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提倡个性解放，崇尚批判精神。批判的对象，则主要是“人”，而不是“我”。年轻学子受此影响，以为打倒了别人，就树立了自己。徐复观曾说，他抗战时初见熊十力，请问应读何书。熊先生推荐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不久再见，熊问他读王著有何心得？徐复观侃侃而谈，将王氏指摘了一番，心中正在得意，不料却被熊先生大骂一通：任何书皆有好的地方和坏的地方；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你为何不先看它的好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千百部，又能得到什么益处！徐复观说，这番痛骂令他“起死回生”。

这则逸事我是大学时读到的，深受触动——因我自己当时就是一个读书专挑人家不足的人。后来教书，更遇到不少有同样习惯的学生。我常常讲起此事，希望对他们有所触动。20年的学术生活使我感到，批评人总比较容易。一本书、一篇文章，总有主题和篇幅的限制，不会面面俱到。对此论题稍有涉猎，通常都能随意举出几点作者没有涉及的事实、视角、观点。这些批评可能都和论题有关，但其实又往往并不相干。比如，思想史的著作，十九皆可被责备为只关注精英、忽视了民众。这当然不错，可我们并不能因此断言：凡不研究民众的思想史就不是好的思想史。这实际是批评家先给作者指派一个角色，再指责作者没有完成特定的任务。其实，正确的读书方法应是，先弄明白作者自设的目标是什么，若此目标成立，再评估作者完成得如何。读者必须深入书中，批评才会扎实得力；否则，混囵廓落，高则高矣，于人于己，实皆无益。

前边说“今人”如何如何，似乎这是一种现代病。其实此风由来已久，只是于今犹盛而已。清初叶燮在《原诗》一书中，谈到有一种喜以细故绳人的“俗儒”，专好拾小遗大，璧中寻瑕，欲“炫其长，以鸣于世”。为此，叶燮列举了杜甫诗中许多瑕疵，结论是：此等地方，毫不损及杜甫的伟大。反之，若有人焉，“其诗能一一无是累，而通体庸俗浅薄，无一善，亦安用有此诗哉？”所以，读书“贵得古人大意，片言只字稍有不合，无害也”。若一定要寻弊索瑕，则古往今来，恐怕唯孔子一人“可免”而已（进入20世纪，则此言说起来也不大能够一锤定音了）。在叶燮看来，这种批评风气的最大流弊是，很容易“使从事风雅者，惟谨守老生常谈为不刊之律，但求免于过斯足矣”。但我们写诗，却不是因为要“免过”，而是要表达我们的创造冲动。一味攻瑕索疵却极大束缚了人的创造力，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叶燮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子夏所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毫无疑问，为学自应目标高远，精益求精。但“精”到何种地步，甚或什么才可以算作“精”，并无固定标准。若“精”就是“精细”，则其绝非学问的唯一价值。起码，叶燮举出的“高”、“大”、“远”三者，重要性就并不稍差。求“精”越过一定限度，反而落入卑俗的例子，在文化史上也比比皆是。更何况此类原则，用来律己便好，以之绳人，便会流于苛细。实际上，根据我们得自生活中的观察，这两者似乎多成反比：对人家要求越严，对自己就越容易宽纵。此无他，如同叶燮指出的，此类人往往自鸣其长，当然不能自知其短。

叶燮给出的，是一个心理学解释：有少数人是通过努力提升自己而变得伟大，但更多的人则习惯于通过展示别人的渺小，来证实自己的伟大。比起前者，后者更加便捷，成本更低，更容易成为选项。它甚至可说是人性的一部分；而20世纪的“个性解放”和“批判精神”一类话头，不过是换了一套遁词而已。然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这条捷径，故与其说它是“人性”，莫若说它标示出我们在通往“伟大”道路上暂时所处的位置。“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一个人评价别人的尺度，也就是其内在的格局。这格局未必天生如此，可是它最后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自身。熊十力先生这番话说得好，读书专去挑人家的坏处，读来读去，自己又有什么长进？发现别人的不足，凭借的只是自己本有的；看到人家的长处，才算是增益其本无。