，也告诉我们为何明代的“勘合”又叫“半印勘合”：

甲申，五色云见，始置诸司勘合。其制以簿册合空纸之半而编写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右之半在册，左之半在纸，册付天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隶府州卫，所收之半印纸藏于内府，凡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有文移，则于内府领纸填书所行之事，以下所司，所司以册合其字号、印文，相同则行之，谓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18]

但是从图5可以清楚看到，清代最常见的“勘合”已不见半印，只有字号。这张光绪十九年（1893）颁给河南正考官王懿荣（1845—1900）的“勘合”，除了详细载明各驿应付的口粮、跟役、马匹的数目外，只有“计开金字七十一号”等字。从这张“勘合”上的警告文字“如有洗改多索、越站枉道及驿棍啃勒情弊，查出一并参处不贷”以及《清会典》中对于滥用“勘合”的种种惩处规定可以看出，清代对于避免“勘合”被滥用的关注，远大于防止它被冒用与诈伪行为的发生。

图5 光绪十九年（1893）颁给河南正考官王懿荣的“勘合”

资料来源：《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第4期，1805页，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

五、请领程序

不过，明代“半印勘合”的特征在清代的“精微批文”中却仍然保持着。如图1与图3、图4所示，无论是都察院还是户部与工部的“精微批文”的中央上方都有一个“敕命之宝”的半印，顺治六年（1649）以前的只有汉文篆字，后来则为满汉合璧；半印上都有“宝字某某号”的字样。“敕命之宝”半印的下方则是两至三个各部院的半印与批文字号[19]：都察院的是三个左半印；户部与工部的则各有一个左半印与一个右半印，通常左半印盖在手写批文的起头，而右半印则盖在手写批文的结尾处，也就是左半印盖在文件的右边，右半印盖在左边，形成有如两个半印相背对的态势。[20]这些半印与字号显然是批文上“其所至官司，比对朱墨字样”的主要对象。[21]然而，这些批文上的半印与字号是如何产生的？所在官司又是如何比对朱墨字样呢？下面我们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试做回答。

根据《大清会典》，户部、工部各关差监督都必须向部里请领“精微批文”，分别“送科挂号，转送内阁，请用宝发出，本科引奉差官赴午门外跪领到科，按程定限回缴日期”。[22]至于都察院的情形，《会典》的文字较简省：“各该差请给精微批文，本科照例批定限期，该差赴本科领取。”[23]这里的“本科”指的就是“刑科”，只是未提是否送内阁用印。不过，从本所档案数据中，我们看到刑科仍须将都察院的手本送内阁典籍厅，“烦为呈堂给发施行”[24]。这“呈堂给发施行”应该包含了用印的动作。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上述“精微批文”上“勅命之宝”的半印都是由各科送内阁用印完成的。

然而，《大清会典》，甚至《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描述都稍显简略，倒是本所档案提供了一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实际运作情形。乾隆十一年正月十四日（1746-02-04），内务府郎中吉葆奉旨补授户部西新关监督，户部因此于同年二月初九日（1746-02-28）“咨呈差本部前赴内阁，请领撰给所有精微批文一道，并内号簿一本移会户科比号；外号簿一本咨发江南总督比对；并行文兵部照例派给护敕绿旗官兵，前往护送可也”[25]。显然，各衙门在咨呈内阁的同时，也会跟着移送一本内号簿与一本外号簿，也就是所谓“底簿”。前者用作各科“比号”的依据，后者则咨发该巡按或监督所在官司的长官，以作为未来比对的根据。而根据档案所见，户科、工科或刑科在比号，也就是比对批文字号后，会再移会内阁典籍厅，“烦为呈堂请宝挂号，以便发给”[26]。内阁在用完印，挂过号后，才将批文交由各科发给差官。这一连串动作的目的，应该是在确保批文字号与内、外号簿上的字号相一致，一方面防人作伪，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为批号不对而使差官无法行事的窘事发生。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刑部主事戴楩与吴元璧就因为“各请批文辄行，而失与内号相验，于是元璧至镇江府与原给外号验不合，不可以行事；而楩亦称批号与籍号不同，各为巡按御史参劾”[27]。

不过，除了比号外，各科官员对于“精微批文”还有用红笔做标记的动作，也就是在清代下行文上常见，有提示阅者注意之用意的标朱。清朝人刘献廷（1648—1695）的《广阳杂记》就记载：

凡巡防盐关差，皆有精微批一纸，以为凭限；批发自内阁，而科臣批之。[28]

明朝人李清（1602—1683）也在《三垣笔记》上写道：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签押，于直隶巡按监察御史某准此，则用朱笔大直如按院直推知法，于批后又书“候回还日缴”五大字，送中官用印。[29]

由这两笔数据我们可以确定，图2都察院的那份“精微批文”上，“本官前去广西”与“差监察御史田升龙”两段文字上的朱笔直批都是科臣所为；而图3工部“精微批文”上那些手写批文前后的“引号”与批文旁的红点，也都是科臣的朱笔标朱。[30]这些“精微批文”必须在差满回京后的一个月内送各科销号，转缴内阁，超过时限者议处。[31]这也就是我们今日可以在内阁大库档案中看到这些缴销的“精微批文”的原因。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了解，清代的“精微批文”实际上仍保有“半印勘合”的形制，都是利用比对字号以防诈伪的凭据，只是前者在半印、字号以外还加上了批文，可以说是“勘合”与“批文”的结合。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为何不称作“勘合批文”，而要称作“精微批文”呢？以下我们试从“精微”二字入手，回答这个问题。

“精微批文”中的“精微”二字究竟作何解？目前我们没有找到明朝人或清朝人的说法。不过，姑且不论“精微”二字作何解，翻检《大明会典》，我们发现，凡是冠上“精微”的公文书都是由内府发给京城各相关衙门的，而且还是比较重要的文件。例如：

凡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关给内府精微文簿，开写日行事务，注销前件，按月奏送本院稽考，年终类送司礼监交收。[32]

凡刑部、都察院问过充军犯人，送五军都督府编发者，每五日各开报本司，本司历事监生填写精微文簿，填满缴进内府。[33]

而本所档案中也有一件“精微奏稿”，是礼部为每年皇帝赏赐“在京在外文武官员及四夷外国人等各项段锦绢布匹”事，除依例年终向内府司礼监“请给勘合填补花样数目”外，还“谨具奏闻”的一件文件。[34]显然，在京各相关衙门送往内府的公文书也被冠上了“精微”一词。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在明代只要与内府相关的重要文书都会加上“精微”二字。而这些精微文书可能也都盖有司礼监的精微印，因为我们看到管制内府各门出入的勘合有所谓大、小勘合之分，前者盖有出入精微印，后者则是盖着兵科印[35]：

凡内府各门进出事件，并内官出入，皆有印信、大小勘合、填写关防。本科官编成字号，并置底簿。小勘合用本（兵）科印，大勘合用司礼监精微印。领出，每三日俱给与守卫官员，填写出入事件。填完小勘合，送内府收；大勘合送本科收，以凭查考。[36]

其实，上述“大勘合”在南京就被称为“精微勘合”。《大明会典》清楚指出，“凡南京内官出入公干，并皇城四门出入事件，填过精微勘合将尽，先行具奏兵部，转行本科，将该给勘合，编完字号，赴司礼监，用精微印，并附底簿给出，发南京兵科给用”[37]。既然内府的“勘合”称作“精微勘合”，当需要将“勘合”与“批文”合二为一的时候，一个最可能的名称应该是“精微勘合批文”。而事实上我们的确在《大明会典》中看到了这样的用法：“凡户部差官监收各处粮米及钞关船料钱钞，本科赴司礼监，领精微勘合批文一道，定限给付，岁满更替回还，仍将原批赴监查明，送本科销缴。”[38]清代户部差官请领“精微批文”的规定，应该就是源自这个“领精微勘合批文一道”的条文。这个“精微勘合批文”是我们在会典、实录、《明史》中所能找到的唯一的例子。在这些文献中，其他的相关规定，不是写作“精微批文”[39]，就是写作“精微批”[40]。我们目前没有资料可以说明这三种用法有无时间先后的次序。不过，依据经验，人们使用词汇常有化繁为简的习惯。因此，我们相信，“精微批文”就是先前“精微勘合批文”的简称，有时候更进一步简化为“精微批”。[41]如果这个推断可以成立，“精微批文”上出现“勘合”文书的形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永行停止

“精微批文”在清代施行的时间其实并不长，顺治十八年（1661）即有停止巡按、茶马御史请领“精微批文”的规定。[42]雍正元年（1723）以后，户部各关只有山海关的监督还需请领精微批文，其他各关已不再需要请领。同时，由外任补授的关差，也不需领批。[43]乾隆三十八年（1773），各关监督请领批文的动作奉旨“永行停止”，而改给札付。[44]这是因为这年二月，户部侍郎蒋赐棨（1730—1802）奏称，“关差赴任向在户部请领精微批文一道……实缘明季税差杂出，莫可稽考，相沿至今，无稗实政，宜删去，以符体制”[45]。一个实施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制度就这样突然被终止了。

蒋赐棨的奏折其实并没有清楚交代为何清政府要终止“精微批文”这样的防伪措施。他的说辞反而引起更多的疑问，因为明代实行“精微批文”并不是由于“明季税差杂出，莫可稽考”。虽然我们目前无法掌握明代开始发给“精微批文”的确切时间，但很多数据显示，这个时间即便不在明初，也决非明末。同时，发给对象也不仅限于税差。兹提一例，以做说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刑部尚书何乔新（1427—1502）奏称：“旧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验视乃行，近止用驾帖不合符，宜复旧制，以防矫诈。”[46]孝宗回应：“此祖宗旧例不可废。”[47]从这“旧制”与“祖宗旧例”两词，我们可以判断，“精微批文”在明代开始实行的时间不会太晚。而何乔新的一句“旧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赍精微批文”也点出了明代“精微批文”发给的场合与对象。根据《大明会典》，须向内府司礼监请领“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验证的差员，包括都察院巡按、提学、巡盐、巡茶、巡关等御史，清军刷卷等监生，书吏、人吏、法司勘事、审录、决囚等官员，以及差往各王府祭葬、报讣、伴送夷人等的行人、序班与监生。[48]

乾隆三十八年（1773），大清国势正盛。蒋赐棨究竟是不了解“精微批文”的发展历史，还是故意以明末时事贬低它的重要性，有待进一步考察。不过，由于“精微批文”的实行，相关衙门必须不断地行文、比号、查核，的确可能对明清两代的行政体系构成负担。明成化十八年（1482）四月，南京的六科以为先前规定的“两京衙门凡有差遣者，不问事之轻重，皆给以内府精微批文”太过于烦琐，奏请该地衙门，凡是“事重路远者”，才给“精微批文”，“事轻者，不拘远近，只给札帖”。[49]清雍正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张照（1691—1745）曾提议使用“勘合字号”，以确保各部院衙门行文各省文书不被书办窜改字句，但未被接受。[50]这是否意味着“精微批文”在清代的实施一直不被重视？同时，“精微批文”虽然烦琐，但在明代仍然持续使用；在清代则不然，不仅实施范围受到缩限，而且还不到一百三十年即被迫终止。明清两代何以对“精微批文”的看法如此不同？这是否意味着清代公文书作伪的问题不如前朝严重，抑或另有其他因素？这可能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最后，我们要指出一点，在明代“精微批文”是向内府司礼监请领，而在清代则是赴内阁用印挂号。换句话说，在明代“精微批文”的发放是由宫内的宦官组织管理，而在清代则是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掌理。这一内外之别或许也可以说明“精微批文”在明清两代运作上的差异。

本文与明清档案工作室同人王健美女士合著，原发表于《古今论衡》第16期，2007年，第77～92页。

[1] 本文曾参考于志嘉女士于第十届海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8月25日至26日）上讲评伍跃先生论文《日明关系中的“勘合”问题：以“勘合”形状为中心》的评论稿及刘序枫教授与于女士针对该问题的讨论信函，特此致意。我们也要感谢本所“汉籍全文数据库工作室”与“明清档案工作室”的同人，没有他们制作的强而有力的数据库，我们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本文。参见《大清会典》（康熙朝）卷160《户科》《刑科》《工科》，18b、23b、24a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93。不过，光绪朝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已不见巡按、茶马御史领批的规定。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015《都察院十八·户关领批》，194～195页；卷1016《都察院十八·工关领批》，206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2] 雷荣广、姚乐野：《清代文书纲要》，256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文书档案图鉴》，92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4。

[4]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以下简称《明清史料》），登录号104011-001，顺治十四年三月一日，都察院。

[5] 雷荣广、姚乐野：《清代文书纲要》，39页。

[6] 《明清史料》，登录号104416-001，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工部。

[7] 《明清史料》，登录号103883-001，顺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户部。

[8] 伍跃：《日明关系における“勘合”——とくにその形状について》，载《史林》第84卷第1期，2001年，124～143页。中文增补稿，见伍跃：《日明关系中的“勘合”问题：以“勘合”形状为中心》，第十届海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8月25日至26日。

[9] 《明清史料》，登录号095869-001，顺治十一年二月六日，户部。

[10] 《明清史料》，登录号167250-001，顺治七年一月。

[11] 罗冬阳：《勘合制度与明代中央集权》，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35～40页。

[12]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79《兵部三十八·宿卫》，497页。

[1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00《礼部一百一十一·日月食救护》，781页。

[14]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698《兵部一百五十七·给驿一》，690页。

[1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698《兵部一百五十七·给驿一》，691页。

[16]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684《兵部一百四十三·邮政三》，583页。

[17] 罗冬阳：《勘合制度与明代中央集权》，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35页。

[18]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41，“洪武十五年正月甲申”条，2222～222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

[19] 各机构批文字号编列的方式不一。户部的字号在顺康两朝是与官员派遣的官司有关，如派往顺天府的关差在顺治朝是顺字号批文，康熙朝改给直字号，而派往山东布政司公干的就给山字号；但到了乾隆朝，编列方式有所改变，发给顺天府的公差是户贵山字号批文，而给江西巡抚衙门的则是户贵九字号。

[20] 有趣的是，有两张康熙年间工部发给管理龙江关事务的“精微批文”却是左右两个半印，有如面面相望。我们试着把两个半印合拢，正好把手写批文折进工部的大印里。这是有意，还是偶然，不得而知。参见《明清史料》，登录号104416-001，工部；登录号104544-001，康熙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工部。

[21] 都察院的“精微批文”则用“朱墨字号”。

[22] 《大清会典》（康熙朝）卷160《工科》，24a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则明指，这是从顺治元年（1644）开始的。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015 《都察院十八·户关领批》，194～195页；卷1016《都察院十八，工关领批》，206页。

[23] 《大清会典》（康熙朝）卷160《刑科》，23b页。

[24] 《明清史料》，登录号086248-001，顺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刑科。

[25] 《明清史料》，登录号095887-001，乾隆十一年二月九日，户部。

[26] 《明清史料》，登录号107752-001，乾隆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户科。

[27] 《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 卷277，“嘉靖二十二年八月戊戌”条，542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

[28]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29] 李清：《笔记上·补遗》，见《三垣笔记》，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30] 关于标朱，请参见雷荣广、姚乐野：《清代文书纲要》，104～106页。

[31]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015 《都察院十八·户关领批》，195页；卷1016《都察院十八·工关领批》，206页。

[32] 《大明会典》卷221《翰林院》，2494页，台北，国风出版社影印本，1963。

[33] 《大明会典》卷117，1703页。

[34] 《明清史料》，033787-001，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礼部。司礼监是明代内府宦官二十四监局之一，明中叶以后，其提督太监之权势已在内阁首辅之上。

[35] “司礼监请如旧制，铸出入精微印，从之。” 参见《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0（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辰”条，15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

[36] 《大明会典》卷213，2847页。

[37] 《大明会典》卷213，2848页。

[38] 《大明会典》卷213《户科》，2843b～2844b页。

[39] 例如，“凡工部奏差造坟抽分等项官员，各该请给内府精微批文；各具手本送本科，照批定限给付；事完，各赍原批赴本科，转送内府销缴”。参见《大明会典》 卷213《工科》，2851a页。

[40] 例如，“凡御史出廵俱领精微批于内府，其批内限期但云事完回缴”。参见《大明孝宗敬皇帝实录》 卷133，“弘治十一年正月庚戌”条，235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

[41] 按：明清档案工作室同人陈妙芬女士提示，在一件顺治二年（1645）十二月十三日的户科手本上提到，移送云南司主事朱治泰赴临清管仓精微勘合批文一道。因此，已可确定在清代早期的确曾使用过“精微勘合批文”一词。参见《明清史料》，登录号086197-001，顺治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42] 《大清会典》（康熙朝）卷160《刑科》，23b页。更正确的说法是，顺治十八年（1661）其实是停止了巡按一职，而茶马御史也在康熙七年（1668）裁去，其原来的业务由甘肃巡抚监理。参见《大清会典》（康熙朝）卷147《巡按》《茶马》，15a～15b、24b页。

[4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015 《都察院十八·户关领批》，195页。

[44]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237《户部八·考核一》，785页。

[45]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27，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下，8a～8b页，台北，华联出版社影印本，1964。

[46] 《明史》（点校本）卷183《志七十·刑法二》，2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47] 《明史》（点校本）卷94《列传七十一·何乔新》，4853页。

[48] 《大明会典》卷213《户科》《刑科》，2843b～2844a、2805b页。

[49] 《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226，“成化十八年四月乙卯”条，387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

[50] 更正确地说，张照指的是，“各部院衙门行文各省，其事不必有回文者”。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第004899号，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纂委员会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辑，527页，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