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年初，马克斯·韦伯发表了两次演说，后来集结成书，流传很广，仅中文译本就有几种。目前在大陆较常见的是冯克利先生的译作，总题是《学术与政治》，两篇演说的标题分别译为《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这个“业”字，德文原是“Beruf”，乃诸家历来争讼的焦点，中文或译作“志业”，或译作“天职”。冯先生之所以这样翻，是看重这个字在中文里的宗教色彩，令人想起佛家所说的“业报”。且不谈哪种翻译更准确，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家都想把韦伯演说中那种宗教性的神圣感传达出来。我个人比较欣赏林毓生先生的译法：“作为安身立命的职业。”这是因为，在韦伯看来，学术和政治都是一种“职业”，需要“专业化”的态度；但选择这种职业本身，又自具一种神圣意味——“安身立命”四个字，把超越性和世俗性弥合无间，取径与之极为相似。

标题虽饱含玄机，但韦伯原文的主要篇幅却都是用来论述“职业”这层含义的，看起来有些文题不接。类似的“脱节”也出现在他对从事学术或政治必备条件的论述中：首先就是“热情”（“**”），但又强调，“无论它达到多么真诚和深邃的程度，在任何地方都逼不出一项成果来”，还是理性最为重要。任何事业皆需兼顾多项也许看来正好相反的素质，而每一素质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韦伯的论述倒也合理。但实际上，在方法论中被强调的核心因素未必真会成为论述重心。一篇文章的侧重点，主要取决于作者心中的针对性。

这就把我们的思路引向这两篇演说时的历史环境。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价值崩溃，民众心态同时陷入两个相悖现象：一方是“西方的没落”一类悲观主义思潮的弥漫，另一方是一群年轻人中日益流行的“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推崇威权主义，要求对领袖的服从。韦伯的演讲就是应这一右翼运动团体的邀请而做。他强调学术的目的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想”，保持人的清明头脑，就在针砭这股权威主义的潮流。在论政治的演说中，他更是直言，战争结束，一个“既通人情又态度节制的人”所应做的，是直面现实，和敌人探讨一下那些“已开始产生影响的客观利益”，而不是先去追究谁是“罪魁祸首”；这需要“客观精神和风度”——否则，只能“让双方都失去尊严”，并“为来日种下祸根”。

正因如此，韦伯对各种形式的狂热思潮——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充满了警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采取的是一种“责任伦理”：负责任的政治家，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的目的，也要根据对各种可能后果的计算，充分评估所用手段。因此，“**”虽是政治家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却远远不够。首先，**指的是“不脱离实际的技巧”，必须把它与“无生育力的亢奋”区分开来，后者只是“浪漫”，却“缺乏任何客观责任的意识”；其次，比**更重要的，是政治家的“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就要求政治家必须从行动领域后退几步，与人和事“保持距离”。无疑，清明的理性并不只是一种学术素养，同样是政治领域所必需。

了解到韦伯的时代针对性，我们在阅读这两篇讲稿时，也不妨根据自己的时代需求，调整理解重心。在韦伯那里，学术和政治尽管各有其“专业性”，但要完美维持这“专业性”，却必须把它们视作性命所系。因此，在他冷静的话语后，实有一种内在**。他提醒那些误把“计算”当作学术工作全部的青年人：学术所需的不只是“智力”，还有“心灵”。这几句话在他那里只是点到即止，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学子，却切切不可轻轻放过。而韦伯的另一个提醒，在今日中国仍有反复强调的必要：欲以政治为业，一个人必须“具备训练有素的冷静头脑，具备面对这些现实并从内心处理它们的能力”——须知，我们放弃清明头脑之际，就是“魔鬼”行动之时，无论它扮作道德的义愤，还是承诺美好未来的权威；而最危险的情势，莫过于两者彼此相仇，实际又相伴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