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那个深秋，正和内子热恋时候，我们两人喜欢一起读金耀基先生的一本小书——《剑桥与海德堡》。临近初冬，成都的天气阴冷而潮湿，校园小路上法国梧桐的叶子被风追得哗啦啦到处跑，很有点金先生笔下英国的味道了。那时候，爱情和学问一起成为温暖心灵的一片小小的光。后来，内子到香港，经城市大学刘健先生介绍，前去拜访金先生，告诉他这件往事，金先生很高兴，把牛津大学出版社新印的《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签名送给她，使她很得意。
金先生这两本书记下的是他在剑桥与海德堡两座大学城访问时的所见所闻所读所思，书里有对这两所学校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描写，也有对大学制度演变的勾勒。重要的是，书中有“人”，有两校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校友逸事，也有正在剑河畔“送夕阳、迎素月”的院士身影。不过，从初读这本书直到今天，我一直不能忘怀的是剑桥城里一座小书店的老板台维。
1896年，这位旧书商来到剑桥，摆了一个小书摊，从此一待就是40年，直到1936年去世。40年里，台维的书摊发展成为两个书店，在剑桥拥有无数顾客，包括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内，都时常在这里驻足。由于他的书多且好，更由于他对读书人的爱敬之情，使他在剑桥的学者中获得了极高声誉。即便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的小书店依然为读书人亮着灯光。“剑桥的老师宿儒为了表扬他对剑桥的贡献”，共同为他举办了一场大型餐会，“以台维先生为上宾。台维先生盛装前往。当老师宿儒对他大加表扬，为他举杯时，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但他显然是快乐的。他把手中的酒一饮而尽，嘴里含着的那根雪茄却动也未动！”在台维去世后，剑桥大学出版社还为他出版了一本《剑桥的台维》。
这是一个令人温暖的故事。故事里的人都可爱。第一个可爱的是台维。他把卖书这件事做得庄严而伟大，以自己的方式维护了文化的尊严。第二个可爱的是剑桥那群读书人。他们知恩图报，善解人意，以接待自己人的方式表达对台维的敬意。此刻，没有了教授和书商的区别，他们共同沐浴在知识的荣耀中。
学问确乎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几乎在每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学者都享有崇高地位。然而，作为学者，这份荣誉并非他们自身发出的光芒，而是分享到的学问的光辉。这份光辉所及，也绝非独照学者一隅，而是所有那些愿意分享它的人。一件学问事业的成功，风光的往往只是书面上和论文题目下署名的那些人，但实际上还有为此做出贡献的更多的人，隐藏在字里行间、天头页脚，甚至根本一闪即灭，无声无息。
在这些名字里，最易为人所忽视的，恐怕要算一些工具书的编者了。我们今日的学术规范，引用要注明出处，书后有参考文献，这样做的考虑之一就是要对前人的研究表示尊重。但被引用书目中一般不包括工具书——词典、目录、索引等。这或者是认为工具书人人可看，过于普通；或者是认为工具书本是“工具”，本当雁过寒潭，不留踪影……不过，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工具”的用途大焉。尤其在今日知识生产成加速度增长的情况下，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原始材料需要掌握，学者面对这个茫无边际的知识海洋，显然不是仅仅靠吃苦作舟即能轻易渡过。
1923年，胡适为《国学季刊》写《发刊宣言》，提出国学研究所应注意的几个要点，第二点是“注重系统的整理”，其中第一部分便是“索引式的整理”。胡适指出，“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的精力用在最经济的地方”。因此，要“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出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这“是提倡国学的第一步”。实际上，这当然不仅仅适合于古书，而是一切学问的基础。以我个人从事的中国近现代史而论，哪怕是一个小问题，所须参考的资料也可能是汗牛充栋，而更可能又如大海捞针，没有适用的工具书做指引，研究近乎不可能。
20世纪80年代，国内曾出版过一批非常有用的工具书如《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申报索引》等，曾是许多研究者案头必备的舟楫。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这类书似乎越来越少见了。我估计其中一个原因是这类工作吃力不讨好，在每个单位都要考核业绩，而所谓业绩又按照一些固定的标准分为三六九等且和职称、工资、待遇紧扣在一起的现实语境中，工具书因无“原创性”，往往并不被视为“成果”，或即便被当作成果也值不了几个“工分”，还不如写一篇炒陈饭的“论文”划算。能写几个字的人都去发表“论文”了，谁还来编工具书，为人作嫁？
现行学术体制原本是要鼓励原创性成果，却造成了大量的印刷垃圾，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其实如果我们承认学术研究是一件艰辛之举，原非人人可为；且三百六十行，即便在与学术和文化直接相关的圈子里，除了发表论文，一个人的价值本可有更丰富的实现渠道，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就是贡献和成功，则本不必把发表视作职称评定和工作量核算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学术进步也就有了更切实的保障。
另一方面，学者对于为自己的工作做出贡献的幕后英雄也应抱有感恩之心，明白现代学术作为“集众性”的工作，绝非一二人所能为，学者为学也和图书管理员为我们找资料、学术书店的老板为我们供应廉价的善本一样，都是“尽本分”，而任何尽己所能做好自己本分的人都值得我们的敬重，这样方算是“真理的侍女”。最近陈平原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新版序言里，特别讲到了“因系工具书，学者一般不会引用”的郑泽方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一书，说当年自己“进入晚清文学领域时，得益于此书良多”，还罗列了其他一些为研究者提供方便的索引和资料集，以向这些“没有进入‘索引’的前辈学者表达敬意”。此意甚佳，让人看到中国学术界“为台维干杯”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