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哥老会的起源问题

一、前言

哥老会是一个于同治、光绪年间活跃于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异姓结拜组织。在现存文献中，“哥老会”一词最早出现于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1811—1872）改订的湘军营规中。由于哥老会屡在湘军中聚众滋事，曾国藩乃于这一年下令严究兵勇结盟拜会，结拜哥老会者斩。[1]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咸丰年间已经有了哥老会。至于它确切起于何时，由于资料的缺乏，经过了数十年的讨论，至今仍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早在民国元年（1912），日本人平山周即提出哥老会成立于乾隆年间，而于湘勇撤营后始盛的说法。[2]不过，最常见的看法是：哥老会是天地会的一支。这个观点首先由陶成章于民国初年提出，而为不少史学家如萧一山、罗尔纲等人所接受。根据陶成章的说法，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1823—1864）、李世贤（1834—1865）等在见到大势已去后，乃密遣福建、江西的洪门弟兄，前去“投降于湘军以引导之”，因为他们相信“湘勇嗣后必见重于满政府，日后能有左中国之势力者，必为湘勇无疑”。后来为了避去三点会、三合会的名称，并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的名号，于是易名为哥老会。[3]陶氏指出，这些洪门弟兄就是郑成功为了恢复大明江山而创立的秘密组织——天地会的成员，而天地会之所以称为洪门，是因为明太祖年号洪武，所以取以为名。[4]近人朱金甫的研究也支持陶氏的看法。他依据所见的档案资料指出，哥老会源于咸丰、同治时的江湖会，而江湖会又是由嘉庆时的仁义会演变而来，二者都是天地会的一支。他还指出哥老会与太平天国关系密切，但缺乏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说法。[5]其他的学者虽然不认为哥老会的成立与太平天国有任何关联，但是许多人都赞同陶氏的观点，认为哥老会确是天地会的一支（详见下文）。戴飞麟（Fei-ling Davis）则相信哥老会与天地会关系密切，他甚而认定天地会是源于白莲教。[6]

然而也有些史学家主张哥老会的成立与天地会无关。黄芝冈就认为“哥老会原是明万历间河南的矿徒组织，当正名为‘角脑’”[7]。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也指出，哥老会与天地会分布的地区不同。前者活跃于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等地，而后者则于华东、华南地区势力强大。他认为哥老会乃源于白莲教的余孽，他们在同治年间与一些洪门分子结合后，吸收了部分天地会的特色。[8]陈志让（Jerome Ch’en）则提出内部分化的说法来解释哥老会的发展。他认为哥老会的情形与青门一样；青门是于17世纪时由洪门分出，而哥老会则成立于19世纪中叶的湖南省，以取代濒于崩溃边缘的天地会。[9]

由以上简短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家的观点虽然很分歧，但是大致而言，在早期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哥老会是否为天地会的一支，近年来则注意到嘓噜与哥老会的关系。由于资料的缺乏，这些论辩目前未能有何定论。不过，诚如酒井所指出的，哥老会与天地会的主要活动地区不同。如果哥老会如三合会、三点会一样是天地会的分支，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地域上的差异？同时，根据目前的研究，哥老会与天地会在组织上也有很大的差异。[13]因此，在未有确切证据以前，将哥老会视作独立个体来研究也许是比较可行的方式。至于嘓噜与哥老会的关系，并不如上述学者所说的那么肯定。如果哥老真是由嘓噜音转而来，或嘓噜是哥老的客家语发音，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哥老会又非江湖会，而且后者的出现时间反而早于前者。[14]假如哥老会确是由四川的嘓噜演变而来，我们也很难说明为何嘓噜于同、光年间仍然活跃于四川。[15]虽然哥老会与嘓噜确如蔡少卿所指出，在组织名称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由以下的讨论可以得知，当时会党间，或会党与教门间都曾互相往来，相互影响，我们不能因为组织名称上的相似而认定二者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要探求哥老会的源头，我们非得另辟蹊径不可。检视史书档案，我们不难发现，同、光年间，当时人对于哥老会的起源问题即有不同的看法。历来的学者专家不是完全忽略他们的看法，就是撷取部分意见，从未有人对他们不同的意见做全面的检讨与分析。然而，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忽视这些意见。由于当时会党成员多不识字，因而会党本身留下的文献数据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形下，当时会党以外人士的记载于是成为后人了解会党起源问题的重要根据。虽然他们的数据可能由于传闻或是立场的不同而有偏差，但是若能细心爬梳，定能从他们的看法中，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毕竟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本文因此尝试以哥老会与湘军的关系为主轴，对这些看法重新做一全盘的检讨，希望能增加我们对哥老会起源问题的了解。

二、同、光年间有关哥老会起源的三种看法

同、光年间，关于哥老会的源起，当时人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主张哥老会起自军营。例如，光绪元年（1875），两广总督刘坤一（1830—1902）奏称：“查哥老会始于军营，后来议附之多，大半系军营遣散弁勇夫。”[16]光绪二年（1876），湖南巡抚王文韶（1830—1908）也同样上奏说：“臣查前哥老会匪名目，起自军营。”[17]荆州将军巴扬阿（1811—1876）也指出：“湖南自军兴以来，各路招募勇丁，该省人为最多。战阵之余，辄以结党拜盟为事。”[18]除了封疆大吏外，也有地方士绅持同样的看法。例如，江西袁州府万载县举人廖连城即声称：“哥老会匪者，初由乡勇应募，结盟杀贼，约以同生同死，及贼平散勇，而其党不散，时思蠢动者也。”[19]

第二种看法认为，哥老会起自军营之散勇。例如，翰林院学士周克宽即奏称：“湖南自军兴以后，散勇无归，创立哥老会，以保家为名，招致徒众蛊惑家愚。”[20]光绪三年（1877），湖广总督李瀚章（1821—1899）也奏称：“窃照军兴以来，各营遣撤散勇，其不汰者往往结拜哥老会。”[21]光绪十八年（1892），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说得更清楚：“自咸丰初年军兴以后，湘民释耒从戎，转战各省，湘军几遍寰区。迨军务肃清，纷纷遣撤归农。从军统久，习于游惰，又兼家无恒产，遂不肯复安耕凿，每踵军营积习，结拜弟兄，谬立山堂名号，刊发票布……”[22]

第三种则指出哥老会既非来自勇营，也不是出于撤勇，而是起于四川省。例如，湖南巡抚刘昆（1810—？）即于同治七年（1868）奏称：“臣详查卷宗，细加考究哥弟会之起，始于四川，流于贵州，渐及于湖南，以及于东南各省。”[23]湖广总督郭柏荫（？—1884）也于同年上奏：“江湖会匪从前惟川黔两省为多，军兴以来，间有投效入营者，转相勾煽，遂致蔓延。”[24]薛福成（1838—1894）也奏称：“窃查哥老会名目，始于四川，而流衍于湖广。”[25]王闿运（1832—1916）在其《湘军志》中亦指出：“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为缓急必相助。”[26]左宗棠（1813—1885）甚而明指：“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嘓噜之别名也。”[27]

以上第一、第二种看法都指出哥老会的起源与湘军有关，只是时间上有先后之别，而第三种看法则认为四川是哥老会的发源地。这三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各执一词，然而，若考虑到哥老会与湘军的关系，以及哥老会组织名称的演变等因素，我们会发现这三种看法并不冲突，它们正可以代表当时人对哥老会的三个不同层面的观察。当时人可能由于时空的限制，对于哥老会的问题仅能得一片面的印象。我们若能就以上两项因素，将当时人的看法贯穿起来，则不难对哥老会的起源问题得一全貌。以下谨就上列两项因素对这三种看法分别进行讨论。

三、哥老会与湘军的关系

关于哥老会在湘军中成立以及后来发展的来龙去脉，在当时各家的说法中，以刘坤一说得最清楚。光绪元年（1875），他于一篇告示中指出：

前此各省用兵，营中材武之士，结为兄弟，自成一队。遇有劲敌，辄以陷阵冲锋。带兵员弁，另给旗帜号衣，以作其气，而收其效。此哥老会之所由来也。久之流弊渐生，往往怯于公战，而勇于私斗。随即严加禁止，而其未能尽除。迨后发捻以次削平，各营陆续裁撤，此风仍而不改。由是匪类因绿为奸，散票取钱。本为图利起见，又虑人不相信，设词胁诱，谓有此票，则到处酒食有资；无此票，则自家资财不保。江湖流**之辈，固趋赴不遑，市镇负贩之徒，亦相从而靡。盖初不料其为逆，而计在于避祸也。及至党与既众，而为首者遂井蛙自大，多立名目，或曰老冒，或曰坐堂，且设伪官，刊伪印，制伪旗，甚至生杀自由，劫掠四出，迹其举动，实与谋逆无殊。[28]

二十一年后，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又提到：

尝忆咸丰年间，湘楚各军从征江粤等省，每遇悍贼恶斗，辄听各营挑选锐卒，自成一队，称为兄弟兵。别制号衣旗帜，陷阵冲锋，为主将者，犒赏酒肉，以资鼓励。此哥老会之所由来也。迨后桀黠之徒，假借名目，开设山堂，散卖票布，初为谋利，渐蓄逆谋。[29]

由以上两段引文，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刘坤一认为，哥老会乃源于咸丰年间成立于湘军中的“兄弟兵”。湘军的将领利用军中结拜兄弟的关系，组成了一支特别行动队，专门用以冲锋陷阵，攻坚作战，因为结拜兄弟，誓同生死，战斗力强。从当时的环境及后来哥老会的发展来看，刘坤一的这种看法可能相当符合实情。

然而，关于湘军中成立兄弟兵的决定，除了上述刘坤一的两段文字外，不见于任何公私文献。这可能是由于清政府早在顺治年间即禁止异姓结拜，到了康煕十年（1671）更将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数之多寡，一律照谋叛未行律严惩，以致曾国藩等人不便于公开谈论此事的缘故。[30]不过，我们还是在曾国藩的一封信中，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曾国藩于咸丰三年（1853）八九月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感叹湘军“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各营习见夫危急之际，无人救应”。他因此希望能够“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他认为“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31]。显然，曾国藩由于战事不顺，而想利用结拜兄弟生死与共、誓不相弃的感情，来改善湘军各营之间的关系，并提高他们的战斗力，以求克敌制胜，即使这于法不合，亦在所不惜。

这种结拜兄弟的风气在湘军中一向很兴盛。李榕即指出：“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拜兄弟之事。”[32]这固然是夸张之词，但也反映出湘军中结拜兄弟现象的普遍。同时，前面提到过的湖南巡抚刘昆也奏称：“臣查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击贼，协力同心，乃历久习惯，裁撤后仍复勾结往来。”[33]湘军中这种结拜风气的盛行显然与其组织结构有重要关系。曾国藩在创立湘军时，痛惩绿营兵将不相习的积弊，因而确立了兵由将自招的制度。这也就是说，湘军的勇丁由什长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统领则由大帅挑选。[34]既然成员是由各级长官招募而来，为了便于统御，无论是统领选营官，或是什长挑勇丁，必然先考虑与己有私人关系者，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则以其他方式来弥补。换而言之，潮军的成立是建立在个人的人际关系上的。孔飞力（Philip A.Kuhn）就曾指出，湘军的中上层领导结构建立在师生、同学以及结拜的关系上，而它的下层结构则建立在亲属关系上。[35]不过，孔飞力忽略了一点，即传统中国社会往往以拟亲属关系，也就是异姓结拜来弥补其他关系的不足。这也就是为什么结拜兄弟在湘军中如此普遍的重要原因。[36]

显然，为了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曾国藩不仅默许了湘军中结拜兄弟的流行，甚而还要利用湘军中这种讲求结拜的特殊风气，另外成立一支特遣队，以期提高战斗力。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竟会促成哥老会的兴起，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光绪末年，胡汉民也曾明白指出这点。他说：“曾国藩等起湘军，实利用其（指哥老会）团结力，以善战有功。”[37]这些拜把兄弟在战场上既然约同生死，平日也自然患难相救，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个互助的团体，最后有了哥老会的名号。诚如薛福成所说：“其立会之意，只在互相救援，互济贫乏而已。”[38]曾国藩也曾指出哥老会有两种议论最诱人：“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曰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39]因此，虽然我们尚未找到直接的证据来支持刘坤一的看法，但是由以上的分析看来，由兄弟兵到哥老会应是一脉相承之事。依此推断，哥老会当于咸丰初年，也就是湘军成立后不久即在军营中发展起来。

虽然哥老会成立的初旨只在彼此互相帮助，但是后来却变成“怯于公战，勇于私斗”，甚而由于入会人数日多，“不免恃众滋事”。[40]正如我们前面曾提到过的，由于哥老会的不断滋事，曾国藩遂于咸丰九年（1859）复位营规时，明令禁止湘勇于营中结拜哥老会，违者斩首。左宗棠亦于次年下达同样的禁令。[41]虽然哥老会的合法地位因而终止，但哥老会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他们或“潜伺水路，劫掠商旅，营盘鼓噪，共肆凶顽”[42]；或“散布伏莽，劫取行商，甚则索饷闹粮，挟制将领，相牵哗然”[43]。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开始裁撤湘军后，因为撤勇的大量加入，哥老会的势力更加壮大。诚如刘昆所说，这些散勇一来由于“从军日久，视战斗为儿戏，沾染气习日深一日，结会拜盟，声息响应，一旦释甲归农，不复能安耕凿”，二来由于“散遣归来，无所事事，又复游食已惯，不能如前之耐饥与寒，而胆壮气粗击杀又其所习”，于是纷纷“以在营结会之名，转而行诸乡里，桀黠者倡之，愚懦者附之，徒党纷纭，随在皆是”。[44]因此，哥老会不但因湘军而起，而且还因湘军而壮大；而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当时有许多人误以为哥老会是在撤勇之后才兴起的。

四、哥老会组织名称的演变

哥老会虽然兴起于湘军之中，但是它的组织形式却与湘军无关。上述刘坤一的引文曾指出哥老会有“老冒”“坐堂”等名目。依据个人的研究，哥老会早期一直以“老冒（帽）”“帽（冒）顶”“坐堂”等名目来称呼其首领，直至光绪中期以后，才改用“龙头”“坐堂”“圣贤”“当家”“巡风”“顺八”“尖口”“大满”“红旗”（管事）等称呼。[45]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可以确定，这些早期的组织名称不是哥老会所自创，而很可能是借自当时活动于川、湘二地的会党，甚或教门的组织形式；而这种组织名称的相似却使得不少当时人因而认定哥老会起源于四川。因此，当时所谓“哥老会起于四川”的看法应该指的不是哥老会本身，而只是哥老会组织名目的来源。

四川省自乾隆以来即有异姓结拜组织，如嘓噜、红钱会、黑钱会的活动[46]，而湖南省一向被认为是“会匪的卵育之区”。曾国藩即曾指出：“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后，凡入添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47]此外，档案数据也显示，嘉庆以来，湖南即有忠义会、乌龙会、捆柴会、仁义会、英雄会、江湖会等会党组织，以及红莲教、青莲教等教门组织。[48]关于这些会党、教门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然而，当时人的一些观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例如，刘蓉（1816—1873）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

湖南会匪，其源盖发于蜀。根株最深，蔓延最广，盖青莲教之余孽，所谓红钱会者。其头目曰冒顶，总目曰大冒顶，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冒。设有管事人员，各列名目，不可胜纪。[49]

陈庆镛（1795—1858）在给舒云溪的一封信中也提及：

嘓匪……遂入于红钱、黑钱。钱匪即嘓匪也，始于西蜀，散于南山。其为首者曰冒顶，暗言其为主也；其次曰大五、小五，暗言大王、小王也；又其次曰大老么、小老么，言兄弟也；以下曰大满、小满；其新入伙者曰侄娃娃。[50]

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当时有人认为，四川的青莲教余孽红钱会是湖南会党的源头。同时也有人认为红钱就是嘓噜。如果红钱就是红钱会，则湖南会党，甚至哥老会的发展源流就很清楚了：由嘓噜发展至红钱会，再由红钱会发展至湖南的各会党。然而，实际情形恐怕不是如此单纯。虽然嘓噜确曾分化成红钱与黑钱，或红线与黑线，但是，红钱会是不是红钱，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51]；更何况，红钱会并不是所有湖南会党的源头。至少添地会、忠义会在组织上与红钱会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们可能属于天地会的系统。不过，更重要的是，上述两段文字透露出：嘓噜、红钱会与哥老会一样，都以冒顶称呼其头目。部分学者，如蔡少卿因此认定嘓噜就是哥老会的源头。但是，有数据显示，我们恐怕不能如此快地下结论。据个人的研究，嘓噜是乾隆初年兴起于四川的一个异姓结拜团体，它初起之时，并不称其首领为“冒顶”，而是称之为“棚头”或“掌（长）年儿”。[52]这些改变何时发生，并不清楚。目前仅知道光绪年间已有嘓噜组织是以“老冒”或“冒顶”为头目，其下管事则称为“大五”与“大满”。[53]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些名称是否为嘓噜所创，因为嘉庆二十年（1815）六月的上谕中已有“（四川总督）常明奏黔省有咨查获川匪供出田帽顶、丁大五等前在川省曾有采生折割二案”的记载。[54]然而，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名称并不为嘓噜或红钱会所专有。咸丰元年（1851），贵州黎平府知府胡林翼（1812—1861）即曾指出黎平“盗匪之老冒、老三、一号大五、大九、大六，为盗之渠魁”[55]。道光末年，湖南省邵阳县学训导彭洋中也指出，湖南会党组织中有分等级，其中“以老帽为最尊，次三，次六，再次大五”。[56]同时，光绪年间，湖南武陵县的乌龙会也使用“老冒”这个名称。[57]因此，我们不能仅凭组织名称上的相似，就遽而认定两个团体之间的渊源关系。不过，以上的例子却显示出，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会党的组织名目有其相似性。这无疑告诉我们民众结盟拜会之时往往会采用一些当时流行的名目。哥老会的“老冒”“帽顶”等名目很可能就是来自当时四川的嘓噜及红钱会。有些人不仅模仿组织名目，甚而以当时的会党名称，如江湖会来命名，因而有所谓“哥老会一名江湖会”的说法[58]；不过，也有称作江湖哥弟会，或哥弟会的[59]。因此，我们与其说哥老会起于嘓噜或江湖会，不如说哥老会的组织形式源于嘓噜或江湖会；这样的说法似乎更符合史实。

五、结论

以上的分析旨在就清同、光年间有关哥老会起源的三种看法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我们的研究发现，这表面上看起来互相冲突的三种看法，实际上却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哥老会起源问题的线索。就哥老会与湘军的关系看来，哥老会实应如刘坤一等人所说的起自军中，并在军中茁壮滋长。再就当时哥老会组织名称演变的情形而论，刘昆等人所提的哥老会始于四川，实应指的是早期哥老会的组织乃仿自当时活跃于四川的嘓噜与红钱会等团体。因此，我们可以说，哥老会的产生实是由于曾国藩为了提高战斗力，非但没有禁止流行于湘军中的异姓结拜，反而利用结拜兄弟的关系组织“兄弟兵”。这些湘军中的特别行动队却逐渐演变成军中的互助组织，并进而仿效当时川湘一带的会党组织，而有了江湖会、哥老会的名号。由以上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出地缘性因素对会党发展的重要影响。从哥老会组织的产生及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会党之间互有联系，互有影响。虽然不是属于同一个团体，但它们却有着类似的组织与活动方式，甚至可能有共同的价值系统（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材料以资证明的话）。换而言之，地域环境多少决定了会党的发展。目前就组织方式而言，我们也许可以说，嘓噜、红钱会、江湖会、哥老会等属于同一系统，而天地会则属于另一系统。前者同源于四川、湖南，而后者起于福建、广东。这发展环境的不同可能是说明二者之间差异的最重要因素。然而，从哥老会的发展过程来看，会党的发展仍有突破地域限制的可能。随着湘军的四处征战，哥老会的活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湖南一隅，而逐渐扩及长江中、下游各省。也就在这时，哥老会的组织名目有了改变，他们不再以“冒顶”而改以“龙头”来称呼他们的首领。显然会党成员的活动能力是决定其能否突破地域限制的关键所在。不过，目前我们对于各会党成员的活动方式并不是很了解，而对于他们彼此影响的方式与途径更是不清楚。根据档案资料，道、咸年间湖南已有添地会的活动，可是哥老会的组织方式却未曾受其影响。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发展，实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也唯有在明了这些影响会党发展的因素后，我们才能对会党问题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本文原发表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389～40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杂着》卷2，43b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清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五年（1879）传忠书局刊本。

[2]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7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8～9页，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28。

[4]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3页。

[5] 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65～71页。

[6] Fei-ling Davis，Primitive Revolutionaries of of China：A Study of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7，p.62.

[7] 黄芝冈：《明矿徒与清会党——四川哥老会考证》，载《历史教学》第1卷第1期，1951年，20页。

[8] ［日］酒井忠夫：《红帮について》，载《社会文化史学》1971年第7期，12～28页。

[9] Jerome Ch’en，“ Rebels Between Rebels——Secret Societies in the Novel，P’eng Kung A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0，29（4）：813-815.

[10] 戴玄之：《嘓噜子》，见《庆祝朱建民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789～801页，台北，政治大学，1978。

[11] 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载《食货月刊》第9卷第9期，1979年，4～14页。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载《历史学》1979年第3期，62～79页。

[12] 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50～57页。

[13] Cheng-yun Liu，“The Ko-lao hui in Late Imperial China”，Ph.D.Thesi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83.

[14] 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67～68页。

[15] Cheng-yun Liu，“Kuo-lu：A Sworn-brotherhood Organization in Szechwan”，Late Imperial China，1985，6（1）：56-82.

[16]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公牍》卷2，34a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8。

[17] 《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光绪二年，2942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70。

[18]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月折档》（以下简称《月折档》），同治十年十月，巴阳阿折。

[19] 《月折档》，光绪三年二月二日，全庆折。

[20]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以下简称《军机处档》），文献编号157955号，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一日，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克宽片。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卷696，转引自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载《故宫博特院院刊》1979年第2期，66页。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卷695，转引自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载《故宫博特院院刊》1979年第2期，66页。

[23] 刘昆：《刘中丞奏稿》卷2，5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8。

[24] 《月折档》，同治七年五月十六日，郭柏荫折。

[25] 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卷1，30a页，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1971。

[26] 王阖运：《湘军志》卷1，25页，台北，文苑出版社影印本，1964。

[27]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23b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4。

[28]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公牍》卷2，23页。

[29]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12，23页。

[30] 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5辑，247～2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3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35页。虽然此信未写年月，但是信中提到了“国藩同籍侍养数日，已于二十七日驰抵衡城”。而据年谱载，曾国藩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二十七日由长沙抵衡州府。（见《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卷2，7b页。）依此判断，此信当写于咸丰三年（1853）八九月间。

[32] 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批牍》卷1，30a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0。

[33] 《月折档》，同治六年六月一日，刘昆折。

[34] 罗尔纲：《湘军新志》，138～145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

[35] Philip A.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47.

[36] Cheng-yun Liu，“ Kuo-lu：A Sworn-brotherhood Organization in Szechwan”，Late Imperial China，1985，6（1）：56-82.

[37] 汉民：《晋省哥老会记事》，载《民报》第2号《时评》，2页。

[38] 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卷1，30a页。

[39]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1，21a页。

[40] 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卷1，30a页。

[41]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2，47b～48a页。

[42] 《月折档》，光绪四年九月四日，邵亨豫折。

[43] 《月折档》，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杨岳赋折。

[44] 刘昆：《刘中丞奏稿》卷7，35b页；卷8，57b～58a页。

[45] Cheng-yun Liu，“The Ko-lao hui in Late Imperial China”，Ph.D.Thesi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pp.68-71.

[46] Cheng-yun Liu，“Kuo-lu：A Sworn-brotherhood Organization in Szechwan”，Late Imperial China，1985，6（1）：56-82.

[47]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2页。

[48] 《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53908，巴哈布折；文献编号131334，光绪二十年三月五日，河南巡抚裕宽折。《月折档》，咸丰十年闰三月九日，曾望颜折；光绪十三年五月十日，龙湛霖折。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7，17～2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8。

[49] 刘蓉：《复李制军书》，见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3，8a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3。

[50] 陈庆镛：《与舒云溪制府书》，见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97，33b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9。

[51] Cheng-yun Liu，“Kuo-lu：A Sworn-brotherhood Organization in Szechwan”，Late Imperial China，1985，6（1）：67，74，n57.

[52] Cheng-yun Liu，“Kuo-lu：A Sworn-brotherhood Organization in Szechwan”，Late Imperial China，1985，6（1）：63.

[53] Cheng-yun Liu，“Kuo-lu：A Sworn-brotherhood Organization in Szechwan”，Late Imperial China，1985，6（1）：74.

[54]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方本上谕档》，嘉庆二十年六月，295页。

[55]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3，8b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6。

[56] 彭洋中：《复魁荫庭太守书》，见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80，28a页。

[57]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文献编号408004908，光绪十三年七月三日，恩承折。

[58]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奏折档》，同治五年五月，左宗棠片。

[59] 刘昆：《刘中丞奏稿》卷7，35b、50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