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
一、前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目前所藏明清档案是民国十八年（1929）由藏书家李盛铎（1859—1934）手中购入的原内阁大库流出档案的一部分。这批当年险成还魂纸的档案在史语所一待就是七十个年头。这七十年来史语所的变化不可谓不大，首先所址由广州、北平、长沙、昆明、李庄、南京而至杨梅，最后落脚南港，而内阁大库档案的收藏也从八千麻袋变成了一百个木箱。值此史语所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感谢《新史学》提供篇幅，得以简要介绍这批档案的整理现况。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学者利用这批数据，使得这批当年与史语所努力建立新学术关系密切的档案能继续对学界有所贡献。
内阁在清初为国家庶政重心，雍正以后，其权力虽然为军机处所分，但仍为承宣制诰典册之府，而中央与地方官员在密奏承旨之后，国家政事仍须循正式公文管道具题，由内阁发交各部院执行。内阁大库就是它庋藏书籍、诏敕、题奏表章等档案的场所，这批内阁大库档案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而也由于这批档案的出现，使得原本深埋清宫中的档案得以公诸世人，无怪乎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王国维（1877—1927）将这批档案与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千佛洞卷轴、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并称为五大新发现。[1]
内阁大库档案的故事唤起人们对档案史料的重视，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固然毋庸置疑，然对于史语所这个刚创立的史学研究机构而言，内阁大库档案的购入与整理其实有另一层意义。民国十八年（1929）八月间史语所从李盛铎手中购入大库档案，这距史语所正式于广州成立刚好一年。[2]傅斯年（1896—1950）先生创立史语所的目的，即在结合一群与他有相近史学观点的学者从事“集众式的研究”，共同来实践他的新史学。[3]傅先生本人及他从各地找来的新学者如陈寅恪（1890—1969）、李济（1896—1979）等人对于新史料都极为重视。陈寅恪在给傅先生的信中就说：“盖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最要。”[4]在他们眼中，档案就是第一等之原料。因此当藏书家李盛铎有意出让档案时，傅先生很快就在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间去信蔡元培（1868—1940）先生，请他设法以大学院的名义买下，送给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并责成史语所负责整理。他在信中还透露，“满铁”公司曾“将此件订好买约”，后来因为马衡（1881—1955）的阻止而未能成事。同时，由于当时的燕京大学也有意购买，他强调：“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5]同年十二月间通过马衡的介绍，史语所开始与李氏洽谈购买档案之事，民国十八年（1929）三月议定以二万元成交。[6]这批原本奏准焚毁的档案几经转手，最后归史语所收藏，无疑为史语所前辈所倡导的发掘新材料，利用新方法，研究历史的新史学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机会。
二、内阁大库档案的流出
这批档案流出内阁大库的经过这几十年来已有许多人谈论过，其中以民初罗振玉（1866—1940）所述最详，因为他亲身参与了档案的抢救。他指出，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宣统皇帝（1906—1967）年幼登基，醇亲王摄政监国，于是令大臣于大库中搜检清初摄政典礼旧档，阁臣由于找不到，因而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且已得旨。与此同时，也有人在捡拾自己及名人的试策时，捡得宋人玉牒残叶。章梫（1861—1949）将之影照分送同好，并呈给当时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的张之洞（1837—1909）。张之洞后来在一次午饮时请教罗振玉，罗振玉表示这些影照即《宋史·艺文志》之《仙源集庆录》与《宗藩庆系录》，并指出内阁大库即明文渊阁旧址，藏书必多，请张之洞询其僚属。结果，果然有文渊阁藏书，但多残破无用。罗振玉随即进呈《文渊阁书目》，并告诉张之洞，虽然残破，仍应保存，大库既然容不下，何不奏请归学部保管，将来可存放于图书馆中。张之洞同意，于是具奏请将书籍归部，并要罗振玉时时至内阁相助。有一天，罗振玉至内阁视察库书时，发现大庭中堆积红本题本，“高若丘阜”，而且多依年月顺序，结束整齐。他随手取两本来看，一是管干贞（1734—1798）任漕运总督时奏的本子，一是阿桂（1717—1797）征金川时奏的本子。一问之下，原来这些都是奏准待焚之物。罗振玉回学部后，即通过侍郎宝熙（1868—？），再向张之洞力陈该批史稿的重要。张之洞因而要罗振玉速将档案移入学部。由于数量庞大，“非木箱五六千不能容”，无论移部或保存，所费实多，而学部经费有限，罗振玉又不愿意再向张之洞求援，以免横生枝节害事，因而在会稽司长宗梓山的帮助下，以有小破洞、无法盛米的米袋装档案，陆续移部，存放于国子监南学敬一亭，一共是八千袋，所费仅及木箱的十分之一。[7]
王国维也在《库书楼记》中指出，宣统元年（1909）大库年久失修，库墙倒塌，部分书籍、档案及实录、圣训被移出，以便修缮库房。实录、圣训移内银库暂藏，书籍由学部图书馆接收，其余档案则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后因罗振玉偶然发现这些档案极具史料价值，乃请当时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的张之洞奏请罢焚，将这些档案移归学部，分藏国子监南学与学部大堂。[8]有趣的是，王国维这段简要的叙述在经过徐中舒（1898—1991）的引用后几乎成了内阁大库档案流出的经过的“标准”版了[9]，罗振玉的亲身参与的自述反而注意的人不多。
然而，这批档案的厄运并未因此而终止。民国二年（1913）教育部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国子监，接管这些档案。筹备处的工役对研究没兴趣，虽然他们没有偷档案，却常常将麻袋中的档案倒出，拿麻袋去卖钱。这些被倒在地上的档案就成了筹备处警察生火时的最佳火引。至于对档案有兴趣的学士大夫们，眼光都集中在夹杂其中的宋版书上。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傅增湘（1872—1949）就曾派员几十人，“大举整理”这批档案，目的就是要找宋版书、宋版残叶。经过了这一番的“整理”，不再发现宋版书后，在那些官员眼中，这批档案也就毫无价值可言，可以任意处置了。[10]民国十年（1921）历史博物馆因为经费短绌，就将档案中比较破碎的部分，以四千元卖给同懋增纸厂作为还魂纸。由于有人将部分档案携出纸厂，在市面上求售，为罗振玉所知悉，于民国十一年（1922）二月又以一万二千元把档案买了去，再度将这批档案从毁灭边缘抢救下来；其后罗振玉还雇人检视，就检得部分印成《史料丛刊初编》十册。[11]民国十三年（1924），罗氏留下一部分，把其余的档案以一万六千元又卖给了李盛铎。[12]后来李氏无力维护档案才由史语所购入。
三、档案整理经过
民国十八年（1929）五月，史语所由广州迁至北平。七月教育部应傅所长之请将历史博物馆拨给中央研究院，并委托史语所管理。[13]八、九月史语所陆续将李盛铎分存北平、天津两处的档案运存至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九月底即开始在午门西翼楼展开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14]从民国十八年（1929）到今天，史语所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或断或续已经进行了七十年。史语所这七十年间的整理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5]
第一个阶段是民国十八年（1929）到二十三年（1934）。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平津两地的档案都运至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后，徐中舒先生就领着书记尹焕章（1909—1969）、李光涛（1902—1984）二位先生以及二十余个助手，分成六组，在西翼楼展开了内阁大库档案的初步整理工作。[16]根据徐先生的叙述，当年的整理工作分成几道程序。[17]第一是去灰。大库档案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又经数次迁移，贮存地方都不甚理想，因而积尘甚厚，除尘成了整理的第一步工作。李光涛先生曾经估计，这些除下的灰土大约重一万二千斤，可装一百二十余袋。[18]第二是铺平。除了尘之后，每件档案必须逐一铺平。第三是分类。分类的工作又可以分成两部分，先是将档案依外形分类，将同类的档案归在一处；而后再将同类的档案，按朝代的先后次序，各为一类。第四是将分类完的档案用麻绳捆扎。第五是将剩余的破碎档案装回麻袋，留待日后再做处理。第六是裱褙。一些破碎但重要的文件则需随时装裱。有些残件往往因拼接裱褙的结果，而复原成完整的文件。徐先生指出，李光涛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抄录副本。由于在整理档案之初，傅先生就有“不待整理完功，先分期刊行之”的决定[19]，因此在整理档案的同时，就已选择重要的折件抄录副本，以利日后编纂。当民国十九年（1930）一月“明清史料编刊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就已抄录了“年代较早较重要”的档件约四十万言。在那次会议中正式议决“凡已经整理之档案依年代先后编次，即行付印；以后陆续整理付印，俟全体完竣后，再编索引以便检查”。会上还通过了陈垣（1880—1971）先生与傅斯年先生的两项建议。陈先生建议：“印行之档案宜名：‘明清史料’。”傅先生则提议：“所有档案用五号字排印。每本百叶，以干支为次第，如明清史料甲集、乙集，以至戌集、亥集。每集共十本，计一千叶，以便检查或编制索引之用。”[20]民国十九年（1930）九月，初步的整理工作大功告成，而《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也在这时印出。
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分类整理的工作也完成了十分之八九；同年年底，“所有已整理的档案，全已上架，虽未编号登记，然重要档案件，已有简明目录可查”[21]。依据徐中舒先生的看法，这时的内阁大库档案“已可按年索求，供研究之用”[22]。而史语所的确也在这时准备开始利用档案做研究的工作。[23]可惜，整个计划因日本入侵长城，进逼平津而告中断，因此史语所决定将大部分档案与图书古物全都装箱南运。民国二十三年（1934），由于华北局势转稳，而且南方潮湿，不利于档案的长久保存，又将档案迁回，存放于北海蚕坛内。次年一月，决定将《明清史料》复刊，乙篇、丙篇各十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相继刊行。但是，随着局势转坏，傅先生命李光涛先生将档案择要装了一百箱，与图书古物再度南运，整理的工作再告中止。
这一百箱档案随着史语所由长沙迁往昆明，由昆明搬至李庄，由李庄回到南京，最后由南京到了台湾。1951年4月，当时的所长董作宾（1895—1963）先生认为当年整理档案限于经费，仅做初步的分类，未能确实记录每类的件数，似乎未尽到妥善保管档案的责任，于是“特命全部开箱，逐箱清查件数及重新办理登记”[24]。清查结果，全部九十九箱折件档册共计311914件。这个数字也就成为史语所内阁大库档案总数的正式统计数字。不过，这次清查工作似乎也仅止于统计件数，并未进一步做档案登录的工作。事实上，一直到李先生1975年退休为止，史语所都因限于经费只能有限度地进行档案登记的工作。三年前，当时的傅斯年图书馆主任，也是史语所的研究员柳立言先生，在他办公室的铁柜中翻出了李先生的档案登记簿，上面登录了八千零九号的顺治朝的题本、揭帖；同时，最近我们也发现若干档案是放在印有“史语所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标题的牛皮信封里，封面上写有该档案的具奏时间、摘由与整残状况。除此而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档案登记的记录。显然，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除了埋首于明清史的研究工作外，一直都是像他自己所说的，“奉傅先生的遗言遗意，努力于刊布明清史料的工作”。从1953年到1975年，史语所的《明清史料》一共发行了戊、己、庚、辛、壬、癸六篇，合计六十本。另外，也出版了《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二集、三集。这可以说是史语所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史语所真正有规模地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开始。1981年10月，在丁邦新所长的推动下，由张伟仁先生负责策划执行档案整理工作，先从藏量较多的题本、奏本开始入手，册档则暂缓。[25]这次整理与前次最大的不同是：每件本子在钤印编号后，影印复本两份，而后封存上架，非有必要不再拆开；影印的复本则供日后编辑出版及研究人员借阅之用。这样一方面既达到了保存档案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学术研究。这当然是拜现代科技之赐，有了便利的复印机可供应用。1985年，委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开始逐年分批影印刊行这些史料。这个出版计划原先的构想是：每月印行五册，计一千个文件，约三千页。不过，后来联经公司因为种种因素减缓了出版的脚步，目前的出版进度是：已出版324册，第325～370册即将出版，不过据悉会以光盘，而非纸本的方式出版。[26]
四、现阶段的整理
从1995年迄今是内阁大库档案整理计划的第四个阶段。1995年年初，再拜科技之赐，整理计划又做了两项调整。
第一，在保存档案方面，不再影印复本，而改以影像扫描或数字照相的方式，将档案原样存入光盘。若以650兆（MB）的光碟片计，每个光盘约可存储两千件折档，相当于从前纸本《明清档案》十册的数量。这样的改变不仅可以节省存储复本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今后无论是在编辑出版或提供研究者的服务上，都可以节省可观的人力、物力。未来如要出版档案，可以直接在光盘片的图像文件上作业，甚或就以光盘的形式出版。
第二，我们也为每件本子，包括先前出版之《明清史料》《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等，撰写了一个提要，内容包括：①事由，即该件档案内容的摘要；②时间，即该件档案发下、进呈或移会的时间；③职官，即该件档案上奏人的官衔与姓名；④册别件号，即该件档案全文收录之所在；⑤登录号，即1981年以后，登录档案的流水号；⑥文件别，即该件档案的类别，如题本、奏本、奏折、史书等；⑦备注，即档案整残状况及以上各项的补充说明。
其中具奏事由一项，以不超过六十个字为原则，具体交代该件本子所涉及的人、事、地、物等信息。我们希望能通过提要中的事由、时间、职官等项目，配合现代的电子检索工具，协助研究者迅速有效地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档案。
在过去，分类与制作索引一向被认为是档案整理的必要手段，因为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方便研究者使用。史语所当年在整理档案时曾将档案做分类，方法是：先是将档案依外形分类，将同类的档案归在一处；而后再将同类的档案，按朝代的先后次序，各为一类。这里所谓依外形分类，指的是按照当时的公文种类分类，同一类的公文，如明题行稿、清题本、奏本、贺表、奏销册等，外形大致一致，便将它们分为一类。根据张伟仁先生的记载，1981年整理档案时，曾计划依档案的性质分类，并制作索引。当时预定的索引项有制作官司、制作官员、制作时间、案发地点、涉案人员、事件性质、处理办法、所据典章八项；其中事件性质一项即要依档案的性质分类，当时的构想是以《大明会典》与《大清会典事例》内的分类为依据，可是后来并未付诸实施。[27]
然而，在今日有强大电子检索工具支持的情形下，索引制作似乎已无必要。因为利用我们制作的提要，通过电子检索工具，研究者就可以很快地找到所需要的档案。提要中的时间、职官两项其实就相当于三个索引——时间、官衔与人名；而事由项的内容在相当程度上也等于一个分类索引，只是分类项目需要用户自己斟酌。换而言之，在目前的电子检索系统下，用户只要依研究题目所需，以提要中的任何字或词为条件，就可以很快找到所需要的档案。
不过，由于这样的检索都是利用用户键入的自然语言为条件，一旦涉及同义词、同人异名、古今地名等问题，就会影响检索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协助研究人员更有效率地使用内阁大库档案，同义词、同人异名、古今地名对照表等辅助性工具的提供，仍有其必要。因此，我们计划从明年（1999）开始，先从台湾史料部分入手，逐年进行相关标题、人名、地名等权威档案（authority files）的建置，以提高检索结果的有效性与正确性。
到本年（1998）六月底为止，史语所已完成档案登录的有154000多件，完成扫描的有58000多件，写完提要并发布上网的有98000多件。目前研究者可以经由互联网（Internet）上到史语所“内阁大库档案”的网页[28]，利用我们提供的电子检索系统，以提要中的任何字或词为条件，检得所要的档案出处或登录号，再去翻阅《明清史料》《明清档案》等原出版品或申请调阅原件。如果检出的部分已经有了数字图像文件，则可在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通过激光打印机印出。将来如果时机成熟，研究者甚至可以坐在自己的终端机屏幕前阅读所检得的档案，也可以通过激光打印机就近印出所要的档案。
五、档案内容
根据当年徐中舒初步整理后的估计，在史语所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中，明代档案数量很少，约有四千多件，多为康熙年间为修明史征集而来的，以启祯年间的题行稿居多。清代档案则占最多数，其内容计有：第一，内阁收贮的各项档案，如制诏、诰敕、题奏、表笺、启本、副本、揭帖、史书、录书、塘报、黄册及其他随本进呈及缴存的文件、朝贡诸国表章内阁等；第二，内阁本身的各项档案；第三，修书各馆档案；第四，试题试卷及其相关的档案；第五，沈阳旧档。[29]而今在档案数量只剩下“四分之一弱”的情形下[30]，其内容又是如何呢？
就目前整理所见，明代档案有三千一百多件，实际数目应不止此数，因为尚有部分明代档案尚未整理。诚如徐中舒所见，史语所藏明代档案以行稿或题行稿居多，多属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而在目前整理好的明代档案中，万历朝有五件，天启朝有五十件，崇祯朝则有三千多件。其余较早期的档案多为敕谕，如史语所内阁大库档案中时间最早的两件就是宣德二年（1427）的敕谕[31]，时间稍晚的几件也都是正统、成化年间所颁的敕谕。[32]
在这些敕谕中，有一本敕谕抄件册——《巡按浙江试监察御史臣王应昌谨造完浙省各衙门明朝敕谕文册》——值得一提。顺治三年（1646）正月，清政府应山东巡抚丁文盛（？—1650）的奏请，为“详明职掌，以便专辖”，下令要求各地方文武官员奏进在明朝所领敕谕及其副敕抄誊册案。顺治三年（1646）八月，浙江巡按试监察御史王应昌于是将浙江省所存传敕七道、杭严道传敕一道，以及清军督册道、驿传道、水利道、两浙运司衙门抄敕各一道造册缴进。这件文册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十二件珍贵的明代档案，而且也透露出清政府在朝代递嬗之际，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措施。
此外，史语所也藏有几件明代的册档，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武职选簿与实录残本。武职选簿记录了明代卫所武官世袭武职的家族经历，是了解明代卫所武官制度的重要史料。史语所藏有《铜鼓卫选簿》，以及一些其他卫所的残页。[33]至于实录，史语所档案中有明内阁进呈《熹宗实录》的散页，以及宪宗、世宗、神宗实录抄本散页，数量都不多。《熹宗实录》今存红格本缺十三卷，由于这些散页的发现，傅斯年先生就想从散页中找寻缺卷，并改正红格本的脱漏及误字，史语所于是就开始校勘《明实录》。[34]
就清代档案而言，以上五项档案在史语所现存档案中仍可见到，只是数量可能较前减少一些。以下就这五项分别说明目前整理所见。
1.内阁收贮的各项档案，如题奏、制诰、史书、录书、黄册等
清代中央各部及地方各省官员向皇帝言事都用奏本、奏折与题本。这些题奏本章及其抄件在史语所档案中居最大宗。在史语所已写有提要的九万八千多件档案中，题本就占了五万多件，超过总数的一半，而它的副本，也就是揭帖也有一万多件，奏本与奏折合计也是一万多件（包含副奏、奏副、奏稿、奏底、奏片等）。[35]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种档案中都有一些封面上写有“密题”“密揭”“密奏”字样的本子。观其内容多与人事有关，除此并无特异之处。根据我们对清代题奏制度的了解，题本多由通政司转承，由于无法保密，遂有奏折制度的发明。今日所见这些密题、密揭、密奏是如何送进内廷呈览，以及它们在奏折制度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许值得我们注意。
除了揭帖、题副、奏副外，史书（明代称六曹章奏）、录书也是题奏本的副本。前者供史官记注，后者则由六科抄出，储以备编纂各类书籍之用。史语所现有康熙朝的史书，顺治朝吏、礼、工等科的录书[36]，以及明崇祯朝的吏曹章册残档各若干本。此外，我们也看到一些题奏本的抄件，有单件的，也有装订成册的，可是因为大部分封面未书名目，一时之间还不容易查得它们的名目。这些都可以补题奏本原件不在的缺憾。
题奏本是清代中央各部及地方各省的公文书，内容多涉及一般行政事务，而有些并不见于会典或则例，对研究制度史的学者而言，是相当有价值的材料。此外，在涉及刑案的题、揭中，也有不少有关一般基层社会生活的资料，涉及地方保甲、夫妻感情纷争、男女爱欲纠葛、土地买卖、牙行惯例、市集活动、民间借贷、起会，等等。遗憾的是，这些口供资料都经过了官员的整理，缺乏西方同性质资料的深度，研究者若要有效地利用，还得费一番巧思。
敕谕是皇帝颁给地方重要文武官员任官的凭证。依官员职级的高低，敕谕可分为坐名敕与传敕；前者写明官职姓名，后者则只列衔名。史语所藏有这两种敕书两千多件，然以坐名敕居多，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资料。另外，史语所也藏有一些诏书与诰敕，其中顺治十八年（1661）下诏罪己与康熙六十一年（1722）传位皇四子的遗诏是比较特殊的两件。前者涉及清初朝廷当权派与保守派的权力的斗争[37]，而后者则与雍正皇帝（1678—1735）是否夺嗣的论争有关。这些诏敕大都经过裱褙，有些裱工还相当考究，应该是当年整理档案之初就着手做的，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对这些文件的重视。
徐中舒先生说，史语所还藏有各衙门的年终奏销清册，也就是黄册，约有两千余册。由于比较完整的本子——计有2379本——已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六月统交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负责整理保管[38]，这类册档在史语所所余不多，而且多属零散破烂的本子，使用起来并不容易。数量比较多的，就数各朝不同年份的《盛京户部恭造考成黄册》《奉天府奏销退圈地亩钱粮册》，以及刑部各司《朝审缓斩绞犯妇案件黄册档》。此外，也有一些内务府各庄头、园头呈报的地亩清册。
除了地亩钱粮清册外，史语所尚有两份丁口清册民数，也就是所谓民数册，不能不提。有清一代，从乾隆六年（1741）起直到清末，各省督抚每年年终必须分别缮写黄册，汇报户部全省民数与谷数；户部再汇整各省的资料，造具民数谷数清册，呈上御览。[39]据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指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十二个年份四川督抚所造报的《四川通省民数册》。他对其中九个年份的本子做了详尽的分析。[40]这九本民数册最早的缮造年代是道光二年（1822），最晚的年份则是光绪十三年（1887）。[41]史语所所藏民数册也是由四川省所造报的，只是年代不同，一是乾隆六十年（1795），一是光绪三年（1877）。施坚雅指出，仅就民数册中前后年份数字增减变化的一致性，就足以论定：道光二年（1822）以后民数册上的数字并不是实际调查得来的，而是地方胥吏依据嘉庆十七年（1812）的数据造假的结果。[42]由于施坚雅并未找到嘉庆十七年（1812）的民数册，他在文中所引用的数据只是《四川通志》上的数字，那些数字是否即为其所认定的嘉庆十七年（1812）的人口数，尚有若干疑点待澄清。而史语所藏的《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不仅在时间上较《四川通志》为早，而且是原始的奏报数字，应该可以提供给学者对清初四川的人口数做进一步的探究的依据。[43]
根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五，八旗世爵家谱各旗每十年应增修一次，送内阁交满本房收贮，以备世爵官如有遗忘世系，或所得佐领缘由不明时检查。史语所藏有十数本各旗所造报佐领缘由册，其中包括三藩之一靖南王耿仲明（1604—1649）的佐领缘由册。
此外，在档案中也看到一种较题奏小许多的本子，约十八厘米长，九厘米宽。上面记满了人名，封面多有“掐本”字样。[44]这种掐本的作用未见前人提及。
2.内阁本身的各项档案
根据《光绪朝大清会典》，内阁下设典籍厅、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房、满票签处、汉票签处、诰敕房、稽察房、收发红本处、饭银库、副本库、批本处十二房处。[45]史语所或多或少都藏有这十二房处的档案。
典籍厅是内阁的秘书部门，又分南、北两厅。史语所有不少有关两厅的档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十册封面载有道光某年某月北厅或道光某年某月南厅纶音的本子[46]，以及咸丰八年（1858）二、三、五月，和咸丰九年（1859）五月上谕的本子。不过，根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五，“凡纪载纶音，分为三册。每日发科本章，满汉票签处当直中书摘记事由，详录圣旨为一册，曰丝纶簿。特将谕旨，别为一册，曰上谕簿。中外臣工奏折奉旨允行，及交部议覆者，别为一册，曰外纪簿，以备参考”。显然除了满汉票签处外，内阁典籍厅也有按日记载纶音的本子。史语所另有一本满票签同治九年（1870）五月的《上谕档》。此外，尚有十数册同性质的本子，由于封面残缺，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个衙门的上谕抄件。
稽察房是内阁专为清帝检查、催办、汇报各部院衙门执行上谕情况的机构。史语所藏有不少各机关每月造报已结未结遵旨议覆事件、上谕及折奏事件的清册。遗憾的是，这类档册颇为零散，残缺之处也多，使用起来并不方便。
然而，如果对内阁机构的日常运作有兴趣，史语所所藏典籍中南、北二厅的《考语》《考勤簿》《轮值册》《签名簿》，稽察房的《逐日该班档》《值日档》，以及文移处的《茶房银单》，纸库的《收掌官单》可能会有帮助。
3.修书各馆档案
清代设馆修书极为盛行。徐中舒将它们分为三类：“一曰例开之馆，如实录馆玉牒馆。二曰长开之馆，如内廷三馆，即武英殿国史馆方略馆。三曰特开之馆，如会典馆一统志馆明史馆明纪纲目馆三通馆三礼馆奏议馆文颖四库全书馆八旗志书馆。”[47]除了国史馆外，这些修书各馆均非常设机构，一旦闭馆，所有档册、成稿均交内阁收存。[48]史语所所藏的档案多为实录馆、起居注馆、会典馆、一统志馆、明纪纲目馆与明史馆等馆所修诸书。不过，完整的并不多，且以稿本居多。
以实录而言，目前所见多为清初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稿本。这三朝实录都历经多次重修或改定。《太祖实录》初纂于崇德元年（1636），康熙二十二年（1683）重修，雍正十二年（1734）复加改定，乾隆四年（1739）完稿。史语所现藏有康熙朝重修时一次本、二次本等各种稿本十一册。[49]《太宗实录》顺治九年（1652）奉敕修，康熙十二年（1673）重修，乾隆初改定；史语所现藏稿本多属康熙重修时不同阶段的本子。《世祖实录》初纂于康熙十一年（1672），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皇帝复令“重加校订”，而于乾隆四年（1739）改定完成。康熙时修的初纂本现不得见。史语所现藏有若干当时初修时不同阶段的几种稿本，有底本、一次改正本、二次改本、三次真本等。除了这三朝实录外，史语所尚有若干册太祖、太宗、穆宗、文宗圣训残本。
清代于康熙十年（1671）设起居注馆，分别以满、汉两种文字撰写起居注。史语所目前所藏汉文起居注也以康熙朝为主，唯全都是稿本，每月一册，计有康熙十二年（1673）、十四年（1675）、十九年（1680）、二十一年（1682）、二十四年（1685）、三十一年（1692）、三十九年（1700）、四十二年（1703）、四十三年（1704）、五十三年（1714）、五十四年（1715）各月残本五十四册。汉文起居注正本目前分别收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由于汉文本康熙起居注已有残缺，即使合两地收藏亦不能得其全貌，史语所的收藏除了可供比对，以了解正本的去取标准外，还可以稍稍弥补正本残缺的缺憾，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正本，据了解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均不得见，而史语所藏有康熙四十三年（1704）元月、三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稿本。不过，史语所尚藏有一本题作“摄政亲王起居注”的抄本，由于顺治时尚未设起居注馆，民国二十二年（1933）故宫文献馆出版时改作《多尔衮摄政日记》。
清代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朝五次纂修会典。史语所所藏会典馆档案多属乾隆朝修纂会典时之各式稿本，计有清稿、副本、正本等数十册。另外也有一些各机构为修会典而进呈的应入会典清册，如《江宁织造衙门造送应入会典事宜》《盛京工部应入会典事宜》《鸿胪寺册送本寺衙署规制及龙亭匾额等项》等。康熙、雍正两朝之会典均将具体事例附于相关法条之下，然乾隆朝之会典则仅载法典，而将事例另外撰成《大清会典则例》。史语所也有若干撰写则例时之各式稿本。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国史馆正式开馆。根据乔治忠的研究，其主要工作“在于为开国功臣作传”[50]。史语所现有十多本封面题有“功臣传”“名臣传”“吏部功臣档”“三朝国史功臣实绩”的本子。观其内容，均为清初三朝实录的摘录，显然是当时修传的底本。
国史馆的另一项工作是纂修各种史表。史语所藏有顺治、康熙年间修纂的总督巡抚年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理藩院、都察院尚书侍郎年表，内阁大学士学士年表稿本十一册。
清代第一部一统志是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奉敕修，乾隆八年（1743）完成的。[51]史语所藏有此书有关朝鲜、安南、奉天府、南笼府等地之稿本十数册。
根据《清史稿》，《钦定方舆路程考略》是于康熙时由汪士鋐（1658—1723）等人奉敕修撰。[52]不过，加拿大学者卜正明（Timothy Brook）指出，此书于乾隆时重修过，但从未出版。[53]史语所藏有直隶省广平府，湖北省荆州府、宜昌府，湖南省靖州直隶州，山东省东昌府，陕西省西安府，河南省怀庆府，归德府，广东省韶州府，江西省抚州府、九江府等部分县份的本子，计十一册。[54]
除了修书各馆的档案外，内阁大库尚有当年为修书而向各方征集而来的档案。徐中舒先生认为，这一类的档案在混入其他档案之后，除了前述明档等较为特殊的档案外，大半已无从分辨了。[55]不过，史语所目前所见接近百册的乾隆年间各县造报的节烈妇女事迹清册，二十余册的家谱、世职谱，十余册的墓志铭、碑铭，以及少数诗文集、年谱、奏疏，如《敦本堂年谱拟略》《魏象枢等奏疏抄档残册》等，应该都是为修各种志书向各方征集来的。
4.试题试卷及其相关的档案
据徐中舒先生当年的描述，史语所档案中试题试卷“仅存数捆，而破烂者尚居多数”，不过经过初步整理，我们发现史语所这类档案的收藏数量并不少，计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朝的文武乡、会试题名录、试题、试卷三百多册；虽然破烂者居多，但也有不少完整的本子。其中比较罕见的是一些未经誊录的会试、殿试卷原本。这些本子形式与题奏本类似，但稍长，也宽些，约有37.5～40厘米长，12厘米宽。每本试卷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十一幅是供考生起草之用，首幅右上角有“草稿起”，末幅左上角则有“草稿至此以便弥封”字样；后面三十三幅则是正式作答之用，每幅有六行红色网格线，方便书写作答。因此，无论就试卷形式或试题内容而言，学者都应该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做些研究。
此外，史语所也藏有一些西番馆、回回馆、百译馆、西天馆、暹罗馆、俄罗斯馆等译字生的试卷，试题都是相关外文字词的汉译。
5.沈阳旧档
清朝入关以前之文书多以无圈点之老满文书写。史语所这一方面的档案并不多，而且多已出版，收录在《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二集。至于汉文资料也不多，但都很重要，如《袁崇焕致金国汗书》《金国汗答袁崇焕书》《毛文龙致金国汗五书》等，多收在《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三集与《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七本。另外，少数新满文档册、残页尚待整理。
最后要特别指出一点，上述内阁大库档案中也有不少事关台湾的史料。李光涛先生在其所编《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中即立有“台湾史料”类目，收录相关档案实录、题、揭、奏、敕谕等复印件二十件，而《明清史料》戊编、己编，以及《明清档案》中也都收录有许多相关的台湾史料。1997年，我们将这部分档案及尚未出版的有关台湾史料的提要汇集成册，编入台湾大学历史系主编之《台湾史档案·文书目录（十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有关台湾档案》出版，收录提要3369笔，除去重复部分，则有2505笔。[56]
六、结论
从民国十八年（1929）史语所购入内阁大库档案迄今，匆匆已是七十个年头过去，而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尚在进行。检讨这段历史，先有对日抗战，后有国共内战，时局动乱，使得整理工作为之中辍，应是这项整理工作旷日费时的主要原因。当1981年史语所有能力较有规模地整理档案时，上距已有简明目录的年代已是五十个寒暑过去。更可叹的是，当年史语所前辈在午门辛勤工作的成绩，已全然付诸流水，一切必须从头开始。这不仅在人力、物力与时间上是莫大的损失，而且对明清史研究工作的进展更是难以弥补的伤害。
傅斯年先生当年决定购买内阁大库档案，是着眼于这批材料是研究明清史最直接的史料。他在为购买档案而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指出，大库档案“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57]。傅先生对内阁大库档案期望之高可以想见。有盼望，难免有失望。李济先生在他的《感旧录》中曾提到他与傅先生有关档案的一段谈话：
记得有一次在北海静心斋与孟真先生闲谈，说起午门档案整理工作，他颇有点失望的表示。问他为何有此不满，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我听了有些不大懂他的意思，因再问他：“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他听了为之哈哈大笑，从此再不说这件事了。[58]
傅先生显然原本期望从档案中找到可以改写明清历史的重要“政治实情”，他没有找到这样的材料，难免失望。然而，李济先生的反问无疑点中了他的心事。傅先生没有因为在档案中找不到他需要的材料，而减少他对这批档案的重视。否则，史语所后来也不会积极刊布这批数据了。其实，任何文件有无史料价值，实系于研究者有无提出相关的问题。有问题的提出，史料才有说话的余地。心头没有问题，再有价值的材料也可能视而不见。史语所当年购买内阁大库档案就是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来从事历史的研究。史语所前辈，如李光涛、黄彰健先生也的确利用这批材料做出了可观的成绩。这批档案是否能继续对明清史研究做出贡献，就看我们是否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观点来利用这些材料了。
蔡元培先生在《明清史料》发刊的序文中说道：“我们整理这些档案，在将来可以有多少成绩，目下全不敢说，只愿做这事业的精神，引出些研究直接史料，比核公私记载，而不安于抄成书的同志。这便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现在稍稍更动几个字，以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们整理这些档案，在将来可以有多少成绩，目下全不敢说，只愿做这事业的精神，引出些有心善用这批史料的研究者，这便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本文原发表于《新史学》第9卷第3期，1998年，第135～160页。
[1]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见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286～292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2] 史语所系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设筹备处于广州中山大学内；同年七月筹备完成，遂正式成立；十月二十二日迁入广州柏园，始有独立所址。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1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
[3]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冲突》，载《新史学》第8卷第2期，1997年，94～95页。
[4] 《史语所公文档案》元字第4卷中；引文转引自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载《新史学》第8卷第2期，1997年，106页。
[5] 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载《大陆杂志》第11卷第4期，1955年，5～9页；第11卷第5期，1955年，22～28页；第11页第6期，1955年，22～26页。后收入李光涛：《明清史论集》下册，499～526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引文见525页。
[6] 《史语所元档》，陈寅恪信函第六号。
[7] 以上所述，参见罗振玉：《集蓼编》，25b～27a页，见《贞松老人遗稿》甲集之一，北京，振雅斋，1941。另参见罗福颐：《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载《岭南学报》第9卷第1期，1948年，140～141页。
[8]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3，34b～3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9] 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明清史料》甲编首本序；《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年，537～576页（该文亦曾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档案的分析》为题，发表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第2卷第2期，171～221页，原题则成为副题）。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见《探微集》，289～3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以上参见李光涛：《序》，见《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1～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关于当时新旧学者史料眼光的差异，参见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载《新史学》第8卷第2期，1997年。
[11] 《史料丛刊初编》一书所收史料二十二种并非全部得之于内阁大库档案。据李光涛先生指出，其中《天聪朝奏疏册》即非大库之物，而是转录而来，唯罗振玉并未交代转录来源。参见李光涛：《序》，见《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6页。
[12] 关于这部分内阁大库辗转换手的详情，参见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明清史料》甲编首本序；《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93年，537～576页。
[13] 王懋勤：《史语所发展史稿》，195～19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未刊稿。
[14] 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明清史料》甲编首本序，14页。
[15] 我曾于两年前（1996）在“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上，以《史语所〈明实录〉与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为题，报告史语所历年来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经过及出版情形。由于该份报告一直未曾刊出，所以这一部分主要依据该份报告略做增删。
[16] 关于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徐中舒先生有详细的说明，请见前引《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二文。
[17] 徐中舒：《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93年，543～544页。
[18] 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见《明清史论集》下册，513页。
[19] 傅先生的理由是：因为“国内学人近年已甚注意档案一类之直接史料，不早刊布，无以答同祈求者之望。且校订考证之业，参加者多，成功益美。若先将‘生材料’按月刊布之，则据以工作者不限吾等，凭作参考者不分地域。于是不待整理完功，先分期刊行之。非敢草率将事，正以求其友声云尔”。参见《明清史料发刊例言》，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亦参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357～35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20] 《明清档案编刊会第一次会议录》（1930年1月17日），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元字209之2。
[21] 我们在档案中发现九本以毛笔书写，红色十行纸、青篮皮装订之目录册。这可能就是当时的“简明目录”，因为其中一本的页缘上有“历史博物馆”等字样，同时有些条目上尚有“入陈列室”等字样。这九本目录册分别是：《清帝敕谕编号簿》第一、二、三册（计2075件），《敕谕编号簿》（计657件），《清各种贺表编号簿》第一、二、三册（计3325件），《明清档案编号簿》二册（计793件）。
[22] 徐中舒：《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93年，545页。
[23] 他们计划先“编成清初四朝纪年长编，及四朝纪事本末两种底稿，以为研究清初史的骨干，凡档案中与此中史事有关系的，皆附缀每年每事之末，以为比勘之用。同时并中止《明清史料》之刊行，拟待所有档案编号编目以后，再分类编辑出版”。参见徐中舒：《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93年，546页。
[24] 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见《明清史论集》下册，522页。
[25] 关于张先生整理计划的细节，请见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的序文。
[26] 按：第325～370册联经公司已于2001年以光碟形式出版，编为《明清档案》第11辑与第12辑。
[27] 张伟仁：《序》，见张伟仁主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第1册，12～14页。
[28] 内阁大库网页的网址为：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index.html。
[29] 徐中舒：《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卷第4分，1993年。
[30] 这是张伟仁的估计，参见张伟仁：《序》，见张伟仁主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第1册，3页。
[31] 俱见李光涛编著：《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图版1、2。
[32] 正统八年（1443）与十三年（1448）的两件，见李光涛编著：《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图版3、4。另一件同为正统十三年（1448）的敕谕则尚未出版，登录号是038109-001；成化年间的一件也未出版，登录号是038111-001。
[33] 史语所同事于志嘉女士曾利用这批选簿对日本学者川越泰博的研究提出纠谬，参见于志嘉：《明武职选薄与卫所武官制的研究——记中研院史语所藏明代武职选簿残本兼评川越泰博的选簿研究》，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1分，1998年，45～70页。
[34] 黄彰健：《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序》，见《明实录附校勘记》，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35] 此处奏、奏本与奏折合计是因为顺治十三年（1656）至乾隆十三年（1748）奏本与奏折共存期间，许多本子封面仅有一“奏”字，若要区分奏本与奏折，必须逐件细究文件格式始能分辨，目前我们限于人力，尚未进行这项工作。
[36] 我们在档案中见到一本顺治二年（1645）五月的吏曹章奏，名称仍用明代之旧。\[按：目前所见有三本，分别为顺治元年十二月（登录号185035-001）、顺治二年元月（登录号185041-001）、顺治二年五月（登录号278646-001）。\]
[37] 王戎笙：《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见清史论丛编委会编：《清史论丛：1994》，158～163页，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
[38] 李光涛：《序》，见《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1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
[39] 目前所见，最晚的一本户部汇题民数谷数清册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造报的。
[40] 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1-79.在施坚雅所获得的民数册中，其实尚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十一年（1905）、三十二年（1906）等年份的数据，但因质量不佳而被排除。（见前引文，5页，注6。）
[41] 其余的年份分别是：道光八年（1828）、九年（1829）、二十五年（1845）、二十七年（1847）、三十年（1850），咸丰二年（1852）。
[42] 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e，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14.
[43] 个人曾对这份民数册上的人口数字做过初步考察，真实性颇高，参见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01～32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按：见本书387～417页。）
[44] 其中有一本作“满本堂京察人员履历手掐”。
[45] 《钦定大清会典》（光绪朝）卷2，17～22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1976。
[46] 除了一册道光十一年（1831）十二月北厅纶音的本子外，其余的九册都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二十七年（1847）南北厅纶音。
[47] 徐中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档案的分析》，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1934年，204页。
[48] 乔治忠：《清代国史馆考述》，载《文史》1995年第39期，191页。
[49] 方甦生曾根据这些稿本及罗振玉所刊行的三种稿本与崇德本对校，参见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载《辅仁学志》第7卷第1、2期，1938年，65～99页。
[50] 乔治忠：《清代国史馆考述》，载《文史》1995年第39期，181页。
[51]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122～123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52] 《清史稿》（点校本）卷146《志一二一·艺文二》，42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3] Timothy Brook，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8，p.31.
[54] 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库藏有陕西省庆阳府、凤翔府部分县份的本子两册。该馆其实尚藏有浙江省金华府、天台府、处州府等部分县份的本子，计十册，不过，是以《浙江方舆路程考略》为书名登录。按：内阁大库与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二十三册《考略》已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集部》第13册至第19册，于2015年9月出版。
[55] 徐中舒：《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93年，565页。
[56] 按：2012年史语所将截至2011年12月1日止内阁大库档案中已整理完成的有关台湾的5275件档案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台湾史料汇编》为名，分成三部分出版；目录与主题分类索引分别成册，以纸本形式出版，档案内容则刻录进光盘，以数据库方式发行。
[57] 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见《明清史论集》下册，525页。
[58]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见《感旧录》，82～8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57。本资料承同事王汎森兄提示，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