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有清一代盛行结盟拜会，乾隆以后，社会变动加剧，许多人或因远适他乡，或因环境所迫，纷纷结会，以求自保。近人常提及的洪门，或天地会、三点会、哥老会等，是其中比较为人所熟知的团体。这些以异姓结拜为组织纽带的会党，或打家劫舍、掳人勒赎，或走私贩毒、包娼包赌，或甚而祭旗起事，大举进攻官署衙门。直至清末，他们一直是地方上的严重社会问题，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关这些会党的问题虽然一直深受学者的注意，但是早年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无论是天地会或哥老会，不是被视为抗清团体，就是被看作革命组织，学者的研究重点因此都集中在个别会党的反清、排外、革命等活动上。近年来由于档案资料的陆续开放，会党的研究得以进一步地开展，可是观察这些年来的会党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的学者都将心力专注于溯源的工作上，试图从比较组织名称与组织结构入手，探讨各会党的发展源流，进而了解会党的发展。史学家虽然经常以溯源的方式来探索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这种方法似乎并不适用于清代会党的研究。这是因为，一方面，会党缺乏有系统的组织，也没有一套信仰系统可供后人研究他们的发展过程，借以推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会党的个别组织单位都各自独立，不相统属，从未发展成一个大一统的组织。在这种组织既弱，而地域性又强的情形下，如果仍一味在组织及会名上下功夫，探求各会党的源流，其结果不啻是缘木求鱼。更何况，即使我们能够勾勒出会党的源流，也不可能因此而确切掌握会党发展的趋势。诚如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在其《义和团起事之源流》（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书中所强调的，名称相同并不等于实质相同，任何历史事件的源头也不具有解释能力，唯有通过对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的了解，才能确实掌握一地社会运动的来龙去脉。[1]会党的发展与义和团运动一样，有其特定的社会生成环境，亦唯有通过对其生成环境的研究，我们才能比较了解清代会党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即尝试分析整个清代会党，尤其是天地会、三点会与哥老会，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希望借着这项分析，能帮助我们了解清代各会党彼此间在生成环境上的差异，以作为将来对个别会党或特定区域做进一步个案研究的基础。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以现存的清代档案资料为主。这些档案资料主要是当时各朝在京宗室王公及地方官上呈皇上的奏章文书，或其抄本。由于维持治安与征收赋税一向为传统官僚的主要任务，任何有碍地方秩序的会党活动，自然会得到官府的注意，因此我们可以在档案中发现不少有关会党活动的资料。这些数据或是会党成员的口供，或是官员依口供而做的报告。本文即对这些档案中所透露出的会党活动的时间与地点等数据加以排比分析。
以这些官方档案作为研究材料，当然有其限制。官员为了邀功，可能会夸大会党的规模；会众为了减轻刑罚，可能会淡化其入会的动机。然而，许多宝贵的，如会党成立的时间及演变过程、会党成员的姓名与背景等数据，都可以在档案中找到。不过，无可否认的是，不是所有的档案数据都完整无缺。由于官员观点有异，勤惰有别，虽然有些资料对会党起事的经过、参与成员的背景交代清楚，可是也有些档案却着重在官方追剿的经过上，而对会党的名目、背景等资料着墨甚少；有些时候，资料中甚至会、教不分，增加后人分析的困难。表1所列79件会名不详的案件，就是由于数据欠缺，无法做判断的结果。一般而言，清中叶以前的档案质量较佳，有许多奏章都附有完整的口供纪录；中叶以后则以口供的摘录居多，参与成员的许多背景资料都略而不提。这可能是由于清中叶以后，人口增加，地方行政组织未能配合调整，以致地方行政负担加重，效率低下。不过，本文所关怀的两大变量——会党起事的时间与地点，一般在档案数据中都有清楚的交代，因此材料的缺陷尚不至于对本文的研究构成太大的困扰。
有关清代档案，目前以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最为丰富，前者约有一千余万件，后者也有四十多万件；另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有一些内阁大库及三法司的档案。由于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对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收藏，本文只能就其公开发行的出版品如《天地会》加以利用。大陆其他机构的出版品，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江湖会数据选辑》《自立会史料集》等也都在使用之列。至于台湾各机构收藏的档案，则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为主，因为在史语所的内阁大库及三法司档案中，会党数据并不多见。就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而言，本文主要利用《宫中档》《月折档》《军机处档》《上谕档》等档案，因为这些档案数据最为完整，也最具参考价值。《宫中档》主要是各种奏章，包括题本、奏本、奏折的正本，而《月折档》《军机处档》则多为《宫中档》奏折的录副抄件，以及一些咨文与未奉朱批奏折的原件。《上谕档》虽为谕旨类的档册，但有时可见抄录军机大臣的奏稿及奏片。此外，早年出版的《谕折汇存》也提供了不少有关会党的资料。
除了档案资料外，本研究也尽可能地收集其他相关的数据，以补充档案数据之不足。清末发行的重要报章杂志如《东方杂志》《申报》是其一，重要地方官的文集如刘坤一（1830—1902）的《刘忠诚公遗集》，当时人的一些记载如《湘粵剿灭哥老会文稿》《堂匪总录》，以及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所收集的相关文件《清末の祕密结社（资料篇）》也都为本文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料。[2]
从以上这些档案及报章文献资料中，目前可整理出大小会党案件919件，有关作案地点的资料1100件。以下就会党的类别、时间、空间的分布等项分别讨论。
三、会党名目
在现有的919个案件中，如表1所示，除了没有会名以及会名不详的79件以外，其余的840件案子涉及92个会党。其中，以哥老（弟）会的222件最多，天地（添弟）会的209件次之，三点（合）会的184件又次之[3]；而其余会党的涉案纪录则都在25件以下，其中最多的是江湖会的22件，接着依次是小刀会的16件，忠义会的12件，洪江会的11件以及红灯会的8件。然而，在表1中占最大比例的并不是上述这些会党，而是那些只有零星的几件，甚而仅只有一两件案子的会党，如天罡会、在园会、手绳会、赵公会等。表1所列的各项数字虽然不能据以比较出各会党间起事多寡的绝对差异，却足以显示出清代各会党的活动能力确有程度上的差别。就表1的92个会党而言，只有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等少数组织活动频繁，其他会党只有零星的活动。由此可见，清代会党虽然名目繁多，但仍以天地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会党为主。
对于这些在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团体，我们所知有限。不过，从一些片断的数据中，我们了解到，在这些涉案较少的会党中，有些在组织上或活动方式上与天地会、哥老会等主要会党类似，如表1中的拜香会、百子会也都行类似天地会的结拜仪式，并且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的口号手诀，而红灯会与哥老会一样，有正、副龙头等名目。[4]有些则被官员认定，或自称是哥老会、天地会等主要会党的“变名”。例如，有官员指出，仁义会就是哥老会，也有人声称，哥老会又号江湖会，而洪江会则自称由哥老会分出；至于天地会方面，当时也有些地方官认为三点会、三合会就是天地会，其他如小刀会、边钱会、关爷会、长江会、沙包会等也都自称是自天地会改名；嘉庆年间福建一带的仁义会、双刀会、百子会、父母会则声称是添地会的改名；而龙全会又称是仁义会的改名。[5]这项变名的因素使得原本彼此之间毫无关系可寻的会党，变得似乎互有牵连，而会党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最后遂引发了对会党源流问题的讨论。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的陶成章。他在《教会源流考》一书中，将所有的会党归入天地会的系统，认为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都是天地会的变名。[6]他的看法为不少史学前辈，如萧一山、罗尔纲等所接受，近人朱金甫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朱金甫据档案资料指出，哥老会源于咸丰、同治时期之江湖会，而江湖会又是由嘉庆时的仁义会演变而来，后两者都是天地会的一支。[7]然而，也有不少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哥老会的成立与天地会无关，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天地会与哥老会在组织上有很大的差异。天地会的组织以红棍为首，其下有白扇、先生、地头、先锋、草鞋等名目，而哥老会在龙头与坐、陪、礼、刑、智五堂之下，有圣贤、当家、管事、巡风等头衔。[8]因此，就会党的组织而言，天地会与哥老会似应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然而，天地会与哥老会这两个会党的组织形态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清代会党组织。就现有的数据而言，表1中就有不少会党在组织形态上既不属于哥老会，也不属于天地会。例如，忠义会结拜不序年齿，以出钱多者为大哥，给予红布一块，可以借此自行邀人入会。[9]边钱会（乙）与花子会都是乞丐组织，前者有老大、老满头、一肩至七肩等名目[10]，而后者则使用大会首、副会首、散头目等名称，由于他们每年五月十三日于僻野古庙聚会，蒸捣糯米为食，所以又名为糍粑会。[11]除了组织上的差异外，也有些会党是以特定人群为结合对象，与天地会、哥老会四处纠人的方式不同。例如，乾隆年间福建邵武禾坪里地方的铁尺会与关圣会都是地方街坊上的结拜组织，前者以杜氏兄弟为主，后者以罗家子弟为主[12]；而江西宁都横不屯的铁尺会，则是地方上为了对付窃贼而组成的邻里组织[13]。另外，在江西鄱阳的杨泗会，俗称英雄会，入会者以船户为多。[14]因此，无论就会党组织形态或会党成员构成而言，清代的会党都不是天地会系统或哥老会分支等观念可以说明的。
然而，以目前我们对会党的认识，若要对清代会党做分类的工作，似乎并不可行。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会党名同实不同的特性。本文一开始就已指出，两个组织名称相同并不代表实质相同，不能因此而认定是同一个组织。上述的边钱会（乙）就是一个例子。表1之所以将边钱会分别开来，就是因为两者虽然名称相同，却不是同一个组织。边钱会（甲）虽然是天地会的“改名”，但是边钱会（乙）却是个乞丐组织，二者毫无关联。另一个例子是表1中的长江会。上文提到，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长江会是天地会的别名；可是，也有学者认为，长江会是哥老会的源头。[15]同样的情形也见于仁义会。
另外，表1中有不少名称类似的会党，如红家会、红家帮、红帮等。由于这些资料都是由会党成员的口供得来，而口供记录对许多同音字会有误记的可能，有时也常帮、会不分，因而在没有获得更详尽的数据以前，实在很难确定这些会党之间有无关联。在这种情形下，除非我们有相关资料，可以确定所有表1所列会党的组织特性及其相互关系，否则要将它们依其组织形态加以归类，实有困难。因此，就现阶段而言，我们只能说清代的会党世界是由天地会、三点会及哥老会三个主要会党以及许多次要会党组成的，这些次要会党或是天地会，或是哥老会的变名，但也有不少组织与它们毫无瓜葛。
表1 清代会党起事时间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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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党的时间分布
如表1所示，在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中，最早的会党活动见于雍正年间，最晚的例子则要到宣统时候；其中以光绪时的419件为最高，几乎占了总数的二分之一，嘉庆朝次之，计有229件，也将近总数的四分之一，再次是道光朝，恰居总数的十分之一，咸丰、同治、宣统各朝则较少。由于各朝统治时间长短不一，若以各朝每年会党案件发生的平均数做比较，如表1最后一栏所示，则以嘉庆、咸丰、光绪、宣统四朝最为突出。因此，表1的统计资料凸显出两个现象：一是清代的会党并不是从顺治朝就开始现身历史舞台，而是在雍正年间才见活动；二是清代会党活动的频率在各朝颇不一致，颇有一疾一缓、一高一低的趋势。由雍正年间开始，嘉庆、咸丰、光绪、宣统四朝是会党活动的高峰，而在嘉庆以后的道光，以及咸丰以后的同治年间，会党活动的频率则又趋平缓。
在现阶段要对这两个现象的成因提出完满而周全的解释似乎并不容易。不过，根据目前对清初异姓结拜组织如嘓噜的了解，清代异姓结拜组织的出现，是因为清初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但耕地面积却无法相应增加，许多人迫于生计，迁徙他乡，部分人由于无法在新的社会立足生根，无亲无故，为求自保，纷纷结盟拜会，组成拟血缘的组织，以替代原居地仰赖保护的血缘、地缘与业缘组织。[16]显然，人口压力而非有些学者所强调的抗清的民族意识，才是造成清代会党出现的主要原因。当然嘓噜的例子并不能证明，单纯的人口压力因素可以说明整个清代会党发展的过程，不过，这至少显示社会经济因素似乎较反清复明的政治因素更能说明清代会党的活动。
图1 清代嘉庆以至宣统每十年间会党起事之频率
资料来源：参见247页脚注①
图1是将表1的会党起事事件自嘉庆元年（1796）起以每十年为一单元的重新组合。若将图1的图形对照清代历史的发展，不难看出会党的发展与整个清代社会的脉动息息相关。如图1所示，会党的案件自嘉庆以后数量增加很快，嘉庆十一年（1806）至二十年（1815）的十年间会党事件更是激增，道光以后始趋缓和。这显然是因为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扰乱了大清统治机构的阵脚，社会控制机制出现了危机，会党因而纷纷乘机举事。到了道、咸之际（1846—1855），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社会变动加剧，会党又再次乘机而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廷力图振作，会党活动也渐趋沉寂。然而光绪以后，遭各营遣撒的散兵游勇每每沿袭军营积习，结拜弟兄，成立山堂名号，再加上列强势力入侵，基督教随之而来，民教纠纷时起，社会动**不安，会党事件遂在光绪中叶以后的二十余年间达到高峰。因此，就表1及图1所见，清代的会党问题不是单纯的反清复明的政治原因可以说明清楚的，有必要从社会及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
如果就几个主要会党来看，各会党起事时间的分布并不一致。如表1所示，天地会起事首先出现于乾隆年间，于嘉庆年间达到**，道光以后活动趋缓，而于咸丰、同治以后归于沉寂。三点会这个天地会的变名组织现身舞台的时间稍晚，直到嘉庆年间始见踪迹，道光年间起事次数渐增，而于咸丰年间达到高峰，同治以后次数锐减，不过，光绪年间又见活跃。哥老会则要到同治年间才见活跃，光绪时候达于顶点，这主要是因为它可能是在咸丰年间才由湘军中发展起来。[17]因此，清代主要会党的活动时间先后有别。天地会与三点会见于清中叶，哥老会则至清末始见现身。至于其他的会党，由于数量少，无法看出一个轮廓。不过，有一点很明显，与天地会、哥老会相关的会党起事大多分别集中在嘉庆与光绪两个时期。
五、会党的空间分布
这些清代会党不仅出现时间先后有别，在地理上的分布情势亦不见相同。从表2及附录中可以看出，清代会党问题波及的地域甚广，计有十八省，一百五十二个府及直隶州、厅，四百七十四个州、县受到影响。换而言之，关内各省无一幸免，而其中以广西省受扰次数最多，总计有二百零四次，其次是江西省的一百五十七次及广东省的一百五十五次，再其次是福建省的一百二十三次，以及湖南省的一百零五次，其余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也都受害匪浅，各有四五十次到八十次之多。如果以府为单位，则以广东广州府的五十二次居首，福建建宁府的三十七次次之，江西赣州府的三十六次再次之。若以县份而论，安徽太平府的芜湖县以二十三次高居首位，福建建宁府的建阳县居次。
表2 清代会党起事地点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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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个别会党而言，毫无意外，这些受灾次数多的省份或县份都是清代的主要会党——天地会、三点会与哥老会的主要活动地区。如表3所示，哥老会的分布虽然遍及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福建、广东、广西、陕西、甘肃、河南十五省，但仍以湖南、安徽、江西、湖北等地为主要活动地点。相对的，天地会、三点会的分布就只集中在广西、广东、江西、福建等地。至于其他会党的分布则颇为集中，往往仅见于一省，如灯花会、红灯会、千刀会集中于湖北，小刀会、仁义会、平头会集中于福建，边钱会（乙）、担匪集中于江西，孝义会集中于四川，自立会集中于安徽。换而言之，在清代这么多会党中，只有天地会、三点会与哥老会等主要会党的活动跨越了省、县的界限，而其他会党大多只限于在某一地区活动。
表3 清代会党起事省份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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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分布态势从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所划分的十大地理区来看更为明显。[18]如表4所示，就施坚雅的地理区而言，清代会党的起事多集中在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以及赣江流域等地，而西北、华北地区会党起事的次数相对的就显得比较少。同表可见，这其中哥老会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以及赣江流域等地区，东南沿海及西北地区较少；天地会多集中在岭南、东南沿海一带，赣江流域、长江中游一带也有一些；三点会则多集中在岭南、赣江流域、东南沿海一带。虽然看起来，赣江流域似乎是天地会、三点会、哥老会的共同出没之地，但是从附录所列的数据可以看出，哥老会多在赣江下游的南昌、九江、饶州一带活动，而天地会与三点会则多见于上游的赣南一带，三者仍然有所区分。
表4 清代会党起事地理区之分布
显然，清代的三个主要会党不仅在时间的分布上不一致，在空间的分布上也有差异。以下将从三个变项——一是核心区与边缘区，二是各省州县官职缺，三是交通路线，来进一步分析在地理分布上这样的差异所显示的意义。
表5（A） 清代会党起事地理区与核心边缘区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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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核心区与边缘区的问题。施坚雅以一地的人口密度为指标，将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定为核心区，人口密度低的地点则为边缘区，而有若干地区由于人口密度不一，部分在核心区，部分在边缘区（由于无法确定会党事件究竟发生在该地的哪一部分，这些地区在本文中一概以中间区名之，取其介于核心、边缘中间之意）。[19]从表5（A）可以看出，各会党倾向于在各地的边缘区作案，其次才是核心区，而在中间区起事的例子最少，三者之比约为5∶3∶2。可是，就个别地理区来看，各地区核心区与边缘区的比例就变得颇不一致。如表5（A）所示，会党在边缘区起事的次数并不都居首位，在表中的九个地区里，只有在长江上游、赣江流域、东南沿海与岭南地区是如此，而在华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云贵地区，核心区会党起事的次数或与边缘区在伯仲之间，或远超过其数。若将上文所论各会党在各地的分布状况考虑进去，不难发现这其中的差异事实上就是清代三个主要会党的差异。在统计三个主要会党在核心区、边缘区与中间区的起事分布的表5（B）中可以明显看出，天地会与三点会比较活跃于一地的边缘区，而哥老会则倾向于在核心区求发展。
表5（B） 清代会党起事地点核心边缘区之分布
然后，我们从会党起事所在州、县的职缺的角度来看。如表6所示，清政府将全国各府州县官员的职位依“繁”“冲”“难”“疲”四个标准做了区分。“繁”是指该地“政务纷纭”，“冲”是指“地当孔道”，“难”是指“民刁俗悍，命盗案多”，“疲”是指“赋多逋欠”；一般而言，繁冲难疲四字兼全是最要缺，兼三字是要缺，两字是中缺，一字是简缺，四字都没有是无字简缺。[20]根据施坚雅的统计，在全国1549个地方官职缺中，繁冲难疲四字兼全的计有59个，兼三字的有301个，兼两字的有454个，一字的有311个，四字都没有的是454个。[21]由于各个职缺的比例不同，为了便于正确地相互比较，表6的总计一栏列出了两个数字，一是原始的数字，一是经过加权后的数字。加权的方式是以观察到的会党起事数字乘以职缺的总数（1549），然后除以各个职缺的总数，希望借此能得到一个可以相互比较的指数。同时，表6还依各会党在各地起事指数的大小，将十六个职缺分成三个等级。指数在2000以上的列入第一级，指数在2000以下、1000以上的列入第二级，指数在1000以下的则列入第三级。在当时人的眼中，“繁缺”事多难于称职，繁而兼冲称职更难[22]，这个观点显然在表6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正如该表所示，不仅“繁冲”缺的指数高居第三位，几乎在所有有“繁”“冲”二字职缺的地方，会党起事的指数都很高，而且“繁冲难疲”四字兼全的最要缺位更是位居所有指数之首。相对的，有疲字的“繁疲”缺、“难疲”缺，以及“疲”缺的县份，会党起事的指数都偏低，与其他一字及无字简缺殿后，位居第三级。显然，会党问题的产生与一地职缺等级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职缺等级愈高的城市愈为会党所爱，反之，职缺等级愈低的地方愈不受会党的青睐。不过，仅有一字的“难”缺是一个例外。在表6中“难”缺的指数高居第五位。因此，愈是政事繁忙、交通要冲之地，愈是会党聚集之地。反之，地方不够富庶，通欠逋税，会党起事的发生率也会降低。另外，民风彪悍、命盗案多的地方，会党犯案的例子也多。
表6 清代会党起事地点职缺区与地理区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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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表6也显示出一些有趣的现象。根据施坚雅的看法，在“繁”“冲”“难”“疲”的十六种组合中，“冲”与“疲”二字是最不可能的组合。因为位居交通要“冲”之地往往也是贸易中心，而贸易中心又几乎不可能是税收困难的地方。据施坚雅的估计，在全国1549个城镇中，“冲疲”之地仅有12个。同时，在三字缺中，包含“疲”“冲”二字的“冲难疲”缺与“繁冲疲”缺的比例也偏低，二者合计仅有22个。[23]在表6中，“冲疲”之地以及包含“冲”“疲”二字的“繁冲疲”缺与“冲难疲”缺之地的会党起事指数都很高，前者甚至与“繁冲难疲”四字兼全的最要缺同居表6的第一级。因此，“冲”“疲”二缺虽然相冲，但这两缺相结合之地对会党却很有吸引力。此外。从表6也可以看出，这些职缺在各地理区的分布极不平均。换而言之，会党虽然多活跃于政经中心，但是若将这些现象放在地理环境的脉络下来看就有些差异。例如，“繁冲难疲”缺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繁冲难”缺多见于长江中游、岭南及赣江流域，“冲疲”缺却仅见于东南沿海，而“繁”缺也仅出现于长江中游地区。显然，与上文所论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分布一样，这些会党起事地点的职缺分布的差异也深受天地会、三点会与哥老会地理分布的影响。这一点在表7（A）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该表所示，天地会与三点会起事案件的总和虽然较哥老会为多，但它们在“繁冲难疲”“繁冲难”两个重要职缺之地的起事数目，却远低于哥老会的数目，约各为后者的五分之三与二分之一。即或是三者数目较为接近的“繁冲”缺，在哥老会案例上所占的比例也远比天地会或三点会来得高。天地会与三点会占优势的地方多属于无字简缺或“繁疲”“繁难”“冲疲”“冲难”“繁”“冲”“难”“疲”等缺，都是在政治或经济地位上较不重要的地方。
表7（A） 清代会党起事地点职缺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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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异在表7（B）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施坚雅曾将上述十六种职缺依其人口与其他都市变项的关系分成四个等级：高缺（繁冲难疲、繁冲难）、中缺（繁冲疲、繁难疲、冲难疲、繁冲、繁难）、低缺（繁疲、冲难、冲疲、难疲、繁、冲、难、疲）与无字缺。[24]表7（B）就是天地会、三点会与哥老会的案子在这四个等级的分布情形。从这个表可以明显看出，就这四个等级而言，天地会与三点会的活动地点多为低缺与无字缺两个等级，而哥老会的活动地点则多为高缺与中缺两个等级。同时，表7（B）也显示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就高、中、低缺三个等级而言，哥老会在等级愈高的地方所占的比例愈大，相对的，天地会与三点会却是在等级愈低的地方所占的比例愈大。因此，就会党起事地职缺的分布而言，天地会、三点会活动的地方多属于位置偏远，政事不多，民情犷悍成风，跳梁弄兵的地方。这与大多数哥老会的主要活动地区，无论就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重要性而言，都有段距离。
表7（B） 清代会党起事地点与高低职缺之分布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交通路线与会党分布的关系。范毅军根据明清两代商人编就的八种路程图记，如《一统天下路程图记》《示我周行》等绘就了明清两代主要的商业路线。[25]表8就是根据范氏的商业路线图，以在水路线上、在陆路线上、水陆交汇点、不在任何交通路线上等方式，列出各会党起事地点在清代交通路线上的相关位置。如表8所见，整体而言，清代会党的起事地点几乎有三分之二位于当时的水陆交通线上，而其中以位居水路线上的地点所占的比例最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在水陆交汇地点的比例又较在陆路线上的为高，但是三者之间的差异都不大。就个别会党而言，哥老会的情形与此类似，有237个或超过五分之四的起事地点都在交通路线上，同样也以位居水路线上的地点所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水陆交汇地点，再次是在陆路线上，不在任何交通路线上的地点仅占16.5%。天地会与三点会则不然。在涉及天地会的224个起事地点中，不在交通路线上的有98个，约占总数的43.8%，而在三点会的起事县份中，计有101个不在任何水陆交通路线上，约占总数的47%。若二者合计，在总数439个起事县份中，约有45.6%，即199个县份不在交通路线上。显而易见，相对于天地会，哥老会起事的发生与当地交通条件的便利与否有较大的关系。
表8 清代会党起事地点交通位置之分布
因此，无论或就核心与边缘地区，或就府州县官职缺，或就水陆商业路线而言，清代三个主要会党——天地会、三点会与哥老会，在地理分布上有显著的差异。天地会与三点会倾向于在边缘地区，或政治、经济活动以及交通建设较为落后的地区举事，而哥老会则多在核心地区，或政治、经济以及交通建设较为发达的地区活动。
六、结论
本文以档案数据为主，报章文献数据为辅，分析清代92个会党的时空分布情形。由于受限于样本数量的关系，本文仅以个别会党为单位，未就各起事会党的规模、起事的种类细加分类，再做分析。这样的研究方法虽然略显粗疏，不够精细，然而，从这样简单的排比中，仍然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现象。
首先，我们看到清代会党名目虽然很多，可是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只限于天地会、三点会与哥老会三个组织。
其次，我们察觉清代会党起事的密度各朝代不一。大致而言，清代会党的活动时间有三个起伏。三个起点分别在嘉庆、咸丰及光绪宣统年间；前两者为天地会的主要活动时段，后者则以哥老会为主要角色。三个伏点则为雍正乾隆、道光与同治朝。
最后，我们发现清代会党，尤其是天地会、三点会与哥老会，在活动范围上也有差异。在受影响的十八个省份中，天地会与三点会的活动地区集中在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地，而哥老会则以湖南、湖北、安徽、江西为主要活动范围。若以施坚雅的地理区而言，天地会与三点会的活动多见于岭南、东南沿海、赣江上流一带，而哥老会则集中于长江中、下游以及赣江下流地带。若将这两个时空因素两相对照，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时间的变动，清代会党问题的焦点由清中叶天地会、三点会的岭南、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到末叶哥老会的长江中、下游地带。同时，随着地理分布的转变，清代会党也有从边缘区或是偏远地区转向核心区，或是人口集中、政事繁忙、交通要冲之地发展的趋势。
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禁要问：何以会有这样的差异？何以会有这样的转变？这些差异与转变有何意义？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基本上是两者所处地理环境的差异，因为哥老会所在的长江流域远比天地会所在的岭南富庶。可是我们又要问：何以天地会始终局限于华南一隅，无法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扩张势力？也许也有人会认为这是成员社会背景的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哥老会的成员以流动性大的散兵游勇居多。然而，我们也要问，既然天地会、三点会与哥老会都没有发展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组织，任何人只要懂得口诀，知晓仪式，领有花帖、会簿，都可以传徒立会，何以这些晚清的游勇要改变组织的方式，而不沿用天地会的结会方式？何以那些后继者也都以哥老会的组织模式为蓝本？在附录中，我们看到有些位处交通路线上，原本是天地会活跃的地点，如江西的赣县、信丰，广西的桂林、灌阳，在光绪年间都成了哥老会出没之地。这是否意味着哥老会的力量已经扩张到了天地会的地盘上？在民国初年发行的《广西藤县民情》一书中，我们看到该地的三点会已然采用哥老会的山堂香水名号以及内外口号的组织方式。[26]这是否表示天地会与三点会已逐渐从历史的舞台消失，而为哥老会所取代？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唯有改变研究的方向，不能再执着于源流问题，不能再坚持系统分支的观念，而应从信息流通、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会党问题。我们应设法了解何以许多人采用哥老会、天地会的名称，采取它们的组织方式，而不另取他名，另创新法，同时，何以也有一些人却不以流行的哥老会或天地会为模仿对象；还应设法了解是否哥老会在组织模式以及运作方式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较天地会更能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变迁。如果能从这些方向着手，即使我们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相信我们对清代的会党问题也必然可以有一番新的认识。
本文原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429～47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
附表
清代会党的起事时间与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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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2] 由于数据数量过于庞大，本文不拟一一列出各件档案之编号、各文集之页数或各报章之年月日，而仅列出档案、报章文集名目于下：（1）《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月折档》（简称《月折档》）；（2）《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简称《宫中档》）；（3）《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简称《军机处档》）；（4）《国立故宫博物院藏上谕档》（简称《上谕档》）；（5）《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外纪档》；（6）《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奏折档》（简称《奏折档》）；（7）《谕折汇存》；（8）《史料旬刊》；（9）《天地会》第二、六、七册；（10）《自立会史料集》；（11）《湘粤剿灭哥老会文稿》；（12）《江湖会资料选辑》；（13）《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1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15）《申报》；（16）《东方杂志》；（17）《近代史资料》；（18）《堂匪总录》；（19）《大清历朝实录》；（20）《陆川县志》；（21）《昭平县志》；（22）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23）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24）李翰章：《合肥李勤恪公政书》；（25）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26）刘秉璋：《刘尚书奏议》；（27）佐佐木正哉：《清末の祕密结社（资料篇）》（此资料承评论人翁同文先生提示，特此致谢）。
[3] 在本文以下的讨论中，哥弟会与哥老会、天地会与添弟会、三点会与三合会均分别视为同一个组织，不再一一说明。
[4] 《申报》，宣统二年九月三日。
[5] 《月折档》，咸丰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刘秉璋片。《奏折档》，同治五年五月，左宗棠片。《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70137，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耆英折；文献编号080171，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吴文镕折。《谕折汇存》，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德寿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六），219、2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6]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研究所，1928。
[7] 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65～71页。
[8] 关于哥老会与天地会组织之比较，参见 Cheng-yun Liu，“The Ko-lao hui in Late Imperial China”，Ph.D.Thesi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83，pp. 65-72.
[9] 《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48464，嘉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巴哈布折。
[10] 《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62044，道光十三年一月十九日，钱臻折。
[11] 《上谕档》，道光十六年二月七日，75～77页。
[12] 《史料旬刊》第40期，地：441～451，北京，故宫博物院，1931。
[13] 《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65805，道光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江西布政使桂良片。
[14] 《申报》，宣统三年四月十六日。
[15] 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见《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 关于嘓噜，参见Cheng-yun Liu，“Kuo-lu：A Sworn-brotherhood Organization in Szechwan”，Late Imperial China，1985，6（1）：56-82. 关于会党生成与清代人口增长的关系，参见蔡少卿：《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及其历史演变》，见《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1～44页；庄吉发：《清代社会经济变迁与秘密会党的发展：台湾、广西、云贵地区的比较研究》，见《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335～38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庄吉发：《清代闽粤地区的社会经济与秘密会党的发展》，见《中央研究院第二届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6；庄吉发：《清代江西人口流动与秘密会党的发展》，载《大陆杂志》第76卷第1期，1988年，1～20页。
[17] 关于哥老会的起源问题，参见刘铮云：《湘军与哥老会——试析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见《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389～40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18] G. William Skinner，“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in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Redwood C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211-249.
[19] G. William Skinner，“Cities and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in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82-291.
[20] 方菊人：《平平言》卷1，25b页，光绪十三年刊本。方氏所言只是一般性的通则，在实际数据中，可以见到不少例外；然而，详情如何，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21] G. William Skinner，“Cities and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in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318.
[22] 方菊人：《平平言》卷1，25b页。
[23] G. William Skinner，“Cities and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in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315.
[24] G. William Skinner，“Cities and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in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325.
[25] 此图系范氏正在撰写之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承其借用，特此致谢。（按：范氏已于1992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完成其博士论文“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1400—1850”。）
[26] 陈思述：《广西藤县民情》，46b页，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