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李洪事件所反映出之意义

虽然以上的数据破碎零散，不成系统，可是整理归纳以后，我们仍然可以理出李洪复仇计划的主要轮廓，以及参与计划的重要山堂组织。李洪虽自称为哥老会中大哥，同时也被各参与山堂奉为大元帅，但是在整个起事计划中，我们没有看到李洪自己的人马，他只是凭着一己之财力，通过龙松年的双龙山及天官山﹐联系动员了湘、鄂、苏、皖沿江一带的山堂参与起事，以报清廷杀父之仇。首先，双龙山的万松亭把李洪引介给在扬州开龙华山的匡世明、自开楚金山的高德华，以及曾鸣皋、曾素兰等人，使得李洪与苏皖二地沿江的山堂取得了联系。匡随即通过会中在对江镇海关当差的徐春山，利诱镇海关官员英国人美生至香港，代为洽购军火。随后龙松年又整合了安徽、江苏二省沿江一带的哥老会会党；龙本人自任起事军的总头目，他所开双龙山的张庆庭任南旗头目，天官山的蒋润、许汶魁则出任中旗头目，另外，楚金山的高德华出任北旗头目，金龙山的濮云亭出任东旗头目，天福山的刘高升出任西旗头目。同时，龙松年又通过他与李典同是谢廷玉开山伙伴的关系，促成了李典的加入，以李典在湖北荆州沙市镇所开的莲花山为主力，联络荆、岳一带的山堂，负责经营沙市起事的准备工作。这其中，刘高升自称分管芜湖码头，张庆庭系九江头目。而我们从各山堂的所在地大致可以推测出，在李洪的起事计划中，匡世明应是负责镇江码头，高德华应负责金陵码头，蒋润、许汶魁应管大通，叶坤山负责沙市，其他地方如汉口可能是由北梁山的李华堂分任[91]，武穴则可能由陈福林的五龙山天顺堂负责[92]。因此，李洪的复仇计划事实上至少动员了江苏的金陵、江都、十二圩（仪征）、清江浦（淮阴），安徽的安庆、铜陵、芜湖、杨叶洲（贵池），江西的九江，湖北的汉口、沙市镇（江陵）、黄石港（大冶）、武穴（兴国州）等地的哥老会山堂组织。这也说明了为何龙松年等在黄石港集合后，要派各头目到上述各地“均行布置，预备船只”。由此可见，在龙松年等人的奔走下，长江上下游的会党得以连成一气。诚如安徽巡抚沈秉成所观察到的，这些会党是“互相纠结，声气广通”[93]。

我们目前对于各山堂在当地的一般活动情形无所知悉。不过这些山堂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的所在地大都位于沿江的重要城镇，不是沿江的重要通商口岸，就是水陆交通要地，商业兴盛，人员往来频繁。例如，汉口、九江、芜湖、镇江、金陵等地都是沿江的重要商埠，长久以来都是附近地区农产品的集散地，在列强的压力下分别于咸丰及光绪初年开港，容许外商前来交易，市面益趋繁华。其他如大通、武穴、黄石港、十二圩等也都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市镇或港埠，人口密集，交通繁忙。就连哥老会预定起事的沙市镇也是一商业鼎盛的长江口岸。这一特点显然为施坚雅的看法提供了一个例证。施坚雅指出，秘密社会的山堂通常坐落在城市与市镇上，因为这是掠取地方经济资源最有效的手段。[94]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根据档案资料，也有不少哥老会组织于穷乡僻壤中开山堂。[95]如何将哥老会组织分类将是另一个重要课题。

另外，这些山堂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成员的流动性很大。表1是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各山堂成员的籍贯资料。由这个表的统计可以看出，这些哥老会分子绝大多数是湖南与湖北人，其余省份的人仅占极少部分。由此可见，李洪的盟友绝大部分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如果考虑到因为样本数太小而可能产生误差，则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各地山堂的龙头老大多是外地人。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哥老会成员不仅四处游走，而且还随着不断的流动而加入不同的山堂。李洪案子的重要人物龙松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龙自光绪初年由军中遣散后，首先加入了谢廷玉的天官山富贵堂；光绪八年（1882），又在湖北樊城与陈帼重开楚鄂山永乐堂；随后又与魏庆祥同立双龙山公义堂。李典更进一步，先后在不同的地方开山四次，自称四山大元帅以及开山王。不止大头目如此，小喽啰亦不例外。例如，王魁即先后入飞龙山、天官山，最后从周有才入九华山天保堂，为老九。金剩也是先入金台山，先任老六，后升为老五，后来又入福寿山，任老三。

表1 李洪联盟成员的籍贯分布

续表

有些人游走一番之后，又回到原来的组织，参与活动。前面提到过的吴有楚、余启宇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吴有楚虽然曾是匡世明飞龙山的一员，而后又入了福寿山，并且由新辅升作龙头，可是最后仍然与这帮人聚首，参加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龙松年的黄石港做会。他先前离开飞龙山，参加其他的组织显然对他再度加入李洪的同盟没有丝毫的影响。余启宇虽然一直是在李典手下做事，直到案发前一年才另开北山堂为正龙头，可是他在起事计划中仍然受命在黄州樊口预备船只，一点不受影响。就哥老会而言，游走各山堂显然不是脱离组织的行为，而是为了广结人缘，加强个人的人际关系。

此一现象与有些会党成员先后在同一地方与同一组织的人相互几次结拜的情形颇有殊途同归之处。例如，根据闽浙总督汪志伊（1743—1818）等人的奏报，福建武平人饶特菖先于嘉庆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1814-08-06）在建安、瓯宁二县交界的新岩地方与连荣耀等七人同拜黄广琳为师，入仁义会；同年十月二十日（1814-12-01），饶又在新岩地方与连荣耀等三十二人同拜也是仁义会的张朝选为师。[96]另一个例子则见于广东来宾县。嘉庆十三年（1808）二月间，颜亚贵、蒋声、李文达等人先后从南海县人颜超处习得结拜天地会之法，各自分头纠人入会。同年四月间李文达复邀颜超、颜亚贵、蒋声譃以及李太忠等十五人，以颜超为总师傅，颜亚贵、蒋声譃为师傅，李文达为大哥，钻刀饮酒，结拜金兰。[97]类似的例子在档案数据中随处可见。显然如欲广求奥援，参加了组织还是不够，个人必须不断地与人结拜，建立“兄弟”关系。由此可见，无论是稍早的仁义会、天地会或是稍晚的哥老会，个人必须广结金兰，以获取最大保障的情形并未随着时间的变动而有所改变。换而言之，会党成员间的互助仍建立在个人间的结拜关系上，并未随着时间的改变，由个人而提升到组织的层面上。就会党成员而言，彼此的互助是建立在个人的结拜关系上，而不是组织的联系上。

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掌握李洪这个复仇同盟的性质了。很明显的，这些参与李洪联盟的山堂并未丧失原有的独立性。从整个起事计划人员的配置情形可以看出，李洪对参与计划的人员并无任何约束力量，他必须仰仗龙松年、李典等人动员各人在各自根据地的力量，集结在沙市起事。换而言之，李洪的复仇大同盟事实上是一个松散的山堂之间的联盟。李洪本人除了拥有财力外，似乎没有自己的班底，一切依赖参与结盟山堂的人马。而从整个起事计划的整合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山堂之所以能“互相纠结，声气相通”，乃是由于通过结拜关系，无论是开山立堂的大头目，或是名列最后的小老九，都有一个人际网；通过这个人际网络，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牵引支持。另一方面，这个人际网络也随着会党成员的不断游动，不断进出山堂，而持续扩大。李洪在台湾遇到万松亭也许是偶然的因素，可是匡世明、龙松年与李典的加入可能就不是偶然的因素可以解释的。万松亭是龙松年双龙山中人[98]，而龙松年与李典早期又都曾领受过谢廷玉的飘布[99]。王金标不仅曾是匡世明飞龙山的一员，也入过龙松年的天官山[100]；而王金龙不仅做过谢廷玉玉龙山的心腹，也是九华山的巡风[101]。同时，许多人如龙海腾、吴有楚也都强调与匡世明认识，虽然他们早已不是匡世明会中人。[102]因此，我们与其说李洪的复仇大同盟是奠基在各山堂的联合阵线上，不如说是由哥老会成员人际网络的大结合而构成。

六、结论

本文以会党成员口供资料为主，《申报》的报道为辅，说明美生事件的发展以及李洪起事力量的来龙去脉。虽然由于受限于材料，无法完全掌握李洪起事规模的全部轮廓，但是就数据所及，我们了解李洪的起事力量基本上是以龙松年为首，至少结合了长江沿岸汉口、沙市、黄石港、武穴、九江、安庆、铜陵、芜湖、金陵、江都、清江浦、十二圩等重要城市或市镇的哥老会组织而形成的大联盟。这个大联盟虽然表面上是各山堂的联合，但实际上还是人际关系的结合，是头目与头目间、各头目与其成员间人际关系的结合。龙松年凭着个人的关系整合了匡世明、李典等人的山堂；同样的，匡、李等人也通过个人的关系，邀集一批人参加而组成联盟。这个大同盟的组织力量如何，由于没有经过考验，不得而知，可是从这个大同盟的整合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仅哥老会个别山堂是建立在个人的结拜关系上，而且山堂间的联盟也是个人结拜关系的扩大。

然而，这种人际关系的组合有其局限性。首先是个人能力的限制。个人人际关系的大小通常依交游的广狭而有不同，而交游圈的大小往往与个人的魅力，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卡理斯玛（charisma）有关。本文中所见的龙松年与美生就是两个相对的例子。据安徽巡抚沈秉成（1823—1895）指出，龙松年之所以能“广结匪徒”，是由于他既会“治病”又能“舞文弄墨”，因而每每能“托名外科治病，常于长江上下游交结匪人”；而且“凡匪党新立山头，必请龙赴会，为之胡诌疏文”。[103]相较之下，美生托徐春山代纠人马失败，人际网络不张应是主要原因。美生本人只是刚入会的老九，人际关系不强，而他再转托两个镇江关听差，再加上他本身又是个外国人，无人入会是可以预期的。

不过，更关键性的困难是，人际关系的组合有其时空的限制，而这种时空限制对一向仰赖地方势力的哥老会更是致命的打击。根据各地方官的观察，哥老会会党多与地方痞棍勾结为患。[104]张之洞就曾指出，哥老会的行动是“行踪诡密，往往与游勇、地痞暗相勾结，动辄纠集党羽乘机煽乱，甚至造谣惑众，潜谋不轨”[105]。换而言之，哥老会的龙头老大若非已在一地扎根，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势必要借助当地的地方势力始能开山立堂。这也就是俗话说的“强龙不压地头蛇”。李洪的复仇大同盟事实上就是这种现象的最佳证明。李洪虽然财力惊人，但仍然必须通过龙松年的居间介绍，才能与其他哥老会组织取得联系；而龙松年虽然能够广结匪徒，但仍然必须仰赖刘高升为他分管芜湖码头；同样的，籍贯湖北江夏的刘高升在芜湖立稳脚跟以前，势必也需先与当地的地方势力合作。然就目前材料所见，有清一代，似乎没有一个山堂组织能够积累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使得个人的人际关系得以突破地域的限制。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企业的经营规模通常不会很大，无法有效地积累资源；而更重要的是，哥老会多以不正当或非法的手段夺取资源。在这种情形下，若非对当地的社会了解透彻，关系良好，往往没有门路可寻。这种人际关系在传统社会是一种不可交换、不可移转的资源。因而，哥老会成员每到一新地方，必须与当地地方势力取得联系，或共组山堂，或再加入新的组织，以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以便接受保护。本文所见龙松年、匡世明、李典等人各处开山堂，以及哥老会成员可以同时进出好几个山堂的现象，也正是这种局限性的具体反映。

因此，如果以上对李洪个案的分析可以成立，则哥老会各山堂间的互动关系基本上也就是以个人人际关系为主的整合。在这种情形下，哥老会整体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有限制，哥老会各山堂成员在各地所能获得的接待，可能与他个人的人际关系，以及他所属山堂龙头的人际关系有密切关系。换而言之，会党成员之间虽然号称讲究“义气”，但是所谓义气的内涵却是因人而异的，不同条件的人所获的待遇也不相同。因此，在这种组织的运作完全取决于个人人际关系的情形下，哥老会的组织动员力之所以薄弱，也就不言而喻了。如果我们能更进一步探究，这种情形当不止仅限于哥老会，而极可能是整个清代会党的一个共同现象。

本文原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1分，1991年3月，第39～64页。

附表

李洪之同盟

续表

续表

[1]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上谕档》，道光十五年七月四日，36页。

[2]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月折档》（以下简称《月折档》），咸丰元年七月十二日，程矞采片。

[3] 这是光绪十三年（1887）安徽南陵县的一个哥老会的组织名称。参见《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文献编号408012592，光绪十三年五月十日，陈彝折。

[4] 据档案数据所见，有在五堂之外再加上一个“管堂”而成为六堂的，也有再加上“总堂”“佐堂”而成八堂的。参见《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5] 除了常见的十牌组织方式外，也有不少山堂采取比较简单的组织办法。安徽的青山四喜堂就是一个例子。它一共只有七个职位，老大总头，老二内当家，老三钱粮官，老五外面，老七、老八负责扒窃财物。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过的天定山忠义堂，只有总堂总办、坐堂总理、飞令、大六、小六、大九、小九等名目。有些专在长江轮船上行窃的山堂组织更简单，只有两个等级，即大爷与二爷。有关哥老会组织、成员与活动方式的讨论，参见Cheng-yun Liu，“The Ko-lao hui in Late Imperial Chin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83，Chapter 3-5。

[6] 《申报》，光绪二年七月四日。

[7] Mary Bosworth Treudley，The Men and Women of Chung Ho Chang，Taipei：Orient Cultural Service，1971，p.250.

[8] 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卷，469～4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9] 群英社编：《江湖海底》，1b页，台北，古亭书屋影印本，1975。

[10] 群英社编：《江湖海底》，3a～3b页。

[11] 关于美生事件的原委以及李洪起事计划生成的背景的讨论，可参见Alan R. Sweeten，“The Mason Gunrunning Case and the 1891 Yangtze Valley Anti-missionary Disturbances：A Diplomatic Link”，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1974（4）：843-880；［日］渡边惇：《清末哥老会の成立——一八九一年长江流域起事计划的背景》，载《东洋史学论述》8，1967年7月，109～198页。

[12]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9，67a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8。另据《申报》的报道，李显谋系以道员候选，曾在北洋一带充当统领；后因“宦海风波，坚辞轩冕，寄居皖省，家食自甘”。（《申报》，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然以李世忠曾任江南提督，李显谋自称以一品荫生保举知府，似乎比较接近事实。

[13] 《申报》，光绪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14] ［日］渡边惇：《清末哥老会の成立》，载《东洋史学论述》8，1967年7月，109～198页。

[15]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捻军一》，9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

[16] 关于李世忠的生平事迹，可参见谢兴尧：《李昭寿事略》，见《太平天国史事论丛》，212～23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捻军一》，98页。

[17]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9，67a页。

[18]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电信》卷1，6b页。

[19] 《申报》，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0]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电信》卷1，10a页。

[21]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22]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电信》卷1，7a页。

[23] 《申报》，光绪十九年十月一日。

[24] 《申报》，光绪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25] Alan R. Sweeten，“The Mason Gunrunning Case and the 1891 Yangtze Valley AntimissionaryDisturbances：A Diplomatic Link”，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1974（4）：845.

[26] Alan R. Sweeten，“The Mason Gunrunning Case and the 1891 Yangtze Valley AntimissionaryDisturbances：A Diplomatic Link”，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1974（4）：848.

[27]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申报》，光绪十八年九月三日。

[28]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电信》卷1，5b页。

[29] Alan R. Sweeten，“The Mason Gunrunning Case and the 1891 Yangtze Valley Antimissionary Disturbances：A Diplomatic Link”，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1974（4）：845.

[30] Stanley F. Wright，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Belfast：Wm. Mullan & Son Ltd.，1950，p.642.

[31] Stanley F. Wright，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p.642.

[32] 《申报》，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

[33] Alan R. Sweeten，“The Mason Gunrunning Case and the 1891 Yangtze Valley Antimissionary Disturbances：A Diplomatic Link”，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1974（4）：850.

[34] 《申报》，光绪十七年九月七日。

[35] 《申报》，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

[36]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电信》卷1，4b～5a页。

[37] Stanley F. Wright，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p.626.

[38] 《申报》，光绪十七年九月七日。

[39] 《申报》，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40]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电信》卷1，2a～2b页。

[41]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42]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43] 《申报》，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及光绪十九年三月三十日。由于匡的化名太多，同时他又有一个同胞兄弟，所以要确定匡的正身，颇费周折，以下试做厘清。匡之同党王魁供称，旷世明即匡生明。（见《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日，沈秉成折。）也有《申报》的报道指出，匡世明有一“同胞生明，亦随同在省。因又覆讯无入会实据，姑饬收押候质”。（见《申报》，光绪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可是也有《申报》的消息指出，匡生明与李世忠之子名鸿者在申江酒店共谋私运军火，准备起事，并供称其与胞兄匡是明同居，其兄还屡劝其与会党断绝往来，不听。（见《申报》，光绪十九年三月十日。）这些消息彼此互相矛盾，一时不易分辨谁是谁非。不过，也有报道指出，匡世明有一同胞弟匡生明先其被捕。（见《申报》，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刘坤一在发给裕泽帅的电报中也指出：“哥匪头目匡世明由鄂解宁……”（见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电信》卷1，9b页。）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确定匡世明与匡生明为同胞兄弟，而其中只有匡世明一人为会党巨魁。

[44]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折。

[45] 《申报》，光绪十九年三月十日。

[46]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折。

[47]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48]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八月八日，沈秉成折。

[49]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50] 《申报》，光绪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51] 《申报》，光绪十九年三月六日。

[52] 《申报》，光绪十八年七月十九日。《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53]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月一日，沈秉成折。

[54] 《月折档》，光绪二十年六月八日，沈秉成折；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55] 《月折档》，光绪二十年六月八日，沈秉成折；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56] 《月折档》，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日，沈秉成折。

[57] 《月折档》，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沈秉成折。

[58] 《申报》，光绪十九年十月一日。

[59]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60]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61] 《月折档》，光绪二十年六月八日，沈秉成折。

[62] 《申报》，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

[63]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德馨折。

[64] 《月折档》，光错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折。

[65]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66]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67]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68]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九月九日，刘坤一折。

[69]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八月八日，沈秉成折。

[70]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月一日，沈秉成折。

[71]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月一日，沈秉成折。

[72]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月一日，沈秉成折。

[73]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74] 《月折档》，光绪二十年六月八日，沈秉成折。

[75]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折。

[76]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二月十日，张之洞折。

[77]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二月十日，张之洞折。

[78]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二月十日，张之洞折。

[79]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80]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二月十日，张之洞折。

[81]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二月十日，张之洞折。

[82]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83]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84]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85]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折。

[86]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87]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88]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折。

[89]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90]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折。

[91]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日，张之洞折。

[92]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折。

[93]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94] G. William Skinner，“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in G. William Skinner （ed.），The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Redwood City：S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76.

[95] 刘铮云：《清代会党发展试论——清代会党时空分布与成员背景分析（一）》，9～11页。（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NSC77-0301-H001-07）

[96]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六），19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97]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七），209～2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98] 《申报》，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99] 《月折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折。

[100]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101]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九月九日，刘坤一折。

[102] 《月折档》，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折。

[103] 《申报》，光绪十八年九月三日。

[104] 《月折档》，光绪二十年六月八日，沈秉成折；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沈秉成折。

[105]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32，37a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