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学生为校园内的鞋摊请命，我站在学生一边，并且因此想到我自己校园生活中的一些片段。

首先浮上心头的是一座大礼堂。那是一幢中式老建筑，青砖红瓦，老树掩映。做学生时候，我在这儿听过很多次演讲和报告，而最多的还是看电影。电影是周末放，周四下午就开始卖票，队总是排得老长。记忆最深的是看《三毛从军记》，这号称中国第一部“后现代主义”影片。那时后现代主义是个新名词，令人“不明觉厉”。因为只买到第一排最边上的座位，离屏幕很近，片中人都是扁扁的，我当时想：哦，原来这就是后现代主义！

到了夏天，树叶子渐渐明亮，大礼堂也热闹起来：即将毕业的情侣们在这里哭得死去活来，校园歌手们整夜整夜弹着吉他歌唱，似乎从不需要睡眠……

礼堂在10多年前被拆除，老树也全部伐去。原地建起一座暴发的乡政府风格的七层大楼，高高的台阶怕有一百多级，上楼时使人诚惶诚恐。楼身贴满白色瓷片，窗子装着蓝绿色的玻璃，楼顶是八个奇丑的鎏金大字：“管理科学，兴国之道。”楼前两块草坪，各种了一棵矮矮的桂树。这是管理学院的办公楼，不是给快要离别的情侣们倾诉衷肠的场所，更不欢迎校园歌手的通宵吟唱。就这样，我那些陈年记忆失掉了见证，从此破碎不堪。

接下来的印象是一个人。我们都喊他张博士。他当然不是博士。他原来在重庆当工人，辞职到川大旁听，学俄语。他在学校多少年？我也不清楚，反正我读大学时他就在这里了。当时他住在我们宿舍楼的一座水房里，靠给食堂打扫卫生换饭吃，生活用品都是学生送的旧物。他情绪不错，每天乐呵呵的，不过也抱怨。有回我送他东西，他说：日用品我不缺啊，能不能呼吁一下，给我找个住的地方？后来他搬到了运动场边上一间装杂物的小屋里，我常看到他站在树下晨读。

一个俄国留学生知道了张博士的经历，介绍他去了俄罗斯，为中国民工做翻译。那也是10多年前的事了。

张博士离开不久，校园里又多了一个流浪者，往返于各种课堂和学术报告厅之间。他的兴趣似乎是哲学，常拉住人讨论非常高深的话题。有一个冬天傍晚，我在文科楼下，看到他在跳脚咒骂着什么。有人说他疯了。后来就再没有见过他。

在张博士和哲学爱好者之后，校园里似乎就没来过类似人物了。我总觉得少了什么。

第三个印象是一片树林。几栋矮矮的三层楼围起的一块空间，叫作绿杨村，学者谢文炳、吴天墀等都在这儿住过。不过现在已经没多少住户了，旁边也盖了几座新的高楼。园林茂密，春秋季节，引来大量过境候鸟，不乏珍品异种。这块不大的地方，被推荐为成都七个最佳观鸟基地之一，每年都有许多观鸟爱好者从全国各处赶来。我有时经过林边，看到这些装备齐全、一动不动的“鸟人”，再看看周围渐渐增多的楼群，真是很担心，不知这片林子还能存在多久。

一幢楼，两个人，一群鸟，有联系吗？有。他们都是大学生活中的边缘角色，依附于大学而存在；也是这个社会里的弱者：看电影、谈恋爱、浅斟低唱，抵不过专司富强的“管理科学”。四处流浪的“民科”，空有求知热情，可是连高考都通不过，更缺乏系统规训，甚至时刻有陷入癫狂的可能，也许根本就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学校变作鸟的天堂，更因校园外已找不到多少良好的生存环境。可是我觉得，所有这些边缘的人、物、事，也应是一所大学不可缺少的角色。大学之“大”，不仅像纽曼所说，“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也应是一个社会里弱势和失败者的“保护力量”。

20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约翰·威廉斯在小说《斯通纳》里说：大学“是给那些体弱、年迈、不满以及失去竞争力的人提供的休养所”。没错，大学要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可它培养人才的方式，不是功利的，更不是势利的。它不能只据眉前三尺，就对事物的成败利钝做出评估，而应看得更深、更远、更多元。为此，它需要一种必不可少的浪费的权利；有了这个权利，它才能回报社会一个更开阔的未来——谁能说今日无用和失败的，就将永远无用和失败？退一步，即使它们真的就是失败者，在这个到处颂扬成功的社会里，也总得为不成功的人留一块空间吧；而有能力提供这空间的，除了大学，又有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