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人”，有“小人”。孟子云：“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小体，比如耳目之官，因为无思无识，动辄为外物牵引而去；“大体”指人所独具之心，“心之官则思”，有思斯有得，有得斯有立，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而先立其大也不只是立志，立志不难，难的是坚守。孟子又有牛山之喻：牛山之木虽美，而经刀锯斧劈，牛羊食啃，也只能剩下童山濯濯。若据此以为此山未尝有丰林美木，这又岂真是牛山本貌？草木如此，人性亦然，虽有仁义根苗，不知将息养护，反而戕贼不已，乃欲其成为高才大圣，岂非南辕北辙，愈去愈远？

因此，比立志更重要的是养志。养志又有两种，一是自身修为，“操之则存，舍之则亡”；二是外界诱导：有师友挟持、社会激励，可使顽者廉而懦者立。这两种方式，第一种最近根本，第二种却更切实际。须知，天纵之圣，矫矫出群，毕竟是凤毛麟角，多数人乃是中人资质，可退可进，端视环境而然。环境不同，便有不同面相发荣滋长。尤其当一个人成长初期，心志未稳，要全然自作主张，不为外界所动，岂不戛戛乎其难！事实上，一个社会里“大人”的有无及多少，主要看其环境是否能鼓励人“从其大体”。

学者似乎与众不同。至少孟子曾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但老实说，这也还是一个“理想型”。学者中不乏志向高远之人，然而有志未坚，不能化众，反为众所化者，也并不稀见。但普通人虽自己没有恒心，却还是期待有人能超凡脱俗，起点表率作用，即使不能令人望风兴起，也给世界一些希望。而无论何种社会，来承担这份期望的，总是知识分子。一面要为人表率，一面却离众人不远，怎么办？是故前人有“养士”之说。士亦须养，养其气，养其志，养其廉耻之心，养其高远之境。养士不止为读书人，为的是整个社会。

养士，既有积极办法，又有消极办法。积极的，给予物质或荣誉褒奖；消极的，不过是少加干预而已。说起来，当然是积极办法难而消极办法易。但实际未必然。今日多数学人的收入水平，较之20年前，已是突飞猛进；而即使当年最困窘的年代，照样有人一意问学，目无旁骛，未尝计算盈亏利害，更何况今天？因此，积极办法至少不算紧迫，而真正的危机反在消极方面，其流风所被，每于不动声色间移人心性，许多恶果恐怕20年后才看得清。

我有此感想久矣，最近看到某所高校某个学院的年终考核表，更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份表格内容丰富，从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到科研项目、论著发表，以及公共事务参与，无不包揽。其风格细腻，略举“公共事务参与”的几项细目，便不难见其一斑：全院大会、研究生招生考试阅卷、学院党建及宣传、工会活动（运动会、篮球赛、拔河比赛、健美操等）、学生开学与毕业典礼，每项均须列明参与次数和具体内容。且不说党建宣传、健美操或拔河比赛，和一个学者本业有何关联；我最觉为难的是，一个人可以终日勤勤，忙于公务，但是否能将全年工作巨细不遗，填报在案？果然，面对这份表格，大部分人都不知所措；然若无法申报详明，就直接影响全年收入。

应付这类考核，其实也很简单，只要随身备一手册，做一事便记一条，年终结算，定然可观。但如此一来，学者的心思所注，是工作，还是记录工作？事实上，很多高校教师都会主动做些“工作量”之外的事情：与学生交流，带学生读书，开办讲座，外审论文，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事务并无报酬，也未必获得奖励，再详尽的考核也难将其全部涵盖，而大家依然乐此不疲，不过是尽到学者本分而已。而一旦将工作全部量化，直接跟收入挂钩，结果必是多做多吃亏，还有多少人愿意继续从事这类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说穿了，这类考核机制，只能鼓励锱铢必较的习惯，一个人在此氛围中熏习既久，即使不甘“从其小体”亦不可得。更重要的，它对中国学术将有致命影响：真正的学者都明白，斤斤计较的人绝难做出原创性成就，因他不愿把精力放在那些看似与利益无关的问题上，而带来人类知识突破的往往正是此类问题。大学肩负着为社会培养“大人”的使命，应多多鼓励学者“从其大体”才是。

也许，制定这类考核办法的人员，仅仅是因这样做比较便于“管理”。但须知功令所注，世风必随之而转，有司一举一动，皆应计及长久。学术管理的最好办法，还是不管。做学问是学者的事，管理者既不必也不能越俎代庖。若不能施加援手，至少不要施以斧斤。如此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