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坐在书房里沉湎于往事的人，如何向世人解释自己工作的意义？这种压迫感一直萦绕在史家心头，即使是声望卓著的马克·布洛赫，也不得不面对其幼子的天真盘查：“爸爸，告诉我，历史有什么用？”对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用一个书名做了回答：《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按照这个看法，历史研究的用途是：戳穿无论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编织出来的谎言，告诉世人真相。

历史学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复原真相，是另一个问题。我这里关心的是，假如霍氏所言有理（它仍是今日大多数专业史家的共同信条），史家为何要“终结神话”？它会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吗？生活美好又是什么意思？使人感到愉悦？历史研究有时能够使人愉悦，更多时候却正好相反：真相常会令人痛苦。日本当局删改教科书以掩盖侵略历史，显然是要逃避良心谴责，进而把自己打扮成唯一的无辜受害者，赢得道义的优势。在此意义上，是“神话”，而非“历史”，才使人愉悦。

既如此，历史学家为何还不依不饶，非把真相撕裂给大家看？

这是因为，不同人的感受有时会相互冲突，使一方愉悦的事，在另一方也许就是痛苦。因此，比愉悦更重要的，是正义和尊严，它们有时需以痛苦为代价去争取。一般来说，有能力建构神话并将其打扮成社会“共识”的，往往是握有强权的人，而这些神话是服务于他们自身利益的。当然，若说“终结神话”就能为弱势群体提供应有的权益和尊严，显然是妄想，但没有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那些更实质的尊严又如何获得？这样，我们才明白，霍布斯鲍姆何以会在一篇讨论史家职责的演说中，突然提及那些“大多数普通人”：他们不够聪明，不够有趣，学历不高，“也注定不会功成名就”，然而，“任何值得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都得为这些人着想，而不是为那些富人、精明人、杰出人物着想，尽管这样的社会也必须为这些少数人提供广阔的天地。”

但这并不意味着，终结神话仅对弱者才有意义。无论对谁，获知与自己有关的历史真相，都攸关其最基本的尊严。因此，对那些备受欺凌者来说，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帮助他们拯救自己的尊严，而不是鼓励他们成为侵略者。须知，在有些情形下，神话也是由弱势群体创造的。对此，霍氏并无偏袒之意：“我们确实不应忘记，在1389年有一场科索沃战役……这在塞尔维亚一般人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伤痕，尽管如此，它并不表明对现在占该地区总人口90%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压迫是合法的，也不表明声称该地区的领土基本上归他们所有的塞尔维亚人的要求是合法的。”

通过调动过去的资源，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能够突破视界的坚壁和死角，无论向前或是退后，都是寻找海阔天空，给自己也给人家一条活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确实会使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在讨论“科索沃战役”之前，霍布斯鲍姆还说了一句话：“几乎没有哪种褊狭的思想意识是基于单纯的谎言和毫无事实依据的虚构之上的。”这句话非常重要，提示了人类社会中一个更复杂的情势：在神话和真相之间，有时会存在一条混合道路；往往是这种混杂了谎言和事实的叙述，而不是那些完全的虚构，为“褊狭思想”提供了最具煽动力的基石，我们姑且称之为“半神话”（所谓“半”，当然不是一个精确的计量概念，而是讲这种神话的性质）。

此言令我们想到陈寅恪先生曾讲到的一个现象：武则天为称帝颁行的《大云经》，绝非如过去所说的伪经，相反，其经文全同旧本，奥秘只在疏证中：经过这番改造，原文增加了许多“新意”。盖伪造经典，其事既不易为，更难取信，不如在原文基础上“曲为比附”，反而事半功倍。这生动说明了“半神话”较“神话”更具煽惑力的原因：“半神话”本来包含一些事实，很容易激活有些人的片断经验，使他们倾向于肯定其整体判断。但实际上，个别事实一旦被放入一个有意歪曲了的叙述框架中，便完全可以用来服务于谎言。这一点，在诸如那些因为自己家里和周边没有饿死过人而否认大饥荒存在的言论中，很容易找到例证。

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形下，使历史学家付出更多精力和勇气去反抗的，正是这些“半神话”——为此，他们不只要得罪少数权贵，更可能得罪那些喜欢永远躲在一己经验中的“大多数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