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科研和教学本是相辅相成，但近年在中国似有不能两立之势。一方面，各学校都存在一些名牌教授不给本科生开课的情形，另一方面，在与个人待遇直接挂钩的职称评定体系中，科研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有些讲课效果极好、深受学生喜爱而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师就非常吃亏，长期“沉沦下僚”，甚至以讲师“致仕”，令人叹息。舆论大约正是有鉴于此，纷纷提出大学老师也是老师，应以教学为首务。其意在纠偏，旗号正大，似乎也颇合逻辑，极具说服力。

不过，讲课好不好，实无统一标准。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让“听不懂”的老师讲下去》，已收入本书），说要能启发学生深思的老师才好，不一定嘴皮子利落，发表后被不少读者批评。故这里不妨让一步，改为“以多数学生的口碑”为标准，想来就会正确一些。但是这口碑也该放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段中考量才是。上课插科打诨，考试力求简单，学生不费力气而得高分，自然欢喜无量。我这不是凭空而来的小人之想。事实上，网上有很多学校学生中流传的教师“黑名单”、“白名单”，仔细看看那些老师上榜的理由，就可以知道学生的喜好。然而年轻人也是会成长的。时过境迁，回忆当年最高兴的课，除了几句俏皮话外一无所获，也非罕例。在追求轻松的同时又能维持严谨而丰沛的知识的老师，近乎全才，可谓少之又少。他们或秉承“述而不作”的古训，纸面上的论著不足，却绝不可说没学问，自然不妨稍改规矩。可这是真正的贵宾席，不是人人可乘的经济舱；且也绝不意味大学老师要把科研放在次位，因为“贵宾”们并非不研究，只是不太写。

实际上，立言惟谨，在理想状态下，根本就应是学者群思仿效的“典型”，而不是“破格提升”的特例。然而，人人皆知，现下中国的学术评估体制离此理想实在过远。那些号称论著累累而升任教授以至博导者，未必个个拿得出让人信服的成果。子曰：“惟名与器不可假人。”今日教授名器之滥，自难服众。不过，这是别一问题，不必牵涉教学和科研地位对等与否（中国目前的一大问题乃是问题丛脞，又彼此纠结，加之标准混乱，你要牵一发，就有人动全身，以致欲寻纾解之道，实在头绪纷繁，只有不了了之，所以有时不妨先把问题之间的界限划分清楚，再思一个个解决的方案）。其解决办法乃是平心静气，体会学问二字的真精神，使学术戒律转为内在气质。不过，如此一来，身居上庠者的科研压力只会增大，不会减少。

缓和大学里教学与科研的紧张，须先从弄清大学性质入手。自19世纪德国学者洪堡提出大学不仅是教学机关，还是一个科研机关的理念后，拓展人类知识的疆界就成为大学最重要的使命之一。蔡元培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即直接承袭自此。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此也做过清楚的说明：大学乃是“一个将以献身科学真理的探索和传播为志业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机构”，故科学研究乃是“大学的第一要务”，而“大学第二位的工作是教学，因为真理也必须得到传播”。科研乃是大学教学的源头活水，源不浚而欲流之远，可乎？

强调大学里教学最重要的人常说：你既喜欢科研，为何不去研究所？大学本来就是学校啊！此话中有话，意味着大学教学以传播定型知识为主，无须高深学问，潜意识大概正有小视本科教学之意。其实，大学教育除了传播知识之外，也有培养学术后备人才的任务。本科生虽然层次稍低，尚谈不到研究二字，但正是打基础阶段，此后何去何从，一大半系于此时。前人讲：“学者先立其大。”入门阶段正需好老师引领，方不至误入旁门。即使以后不做学问的学生，在大学阶段多多亲近“善知识”，也有助于养成雍容开阔的气象，此后做人做事，均可想得深些、细些、远些，少一点鲁莽灭裂。但倘若老师自己就没有多少治学心得，又如何使受学者体会学术的庄严与伟大？更谈不上传递为学的快乐和幸福了。如此，讲课只能是贩卖陈辞旧调，岂不辱没了教学的名声？

反过来，一所学术单位，只要有大师坐镇，即使不能出来为本科生开课，也可以提供一个“典型”，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气氛，对后学产生润物无声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杨树达在湖南大学，因为“不授课而支薪”，深感不安。领导亲自上门说：“积学者贡献研究同一有裨于文化，不应与寻常人一例”，而“遇老（杨树达字遇夫）在此，足为多士楷模，其作用不必在上课”。这几句话识见高远，意味深长，直揭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个中道理值得今人深思（当然，我举这个例子，绝非要为那些只顾营私而不肯为学生开课的教授开脱，请读者明察）。可怜的是，今日中国大学诸多弊端，恰是因为包括大学老师在内的相当一批人对何谓大学和学术已是不知所云，而绝不是科研比教学地位高所造成的。实际的情形恐怕是，在我们的大学中，科研和教学的地位都不高。

大学是一个社会中“高级知识”的保护力量。她吸引了那些以读书为乐趣的年轻人，也需要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老教授；她为前者提供安心思考的环境和值得信赖的指导，为后者提供意想不到的启发和薪尽火传的慰安。寂寞的书斋和不寂寞的课堂冷暖相通，学术得以在智识对流中萌发长大，才可为我们的社会回馈最动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