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有篇文章，讲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一次演讲，劈头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第二句：“可是也有一点喽。”梁实秋说，这话“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确实，头一句极谦逊，后一句也很谦逊，然而两句都是底气十足。我从梁任公那儿借用这个句式，并无自负之意，更谈不上谦逊，因为在这个话题上我连谦逊的资格也还没有。我要说的是：做学问，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也有一点喽”。

做学问当然没什么了不起。科研不过是人类诸多职业中的一种，而且必须以其他职业的存在为前提，如若没有别的工作提供服务和产品，任何研究都无法进行。其次，做研究，不过就是发现和解决问题，虽和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有难易繁简的不同，也并非高不可攀。正常情况下，普通人经过严格和系统的训练，都可以多少获得一些科研能力。就连小朋友都可以搞“研究性学习”，抱一堆资料来，东翻西拣，自己寻找答案。

可是我想说的是第二句，就是那个“有一点”。这“一点”并不容易。一般说，从做硕士生起算，到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学者，最快恐怕也要十年修为，而且这指的还是常规性研究，也就是在一个学术典范指导下进行的局部突破，离库恩所说的那种“科学革命”还差得远。在这十年中，一个知识学徒要试着提升自己的鉴赏力，具有更高的学术品位；训练自己的观察力，使之更加敏锐；拓展想象力，以少受拘缚；锤炼判断力，使之更加紧密；从事人文或社会科学的人，还应尽力锻铸更加精准、明晰的表达力。这些能力当然都不算稀有，但要完成一件像样的研究工作，常人生来具备的那些配件，就太粗糙了；要让它们精致细腻，没有全神投入是不行的。

这样看来，科研这回事，倒有点像《中庸》所说的“君子之道”：入手之处，“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做学问固然没什么了不起，可也不等于人人都能做，更不必人人都得做，尤其不是怎么做都行。

社会分工，重在差异，要求也自该有别。善于驾车的人未必善于养马，也不应就要他养马；若他养不好，亦不能据此判断他驾车也不行。这道理应不难懂。可是说到“研究”，似乎有人就另有思路。据我所知，目前很多地方都要求，升等就得发论文，至少在教育界如此，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在大学里，不管是教学、科研还是行政人员，要评职称，也都有论文数量要求。但道理是：中学教师以教书为本业，只要教得好，就是好老师；不发表论文，不表明教学水平差，也不代表没有在教学方面做过研究，但他的研究成果应该透过教学质量反映出来；空有几篇“论文”，不经实践检验，等于空话。要求人人写论文，根本便文不对题，不但败坏学术标准，也鼓励大家不在本业下功夫，一味装点门面，终究毁坏各个行业的职业道德。

大学校园是这股风气的重灾区，近年更变本加厉。几乎所有大学都规定，研究生毕业，必须要发表若干论文；而很多学校也开始积极鼓动本科生参与科研，把发文章当作评定奖学金、保送研究生的条件。经此激励，有些本科生四年可以发表十几篇“论文”，虽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花钱买来的，但许多老师都如此，怎好意思指责学生？而且学校既有规定，白纸黑字，又怎能说话不算？奖学金的数目远超版面费，从商业角度看，这也是一笔“理性”投资，无怪乎学生群起效尤，“科研”蔚然成风。其实，学生的职责是“学习”研究，不是“从事”研究；直接跳过“学”的阶段，以为“研究”不过如此，不但本末倒置，抑且流弊无极。现在的成年人，限于功令，有些事不得不为，但心中尚存是非；待更年轻一代“学人”起来，恐怕就视为理所应当了。因此，更大的学术灾难也许还在后边，想来就让人心惊胆战。

这些规定的逻辑似乎是说，做学问是一桩难事，要显得优秀，就该高标准，严要求；可它的结果是让人把科研看得太简易。人人可为，势必人人不能为；“论文”虽众，至多不过一堆“文字”。灾梨祸枣，令人对学问起轻慢之心；学问不被尊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也就到了尽头。可是这责任不应由普通人来负——实际也没几个人甘心糟蹋学林。祸源还是要追到管理者身上：制定何种规则，就是鼓励大家向什么方向发展；徒然高唱学术繁荣的调门，不若让大家各归本业，各得其所，学人安心治学，不助不忘，学问昌盛，自然不期而然；且从中受益者，绝不只是科研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