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

一、前言

乾隆五年（1740）十二月，户部奉旨谕令各省督抚，每年十一月按照保甲门牌，除去流寓人等及蕃苗处所，将该省户数与谷数一并造报。[1]从此直到清末，各省督抚每年年终必须分别缮写黄册，汇报全省民数与谷数；户部再汇整各省的资料，造具民数谷数清册，呈上御览。[2]户部造送的汇题各直省的清册内容比较简单。以户口数为例，清册只举出全国人口的总数与各省的人口数，以及分别与上年比较的差数。这些数字一直是清代官方人口数字的主要依据。这些清册目前多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数量颇丰。与户部汇题的清册相较，各省年终奏报的民数册的内容则比较详尽。它是以“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个项目，分别列出各府州县与全省的户数、男丁数、妇口数及男女总数。“旧管”项下的数字是上一年的丁口数与户数，“实在”项下是本年的丁口数与户数，至于“新收”与“开除”两项，则分别是移入与移出的丁口数与户数，以及新生与死亡的丁口数目。通过这四个项目的十二个数字[3]，学者可以很清楚地掌握每个行政单位户口数的内涵与变化，而且也可以相互检视数字的正确性。同时，如能掌握一系列这类民数册的数据，学者可以精确地分析一地人口现象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很遗憾，这一类的民数册目前并不多见。

数年前，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有机会获得了一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四川通省民数册》，他对其中九本做了详尽的分析。[4]这九本民数册最早的缮造年代是道光二年（1822），最晚的年份则是光绪十三年（1887）。[5]施坚雅指出，姑且不论这些数字的正确性及其所代表的意涵，仅就民数册中前后年份数字增减变化的一致性，就足以论定：道光二年（1882）以后民数册上的数字并不是实际调查得来的，而是地方胥吏造假的结果。[6]但他又指出，胥吏的作伪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有所本的。据他推测，这些数字是在某一年的实际数据上，加上一定数目得来的。随后他检验道光二年（1822）的人口数字，并用逆推法推算出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元年（1821）的各项数字。在检视这些年份的数字后，他认定，地方胥吏是以嘉庆十七年（1812）前后的民数册作为造假的蓝本。[7]同时，鉴于《四川通志》（嘉庆年刊）中未标明年份的丁口数字，与他以道光二年（1822）的数据为基础向前逆推十年的数字非常接近，施坚雅因而断定，《四川通志》上的户口数字应是嘉庆十七年（1812）年初的数字，即当年民数册上的“旧管”部分，也就是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间奏报的户口数字。[8]这些数字不是伪造的，而是嘉庆皇帝（1760—1820）不断谕令各地保甲加强户口查报作业的结果。最后施坚雅还根据他的种种假设进一步推论：乾隆朝官方的人口数字普遍偏低。他主要的论点是：如以康熙十二年（1673）的人口数为基准，再以随机约数（contingent constraints）来推估乾隆朝的人口，即使以保守的一百万人来估算[9]，其所估得的数目也将远超过官方所列的数字。[10]

施坚雅的这个看法显然与何炳棣多年前提出的看法相左。何氏认为，清代的官方人口资料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道光三十年（1850）间的数字最为可靠。[11]他的理由是：乾隆皇帝（1711—1799）在谕令各省详查户口数的三十五年后，也就是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一日（1775-11-03），鉴于各省督抚将他先前详查户口的敕令视同具文，又再度谕令“直省通查保甲所在户口人数，俱稽考成编，无难按籍而计。嗣后各督抚饬所属，具实在民数，上之督抚，督抚汇折上之于朝，朕以时披览”[12]。何炳棣相信，由于这一道谕令，乾隆五年（1740）以来每年年终奏报户口数的制度，得以重新有效地运作。不过，由于地方官员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整保甲，因此，他建议应以乾隆四十四年（1779），而非四十一年（1776）的数据作为评估人口年平均成长率的根据。[13]

乾隆皇帝何以会在这一年发觉督抚奏报不实？这其中是有原因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七月间湖北发生旱灾，巡抚陈辉祖（？—1783）造送账济报销册到户部，声称“孝感等十九州岛县卫被灾六七八分，极次贫民男妇大小共1875800余名口”。户部因为赈给人数过多，恐有浮滥，因而与先前造报的民数清册核对，发现受灾人口竟然超过清册“民数十数万”。[14]细加深究，原来“从前历办民数册，如应城一县，每岁止报滋生8口，应山、枣阳止报20余口及567口，且岁岁滋生数目一律雷同”[15]。乾隆皇帝对于陈辉祖未能预为核对，将不符的原因据实奏明非常不满，认为他如此颟顸“着实属非是，着传旨严行申饬，并令其明白回奏”[16]。一个多月后，乾隆皇帝在批示陈辉祖的回奏时，再度表达他的愤怒与不满，怒斥整个事件“实属荒唐可笑”，并进而表示：“各省岁报民数，用以验盛世闾阎繁庶之征，自当按年确核。岂有一县之大，每岁仅报滋生数口之理，可见地方有司向视为具文，而历任督抚亦任其随意填送，不复加察。似此率略相沿，成何事体。”同时，为了避免“各省督抚等泥于岁底奏报之期，尚尔草率从事，仍属有名无实”，他同意陈辉祖的奏请，“所有本年各省应进民数册，均着展延至明年年底缮进，俾得从容办理，以期得实”。最后他再度重申：“嗣后每年奏报民数，各该督抚务率属实力奉行，勿再如前开造。倘仍因循疏漏，察出定当予以处分。”[17]皇上已经动怒，各地大小官员自然不敢再掉以轻心，敷衍了事。如表1所示，乾隆皇帝的这一怒使得四川人口在短短的一年间增加了四百多万人。

如果嘉庆年刊的《四川通志》上的人口数的确是施坚雅所宣称的真实的人口数，何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后的人口数会偏低呢？二者同是最高统治者谕令加强保甲作业后清查所得的数字。既然嘉庆皇帝整饬保甲的谕令可以产生作用，动员地方官吏提报出正确的人口数字，为何他的父亲，以关心吏治著称的乾隆皇帝所颁布的整顿保甲的谕旨却无法产生同样的效果？人口学或人口史研究并非个人所长，然因参与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偶然在其中发现两册《四川通省民数册》，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分，一为光绪二年（1776）分，因而兴起利用前者探讨上述问题的念头。一方面希望借此机会对这本《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做初步分析，以探究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的问题，以及它在清代人口研究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抛砖引玉，期盼能有学者专家对这本民数册做更深入的研究。

二、户部汇题清册人口数的检讨

前面提到，施坚雅在检视道、咸、同、光时期的九本民数册后，发现各项数字的变化颇为一致：大多数县份的人口增长呈下降走势，同时每年减少的幅度也几乎不变。这个现象也可以很清楚地在表1中看到。表1是目前所见的乾隆十一年（1746）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间户部汇题清册上所列的四川省的丁口数。除了同治五年（1866）到九年（1870）的一段时间外，四川省的人口成长明显地呈现出两段缓缓下降的曲线。如图1所示，第一个曲线见于道光十年（1830）至同治四年（1865）的三十五年间，第二个曲线则见于同治十年（1871）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二十七年内。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无他，如表1所见，胥吏每年会在上一年的数字上加上几乎一定的数目；有些年，如咸丰六年至同治元年（1856—1862）、同治三年和四年（1864、1865）、同治六年至八年（1867—1869）、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年（1874—1876）、光绪七年和八年（1881、1882）、光绪十一年至十九年（1885—1893），每年增加的人口数与上年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施坚雅的判断正确，道光以后的胥吏的确造假。

至于同治五年（1866）到九年（1870）之间的人口剧烈变动，其中经过颇能反映地方官员对于户口奏报一事颟顸的态度，值得一提。如表1所示，同治五年（1866）以前十年间的人口增长的数目都在592870到592880间变动，有些年份的变动的数目竟然一成不变。可是到了同治五年（1866），四川省的人口突然少了8316666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人口突然减少了15.7%？户部的官员也感到纳闷，要求四川督抚查明原因。四川的官员对于户部的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响应。往后三年，又都恢复到每年增加593334人。到了同治九年（1870），四川省突然增加了8945840人。在事情发生一百二十六年后的今天，要找出其中变化的缘由，实非易事。不过，如果将同治四年（1865）的人口数照例加上593334人，则同治五年（1866）的人口数应是53638601。以这个数字与表1同治五年（1866）的人口数44728601相较，我们会发现，两个数字的后四位数完全相同，同时，两个数字的前四位数的差都是1。显然，同治五年（1866）胥吏在造报民数册时，也是依例加上593334这个数字，只是不知何故，前四位数字产生了误差。可是，为何在户部频频要求查报的情形下，这项错误一直拖了四年，才获得更正？而户部对于地方相应不理的响应，除了在汇题清册内要求说明外，竟然未做任何具体回应。我们除了认定造报民数在当时只是虚应故事的官样文章外，实难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然而，从表1也可以看出，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后的民数造报作业似乎与嘉道时期的不同。如表1所示，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六十年（1795）的丁口数虽是逐年上升，但上升的幅度颇不一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该可以确定，乾隆末年的胥吏不是以每年在一个数目基础上加上固定数目的方式，来应付一年一度的造报作业。那么，乾隆末期民数册上的人口数字是否即当时保甲门牌所载户口数的真实记录？《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的机会。

表1 户部汇题民数谷数清册所列四川省人口数

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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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乾隆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九年四川人口成长曲线图

三、《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户口资料

我们先来看看地方制作民数册的态度。从现存的民数册看来，当年的造报过程颇为繁复。首先是各州县男丁、妇口及户口资料的登录，其次是州县级上述各项资料的加总与开除，再次是府级数据的加总与开除，最后是全国户数、男丁、妇女口数以及男妇总数的计算与登录。在各个阶段，稍不留心，即可能产生失误。根据施坚雅的观察，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九本民数册中，有两本的失误率相当高，分别是道光二年（1822）的17%与光绪十三年（1887）的20%。而在152个州县单位中，只有45个是九个年份全无错误的。同时，他也发现有相当多的县份一直发生失误。显然，有些行政单位的胥吏的确非常不尽心。[18]至于22个府及直隶州单位，施坚雅指出，在九个年份全部198份报表中，州县下级单位奏报数字全部正确的有119份，其余79份则至少有一个县级单位的报告有误，而府级的胥吏并未更正即呈报上去。而在这79份报表中，施坚雅甚至发现，有45份报表，府级的胥吏不仅未及时改正下属单位的错误，甚且制造了新的错误。整体而言，府级胥吏表现较佳的有115份，占58%，较差的有83份，占42%。[19]一般而言，所属县份愈少，错误也愈少；加法演算愈少，错误也愈少。施坚雅认为，任何府级胥吏使用算盘，只要十五分钟就可以将县级单位的数字汇总完毕，况且将五六个数字相加的工作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之事，何以会有如许多的错误？归根究底，这项例行奏报的工作无关紧要，上级不重视，下级自然也无心于此，敷衍了事，以致错误百出。[20]

与道光以后的民数册相较，乾隆六十年（1795）的民数册的错误是少多了。在交互验证乾隆六十年（1795）的民数册的各项数字后，我们仅发现了七个错误。其中只有一个单位是属于府或直隶州级，其余六个单位都隶属于州厅县级，计有三县二厅一州。从数字失误的情形来判断，这些错误应该都是登录失误所造成的，而数字的遗漏、错置、误植则是造成失误的原因。例如，绵竹县（属绵州直隶州）的实在妇口数应是33689，民数册作3689，遗漏了“三万”二字；茂州的男女丁口总数应是54438，民数册作54038，遗漏了“四百”二字；荣昌县的男女丁口数由62083变成了62803，十位数变成了百位数；犍为县的实在户数应是25074，民数册误将二写成七，平白增加了五万户；雷波厅的户数则是无由少了六千户，由8104变成了2104；绵州旧管男丁数应是30233，而非民数册所改动的30223；达州直隶州的旧管男丁数应是158083，而非158082。因此，与道光以后的胥吏比较起来，乾隆六十年（1795）分民数册的造报过程还是相当严谨的。

了解它的制作情形后，现在让我们就每户的大小、男女性别比、人口成长率等项目来检查这本民数册的实际内容，看看它是否有可能是保甲制度实际运作下的产物，或只是胥吏随意加减而得的数字。

表2是四川省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十七年（1812）、道光二年（1822）每县每户平均口数的统计表。诚如施坚雅所指出，嘉庆十七年（1812）的每户平均口数的分配较道光二年（1822）的分配更为合理，也就是说，极大户与极小户的县份较少。不过，施坚雅承认，有许多县份每户的平均口数不满3人，的确不容易解释。[21]相较之下，乾隆六十年（1795）的分配就更为理想。虽然同样都是以每户平均4～5.4人占多数，但是每户不足3人，或超过5人的极端情形比较少见。如表2所示，乾隆六十年（1795）每户平均少于3人或多于5.5人的县份仅占总数的14%（14），而在嘉庆十七年（1812）、道光二年（1822）时，如此极端的例子则分别占总数的30%（43）与47%（71）。另外，每户平均3～4人或4～5.4人的县份，乾隆六十年（1795）是占总数的90%（126），而在嘉庆十七年（1812）与道光二年（1822）则分别占全部单位的70%（107）与50%（79）。

表2 四川省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每户人口数统计表

表3 四川省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性别比统计表

同样的，在男女性别比例上，乾隆六十年（1795）四川人口资料的表现也较上述嘉庆与道光时期的为佳。如表3所示，在乾隆六十年（1795），男女性别比例超过122的只有四个县份，远低于嘉庆十七年（1812）的21个县份与道光二年（1822）的31个县份，而这四个县份都集中在123到127之间，没有超过128的，也没有低于97的；有接近半数的县份落于108与112之间，103至107的县份次之，而113与117之间的县份又次之。在自然环境下，一般男女出生人数的比例通常介于105与106之间，也就是每有100个女子出生，同时会有105或106个男子出生。四川省性别比例的偏高显然与它是个移民社会有关。

明清递嬗之际，四川由于连年战乱与天灾，人口大量流失，土地荒芜，民生凋零。据鄢华阳（Robert E.Entenmann）的估计，康熙二十年（1680）前后四川人口仅有一百万左右，大约在原有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22]不过，在清政府优惠招垦政策的吸引下，有大量湖广、闽粤、江西等地移民涌入四川。有人估计，顺治、康熙时移入四川的人口“当在五十万到百万之间”[23]。在传统社会中，携家带眷离乡背井，出外讨生活的固然所在多有，可是大多数的移民应该还是只身前往。在这样情形下，四川大部分地区的男女性别比例居高不下，自然不足为奇。如附录所见，几个性别比例高的县份，如什邡县的124.9、成都县的124.2、华阳县的122.2与金堂县的122，都是位于曾吸引大量移民与城乡游动人口的成都平原上。同时，它们的家户规模也都在三到四人之间，充分反映出移民社会的特质。因此，这两份统计数字所呈现的社会景象颇能与我们现阶段所了解的四川社会相符合。

然而，表4所呈现的乾隆六十年（1795）四川省的人口增长率，却高得与我们对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成长率的认识有相当的距离。如表4所示，人口增长率超过2%的州县几乎占总数的九成，而且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州县，其人口增长率是在3%至3.9%之间。而一般人相信，传统农业社会即使在最佳的环境下，自然人口的增长率每年不会超过0.5%，而像在18世纪大量接受移民的四川，每年人口的增长率应该也不会超过2%。[24]如表4所呈现的超过5%、6%，甚至10%的增长率，是绝不可能在任何社会发生的事。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表4的数字？我们又如何看待这本民数册呢？难道它也是地方胥吏造假的结果吗？

前面提到，嘉道以后胥吏假造户口数字的方式，是在新收与开除项下各加一定的数字，通常是一或二。[25]我们从表1也看到，在咸丰、同治与光绪年间，有些年每年都是增加一定的人口数。由于每年新增人口数几乎固定，而总人口数又逐年增加，其结果是，嘉道以后的全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逐年下降。而从表1我们看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六十年（1795）间的人口增长率是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因此，除非乾隆末年各地的胥吏较其后生晚辈更胜一筹，对人口数的增减敏感到会刻意增加每年的新收人口数，以达到年年人口增长，又年年增长率不同的境界，否则我们似乎很难因为人口增长率偏高，而认定胥吏作假，否定这本民数册的可靠性。

如果乾隆时的胥吏没有作假，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人口增长异常偏高的现象？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施坚雅曾以男女性比例、男女年增比、男丁移入指数、家庭增长指标等指数来检验《四川通志》所载各项人口数字间的一致性（constancy）。不过，他对于人口增长率偏高的问题也是束手无策。在处理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的问题时，他不考虑各州县增长率的绝对值，而是以各州县的增长率只是各州县人口增长的相对速度的反映，来回避人口增长率偏高的问题。而施坚雅处理这个问题所遇到的困难，其实正反映出目前检讨四川人口资料的困境。我们，包括施坚雅，通常以各项人口数据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如家户大小、男女比例、人口增长率等是否与我们所了解的四川社会相符，作为验证资料真伪的依据。然而，我们目前对于清代四川移民社会的了解却极为有限。除了官方的移民政策外，我们仅能就方志或家谱中的数据了解外来人口省籍的分布，以及他们入川后的大致动向。[26]至于移民的数量与分布，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形下，要从资料本身来解决人口增长率偏高的问题，其困难可以想见。

表4 乾隆六十年（1795）四川人口增长率分布表

如果不能从资料本身着手，我们似乎可以换个角度，从数据获得的途径—— 保甲——来看问题。前面提到，乾隆五年（1740）以后，保甲登录成为清代户口资料的主要来源，而湖北孝感县受赈人数多于户部清册报部人数的乌龙事件，其实就是保甲长期运作不力的结果。因此，表4所列的数字可能不仅是人口增长的指标，而且同时也是各地方政府发掘隐漏户口成绩的反映。换句话说，表4的数字是人口增长率与行政效率的综合指标。以下尝试从清初的户口清查制度着手，说明四川人口增长率偏高的可能原因。

四、保甲与户口清查

上文提到，乾隆五年（1740）皇帝谕令各省督抚每年十一月必须缮写黄册，向户部汇报全省民数与谷数，从此各保甲登录簿上的丁口数就成为官方的人口数字。其实，这并非乾隆皇帝的原始构想。乾隆五年（1740）十一月，乾隆皇帝有鉴于各省督抚虽仍奉行五年编审一次丁口的规定，但仅仅是“循职式之旧”，因而谕令户部研议办法，要求各督抚“将各府州县户口减增、仓谷存用，一一详悉具折奏闻”，供其“朝夕披览，心知其数，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为之备”。[27]户部研拟的意见是：令各督抚“将各府州县人丁按户清查，及户内大小各口一并造报”[28]。可是这个“按户清查”的办法立即遭到反对。在大学士九卿会议上，御史苏霖渤奏称：

户部议行岁查民数一事，止可验生息之蕃，难据作施行之用。盖向例五年编审，只系按户定丁，其借粜散赈，皆临时清查，无从据此民数办理。且小民散处乡僻，若令赴署听点，则民不能堪；若官自下乡查验，则官不能堪，仍不过委之吏胥而已。况商旅往来莫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以及番界苗疆，多未便清查之处。请降旨即行停止。……查各省户口殷繁，若每岁清查，诚多纷扰，应俟辛酉年编审后，户口业有成数，令各省督抚于每岁仲冬，除去流寓人等，及蕃苗处所，将该省户口总数与谷数，一并造报，毋庸逐户挨查。[29]

这一段文字透露出并非所有官员都认同乾隆皇帝以清查户口作为订定施政方针的根据的想法，他们有其现实的考虑。首先，五年一次的人丁编审只是按户定丁，与顺治五年（1648）初定时要求挨甲挨里逐户清点造送人丁数的办法已有相当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官员或民众都无法承担下乡查验或赴署听点所带来的负担。乾隆皇帝虽然有意掌握全国的人口数，以订定治国方针，但仍无法超越当时主客观环境的限制，而不得不同意九卿会议的建议，率由旧章，仍旧仰赖保甲来清点户口。

清代设立保甲，原则上是无论城乡，每十户立一牌头，每十牌立一甲长，每十甲立一保长；每户给一用印门牌，上面书写该户姓名、丁数、年齿、生业，如有死亡、迁移及外来人口，随时呈报。这样的保甲制度虽然与户籍登录制度有类似之处，但它毕竟还是以维持地方治安为首要考虑的一个机制[30]，以它来清查户口当然有些限制，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漏报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制度方面，一是人为方面。就制度而言，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更定保甲之法，对顺天府五城及直省各州县所属村庄、绅衿之家、旗民杂处村庄、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行商坐贾、盐场灶户、矿场丁户、山居棚民、沿海商渔船、苗疆寄籍内地久经编入保甲者、云南夷民杂处者、外省入川民人、甘肃番地户民、四川改土归流番寨、寺观僧道、外来流丐等保甲的编查都做了具体规范。[31]从这些规范中我们看到，清政府对于往来无定的商贾、山居垦荒的棚民、居无定所的盐矿厂工人及移民等不易编成保甲的人都责成相关的客长、地主、厂员、灶户、田主编查。其中直接与四川有关的就有两项——外省移民入川与番寨的改土归流。这些人无法直接被纳入保甲体系，而需仰赖保甲体制外人员的督查。[32]在地方行政效率低下时，这些人往往成为户口清点的盲点，因而无法被计入应有的户口数内。这就涉及我们要讨论的第二点，人为的因素。

乾隆皇帝虽然对于吏治问题非常注意，但仍无法有效阻止官员的舞弊与玩忽职守。例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三月四川省叙州府雷波卫守备金王谟奉文清查保甲，卫属汉夷居民八百五十户每户领门牌一张，索银五分。其中二分作为“书办纸笔费用”，“其余三分送给参备（金王谟）作心红费”，金王谟因此收受九成市平银二十三两四分。[33]每户收贿三分，八百五十户应实收银二十五两五分，显然有七户人家未按其要求纳银。这七户人家很可能就因此未入保甲的底簿内，成了隐匿人口。此外，地方督抚的态度及胥吏的办事效率应该也是导致人口数字低报的最主要原因。否则乾隆皇帝也不会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也就是颁定以保甲清查户口谕令的十七年后，再度提醒各省督抚必须实力奉行保甲之法，“不得仍前玩视”，并要求提出各地方如何编查及考核责成的办法。[34]如果不是督抚的轻忽及胥吏的懈怠，上文所提乾隆四十年（1775）湖北孝感等十九州县卫受赈人数超过总人数的事件就不可能发生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清代民数册上人口数字的正确与否，实取决于地方保甲登录底簿上户口数字的正确与否，而保甲登录底簿上丁口数字的正确与否，又取决于地方官员与胥吏的行政效率。换而言之，保甲制度的限制与行政体系的惰性说明了乾隆四十年（1775）以前四川省户口数之所以偏低的原因。

如果以上的推论可以成立，则一旦环境改变，上述造成四川户口数偏低的两个因素，反而成为促成乾隆六十年（1795）人口异常增长的原因。为了能正确显示几个关键时刻，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十九年（1784）及六十年（1795）人口数异常增长的幅度，我们将表1中部分人口数不详的年份，如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1771—1774）、四十九年（1784）与五十年（1785）等利用推估的方式将其补实。如表1所示，在乾隆四十年（1775），即乾隆皇帝下令严查保甲以后，四川省的人口增长有两个高峰。乾隆四十一年（1776）是其一。在短短的一年间，四川的人口从三百万左右剧增至七百七十余万，增长率高达150%。毫无疑问，如此高的增长率并非自然增长或大量移民所造成，而是朝廷整顿保甲与地方行政绩效提高的结果。在乾隆皇帝的关切与督抚的督促下，地方官员自然不敢怠慢，一些从前隐匿的人口这时自然浮现。

第二个异常高峰出现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后[35]，而于六十年（1795）达到最高点。如表4所见，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后四川省的人口增长率都超过了人口学者认可的2%，甚至有高达3.9%与4.3%的。导致这个现象产生的可能原因有二。第一个因素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保甲登录办法的改变。据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158载：“四十九年议准，各州县编查保甲，即注明每户口数，每年造册送臬司查核。”[36]显然，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前，虽然乾隆皇帝早已一再要求地方官员实力奉行以保甲查报户口数的政策，但地方上依然故我，遵循旧章，每户仍以丁数登录门牌。其实，有迹象显示，在当时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对于以丁数或口数登录保甲底簿并未十分在意。例如，直隶总督方观承（1698—1768）上奏简要叙述保甲制运行的方式时，所用的词句就是“给用印门牌，开写本户姓名口数”[37]，而非户部议定的“每户由该地方官岁给门牌，书写家长姓名，附注丁男名数”[38]。口数与丁数虽仅有一字之别，但对清查户口的影响却很重大。如果地方官员在每年汇报人口数字时未能注意到这项分别，每户妇女与孩童的口数势必漏列，从而影响到全部人口数目的正确。上文提到，何炳棣认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后的人口数比较正确，因为地方保甲需要时间调适。可是，如果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这道谕旨来看，清代的人口数应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的调查所得更为正确，而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后人口的异常增长自然也可以归诸是项政策改变的结果。

第二个影响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后人口增长率偏高的因素是当时四川省的社会情势。移民虽然为四川带来了丰沛的人力资源，但同时也引进了一批游**人口——嘓噜子或嘓噜。他们以山间竹棚或破庙为藏身处所，成群结队洗劫墟场商家或过往行旅，自乾隆初年起即对社会秩序造成很大的影响。[39]乾隆四年（1739）十月，乾隆皇帝谕令四川官员认真剿捕嘓噜。[40]由于嘓噜问题愈演愈烈，甚至聚党百余人，窜入贵州、湖北、陕西等省滋事，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连续颁下谕旨，要求湖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督抚实力查缉嘓噜[41]，并对查拿不力的四川总督文绶（？—1784）一再申饬，后将他降为三品顶戴留任，最终将其革职，发往伊犁。[42]地方首长因为缉匪不力被革了职，其他官员自然心生警惕，努力整治治安。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琳（1753—1796）接任四川总督，乾隆皇帝除了盛赞前任总督福康安（1754—1796）认真侦缉，严拿嘓噜外，还提醒和琳到任后“惟当一体严行督饬，有犯必惩，以期地方宁谧”[43]。在这种情况下，和琳上任后，对于地方秩序的维护必定不敢大意。在传统专制政体下，一旦皇帝对某件事情关切，地方督抚何敢怠慢。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后各地有关嘓噜的奏报如雪片般涌入宫中即为明证。在当时，整顿治安的唯一办法就是整顿保甲。一旦地方官员开始整饬保甲，从前隐匿在地主、矿主、厂主名下的人，或在边区与苗民混居的汉人，或新近入川的新移民等多年遗漏的户口一时间都一一被登录进保甲底簿，每年年终奏报时都成了新增人口，因而提高了人口增长率。

所以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川人口增长呈现异常偏高的趋势，原因之一固然可能是当时人口自然增长，或大量移民的结果，但更可能是先前各种隐匿人口的大量被发掘。而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则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保甲登录办法的改变，以及保甲工作因为社会治安的需要而持续加强。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乾隆五年（1740）至四十年（1775）的四川的官方人口数的确偏低，与施坚雅所说的并无不同。不过，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重申整顿保甲的决心以后，四川的官方人口数应与实际的人口数出入不大，而乾隆四十九年（1784）保甲门牌改以户口数登录后，官方对于地方人口数的掌握应更为精确。施坚雅虽然注意到嘉庆皇帝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促使嘉庆年间保甲登录的情况得到改善，但是他显然忽略了乾隆皇帝对全国人口数的掌握更是积极，以致驰其想象建构一个模型，推翻了何炳棣对乾隆朝人口数的看法。

根据他的模型，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四川人口应是一千七百五十万人左右，而我们如根据表1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人口数一千零六十七万推算，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官方人口数可能在一千零四十万上下，二者有七百万的差距，约是原官方人口数的十分之七。换而言之，如果施坚雅的模型正确，乾隆末年四川各地的胥吏漏报了总人口数的七成。无可否认，任何一项调查户口的措施都有漏报的可能，但像施坚雅所估计的有七百万人的差距，就我们对当时保甲运作的了解而言，应该不太可能。同时，根据施坚雅自己的说明，他的模型只有两个数字是有根据的，即1813年与1953年的人口数，其余的，无论是人口数还是人口增长率，都是推估的，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这样建构而成的模型充其量只能说明四川人口增长的可能情况，若以此作为推断乾隆朝官方人口数字被普遍低估的证据，是不能成立的。

五、结论

本文从制作态度、户口大小、性别比、人口增长率等方面检视了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中的《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就前三项而言，这本民数册的表现似乎无懈可击。最后一项人口增长率虽然有些偏高，可是，就保甲制度与社会情势两方面着眼，仍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相信，这本乾隆六十年（1795）的民数册上的人口数字应该不是地方胥吏造假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保甲在清初户口清查作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由于保甲是以维护治安为主要考虑的地方组织，以它来清查户口，有其制度上的盲点，再加上行政官员的惰性，容易造成部分边区或山地户口未能完全登录而成为隐户。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全省人口暴增1.5倍就是最好的例证。可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人口暴增的例子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适当的行政动员下，大多数的隐户仍然会被挖掘出来。不过，在中央集权政体下，行政动员往往只有在最高当局的关切下，才有可能发生。在历史的长流中，它只是偶发事件，而非常态。因此，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的资料虽然不易掌握，但是若能注意几个关键时间——如前面提到的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十九年（1784），以及六十年（1795）——也就是最高当局对保甲成效表示关切的时候，我们仍能取得比较可信的历史人口数据。

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以上的讨论固然显示《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上的户口数据应该不是胥吏假造的，但这不表示这本民数册上所有的数据数字都无瑕疵。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各地官员对人口资料的重视恐怕都不如乾隆皇帝，而各地胥吏的水平应该也是良莠不齐，因此如有学者能对这批数据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对日后清代四川人口的研究当有很大的帮助。同样的，施坚雅的论文固然证实了道光以后民数册人口资料的缺陷，但这并不表示所有19世纪以来的人口数据都完全不可信。在若干努力整饬保甲地方的志书上，应该仍可找到不少有参考价值的数据。坦白而言，我们对于清代四川的社会状况，尤其是移民数量的掌握，仍极为有限。四川于明清嬗代之际，由于天灾、战乱频仍，瘟疫流行，人口大量流失。清初顺治皇帝、康熙皇帝积极鼓励地方官员招民入川垦种。雍正皇帝虽然一度限制移民入川的数量，但是并不成功。乾隆皇帝对于移民更是采取放任的政策。因此，直到乾隆末年外来人口仍不断涌入四川，只是人数可能较前减少。目前史学家对于这样一个移民社会，除了官方的移民政策外，所能掌握的信息其实极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当时各项人口数字真伪的判断，许多时候必须仰赖观察其他时空而得的知识。这些知识与乾隆时期四川的实际情况有无落差却是无人能解的难题。因此，对于任何可供参考的数据，我们在做更细致的研究以前都不应轻言放弃。

本文原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01～32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

附录

乾隆六十年（1795）四川省各项人口相关统计数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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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3，乾隆五年十二月下，5b～6a页，台北，华联出版社影印本，1964。

[2] 目前所见，最晚的一本户部汇题民数谷数清册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造报的。

[3] “新收”“开除”两个项目只有户数、男丁数与妇女口数，没有男妇总数。

[4] 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1-79.在施坚雅所获得的民数册中，其实尚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十一年（1905）、三十二年（1906）等年份的资料，但因质量不佳而被排除。（见前引文，5页，注6。）

[5] 其余的年份分别是：道光八年（1828）、道光九年（1829）、道光二十五年（1845）、道光二十七年（1847）、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二年（1852）。

[6] 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e”，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14.

[7] 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e”，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32-47.

[8] 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e”，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33. 不过，有数据显示，《四川通志》上的人口数字可能是嘉庆十九年（1814），而非嘉庆十六年（1811）的人口资料。例如，光绪年间刊行的《潼川府志》卷十一《户口项》中即明白写着“嘉庆十九年潼川府属”，以下接着列出三台县等全部州县的户数、男丁、妇口、男妇等数目，全数与《四川通志》上所载相同（5a～7b页）。此外，李中清也认定《四川通志》上的人口数字是嘉庆十九年的人口资料。参见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载《清史论丛》1984年第5期，65页，表六之说明b。

[9] 施坚雅认为，康熙十二年（1673）的人口应在三百万左右，见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e”，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64。一百万是鄢华阳（Robert Entenmann）的估算，见Robert E. Entenmann，“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Sichuan，1644-1796”，Ph.D.Thesis，Harvard University，1982，p.59。不过，鄢华阳在其论文中最后将1680年前后四川的人口数定在二百万（255页）。

[10] 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e”，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66.

[11] 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47-64.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第78件，28～29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13] 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p.63.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第81件，30页。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第178件，73页。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第81件，30页。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第178件，73页。

[18] 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e”，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7.

[19] 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e”，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7-10.

[20] 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e”，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11.

[21] 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e”，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50.

[22] Robert E.Entenmann，“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Sichuan，1644—1796”，Ph.D.Thesis，Harvard University，1982，p.59.

[23] 郭松义：《清初四川外来移民和经济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38页。

[24] 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e”，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54.

[25] 据施坚雅的计算，三十年间（1822—1852）各州县每年的平均数是1.76。参见G.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e”，Late Imperial China，1987，8（1）：25.

[26] 参看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27]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上，2a页。

[28]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1，乾隆五年十一月下，4b～5a页。

[29]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3，乾隆五年十二月下，5b～6a页。

[30] 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前，保甲门牌上登记的是每户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子的数目，四十九年（1784）以后，各州县编查保甲才注明每户口数。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58《户口五·保甲》，996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31]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58《户口五·保甲》，994～995页。

[32] 严如熤就观察到，在川东保宁、绥定、夔州三府界连陕西的汉中、兴安二府的地方，老林日渐开发，烟户倍增。其中开垦成熟的客民虽然都已编入保甲，但是甫经开垦，零星散处的客民就无法编入保甲。参见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7《艺文下》，19b页，来鹿堂道光年刊本。

[3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明清史料》，登录号077756-001，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户部尚书兼管户部事务舒赫德题覆。

[34]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48，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上，26b～27a页。

[35] 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可能也是一个人口增长异常偏高的时期。很遗憾，目前我们没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及五十年（1785）的四川人口数，无法有效地证明这个看法。如表4所载，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人口增长率是1.9%。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偏低，因为表4中乾隆五十年（1785）的人口数是以五十一年（1786）的人口数为基准，再以0.8%的增长率逆推而得。根据以往的经验，这0.8%的增长率有偏高的可能，因而乾隆五十年（1785）的人口数也有可能过分高估。如果这个推论可以成立，则乾隆四十九年（1784）与五十年（1785）间的人口增长率必然超过了表4所载的数字。

[36]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58《户口五·保甲》，996页。

[37]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49，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下，29a页。

[38]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58《户口五·保甲》，994页。

[39] 关于嘓噜的性质、组织及活动情形，参见Cheng-yun Liu，“Kuo-lu：A Sworn-brotherhood Organization in Szechwan”，Late Imperial China，1985，6（1）：56-82。

[40]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3，乾隆四年十月下，29b页。

[41]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36，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上，12b～13a、32b～33a页；卷1137，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下，1b～2b、6b～7a、20a～21a页。

[42]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37，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下，20a～21a、26b～27a、36b、37b～40a页；卷1138，11a～11b、14a～14b、23b～24a页。

[43]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59，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下，5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